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戰時內遷:中國工業的敦刻爾克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大大快於國民政府的預期,可以說,包括資源委員會重工業建設在內的備戰工作,尚遠未完成,而各種工業部門就不得不被動員起來參與實際的戰爭。

由於實力對比懸殊,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雖然頑強抵抗,卻依然節節敗退,而國民政府也遷往陪都重慶,依託西部地區的自然天險持久抗戰。由於日寇是從中國經濟最繁華的東部沿海地區發動進攻,國民政府的戰爭動員就包含了將東部地區的工業企業遷往西部後方,而這場工業內遷運動後來被晏陽初稱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

克勞塞維茨基於拿破崙侵俄戰爭的教訓,將主動向本國腹地的退卻看作一種特殊的間接的抵抗方式,認為採取這種戰法 “主要的和根本的條件是國土遼闊,或者至少是退卻線較長”。中國戰時的工業內遷,亦是國民政府間接抵抗方式的一部分。

下文選自《戰爭與工業:抗日戰爭時期裝備製造業的演化》一書。

《戰爭與工業》,作者:嚴鵬,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

一、遷與留的生死抉擇

近代中國工業聚集於沿海地區的佈局,早已引起學者的詬病:“這因為接近市場,及運輸便利的緣故,雖然合乎經濟的原則,然而未顧到我國的國防安全問題,所以不合乎國防經濟的原則。”

1935 年德國軍事顧問在給國民政府提的戰備建議中,亦設想了“沿海諸省迅速陷落”的情形,並相當看重四川作為戰略後方的意義,稱:“川省若未設法工業化能自造必要用品,處此種情況,必無戰勝希望,而不啻陷中國於滅亡。”故而,當國民政府進行備戰時,已經考慮到將新工廠建於內地。資源委員會籌辦機器廠、鋼鐵廠和電工器材廠,選址於湘潭下攝司,即因為錢昌照等人“已考慮到抗日戰爭的不可避免,不再建設在中國的東部沿江沿海各省”。儘管資委會機器廠製造航空發動機的計劃受阻於航委會,一直拖延不決,但湘潭的基建工作進展十分順利。

根據檔案記錄,1937 年 2 月,下攝司臨時辦公處房屋已完工,“五千分一之三廠總圖”亦已繪就,湖南地方政府也同意在產銷稅問題上“記賬放行,實際上等於免稅”,可謂形勢大好。只是,恰如錢昌照後來回憶所言,即使選址在湘潭“仍然沒有估計到後來的抗戰形勢”,結果導致“二年的努力,毀於一旦”。

不過,在湘潭籌建的國營大廠畢竟還是有一兩年的緩衝時間,集中了中國絕大部分裝備企業的上海工業界,則在戰爭全面爆發後立即面臨遷與留的生死抉擇。站在國民政府尤其是資源委員會官員的立場,當然是希望將上海工廠全部搬走,不留下資敵。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錢昌照利用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便利,條陳搬遷上海及其附近地區主要工業的計劃,獲得蔣介石批准,並順利得到專款。他當即邀請上海機器工業同業公會主席顏耀秋到南京面談。

7 月下旬,國民政府成立了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決定立即實行糧食統制、資源統制和交通統制,其中資源統制由資源委員會召集實業部、軍政部、財政部、經濟委員會、交通部、鐵道部共同籌辦。錢昌照於是召集上述單位舉行會議。然而,工業界乃至政府內部的態度實際上是分化的。一方面,顏耀秋、胡厥文等企業家對於內遷非常積極;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企業持觀望態度,或者不願意內遷。當錢昌照出面召集資源統制會議時,意見亦不統一。

7 月 28 日,在機器和化學工業組會議上,趁討論全面抗戰之軍需供給問題時,林繼庸提議將上海工廠遷到內地去,有人就提出異議,認為“上海的各家機器廠湊合起來,其裝置也抵不住一家國營的兵工廠,實在值不得搬遷”。林繼庸則表示民營工廠的規模雖比不上國營廠,但亦有其用處,而且民營廠多接受國營兵工廠的訂貨,何況“即如我們國營兵工廠的規模亦比不上克虜伯、斯柯達等廠,但是我們的兵工廠搬進去亦可幫助戰事的進行”。

