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雍正王朝》並非一心為帝王唱頌歌_胡玫

《雍正王朝》改編自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中國歷史劇的一座豐碑,這部劇表現上講述的是改革之道、官場鬥爭,實則描繪了一幅眾生皆苦的畫卷。孤家寡人的君王苦,犯言直諫的直臣苦,在奪嫡之爭中落敗的阿哥貝勒們苦,年復一年忍受壓迫的百姓更苦。康乾盛世號稱盛世,卻依然避免不了黃河兩岸餓殍千里,底層平民流落他鄉,而該劇最著力塑造的雍正皇帝,哪怕傾注了所有心血,最後也落得個“他們不理解我”的嗟嘆。人間萬苦,孰能避免,在劉歡慷慨的歌聲下,是《雍正王朝》悲涼的底色。

《雍正王朝》劇照

扭轉雍正風評的歷史劇

“為什麼......他們都不理解我?”

1999年1月3日,歷史政治劇《雍正王朝》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成為堪比四大名著改編電視劇的經典作品,一位勤勞國事卻飽受誤解的改革者形象脫穎而出,雍正皇帝在民間的形象,也因此劇而大大改觀。如今,作為歷史劇的扛鼎之作,很少人再去質疑《雍正王朝》的製作水準,但在剛播出的時候,它卻頂著巨大爭議。

上世紀九十年代,知識分子對清朝皇帝的整體評價遠不如今天,尤其是雍正皇帝。新文化運動以來,雍正皇帝的風評迅速下降,大量民間讀物將他塑造為得位不正、殘忍狠毒的暴君形象,一直影響到八十年代。樊樹志在《論清世宗》中提及1980年版《辭海》的“清世宗”條,講到雍正帝歷史的要點:

(一)“以陰謀取得帝位”;(二)“以高壓手段對付與爭位有關的諸弟”,害死允禩、允禟;(三)“康熙的親信多遭貶斥;”(四)殺戳隆科多、年羹堯;(五)改變康熙對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籠絡政策,屢興文字獄;(六)“用藩邸親信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七)建立軍機處,取消諸王對下五旗軍隊的統帥權,加強君主專制;(八)實行攤丁入畝政策;(九)推行改土歸流措施;(十)平定清海和碩特部貴族叛亂,鎮壓準噶爾貴族騷擾;(十一)與俄國訂立布連斯奇條約的恰克圖條約。

《辭海》的歸納側重於對雍正的道德評價,忽略它的許多改革措施,頗能代表時人對雍正皇帝的看法。

1980年代,《清史列傳》《清史稿》《清實錄》《清會典》等重要史書出版,學術界的清史研究蔚然一新,直接影響到對雍正的評價。而《雍正王朝》的播出,成為扭轉雍正口碑的關鍵節點,如果說在九十年代,對雍正的評判還存在巨大爭議,那麼從1999年開始,雍正作為“改革明君”的形象已深入廣大國人心中。

“數英雄,論成敗,古今誰能說明白。千秋功罪任評說,海雨天風獨往來......”

1999年,伴隨著劉歡爽朗的歌聲、唐國強戴紅頂穿黃袍的橫身而出,電視劇《雍正王朝》橫空出世。這部原本有56集的歷史劇,最後在胡玫的主張下剪到了44集。

當它在央視一套播出時,很多觀眾大吃一驚,它的尺度之驚人、問題意識之準確,令人眼前一亮。其實,《雍正王朝》能播出,得虧了天時地利人和。1995年,央視一套開始實施電視劇“精品工程”——花重金購買地方優秀電視劇,收購價格從2萬一集提到8萬一集。當時,央視看中了胡玫的《雍正王朝》,為了購入此劇,一舉花費了2600萬的價格。當時的2600萬元,購買力遠比今天的一億元要強。前央視臺長楊偉光回憶過:“當我決定買下《雍正王朝》時,對於能不能播以及適不適合“此時”播還有些拿捏不準。我決定先送中央領導審看,如果他們說好,那我們就播;如果他們說不行,那隻能當這2600萬打了水漂......”好在幾位中央領導的辦公室也打來電話,肯定了這部劇。《雍正王朝》就此渡過政治關,於1999年元旦正式播出。

有讚揚也有爭議

為了拍攝這部劇,胡玫付出許多。她是頂著壓力上來的,當初製片人從十幾位候選中定她的時候,有人啪地摔了電話,說:“讓一個女的來導演這部戲,簡直是胡鬧。”而據演員焦晃回憶:“胡玫拍戲,拍得臉都發綠了,她確實很辛苦。”據胡玫的自述,“1997年春節,劉文武找到她作為導演候選人之一的時候,她開始翻閱《雍正皇帝》原作,她沒想到這部書給她帶來了強烈的震撼,經歷了一次精神洗禮。隨著對原作解讀的深入,胡玫把整部戲前半段定為“奪嫡篇”,後半段定為“治國篇”。”後來,胡玫邀請張黎做總策劃、總製片劉文武、編劇劉和平、攝影池小寧、美術秦多,《雍正王朝》就此緊鑼密鼓地開拍。這部劇的創作陣容令人驚歎,導演有胡玫,編劇有劉和平,演員有焦晃、唐國強等,他們恰逢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環境,所有這些元素聚積,才有了中國歷史劇的黃金時期。

