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蘭臺說史·蔣介石斂財有術 為何還是敗退臺灣

來源:鳳凰網歷史

1936年,中央紅軍剛剛到達陝北,人困馬乏,已經窮的揭不開鍋了。一方面與共產國際的聯絡還未恢復,沒法接受國際援助。另一方面,為了在即將開始的抗日戰爭中團結地主階級,已經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

為了渡過難關,1936年3月,毛澤東只好求助於宋慶齡,希望通過她向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借一筆錢。然而,此時的宋慶齡與宋子文早已分道揚鑣。宋慶齡只好將孫中山逝世撫卹金全部取出,又將自己唯一的一處寓所典押出去,這才湊夠了5萬美元寄給中共中央。

“土豪”地主不能打,只能沒收漢奸和賣國賊的財產,但這個數目實在有限,1936年,陝甘寧根據地的沒收款僅為65.3萬元,卻佔了年度收入的55%。到了1937年2月初,毛澤東已經先後幾次致電周恩來,“紅軍已無伙食費”,“不打土豪又不給錢是不能生活的”。

勝利會師陝北後,紅軍的財政卻是一個大問題。

與之相反,1936年的國民政府卻坐擁數億的年收入,1936年,中國關稅6.36億元,統稅收入1.31億元,鹽稅收入2.47億元。事實上,自從蔣介石建立政權以來,民國政府的財政就一直處於穩定增長的大趨勢中,1936年中國財政總收入是1927年的15倍。

那麼老蔣怎麼有錢的?這要從稅收改革和發行公債和法幣政策這三大舉措說起。

一.蔣介石斂財三板斧:稅收改革、公債救急、法幣抽底

國民政府的稅收主要由關稅、鹽稅、統稅三種稅收組成,這三稅也是南京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這10年中,三稅連續翻番,共增加了25倍。

關稅是當時中國最大的一筆稅收,晚清以來中國的關稅權利一步步喪失,先是失去了自主制定關稅的權利,後來整個海關都設立了由外國人任職的總稅務司,到辛丑條約簽訂後關稅更是直接被外國控制,有剩下的才輪到中國政府,這成為所有中國人心中的巨大恥辱。而宣揚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對此也非常看重,全國人民都翹首以盼,看看南京政府能否收回關稅自主權利。

1928年6月,剛成立不久的國民政府發表“改訂新約”的對外宣言,關稅自主為其主要內容之一。同年7月,國民政府與美國首先簽訂了《中美關稅條約》。隨後,西方各國都依次簽約。日本人最難談,在長時間的拉鋸後,南京政府做出了種種妥協,也終於從日本那裡收回關稅自主權。從此,每年的關稅收入大增,在好些年頭甚至超過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鹽稅自古以來就是我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頭,從漢武帝鹽鐵官營開始就成為國家專賣的財源。到了1913年,袁世凱為了簽訂善後大借款合同,又把鹽稅抵押出去。與洋人控制的海關總稅務司一樣,為了控制監管中國鹽稅收入,也處理了中西合辦的鹽務稽核所,外國人也派員管理並把稅款直接存入外國銀行。北伐勝利後,高舉民族主義旗號的國民政府也收回了鹽稅的自主權。

統稅是一種商品稅,因為採用統一稅率徵收所以得名統稅。北洋政府時期的商品稅主要是厘金,徵收十分混亂,國民政府在1930年就裁撤了厘金,實際上是把厘金整合進了中央統一徵收的商品稅——統稅之中。這樣就把這個財源從地方手中收歸了中央。

這三項稅收佔每年都佔國民政府年收入的8成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過95%,成為了財政的基石。

雖然重建了以三稅為核心的中央財政,但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財政支出增長速度,為了應對國內不服的各路軍閥和國外虎視眈眈的日軍,國民政府的軍費支援始終居高不下這直接導致了每年都存在鉅額的財政赤字,最少的1928年的1億元,最多的1936年有2.97億元。。此外蔣介石的很多開支都是臨時性的,比如蔣介石常常是隨時寫一個便條就要找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拿錢,,這樣正常的政府預算根本無法維持。

民國時期的軍費情況

這時就需要借錢了,與北洋政府只能借外債不同,蔣介石政府可以向國內資本家隨意借錢,借錢的辦法就是發行公債。

在自1927~1936年的10年內,以關、鹽、統三稅為擔保,共發行了26億元以上的內債,其中1927——1931年共發行了25種內債,總額達105800萬元,這些公債的利息相當高,有的月息高達8釐,而且為了誘使銀行、錢莊承銷,還許以高額的折扣,比如100塊的公債僅僅需要50塊就可以買到,計算收益時卻以100元的本金算起。如此,其平均利率就達1分5釐以上。

民國公債

在宋子文的主持下,公債市場十分繁榮,上海的資本家們踴躍認購公債以追求收益,而宋則以穩定的三項稅收作為擔保,並承諾控制財政赤字,確保公債保值。就這樣,國內資本源源不斷地湧入國民政府的口袋,上海的資本家也把自己與蔣介石綁在了同一個車輪上,無論是國內的其他派系還是日本侵略者都無法取代蔣介石在他們中的地位。