林繼庸

在林繼庸的努力下,會議同意與民營企業嘗試進行內遷接洽。當天下午,資源委員會即派林繼庸、莊前鼎和張季熙前往上海。次日,胡厥文召集上海機器同業公會執委會,邀請林繼庸等參加討論。這次會議亦經過了激烈辯論,在胡厥文的帶動下,上海機器廠顏耀秋、新中公司支秉淵、中華鐵工廠王佐才、大鑫鋼鐵廠餘名鈺等幾家稍具規模的企業之負責人均表示願意內遷,起到了很好的動員作用。當晚,胡厥文、顏耀秋即隨林繼庸回南京,向政府表示響應內遷號召、共赴國難的決心,並請政府解決內遷的經費問題。起初,政府只撥給 56 萬元遷移費,經企業家們力爭,追加到 500 萬元。此後,胡厥文等人即回上海,奔走勸說各廠商內遷,爭取到百餘家企業。

8 月 10 日,經行政院批准,成立了以資源委員會為首的監督委員會,翌日,由林繼庸在上海主持會議,成立了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由林繼庸任主委,負責組織上海工廠內遷。8 月 13 日,上海戰事爆發,若干之前遲疑不決的廠商亦紛紛報名內遷。至此,工廠內遷正式拉開帷幕。

從經濟角度看,上海企業不願意內遷,是符合邏輯的。實際上,依託於西方列強租界的存在,全面抗戰初期上海曾享受一段時間的“孤島繁榮”,裝備工業也一度畸形發展,用同業公會的話說:“我同業新設之廠,為數頗多。”反觀當時的內地,投資環境明顯惡劣得多。例如,由於湖北地方當局所謂“三寶”(石瑛、張難先、嚴立三)持“以農立國”之立場,當上海裝備企業最初遷至武漢時,竟無法購到地皮建廠,因為當地精英寧可留著土地種植舊時特供皇家的洪山菜薹。

當然,由於此前上海的“一 · 二八”抗戰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有些企業也是心存僥倖。例如,當林繼庸苦勸上海一位大企業家內遷時,在“反覆陳述了之後”,得到的回答是:“林先生,不要太興奮啊!記得’一 · 二八’大戰那時,我們的工廠總共停工還不足十天呢!”在遷與留的抉擇背後,仍是經濟人的理性計算與對戰爭形勢之估計的矛盾。

進一步說,不只是以逐利為本的民營企業家,即使是政府官員與國企管理人員,在遷與留的問題上也會遲疑不決。例如,戰爭全面爆發後,翁文灝任命惲震為資源委員會電業處處長,要求把戰區的發電裝置儘可能拆遷到後方去,惲震遂派遣副處長陳良輔帶領機匠執行拆遷任務。然而,南京和慼墅堰的電廠,受控於宋子文,廠長陸法說“不許拆”;漢口既濟水電公司當時也歸宋家的建設銀公司控制,亦稱“不許拆”。惲震在多年後仍諷刺這種“不許拆”的做法,“那就是準備給日本侵略軍來使用了”。事實上,當資委會決定將湘潭等地的國營企業進一步內遷至雲南等地時,企業內部亦有不同意見。

1938 年 2 月 23 日,王守競派往歐洲與外商進行技術合作談判的施伯安、費福燾致函王氏,反對將工廠遷往雲南,仍力主“廠基應在交通較便之地點”,其主要理由包括:(1)設廠於雲南在原料供應上不便,“普通原料凡滬漢兩地均能供給者,如廠近長江則隔日即可購到,如設在滇省,則非旬日以上不可,因之儲備原料費用須特別加重,否則不免有停工待料之虞”;(2)設廠於雲南會增加各種營業成本,“派匠出外裝機,倘其工作約需 10 日,如以長江沿岸為起點,其往返路程或須 5 日至 8 日,如在滇省,則往返路程期非 20 日不可,川資加貴尚在其次”;(3)在雲南設廠不利於市場競爭,“此中營業之競爭,其對手方完全系英德美大廠之代表為物件,其成敗在於能否臨機決斷為轉移,如廠在滇省,往返不易,結果全仗函電之交換,鞭長莫及”。這些建議既出於通常的經濟考慮,亦基於對戰爭可能會很快結束的研判。

左1:王守競,左2:Ralph Kronig,右1:I. I. Rabi。1926年,已經拿到兩個碩士學位的王守競來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在這裡,王守競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組成了理論物理興趣小組。這些年輕人後來成了美國理論物理的頂尖人物:剛博士後出站的講師拉爾夫·克朗尼格(Ralph Kronig,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同在哥大物理系做博士論文的拉比(I. I. Rabi,因發明核磁共振法獲194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傑拉爾德·查卡洛斯(Geraid Zachairs,美國國防政策專家)。