《雍正王朝》不但刻畫一個明君形象,而且將歷史政治作為內容核心,為“什麼是歷史劇、怎樣拍歷史劇”確立了新的思路。簡而言之,歷史劇的核心是政治,決定一部歷史劇高度的,是它對政治的眼光和思索。優秀歷史劇必然有深刻的政治思考,敢於對政治中的人事關係抽絲剝繭,理清特定時代的階層關係、時勢人心,從胡玫的《雍正王朝》《漢武大帝》,再到張黎、劉和平的《大明王朝》《走向共和》,莫不如此。

《雍正王朝》之前的“歷史劇”其實更像古裝劇、造型劇,考究是考究了,卻不敢對政治問題深入呈現,或是隔靴搔癢,或是曖昧不明,這與環境的壓力有關,也和創作者對歷史的認知有關。甚至,歷史劇創作者長期糾結於“歷史還原度”問題,認為照著史書拍才是好的歷史劇,這是本末倒置,歷史劇作為藝術作品,應以還原歷史精神為宗旨,而非重複史料。否則,戲劇的創作會被壓制,歷史劇的發展容易僵化。

同時,歷史劇另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帝王思維”,一部大歷史被簡化為皇帝建功立業的歷史,皇帝成為歷史的主角,民眾臣服於此,而在進步史觀和成王敗寇思維的影響下,歷史人物被切分為正面與負面,好皇帝光芒萬丈,壞臣子不得好死。即便是《雍正王朝》也沒有完全走出這個邏輯,但它對雍正乃至各勢力團體人物的塑造,卻是擺脫臉譜的。改革急先鋒雍正有他刻薄、狠毒的一面,八阿哥雖是黨爭失敗之人,卻也有識人之明。而李衛、鄔思道、田文鏡、年羹堯、隆科多、十四阿哥等人,亦各有各的多樣性。《雍正王朝》真正的缺憾在於對女性角色的刻畫,喬引娣等女性形象完全淪為帝王的附庸,活脫脫古代帝王故事話本里的女性翻版,而女性形象單薄一直是劉和平劇本的硬傷。

《雍正王朝》引得一批人擊節叫好,也激起巨大爭議。一些人以為《雍正王朝》在謳歌清朝,為暴君翻案。其實,該劇對封建王朝是一個絕大的反諷。拼命如雍正,嘔心瀝血、勵精圖治,卻換來罵名滾滾來,可見封建王朝的結構性癥結多麼嚴重。劉和平擅用反諷,體現於《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中——雍正越嘔心瀝血,越反襯清王朝的腐朽;同理,嘉靖越大智近妖,越說明明王朝的黑暗。漫漫長夜,才希望聖光普照,沉痾遍地,方有非人政治。

《雍正王朝》劇照

陰陽調和、虛實相生之道

《雍正王朝》對臺詞的講究精確到一字一詞上,這不只是原作者的功勞,也不是編劇一人之力,全賴整個劇組的文化水平。李保田說:“演員最後拼的是文化。”誠哉斯言。試舉一例。劇中第一集,黃河水災,多地無糧,陰森森,慘悽悽,朝堂之上,四阿哥胤禛稟報清查戶部的結果,無糧可撥無款可派,焦晃飾演的老年康熙帝聽完,目露凶光,面有苦色,繼而仰望虛空道:“這些年玄燁把國事交給太子......還有你們這些阿哥們協同辦理,現在弄成這個樣子!”俄而停頓,拉高語調,“我們還誰也不知道!”

這段話看似和一般的皇帝斥語無異,但注意焦晃的動作和用詞。在說話時,他用的是“玄燁”,即他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朕”。一詞之差,這句話從外往內收,從天子自上而下訓斥臣子變成天子向上天自我懺悔。這是焦晃的自我修改,劉和平在劇本里寫的是:“康熙拿著清單的手已禁不住微微顫抖,聲調也失去了平時的從容清朗:‘這幾年朕把國事交給太子和你們阿哥協同管理,想不到會弄成這個樣子……’”而在二月河的原著裡,則壓根沒有這段話。康熙在大殿上的話,不僅是自我懺悔,也在暗示王公大臣,你我不只是欺君,還在欺騙上天。在古代,欺天者,天子可“代天行罰”。焦晃這一改,如神來之筆,一下子拉高了這部劇的格局,呼應中國政治歷史重要的天道傳統,為《雍正王朝》定了基調。

