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土默特文史資料:回憶趙戈銳同志

趙戈銳(1927.11.7—1996.7.20)出生時,家庭已衰落至貧困水平。幾個歲數大些的哥哥們,外出當兵謀生路,或者扛長工、打短工,補貼家用維持生活。父母親和哥哥們對他非常疼愛,想方設法讓他吃飽吃好。待他稍大些,又儘量省出錢來,供他在私塾讀書。趙戈銳秉性耿直,嫉惡如仇、天資聰穎,體諒家人們的苦衷和期望,在學習方面非常努力用功。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在烏蘭夫、賈力更、奎璧等中共地下工作者教育下,在二哥貴河、四哥小禿馬參加大青山抗日革命活動的影響下,關注國家大事、關注革命事業。五哥有蟬、六哥成義奔赴延安,參加抗日革命事業後,使他受到很大影響。這時期家庭經濟破敗,父母雙亡,兄長們外出參加革命後,托克托縣古城鄉駐紮的日本人小川隊長帶領偽軍反覆上門搜查、抄家迫害,追捕他的兄長。苦難的生活讓他嚮往著快快長大,能與哥哥們一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封建地主軍閥的侵略和壓迫。

1940年3月,年僅12歲的趙戈銳和康軍(女、蒙古族)一道,在陝北老共產黨員高增培帶領著奔赴中國革命聖地——延安。在寶塔山下、延河邊上,趙戈銳喊著叫著撲向日夜思念的六哥成義,所有的冤屈、擔心、害怕都隨熱淚拋撒掉了。他感覺到的是徹底、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家。很快,組織上就把趙戈銳與雲照光、雲成烈、王德義這幾個年歲小的同志安排在陝北公學55隊學習,並指定專人負責他們的生活、訓練、學習。康軍也很快分配到延安中國抗日女子大學學習。1940年冬天,陝北公學55隊改為少數民族隊。1941年秋天,少數民族隊合併到新建的延安民族學院,成為第四班。抗日戰爭時期,趙戈銳同志在陝甘寧邊區一邊學習,一邊參加“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和“整頓三風”的運動。在革命大熔爐裡的鍛鍊,使他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業餘時間裡,趙戈銳同志在文藝、體育等方面都非常活躍。他是學校樂隊的指揮兼二胡演奏員。閒暇時,趙戈銳同志與銳軍、克力更等人一道在延河裡游泳嬉戲。當延河發洪水時,其他人都躲在岸上觀看,他卻在湍急的河流中弄潮。他撈起的西瓜、山羊激起大家的熱情,他撈起木料與小戰友們到城裡飯館換了一頓美餐,這些都成為他們之間永久的笑談。1944年3月,趙戈銳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組織上派他到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河套地區的臨河、陝壩一帶從事聯絡、蒐集情報等地下工作。艱苦的環境考驗鍛鍊了年輕的戰士。1946年起的解放戰爭時期,趙戈銳同志先後任鄂托克蒙古小學和三邊民族學院教員;1948年春天以後,任中共城川蒙古族自治區區委組織科長;伊克昭盟準格爾旗支隊連指導員,準格爾旗民政科長兼青年委員會書記。在艱苦的戰爭、自然環境裡,趙戈銳同志不畏艱險,衝鋒在前,團結同志,堅持鬥爭,培養和帶領出一大批年輕的當地貧苦蒙古族青年,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自治區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骨幹力量。

