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萬曆帝20年不上朝,為何能穩坐江山48年?

按照封建帝王的敗亡週期率,執政年頭愈久,國家敗壞愈烈,統治危機愈大,百姓受難愈深。萬曆朱翊鈞於公元1573年登極,公元1620年駕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無事到他躺到定陵,然後,又接著太平無事好幾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他的兒子朱常洛繼位,大明天下,便是張大覆文章中譽揚的那個“民間不見所苦”而且“皆有生氣”的社會。

有清一代的文史學者,對萬曆朝多持否定的看法,對萬曆個人頗不以為然,難道張大復的文字,是在粉飾太平?事實似乎並非如此,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寫過一首《古井臼歌》的長詩,其創作主旨也是在贊詠他曾生活過的萬曆年間。“憶昔村民千百家,門前榆柳蔭桑麻。鳴雞犬吠滿深巷,男舂婦汲聲歡譁。神宗在位多豐歲,鬥粟文錢物不貴。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已是清朝康熙時人的他,用得著拍前朝萬曆的馬屁嗎?這幾句憶舊的詩,發自肺腑,當無疑義。

朱翊鈞早年為學童時,還算是一個乖順的孩子,後來,親政,江山坐穩,則絕對是一個不成器的敗類。

第一敗,他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消極怠工的皇帝,史稱:“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從不見皇帝之顏色。”甚至做了三年御史的劉光復,沒見過這位帝王一面,頭一回登殿,越次發言,萬曆大發雷霆,你是什麼東西,竟敢胡亂插嘴,連叱拿下。嚇得他尿屎一褲,頓成土偶人,也就是植物人吧,為歷史一大笑話。

第二敗,他的行政機構,乃是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最為空轉無能的政府,史稱:“萬曆二十九年……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常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國政事歸皇帝獨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負責,朝政懶廢墮弛至此,亦歷史中奇聞也。”

第三敗,他還是一個極其能搜刮,極其能斂財,極其能揮霍,極其性瘋狂的幾乎不可救藥的最高統治者。到了晚年,他像吸血鬼似的開徵各式各樣的惡稅,盤剝百姓。張大覆文中起首所說的“罷稅”,就是指朱常洛即位後的德政,廢除他老子這些天怒人怨的稅政。

第四敗,他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情,莫過於他未成年前,將整個大明王朝,交給張居正治理;然而,他一生做得最失敗的事情,是在他成年以後,對死去的張居正進行報復性清算,而尤為混賬的,還徹底否定了實際上已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所以,《明史·神宗本紀》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近人孟森對明朝衰亡的脈絡,加以梳理:“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於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

我在景山上看到這棵歪脖樹

萬曆坐了48年的江山,在中國全部帝王中,為排名第5的在位時間最長者,他的後代可就沒有這份好命了。他的兒子朱常洛,廟號光宗,年號泰昌,僅1年;他的孫子朱由校,廟號熹宗,年號天啟,僅7年;他的另一個孫子朱由檢,廟號思宗,年號崇禎,在位17年,李自成進北京,自縊煤山。這就是說,萬曆的一子、二孫、三朝,共25年,只用了他在位時間的二分之一,就將大明王朝玩得土崩瓦解。反過來思索,萬曆差不多是在其子其孫的雙倍時間內,任意隨性,胡作亂為,也沒有將這個帝國消費完,還留給朱常洛一個“皆有生氣”的社會。在張大覆文中與“罷稅”同提的“發帑”,足以說明萬曆雖是一個敗家子,但還是給他後人留下相當數量的真金白銀。泰昌初,朱常洛能動用內庫160萬兩,以作餉銀。這可不是小數目,160萬兩白銀,約相當於現在的3億3千萬元人民幣。內庫只是國庫的一部分,可證朱翊鈞這個敗類,這麼大把地糟蹋國帑,竟然還能給兒子留下來為數可觀的錢。