3 月 1 日,兩人在寫給王守競的信中,更明確指出“工廠地點因地利關係不能充分發展者先例甚多”,雖然“戰爭時期,一般心理,當然離戰區愈遠愈好”,然“一旦戰事平定後,決不能拋棄戰區置之不顧”,故二人自認為其主張“在目下提出似不合心理作用,且有不識時務之識,但真理所在,對於工廠前途有莫大關係,將來恐悔之無及”,遂仍期望王守競“俟一般心理變換時相機而行,決定以湘潭為大本營,俾收事半功倍之效”。王守競回覆曰:“在湘時局混亂,不遷滇無以安定人心積極工作。”其實,王守競自己對戰爭會持續多久也沒有把握,甚至考慮過“若一二年後時局平靜,再決定是否遷回湖南或另籌他法”。

直到 3 月 15 日,施、費兩人仍在寫給王守競的信中強調: “現在將機遷滇非常方便,但此種運輸僅創辦時一次而已,至於以後製成之品欲運至戰區以及戰區中毀損之品應遷入修理者,設廠太遠,諸多不便。”然而,戰爭的擴大化與長期化顯然超出了王、施、費等人的預計,當年武漢的淪陷,使選址於長江沿岸的區位優勢喪失殆盡,反而證實了遷址雲南的英明。1938 年 5 月,王守競致函張喬嗇,稱:“廠已決定全部遷昆明,已在昆明郊外購地七百畝,且已興工建造房屋。”此後,該廠便全力從湘潭遷往昆明。1938 年 7 月,機器廠“已全部遷昆明,下攝司已成空廠”。

因此,儘管事後看來,“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是一曲悲壯的民族讚歌,但在歷史當口,遷或是留,卻不是那麼容易抉擇的。自然,部分企業,尤其是可以利用租界的上海企業,純粹是出於牟利之心,選擇留下,並大發戰爭橫財;但還有一些企業,則基於對戰爭形勢的研判而猶疑不決。畢竟,在 1937 年 7月7日之前,中國雖自 1840 年以來屢遭外人凌辱,卻從未有任何一次戰爭的規模如此之大、持續時間如此之長、敵寇之殘暴如此慘絕人寰,以至於不抗爭到底即亡國滅種。這種心理上的缺乏經驗,給戰爭初期國民政府的工業動員增添了額外的阻力,也彰顯了經濟邏輯與國家安全邏輯之間的矛盾。

二、裝備製造業的大西遷

抗戰時期的工業內遷是一個持續時間較長的過程,實際上已超越了戰爭初期的時間範圍。大體而言,內遷分為兩步,首先是上海等沿海地區的企業遷到武漢,然後,隨著日軍進逼武漢,已經內遷的企業又和武漢本地的企業一起,進一步西遷。當然,這只是一個粗略勾勒的圖景,實際情形更為複雜。例如,一些上海企業並未遷往內地,而是遷到了香港。再如,上海企業的大規模內遷是伴隨著“八 · 一三”滬戰之炮火的,但在所謂的“孤島”時期,仍有部分企業突破日偽封鎖,輾轉內遷。

由於裝備製造企業或一般所謂機械企業與軍工生產關係密切,因此,在內遷的企業中,裝備企業為數眾多。據統計,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 會曾協助遷出民營工廠 146 家,其機器及材料安全抵達武漢者重 14600 餘噸,技術工人 2500 餘名。這些廠家中,機械五金業 66 家、造船業 4 家,計裝備類企業共 70 家,約佔總數的 48%,數量頗可觀。這些企業遷到武漢後,由於日軍順長江而上展開進攻,遂又與部分武漢本地企業 一道,再遷往內陸更深處。

與此同時,山東、山西、浙江、福建等地亦有工廠內遷。實際上,出於軍事考慮,國民政府對裝備、化工等企業搬遷給予的補貼也最高,故裝備企業在所有內遷廠礦中所佔比重最大,達 40.40%。據 1942 年 3 月統計及 1967 年之修正,戰時遷往各地的民營裝備企業數量分別為:四川(含重慶)103 家,湖南 50 家,廣西 14 家,陝 西 8 家,貴州 3 家,湖北(老河口)1 家,共計 179 家。此外,尚有武漢的 2 家企業在搬遷過程中與政府失去聯絡。在 179 家工廠中,原籍上海者 59 家,佔 33%,原籍武漢者 96 家,佔 54%。因此,內遷之裝備工廠,實以上海、武漢兩地之企業為主。在遷入地中,重慶接納的企業最多,所謂遷入四川者,幾乎全部聚集於今日重慶直轄市範圍內。

