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49中念初中一年級，隨着天氣轉暖，文化革命的激烈度不斷升溫。無法正常上課了，一群半大孩子就整天跟着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的風向標瞎胡鬧。


我們先是走出教室看大字報、寫大標語，開批鬥會，批三家村、批校長主任；又跑到北京市委前面去起鬨“強烈要求市委給我校派工作組”；6月8日我校紅衛兵正式成立，我第一批獲准加入。
 

8月18日凌晨，我們列隊徒步走向天安門廣場，站在東觀禮台上受到毛澤東見，當毛走向西觀禮台時，情急中我帶頭大喊“我們要見毛主席！”東觀禮台乃至廣場東面的人群都跟着高喊起來；


當毛終於來到城樓東側，揮着軍帽朝我們致意時，東觀禮台沸騰了，“毛萬歲、萬萬歲”激動的嗓子都喊啞了……


2007年的一天，我意外地知道，博友年大六先生當時作為一名年輕的解放軍班長站在廣場的西華表下面執勤；之後又遇到幾位博友也說起8･18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狂呼口號，我們曾在同一時間出現在同一個地點，那時我們和廣場上所有人懷着同樣的激情——對毛澤東被施魔咒般的無限崇拜。

 

 

緊接着破四舊、抄家開始了。8月20日上午，我跟隨幾位紅衛兵到前門大柵欄，察看沿街小店鋪賣什麼，瞧見一些帶福字、壽字的小物件就喝令店員：“收起來，這屬於四舊，不準再買了！”走到大柵欄時，我們見到有人正掄着大鐵鎚砸壞了前門大街幹道上的路牌，“路牌也屬於四舊？”難以理解；又見到一群東城區紅衛兵手拿剪刀剪路上婦女燙過的髮捲；


還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褲的褲腳用剪刀豁開，感覺莫名的驚詫，於是我拉起兩名同學離開破四舊的行列，站在路旁盤算着另起爐灶單幹。亞萍問我：“那咱們幹什麼呢？總不能就這樣回學校吧！”這時，剛好一輛公共汽車從身邊開過去，靈光一閃，我掏出口袋裡的毛主席語錄說“咱們到公共汽車上宣傳毛主席思想，念語錄吧！”亞萍和海鷹都同意，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天天站在公交車上大聲地向乘客們念語錄，時常能得到乘客的掌聲，第二天同宿舍的王娜娜也加入我們的行列，很快有更多各學校的紅衛兵也紛紛來公交車上念語錄，我心中充滿自豪。

 

在那些瘋狂的日子裏，我們最愛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它見閻王。殺！殺！殺——！”


我們在公交車上除了念小本本上的語錄，還背誦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


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當時的流行歌曲首推一首毛語錄歌“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那時自認為是宣傳標兵，如今回首則滿腹愧疚，一群女中學生不能正常念書，卻傻了啪唧四處散布暴力歪理邪說，也是一種罪過。

 

那時我們仗着有毛撐腰，猖狂的不可一世，不能光說別人，“紅八月”中自己也那德行，記得去汽車總站路上，只要見到迎面開來的小汽車，我們就高揚起右手攔車，故意左臂叉腰，好將那條窄窄的印有“紅衛兵”三個字的袖章顯露出來，當時佩戴紅衛兵袖章的人還很少（加入紅衛兵要查三代，我校紅衛兵有規定父母必須是老紅軍，或抗戰勝利前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才獲准加入），迫於老毛如日中天的權威，所有的汽車只要一見到佩戴紅衛兵袖章的人，無不立即趨前停車，你說去哪裡司機只得放棄自己的事情先把你送過去，霸道得猶如強盜、土匪！

 

 

沒自豪幾天就遇到麻煩，我住的學生宿舍樓緊鄰教學樓，教學樓一層是我校紅衛兵總部，每天那兩間辦公室里，都有一些從附近拉來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在這裡慘遭毒打。這些“階級敵人”的名單是由派出所提供的，紅衛兵按照 警察提供的門牌號衝進人家家裡打砸搶翻抄，並將一些“重要人物”拉到學校拷打。曾有同學叫我一起去抄家，我說“我得去公交車上念語錄”拒絕了。我們整天站着念語錄，還不停變換着路線和車次，一天下來感覺很累，可晚上睡覺時，對面樓里不時傳來尖利的慘叫聲，一聲比一聲凄厲，嚇的我根本無法睡熟，熬過兩夜後，我搬到宿舍樓另一側房間，大熱天還得關緊屋門，聲音才稍微小了一點。

 

幾天後一個傍晚，念了一天語錄的我和王娜娜剛進校門，迎面遇見紅衛兵一位頭頭，他的臉色發白，結結巴巴對我們說“女、女15中紅衛兵被、被資本家砍、砍傷了，傷勢嚴重，咱們趕、趕緊去支援吧！”不由分說，晚飯都沒吃，我們跟着他去了位於崇文區欖桿市大街，那晚我親眼見到紅衛兵打人和分贓的惡行。

 