焦晃在《雍正王朝》裡的表演,可以載入中國電視劇史。他使老年康熙一角飽滿起來。他不只是生殺予奪的皇帝,還是滿族的最高領袖、大家庭的父親,他曾“指揮楚漢如旋蓬”,如今“百年盛世不足喜”。擺在他眼前的,不只是豐功偉業,還有沉痾遍地,焦晃準確地把握住皇帝的神態和肢體語言,他站在大殿之上,彷彿他就是康熙,沒有半分虛假。《大明王朝1566》中,楊金水說:“真正的貴人換衣服,是不願意讓人家一眼看出來的,可仔細看了才知道,一天之內換了四套衣服。那才是貴人。”似焦晃的表演,就如“貴人換衣服”,大巧若拙、微入纖毫。

在演員的不俗表演的基礎上,《雍正王朝》有意探討中國政治的陰陽調和、虛實相生之道。康熙就是片中最善於此道的君主。第三集開始,康熙受賑災一事刺激,決心派人追查戶部欠款。戶部欠款人數眾多,不但有老臣達官,還有顯赫的阿哥們,誰去都會得罪人。康熙決定派鐵面王胤禛追查,當胤禛使出雷霆手段,眾人退無可退,集體向康熙求情,康熙從大內拿出“體己錢”,替功臣們還債。這件事,表面看是四阿哥的失敗,其實,康熙一開始就知道欠款無法全部追回,但他通過此事,一來給四阿哥立威,二來為自己聚攏人望,三也為將來的改革埋下鋪墊,可謂一舉三得。

另一個例子是康熙對十三阿哥的處置。他將十三阿哥關入宗人府八年,並不是要懲治他,而是保護他和繼續觀察四阿哥。在太子被廢后,局勢已逐漸變為四阿哥、八阿哥、十四阿哥三人相爭。乍看之下,八阿哥大有希望,佟國維等人甚至集體推薦他,其實他一點希望都沒有,因為他是“辛者庫賤婦所生”,又好博賢名,且誘審肖國興、利用十四阿哥模仿的手跡陷害太子,這一件件加起來,讓康熙絕無可能欣賞八阿哥。但對四阿哥和十四阿哥,他還是猶豫的。康熙尤其重視四阿哥,只有四阿哥適合扛起改革大業,但他擔心四阿哥陷入黨爭。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是好刀,好東西,不如先藏會。康熙考慮到局勢的複雜,索性借個名頭關了他。既是保護他,也是免得未來八爺黨以他做文章,引禍四阿哥。此舉看似打壓,實為厚愛。康熙要四阿哥去做真正的孤臣。

蘇軾說:“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之,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剛柔並濟、陰陽調和。天下方能大定。《雍正王朝》裡康熙的做法,乃至《大明王朝》中嘉靖對海瑞的“明殺實宥”,都是對這段話的演繹。

《雍正王朝》並非在一心為帝王唱頌歌,而是要追溯中國政治的傳統。它大膽地跳出歷史劇傳統中的“士大夫視角”,將歷史劇從“皇帝——文官”這種簡單關係中解放出來,《雍正王朝》不只有皇帝與文官、武官的博弈,還有鄉紳與農民、滿人與漢人、改革派與保守派等群體的周旋,這些群體互相交織,才有了它的草灰蛇線、綿延千里。

這部劇孜孜以求的不是一人獨治、英明神武的獨裁者,而是一種精神的迴歸——做事不問可不可能,但為應不應該。所以,為君者,“一心要江山圖治垂青史,哪管它身後罵名滾滾來”;為臣者,但憑一顆真心,“致君父為堯舜,免百姓之飢寒”。

由頭至尾,《雍正王朝》都在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並對“民心”和官意做出區分。八阿哥一度有人望,但他的人望是建立在官意的基礎上,而非民心。四阿哥一度是“孤臣”,但他做事以大局為重、民心為重,所以他終獲認可。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民心不只是鞏固政治的手段,也是歷朝歷代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如趙汀陽先生在《天下體系》中所說:“對於制度的合法性的證明來說,‘民心’比‘民主’更為正確。……因為大眾的選擇缺乏穩定性,隨著宣傳、時尚和錯誤資訊而變化無常,只是反映暫時偶然的心態,而不是由理性分析所控制的恆心,……因此,民心並不就是大眾的慾望,而是出於公心而為公而思的思想。”

《雍正王朝》要樹立的就是一批大道為公的群像,他們為了讓國家更好而奔走著。這裡不只有雍正,還有十三阿哥、張廷玉、孫嘉誠、李衛等人,他們已經不只是自己的歷史原型,也是創作者眼中的理想君臣,他們不只是利益上的同盟,內心也在惺惺相惜。“大道為公”的價值根植於其中,所以,哪怕《雍正王朝》是應時之作,二十年之後,它仍然不過時。於是,每年元旦,隨著劉歡的再次開口,這部已經讓觀眾熟得不能再熟的作品,仍讓人願意留在電視機前。他們看到滾滾黃河東流逝,聽到劉歡唱:“有道是人間萬苦人最苦/終不悔九死落塵埃/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誰來主宰......”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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