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這才是國風|《祭孔十五譚》之第八譚:“先儒”遴選中的故事

作者:黃舒偉

孔廟中先儒的從祀等級最低,屬從祀第四等級。但卻是最有活力,最接地氣,最具變化,最有感召力的從祀群體。他們當中有的最早從祀於公元647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即前面所講的“二十二賢”。後經歷朝歷代的不斷擴大,發展到今天的77人。具體名單和排位前面有所交待,不再贅敘。

宋朝是“傳經之儒”與“明道之儒”的分界線。通俗地說,漢儒是經書的儲存傳授者,唐儒是經書的註疏者,宋儒是經書的闡述發展者,唐以前的儒家學者被稱之為“傳經之儒”,宋以後儒家學者被稱之為“明道之儒”。

這裡的“經”與“道”一脈相承,同屬儒家學說。道即“道學”,又稱“理學”,是儒家哲學的一種特殊形式。理學是兩宋時期產生的主要哲學流派。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 理學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相容佛道兩家的哲學理論,論證了封建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恆性,曾被採納為官方哲學。

宋也是第一個從祀本朝名儒的朝代。

公元1241年(宋淳祐元年),理宗趙昀詔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公元1261年(宋景定二年)又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公元1267年(宋鹹淳三年)再以邵雍、司馬光從祀。本朝名儒從祀,使先儒群體有了源頭活水,可圈可點。

清代是先儒激增的朝代。77人中,有47人在清朝從祀。

孔廟先儒塑像

歷史上曾出現過一次對從祀先儒的道德清洗運動。

第一個挑起道德批判的是明朝學者宋濂,他在《孔子廟堂議》中毫不留情地對荀況、楊雄等人進行了批判。公元1396年(明洪武二十九年),楊雄因“為莽大夫(輔助王莽),貽譏萬世”而被逐出孔廟。

這一批判到了明憲宗朝更加激烈,矛頭直指“二十二賢”。有人奏言:

先儒馬融,在任南郡太守時,為官貪濁被免,遭流放自殺未遂;不顧儒節,前列生徒,後列女樂;為東漢大將軍樑翼起草奏摺,陷殺忠臣李固,作《西弟頌》頌揚樑翼,為正直所羞。

先儒劉向,靠獻賦作詞獲得功名;平時喜誦神仙方術。其著作《洪範五行傳論》龐雜不純,使箕子(紂王的叔父)傳授周武王的九條治國大法(亦稱“天地之大法”)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

先儒賈逵,不修小節,趨炎附勢,是左道亂政之人。

先儒王弼,高傲清談,經常以自己的長處恥笑別人,被當時的文士君子所厭惡;以老子莊子的思想解釋《易》經,實屬大逆不道;範寧在追究“晉室之亂”時,就說過王弼等人為儒家罪人,國家衰亡禍首,罪深於桀紂。

先儒何休,在《春秋訓詁》一書中用魯國的紀年,貶降周而以魯為王;註解《孝經》《論語》,相比原文簡直是異端邪說。

先儒戴聖,為九江太守時不循法規,被何武發現辭職,後又為官,在朝廷裡詆譭何武;其兒子門客聚合成盜,何武公平判決,使其兒不死,戴聖則經常登門致謝,毫無慚愧之心;身為髒吏,子為賊徒,怎麼能身居孔廟,為後人借鑑!

先儒王肅,將女兒嫁給司馬昭攀權附貴,當司馬昭篡位之心路人皆知時,身為世臣,官至中領軍,仍坐觀其成;有人舉兵討伐,王肅又為司馬出謀劃策,以濟其惡。

先儒杜預,伐吳時,為報復敵人諷刺他有大脖子病(杜預皰頸,吳人給狗脖子戴上水瓢,看見長包的樹就寫上“杜預頸” 然後砍掉,藉以發洩對杜預的仇恨),殺盡江陵之人;鎮守襄陽時每年都要大量送禮賄賂京城權貴;為將不義,為吏不廉。

從上面的奏言中,我們不難看出,道德批判因為所持立場不同,失之公允,甚至黑白不分,其中摻雜著明顯的政治因素。

以杜預為例。

杜預(公元222—285年),字元凱。西晉時期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和學者,滅吳戰爭統帥之一。滅吳功成之後,耽思經籍,博學多通,多有建樹,被譽為“杜武庫”。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及《春秋釋例》等。他是明朝之前唯一一個同時進入文廟(孔子廟)和武廟(姜子牙廟)的人。

西晉“滅吳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爭。它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一統。它也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唯一成功的一次統一戰爭。杜預在這次戰爭中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功勳卓著。

“江陵之戰”杜預完全智取。派得力將領率領八百名精壯士卒埋伏於城外,乘吳軍從江岸返回之際喬裝打扮混雜其中溜進城內,活捉吳軍都督孫歆。部下對此十分欽佩,都說主帥用計謀打仗,真是以一當萬啊!

杜預鎮守襄陽期間,除不忘武備外,大興水利。引滍水、淯水兩江之水入田,使一萬餘頃農田受益。開鑿了從揚口到巴陵的運河一萬餘里,使夏水和沅、湘兩水直接溝通,既解決了長江的排洪問題,又改善了荊州南北間的漕運。

杜預的政績,受到了當地人民的讚揚,百姓稱他為“杜父”。杜預為提防京城中的權貴對他的陷害,不得不每年大量送禮賄賂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謀取個人好處,而是為了有一個安定的成事環境。

杜預一例,足以說明在從祀先儒的道德清洗中,有不少是“莫須有”的罪名,完全取決於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價值取向。可悲的是,明嘉靖皇帝朱厚熜對上述指控全盤接受,於公元1530年(明嘉靖九年),將上述之人連帶荀況等十多人全部罷祀,留下了孔廟從祀史上最大的一筆遺憾。

當然道德整肅在社會上也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學者章潢曾深有感觸地說:“士君子立身行己,其一言一行不可不慎哉!”