那天傍晚我和王娜娜等人隨本校紅衛兵領袖火速趕到欖桿市增援時，欖桿市路北李文波家已經水泄不通，隨即我們被派到路南斜對面的李文波的哥哥家，當時我們的頭頭聽說李文波哥哥資產比他弟弟多得多，是個更重要、更狡猾的階級敵人。

 

我們到了李文波哥哥家後，同去的人都到關押李家人的屋子，一個初二的女生（她的名字我就不說了）掄圓了皮帶狠狠抽打李家的“當家媳婦”，吱哇的慘叫聲嚇到我了，我趕緊拉着王娜娜的手躲出去，藏在李家客廳的大布幔子後面，於是意外地見到兩位先我們來抄家的女15中的紅衛兵分贓的場面。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親眼看見過女15中兩名女學生，在北京崇文區欖桿市大街李文波家抄家後，躲進李家客廳大布幔子後邊分剛查抄到的兩三根金條、翡翠玉鐲等物品，當時我和同學王娜娜（我倆那時13歲半）因不願意（或者說不敢）參與對資本家的拷打，躲進了布幔子後邊的角落裡，女15中兩名身穿軍裝的女生進來分東西時沒看見我倆，分完後轉過身突然看見我倆，惡狠狠地訓斥一通（她們是高中生，明顯比我倆年齡大），把我倆強行推倒拷打人的屋子去，我倆很快就逃跑了。

 

 

大抄家後，有些東西被私分了，有些珍貴物品被送給康生等首長，還有些流入京城舊貨商店，那時叫“委託商店”，賣二手貨的地方，我爸爸曾經在西單委託商店買回兩個底部有“乾隆御制”的明黃色蓋碗，記得爸爸說“每個5元錢，很貴，但太值了。”我爸爸把玩了幾年後，把這兩個漂亮的蓋碗送給自己一位喜愛收藏古瓷器的戰友了。

我在那年8月底赴上海之前，在北京市崇文區公安局院子里靠南側的籃球場邊上見到的恐怖景象，那一幕終生難忘！一個偌大的籃球場，將近五分之四已被橫七豎八的死屍覆蓋著，有個受傷者頭皮被剃的橫一道豎一道，爬到籃球場邊沖我要水喝，暮色中嚇得我渾身冒出雞皮疙瘩、心撲通撲通亂跳。

毛澤東那年秋天昭告天下：“七八九月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亂了敵人鍛練了群眾。”他高興是有個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於三面紅旗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不得已退居二線，眼看劉少奇主政後國家一步步走出困局，全國人民不再餓肚子了，劉少奇的威信在國內外豎起來了。愛權利甚於愛生命的毛澤東豈肯善罷甘休，於是動用領袖的威權，號召全國人民大學毛著作，親自指示大量印發《毛主席語錄》，動員和組織以大批判開路的文革運動，眼看全國被攪亂成一鍋粥，從劉少奇手中奪回國家行政最高權力的陰謀變成了現實，他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接著說那晚，我從欖桿市回來後，一夜又沒睡好，被毒打者撕心裂肺的哀號錐子般扎着我的心，第二天遇到我校紅衛兵領袖之一荊曉飛，我述說了自己好幾夜睡不成覺的苦惱。曉飛說：“你跟我們去外地串聯吧。”串聯？我很好奇，一問原來京城的紅衛兵誓將戰火燒遍全國，有人開始到外地傳播革命火種了。曉飛說，只要有帶公章的證明信，紅衛兵乘坐火車不用買車票。我很樂意儘快躲開教學樓拷打人的慘叫，於是同意跟曉飛去上海串聯。接下來幾天，我們跑謄印社，印了十幾捆革命傳單，有譚立夫的《血統論》，有人民日報社論《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還有《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這幾篇文章當時最時髦，其實通篇都是煽動暴力、背棄文明的胡言亂語。

 

8月30日那天傍晚，我們12個紅衛兵拎着剛印好的一捆捆傳單走出校門，走進學校對面的崇文區公安局，曉飛讓年齡最小的我留下來看守傳單，他們分頭去找車。當時暮色初降，我站在公安局大門南側籃球場旁邊的路上，突然聽到有人用嘶啞之聲朝我喊話：“給點水喝，給點水喝……”循聲望去，我見到了那慘絕人寰的恐怖場景，那個重傷的人和他身後一大片死於紅衛兵皮帶下的冤魂。正當我嚇得魂飛魄散之時，同學麥海鷹回來了，於是她也看見那慘景。2006年8月中學同學聚會時，我倆還回憶起那血腥一幕，儘管事情過去40年，我倆還是忍不住打了顫。

 

那晚我們登上開往上海的火車，在火車上又見到北京的紅衛兵在車廂里動手打慘遭遣返的“地主婆”，到上海後我們參加了批鬥市長曹荻秋的大會，2007年深秋我獲知，那天在上海批鬥曹荻秋時，博聯社博友王端陽先生也在同一個會場上，他把當時的見聞記錄在《一個紅衛兵的日記》一書中。看着端陽的記錄，我回想起那天我先是坐在會場的第一排靠右邊一點的座位上，後來跟着高中同學跳到台上去，一群北京紅衛兵指着曹荻秋大喊“走資派不投降就讓他滅亡”，十足的荒謬與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