建國後,嶄新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才。1950年底,趙戈銳同志擔任中共烏拉特前旗(西公旗)旗委書記。在減租反霸、鎮壓反革命運動時,他親自帶領部隊追擊圍剿國民黨散兵遊勇和土匪。經過戰鬥抓獲並鎮壓了橫行綏遠西部十幾年,騎著高頭黑馬,使著雙槍,綽號“油葫蘆”的悍匪郝游龍等人,使綏遠西部、河套地區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局面。後來,趙戈銳同志調任烏蘭察布盟工委副祕書長,烏蘭察布盟農牧部部長。1956年,任內蒙古黨委農牧部二處副處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自治區黨委為充實基層領導力量,調趙戈銳同志擔任中共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旗委書記。後來,他先後擔任錫林郭勒盟農牧部長、錫林郭勒盟種畜場和草原研究中心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內蒙古草原研究所所長兼黨委書記。這期間,他深入牧區蘇木、浩特、蒙古包,與牧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僅掌握了牧業生產全部技能,也使自己的蒙文蒙語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他帶領草原、畜牧專家走遍了全區森林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深入調查研究,用流利的蒙古語與牧區的幹部群眾交流思想,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生活上的困難。他先後在《民族團結》蒙古文版、漢文版上發表文章,提出:草原開發要有限度,要禁止在牧區開荒,維持草原脆弱的生態環境,為牧業生產永續利用打下堅實的基礎。他尊重科技人才,在草原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種畜場建設、牧草繁育、引進蘇聯卡拉庫爾羊等方面,傾聽專家的意見,使我國草原科學研究有了良好的開局。在同蘇聯專家一同考察草原時,他聽取專家的意見,制止了在草原上“大鍊鋼鐵”的盲目行為。此舉,內蒙古黨委書記烏蘭夫和華北局有關同志到錫盟考察時給予了肯定。1966年3月,根據中央和華北局關於加強黨對各項工作領導的精神,趙戈銳同志被任命為內蒙古黨委文教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文教黨委副書記。他積極工作,深入自治區各高校、醫療單位、科研機構、文藝演出團體調查研究,耐心細緻地給知識分子做思想工作,鼓勵他們克服困難,為內蒙古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多作工作。他與許多醫學、畜牧、藝術界知識分子成為了知心朋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一些人不顧高壓恐怖的威脅,暗中探望並送一些吃的東西給他,表示支援和同情。1966年春天,在自治區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他提出自治區的文教事業要為基層服務,要為自治區培養人才服務,要為自治區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他積極反映情況徵得中央的支援,擴大了我區高等學校招生名額。對少數民族教育發展問題,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少數民族學生報考區外高校,積極吸引區外高階人才來自治區工作。對有著悠久革命歷史的呼和浩特玉泉區文廟街小學(土默特學校)的建設工作,趙戈銳同志提出,加強民族教育要搞教育改革,也要加強基礎建設。他親自審定該校基建圖紙,根據經費狀況,建議為方便學生、老師使用,教學樓先蓋二層,學生宿舍蓋成四層,今後有條件再擴大規模。他要求玉泉區教育局抓緊施工,趕在1966年9月開學時,學生們一定要住進有暖氣和日光燈的房子。按照計劃,建築隊開進學校,開挖基礎坑槽,鍋爐房煙囪基坑。正當全校師生翹首以盼,憧憬學校將要改變二百多年平房、火爐的舊面貌時,“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工地停工,學校陷入混亂。運動中,土默特小學被當成“黑校”對待,全國人大代表、土默特學校校長、著名教育家昝良先生被迫害致死;老師、小學生被反覆批鬥;強迫停止從少數民族聚居區招生。倒行逆施的歷史程序一拖就是十幾年。粉碎“四人幫”後,土默特學校的教學樓才得以重新設計建築。而整個一代人的無知和耽誤所造成的巨大損失與精神創傷,卻是根本無法彌補的。