萬曆年間,那富足,那充裕,當是歷史的蹊蹺了。

隋煬帝楊廣,14年功夫,就把隋朝折騰光。朱翊鈞胡搞48年,大明王朝安然無殃,絕對應該垮而未垮。他的後人,尤其那個崇禎,不可謂不盡心,不竭力,千方百計想不垮而終於垮了,而且垮得非常之慘。北京人親眼目睹,崇禎爺掛在景山那棵歪脖樹上,一隻腳穿鞋,一隻腳跣著,其狼狽可想而知。1949年我來到北京,那時還叫北平,我在景山上看到這棵歪脖樹,因為它犯過弒帝之罪,用大鐵練子鎖了起來,以示懲戒。崇禎最後被圍城中,士兵乞餉,國庫拿不出一兩銀子,他只有張嘴朝王公大臣、皇親國戚借,可憐哪,大家像打發一個叫花子似地三萬五萬地給。想想萬曆年間的那用不完的錢,哪怕想想萬曆年後的泰昌仍錢淹腳面,要讓崇禎不上吊也難了。

雖然西諺有云:陽光之下,沒有什麼新鮮事。但我一直認為,萬曆年間的中國人過得比較滋潤,由此推想,萬曆年間的一眾文人,也比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同行,活得更加開心。朱翊鈞廷杖起大臣來,也是蠻恐怖的,張居正“奪情”一案,數十位諫官,無不當場剝光褲子,袒露屁股,被打得皮開肉綻,奄奄一息。但他從來不搞文字獄,這實在是了不起,在中國,幾乎所有皇帝,都患意識形態恐懼症,防文人比防盜賊還來勁。萬曆這個人,應該說很糟糕,但終其一生,他沒有跟文人過不去過,在這一點上,他要比手上沾滿中國文人鮮血的康、雍、乾,不知聖明多少倍!

也許這是萬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對性、對錢感興趣外,不怎麼關心文學,也不怎麼熱衷文藝活動。以當下的網路語言描述,朱翊鈞絕對稱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爾視察他的陵寢修建狀況,從不露面公眾。唯一的一次,應該是萬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為京城久旱不雨,他親率數千臣僚,由紫禁城出發,到天壇祈雨,然後又原路返回。堅持步行,拒絕坐車。

所以,萬曆年間,或許也與他的不管、少管、懶得管有點湊巧,中國文人的活躍,可謂達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從15世紀下半葉,到16世紀上半葉,文化思想之發達,文學藝術之繁榮,人文精神之張揚,人性覺悟之高漲,之前罕見,提倡個性解放,摒棄禁慾主張,破除儒學樊籬,沖決禮教束縛,更是力度極大。這種文藝領域的繁榮,也許可能與二十多年不上朝的萬曆,疏於對文人的“關愛”,有些什麼關聯。人類,在其進展的歷史長河中,道路不盡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邁過的門檻,必得經歷的洗禮,必得昇華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價,是無可迴避的。該來的,總是要來的,也許早一點,也許遲一點,但不會留下時代空白。所以萬曆年間的這一文藝活躍景象,是與西方世界同步的,也是資本化、市場化逐步發展的必然趨勢。

京華滿城說驚夢

公元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英國的莎士比亞,中國的湯顯祖,相繼同年離世,雖是偶然的巧合,卻是東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難得合拍同調的註腳。

這兩位戲劇家同時在十六世紀展現出超人的戲劇天才,第一,是這個時代需要大師,第二,是這個時代催生大師,第三,一個發生著巨大變化的時代,也應該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而決定這個時代會不會,能不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是經濟,是財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黃金白銀。莎士比亞,這個手套匠的兒子,公元1585年,時為中國萬曆十三年,從家鄉來到倫敦謀生。泰晤士河口桅杆聳立,船旗飛揚,停泊著世界各地的商船,裝卸著萬國商貿的貨物,這座貿易發達,商業繁榮的大都市,趕上了資本主義的上升期,像烤麵包一樣迅速膨脹起來。文化消費,本身就是一種商業行為,商業愈發達,文化消費愈盛行,文化消費的高漲,也帶動上下游產業的興旺,這充分說明經濟實力的提升,勢必推動文化藝術的進展和繁榮。同樣,公元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湯顯祖棄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傑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況空前,造成了一曲《驚夢》,萬人空巷的痴狂反響。時人譽曰“京華滿城說驚夢”,“魂兮歸來話杜娘”,談論《牡丹亭》,品評玉茗堂,成為京師的一種新時尚。明人沈德符說:“《牡丹亭夢》一出,幾令《西廂》減價。”清人俞用濟說:“《牡丹亭》唱徹秋閨,惹多少好兒女為他傷心到死?”次年,湯顯祖作《南柯記》;再次年,《邯鄲記》脫稿。幾年間,他的戲劇成就,達到了巔峰。