宋子文一手組建了國民政府的公債體系。

由於過量發行和高額利潤,致使還本付息的負擔非常高昂。這時的老蔣就露出了無賴的一面,他往往強行宣佈公債延期,或者壓低支付的金額,導致老蔣和上海的資本家們關係緊張。公債到後期的信譽也越來越差。

自晚清中國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以來,就一直在貨幣問題上吃虧,一方面中國把貴金屬白銀作為貨幣,外國資本可以操縱白銀價格從而使中國處於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國內流通白銀,沒有統一貨幣,使得貨幣制度極為混亂,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國民黨政府先是廢兩改元,之後又在1935年11月公佈了法幣改革令。宣佈“白銀收歸國有”,而從此市面上僅流通幾大國有銀行發行的法定貨幣,以國家信用保證。幣制改革後,中國貨幣與價格波動的貴重金屬脫鉤,使得經濟發展有了穩定的貨幣基石,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勢頭。更重要的是使通貨發行的控制權落在政府手中,國內白銀等硬貨幣,也因此集中到政府手上。每當缺錢或者要還債的時候,政府就可以隨心所欲的發行貨幣,上演一出空手道。

而不停的濫發貨幣,遲早會導致貨幣信用破產淪為廢紙,在稅收和公債還能夠滿足財政支出的時候,發行貨幣造成的通貨膨脹還不明顯,但隨著局勢的變化,法幣的發行很快就要氾濫成災了。

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個銀行發行的貨幣都是法幣。

二、老蔣有錢,人民沒錢

稅制改革,發行公債與法幣政策,成為了蔣介石政權的財政支柱,在這三大支柱的作用下,國民政府才有了與日本侵略者一較高下的信心,但也正是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得這三大支柱開始瓦解,最後只留下法幣政策一根支柱苦苦支撐。

抗日戰爭開始後,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幾乎全部淪陷,關稅,統稅,鹽稅幾乎都損失殆盡,站在國民政府這邊的資本家也元氣大傷,無力購買公債。失去了大部分財源的國民政府,為了堅持抗日又要有空前龐大的軍費開支,就只剩下多發貨幣,通貨膨脹一條出路了。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立即採取了增發通貨的方針。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肯定了增發通貨的意義。此後,法幣的發行便失去了控制,人民手中的貨幣不斷貶值,官僚資本卻趁機大發橫財。1940年下半年開始,通貨進人惡性膨脹階段,逐年增加的財政赤字,主要依靠發行紙幣來彌補。抗戰前夕,法幣發行總額不過14億餘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幣發行額已達5千億元。

於是,物價上漲指數超過了法幣增髮指數,而且一年比一年嚴重,每增發1元紙幣,物價就要上漲幾元。通貨惡性膨脹、物價狂漲與鉅額財政赤字,三者彼此影響,惡性迴圈,給整個財政經濟以致命的打擊,人民被卷人深深的災難之中。

法幣元購買力的變化

據國民黨社會部的調查統計,1942年3月,重慶市場物價較之1937年上半年上漲34倍,而同期工人工資僅增加5倍,其生活水平比戰前下降了80%以上。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國民政府的官僚卻以戰爭期間國家加強對經濟管理的名義,掠奪了大量財富。

抗戰勝利後,本該休養生息恢復國民經濟,但國民黨又發動了全面內戰,軍費與抗戰時期相比有增無減,而民間經濟也沒有恢復,反而更加蕭條。此時的增稅借債已無濟於事,財政赤字一年比一年擴大,唯有開動印刷機器,繼續推行通貨膨脹政策。雪上加霜的是,抗戰期間西方列強為了拉攏中國都積極給中國提供借款,蘇、美、英三國共計14項借款,總數達11億美元以上。但抗戰勝利後,各國都不再貸款給蔣介石政權,失去硬通貨支撐的法幣貶值的更快了。

1948年8月,正是解放戰爭中三大戰役的前夕,蔣介石明白不改幣值就得完蛋,於是又發動了金圓券改革:即日起以金圓券為本位幣,限11月20日前以法幣300萬元摺合金圓券1元,讓群眾把手中的黃金、白銀及外幣全換成金圓券,有私藏不交的,全部沒收。

但國民政府財政有巨大缺口的現實窘境依然存在,金圓券很快也步法幣後塵,變得一文不值,國內人民的大量財富都被掠奪一空。

1948年後發行的100萬元金圓券

三大支柱全面瓦解後,蔣介石政權的財政已經全面崩潰。在政權內部,從前線的普通士兵再到政府高官都失去了信心。而在政權之外,無論是普通市民,還是民族資產階級,都對蔣介石政權失望透頂,更別提國民政府一直沒能有效統治過的廣大農村地區,那裡的農民正經歷著一場“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的運動。

在全域性糜爛,土崩瓦解的大勢下,老蔣還能指揮手下運走大陸黃金作為退守臺灣的經濟資本,再派親信陳誠經營臺灣穩定局勢,最後得以在小島儲存政權,實在是十二萬分的幸運了。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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