實事求是地說,歷代封建王朝對先儒從祀的遴選還是慎重的。基本都按照了“官員提出——各部議審——皇帝決定”的程式進行。所選之人大都是時代鴻儒,得到了相當的認可。但並不等於說遴選毫無暇疵。

皇帝還是可以自作主張的。

崇禎皇帝(來源:百度百科)

一次,明代崇禎皇帝朱由檢翻閱從祀名單,突然發現宋朝從祀竟有18人之多,不免有些著急。國勢衰敗,當朝僅有4人從祀,何以收攏人心重振國運?於是破天荒地下令:“……人太少,宜以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鄧元錫、顧憲成等令候旨行。”

一氣提出11人候祀名單,的確是大手筆!慶幸的是,此一候旨隨著三年後明朝的滅亡煙消雲散。

遴選也不時傳出鄉曲之私。

明萬曆年間的一天。朝廷開會議論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等人的從祀問題。與會41人,同意胡居仁從祀者25人,同意陳獻章、王守仁從祀者只有15人,陳王二人半數不到,顯然無法通過。

時任大學士申時行有點著急,於是上下運作,小動作不斷。在他的力主下,陳王二人竟得以從祀,結果這次廷議落人話柄。

歷史上落人話柄的還有:王安石之子王雱、吳澄、歐陽修、陸九淵等。

王安石畫像(來源:東方IC)

王安石入配孔廟,獲“舒王”之封時,其子王雱以“臨川伯”的身份從祀於孔廟西廡。父子二人,同登聖城,榮光無比。王雱曾為其父作《畫像贊》稱王安石“集厥大成,光乎仲尼”。王雱早逝,死時僅33歲。王安石作詩悼之,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句。這被後人斷定為父子相聖,肆無忌憚。

王安石被逐出孔廟後,父損子從,王雱於公元1177年(宋孝宗淳熙四年)被罷祀。王雱論學術資望的確不足以從祀孔廟,正如李燾在請罷奏摺中所說那樣:“若存安石於諸儒之列,容或可恕;至如雱者,乃與韓愈比肩西廡,何以示勸?實為未當。”

著述數量一度成為硬扛扛。

明朝憲宗時期,在討論劉因從祀時,有人提出劉因著作數量不夠,不能從祀。支援從祀的人不假思索地反駁說,顏子也無著作,不是也配享孔子了嗎?

這下讓人抓住把柄,反駁道:顏子傳道之功有孔子肯定,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蕭何無戰功成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成唐臣之首,他們汗馬功勞有皇帝認可。這就是知臣莫如帝,知弟莫如師的道理所在。不考慮這一點,沒有著作而拿顏子比,豈不等於無功之人都可以拿蕭何、房喬比,去爭當首臣嗎?

雙方拿顏子抬扛,不顧斯文掃地,吵得不亦樂乎!最終劉因還是因為著作數量不達標而敗北,到了清朝才得以從祀。

清朝有放寬准入口之嫌。

按理,在孔廟從祀應為儒學大家。但到了清代,尤其是清代後期,在儒學上並無多大建樹的人也得以從祀。如諸葛亮、陸贄、韓琦、李綱(也包括宋明入祀的歐陽修、司馬光)。他們當然是千古名臣,但不該出現在先儒行列。

這說明,清代因內憂外患,選擇的天平越來越向實用性傾斜。所以史界有“行道之儒”一說,從而加劇了從祀標準的庸俗化。

文天祥(來源:東方IC)

正如此,隨後劉宗周、黃道周、文天祥、陸秀夫、方孝儒等殉難守節之人也陸續加入到了先儒行列之中。

提請從祀往往成為阿諛營私之工具。

明未魏忠賢權勢熏天之時,監生陸萬齡請奏皇上批准以魏忠賢配孔子,魏忠賢父親配孔父,從祀孔廟。

魏忠賢畫像(來源:百度百科)

我們知道魏忠賢太監出身,不識字,沒有什麼學術成就。出任司禮秉筆太監後,極受寵信,被稱為“九千九百歲”,排除異己,專斷國政,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

陸萬齡這一奏請,荒唐至極,貽笑大方,實屬附炎趨勢之舉!

更為極致的是,公元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告老還鄉的原大理寺卿(官居三品)尹嘉銓突發奇想,要為其父尹會一請諡從祀。既光宗耀祖,又能博得孝子之名。

乾隆皇帝(來源:東方IC)

不料此舉惹惱了乾隆皇帝,在其請祀奏摺上硃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旨“拿交刑部審訊,從重治罪”。結果,刑部判處尹嘉銓凌遲處死,家產全部入官,所有書籍盡行銷燬,誅連全家,凡男十六以上者皆斬,其餘的發配給功臣之家為奴。

後乾隆“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絞立決;其家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這一鬧劇最終以慘烈收場(這個故事,還要在後面作專門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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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十五譚(二)|第一譚:孔廟所祀人員及其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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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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