1966年5月,華北局召開的“前門飯店”會議,對以烏蘭夫為書記、主席的內蒙古黨委、人民委員會“文革前17年”的工作給予否定;接著,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河北省委書記林鐵,山西省委書記衛恆以及天津市委書記萬曉塘,也都受到批判和衝擊。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不斷升級,整個國家進入幾近瘋狂的狀態。趙戈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便受到嚴重衝擊。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之後,6月份,他就被內蒙古工學院、師範學院的造反派批判鬥爭。之後,他被內蒙古黨委“紅旗總部”隔離審查。“文化大革命”期間,趙戈銳同志遭受殘酷迫害、無情打擊,被扣上“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黑干將”、“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內人黨中央委員”等莫須有的罪名;被紅衛兵、造反派、工宣隊、軍事管制、群眾專政多次;非法停職、隔離、審查、批鬥長達12年之久;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超乎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和摧殘。造反派、紅衛兵、工宣隊、軍宣隊輪番對他武鬥,拉到各高校遊鬥,還多次拉到呼和浩特新華廣場、大馬路體育場批判示眾。內蒙古文化局和文聯的造反派還將他醜化成手提板斧、赤膊上陣為烏蘭夫衝鋒陷陣的打手編入漫畫,印成小人書廣為散發。造反派逼他承認“罪行”、交待問題、揭發他人。他的右手中指被打折,腰脊椎被打斷兩處,留下嚴重的腦震盪後遺症。“文革”期間,趙戈銳同志被多次抄家,多年收集珍愛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列寧全集》多卷、多部世界文學名著被抄走;照相機、望遠鏡、留聲機等被沒收;值錢的毛毯、衣物也被造反派搶走。他被趕入“牛棚”,被迫搬家達13次之多。1968年底,他還被宣佈軍管,押送到伊克昭盟黃河邊上的巴拉蓋農場強制勞動改造。由於他堅持共產主義信念,堅持原則,不畏強暴,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實行的反動路線進行了堅決抵制和鬥爭,惹怒了“四人幫”在內蒙古的代理人吳某。更為嚴重的局面是趙戈銳同志和雲北峰同志分別被內蒙古黨委常委會決定給予處分,開除黨籍,行政降兩級,繼續審查其他問題。後來,在審議趙戈銳同志給組織上的申訴信時,“四人幫”在內蒙古的代理人吳某惡狠狠地說:“雲成烈(哲裡木盟軍分割槽司令員)與趙戈銳在文革初期就曾經說過:如果烏蘭夫被打倒,就一起重上大青山打游擊。這樣反動的人,必須堅決開除出黨。”

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內蒙古也有一大批老幹部被批鬥、停職。但是,真正從政治上處以極刑給予開除黨籍的老幹部只有趙戈銳、雲北峰、魯志浩三人。由此可見趙戈銳同志被殘酷迫害的程度。然而,趙戈銳同志堅信黨、堅信群眾,忠貞不屈地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推行的反動路線進行了堅決鬥爭,確實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在那漫長的歲月裡,他仍然關注國家大事,關心群眾的疾苦。他曾經深夜到內蒙古大學探望同樣身處困境的內蒙古大學副校長、我國著名的藏學家牙含章和內蒙古醫院眼科主任沈潛教授等專家學者,鼓勵他們對前途要抱有希望。身處文化大革命運動極為艱險的環境中,他對自願學習文化的青年人的成長仍舊寄予極大希望,並且極力給以鼓勵,幫助他們尋找教科書,聯絡賦閒在家的輔導老師。他鼓勵子侄在工廠工作之餘看書學習,提高文化水平。趙戈銳同志堅信光明必將戰勝黑暗、文明必將戰勝野蠻。他在延安時期的回族老同學馬寅是我國著名的民族問題專家。“文革”期間,馬寅的兒子馬戎來到錫林郭勒草原插隊放牧。馬戎非常好學,勞動之餘不忘補習功課。為了使他得到學習機會,趙戈銳同志數次乘坐長途班車,不顧顛簸勞累,為馬戎爭取到內蒙古農牧學院上學的名額。在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階級鬥爭非常激烈的條件下,馬戎排除干擾,一心苦讀,並在外語上狠下工夫,學業上打下良好基礎。他從內蒙古農牧學院畢業後,分配回到北京。粉碎“四人幫”後,馬戎考上研究生,後到美國布朗大學留學獲得社會學博士,並且到哈佛大學讀了博士後。馬戎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馬戎在內心深處深深地感謝趙戈銳對他成長的幫助和鼓勵。