與大多數遷往重慶的民營企業不同,籌建中的資委會大型國營企業主要遷往了雲南等更偏僻的地區。當時,雲南由地方實力派龍雲主政,不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範圍內,錢昌照遂與龍雲商議將中央企業遷往雲南興建之辦法,大體措施為:“中央和地方合營,中央出錢,地方出力;企業由資源委員會全權處理,地方不過問,人事全由資源委員會配置; 年終結算,利潤各半分配,中央所得到的 50%,仍保證用於地方興辦工業。”這一辦法得到龍雲的同意,此後又推廣至廣東、廣西、西康、陝西、甘肅和青海等地方實力派主導省份。

對資源委員會來說,該辦法的最大好處在於掌握了對企業的絕對控制權,從而使技術官僚能以專業方式進行經營管理,並且,在資委會看來,“重要國防工礦須由中央主持,否則恐破壞統一”。但另一方面,取得地方實力派之配合,也成為中央級別國企在戰時後方能順利發展之保障。

除了搬運裝置、材料外,人員轉移亦為工廠內遷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由政府資助內遷的機械工業技工累計達 5968 人,為各業之 最。1938 年 4 月初,國民政府工礦調整處還制定了技術人員徵集辦法,規定凡化學、機械、電器、礦冶、土木、紡織等科大學畢業生或具有相當學識經驗者,可向工礦調整處申請登記任用,工礦調整處按其資歷,分為甲、乙、丙級,各給以技術員名義及生活費,派往合適的廠礦或技術機關服務。此辦法一頒佈,即有青年技術人員百餘人申請。至 1942 年為止,此類由工礦調整處介紹及派遣的技術人員達 700 名。而據 1941 年資料,由政府分發或介紹工作的技術人員中,屬於裝備工業者 122 人,次於化學工業之 221 人,在各業中居第二位。

此外,國統區高校的工程院系在戰時不僅沒有萎縮,反而有所增加,工科專科教育亦有所擴充。 一些高校,與廠礦一樣,亦遷往西部後方,其最突出者當屬西南聯大。與之相應的則是工科生人數的增長,如圖 1–1 所示。

很明顯地可以看出,1937 年之後,中國專科以上學校工科生人數有大幅攀升,這與戰時需求及整個社會風氣之轉向皆有關係。

1938—1940年間,中國文實兩類學生中,文科生比例約為 46%,包括工科在內的實科生比例則為 54%,重理輕文之格局已然形成。而在工科生中,學習機械工程者人數不少,以 1940 年為例,看當年大學工學院分系學生人數統計情況:

如圖 1–2 所示,1940 年中國大學工學院學生仍以土木科為最多,但機械科緊隨其後,如若將電機、航空、機電、造船亦算在內,裝備工業相關科目的學生有 3630 人,比土木科學生還多。這些學生,將成為戰時中國裝備製造業工程師隊伍的有力補充。

綜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原本集中於東部地區的中國裝備製造業,實現了一次向西部擴散的大遷移。不僅是企業,還包括人才,均出現了西向流動。當然,中國裝備製造業的大西遷並非由經濟原因引發,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經濟邏輯的。這次大西遷,是國民政府在戰爭初期的經濟動員的一部分,或者說,這是一場經濟上的戰略撤退。隨著大量裝備企業落腳於中國西部地區,中國裝備製造業真正翻開了其戰時篇章。

無獨有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另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蘇聯,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完成全面動員,在戰爭初期被德國打了個猝不及防,損失慘重。然而,當西部大片國土淪於德軍之手的同時,蘇聯也開展了一場壯闊的工業東遷,將包括裝備製造業在內的大量戰略性工業撤至遠離戰火的腹地。

1941 年 8 月 16 日,蘇聯政府通過了《戰時經濟計劃》,決定將工業轉移至蘇聯東部的烏拉爾、西西伯利亞等地區,並在這些地區加強軍事生產。東遷的效果十分顯著。1940 年,烏拉爾的裝備製造業產值為 38 億盧布,1942 年已增為 174 億盧布,裝備製造業在烏拉爾工業結構中所佔比重亦由 1940 年的 42% 增長為 1942 年的 66%。西西伯利亞的裝備製造業,在 1942 年使工業生產量較 1940 年增加了 7.9 倍,在 1943 年則增加了 11 倍。裝備製造業東遷為蘇聯在戰場上的大反擊創造了物質條件。

可以說,中蘇兩國裝備製造業的戰時大遷移,體現了大國間接抵抗的一般規律。

編輯:蕭軼,寇淮禹

校對:薛京寧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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