如果說,莎士比亞的成功,是因16世紀英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正處於上升的強盛期,給予他施展才華的最佳時刻;湯顯祖的成功,正是趕上了萬曆年間,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饒的爆發期,使他得以大顯身手。可以想象,頗具規模的資本經濟實力,所形成的擁有財富的新興階層,在大都市中成批湧現,然後遍及城鄉,已是一個很可觀的政治叢集,這個階層湧動著強烈消費慾望。清人趙翼所說,萬曆年間:“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明人凌濛初作《拍案驚奇》的書前序中所說:“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物質的滿足,必定催熟精神的豐收。這就是萬曆年間,一方面是物質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費之如飢似渴,經濟動力推波助瀾,上層建築風生水起。正如近人樊樹志在《晚明史》中的論斷:“萬曆朝堪稱有明一代最為繁榮昌盛的一段時光。正是中國融入世界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發生密切關係的時代,中國伴隨‘西學東漸’而發生鉅變的時代。”正是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給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標榜自我,張揚個性,突出多元,追求佚樂的特性。於是,在中國歷史上,被褒之曰“繁榮昌盛”的萬曆年間,同樣也是以良莠斑駁的色彩,薰蕕雜陳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顧炎武的《日知錄》,對朱翊鈞的看法很惡,他對斷送了大明江山的這位昏君,十分憤慨,也是情理中事。但他在談到“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時說:“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他所說的這些用來公然行賄的“白金”,即白銀,卻使我們獲知萬曆年所以“繁榮昌盛”的奧祕。

以銀代幣,自明朝開國以後,直到中葉,是嚴令禁止的。為什麼到了萬曆年間,有如此多量的銀兩,流通於社會,出進於市廛,交換於貿易,乃至於行賄於官場呢?據美國學者弗蘭克的《白銀資本》 考證:“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兩者合計38000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為7000噸或10000噸。因此,在那一百年間,中國通過‘絲——銀’貿易,獲得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這些真金白銀,給萬曆年間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帶來了物質的豐裕。這大把銀子,若是進入國家財政,當然國就富,若是放在民眾手裡,當然民就強。而國富民強之後走正道,自然也就兵精糧足,兵強馬壯。有了鞏固的國防,外敵不敢覬覦,邊寇不敢啟釁,這是中國盛世王朝必走的強國、強軍、強民之道。

然而,萬曆年間,上下一致地卻反其道行之,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多白銀儲存的王朝,極盡奢侈腐敗墮落無恥之能事。萬曆四十二年,為其愛子朱常洵就藩洛陽,那花掉的銀子足夠當時中國人吃上好幾十年。滋長民風浮躁的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的沉淪。從上到下的奢靡,不花白不花,大肆揮霍,遂成萬曆年間的社會風氣。《金瓶梅》的出現,正是這個豐裕,富庶,有錢,有閒時代的必然結果。萬曆一朝,存活48年,歷史評價不高,但擁有的海量貲財,卻種下了大明王朝敗亡的禍根。

現在回過頭去看,第一,若是天假以年,張居正能夠做完他想做的匡國救時的事情,第二,若是造化成全,朱翊鈞只是一個庸常之主,不指望他特別地優秀,只要求不那麼混賬和混蛋,多少聽得進人話,多少做一點人事,多少差強人意的話,也許一部《晚明史》,就不是從他朱翊鈞開頭敘述了。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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