“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很長一個時期,趙戈銳與看望他的人下象棋,成為他消磨時光的唯一寄託。在廢寢忘食、不捨晝夜的對弈中,棋藝日精的他心中渴望著自由,渴望著被黨和人民的理解,渴望著能夠重新獲得工作和“新生”。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撥亂反正,強加在趙戈銳同志頭上的一切不實之辭被推翻了。自治區黨委任命趙戈銳同志為自治區農業廳副廳長,並選派他到中央黨校學習。他積極推行“聯產計酬”承包責任制,在各種會議上宣傳農業生產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為推動自治區農村改革開放走在全國前列作出了貢獻。他深入基層瞭解情況,為改變我區農業產業結構科學發展出謀劃策。例如,為和林縣二道窪水庫引進親魚種苗,建起繁育池塘,促進了周邊漁業的發展。土左旗畢克齊果園及大青山南麓種植了大量的黃太平沙果,收穫季節產量達100多萬斤,但每斤只能賣到一角五分。趙戈銳同志從農業部瞭解了資訊後,聯絡引進了北歐國家水果加工裝置,建成了畢克齊果園果脯廠。當時,黃太平果脯在北京賣到一元八角一斤,十分暢銷,果農們都把黃太平存在窖裡,等候加工,此舉大大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他還支援《內蒙古農業研究》刊發大量適合自治區本地實際的農業常識、科普文章,作為科技扶貧的一種方式;他還組織成立了內蒙古農業經濟學會,親自擔任會長,加大與國內外同行研究交流,促進了我區農經科研隊伍的成長。1979年,東三盟、西三旗重新劃轉回內蒙古後,他深入這些地區對玉米深加工、阿拉善地區爭取黑水河水源等問題的解決都盡了心力。

1983年機構改革時,越戈銳同志任自治區巡視室副主任。在完成了大興安嶺林業管理局機構和領導班子改革調整後,趙戈銳同志被任命為自治區民政廳廳長、廳黨組書記。1988年,趙戈銳同志當選為自治區第六屆政協委員。這期間,他根據內蒙古實際,在牧區推行了用牲畜滾動扶貧的方法。就是運用扶貧款項購買羊群或者牛群,分給貧困牧民,當年產下的仔畜和羊毛歸牧民所有,第二年,再將羊群或者牛群分給其他貧困戶放牧,辦法如前。這樣的經驗被介紹至全國,受到民政部的高度評價。他主持撥款興建了涼城、武川、固陽、土左旗等地的烈士紀念碑、烈士陵園。他陪同民政部部長崔乃夫風塵僕僕到伊克昭盟考察扶貧工作。望著溝壑縱橫、連綿不絕的丘陵和沙漠,面對旱象嚴重,面對不畏艱苦、熱情淳樸的當地人民群眾,崔部長非常感慨,當時就決定給予種植甘草、麻黃草和深加工扶貧專案以支援。趙戈銳同志還積極運作,考核人選、選擇場所、募集資金,在全國較早的成立了內蒙古殘疾人聯合會,使全區殘疾人事業的發展有了組織保障。對一些條件好的旗縣,他積極支援開展農村養老工作,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光榮院、養老院。在自治區政府大力支援下,他主持審定在呼和浩特建起了設施完善、環境優美、起居方便的離退休軍隊幹部休養所,使長期戍邊衛國的200多位解放軍、武警營、團級幹部及家屬得以安心休養。做為自治區雙擁辦公室的負責人,他曾經到過東北瀋陽軍區所屬赤峰守備區一線連隊慰問官兵;到過西北人跡罕至的阿拉善馬鬃山看望邊防五團的邊境哨所;幫助部隊解決了許多子女入學、家屬隨調的實際問題,為建設全區軍民團結新局面作出了貢獻。趙戈銳同志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裡,認真學習黨的方針路線,創造性地與自治區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圓滿地完成了擔負的各項領導任務,為自治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尤其是對內蒙古的民政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1992年,趙戈銳同志光榮離休。他依然保持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艱苦樸素的人生信條,積極發揮餘熱。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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