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帝國之殤,安史之亂背後的藩鎮得失

翻開人類歷史的長河,儘管我們很難找到同一片葉子,但俗話卻也說得好“太陽底下從沒有新鮮事物”。就像公元3-4世紀的羅馬帝國一樣,當時間進至公元755年時,位於東方的大唐帝國突逢鉅變,皇帝的寵臣、手握軍政大權於一身的三鎮節度使安祿山舉兵反叛。一時間原本輝煌的唐帝國風雨飄搖,從此由盛轉衰。

當然,以上都是來自於歷史教科書的普遍結論。事實上人們還是會好奇,安史之亂前唐帝國正值盛世,為什麼說這麼一場僅僅八年的叛亂就將帝國由盛世拉進了直線下滑的境地呢?

要知道,抗戰八年我國死難同胞數千萬,但國家此後依舊一步步由弱變強,最終不屈的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這究竟是人力之功?亦還是制度之過呢?

本著這個歷史疑問,讓我們來逐一翻開歷史的面紗。

安史之亂是公元755年由唐朝異族邊將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後所發動的戰爭。這場內戰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喪失,國力銳減,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在今天解釋其叛變的原因上,一般主要有如下觀點。

1) 唐玄宗晚年怠政,導致國家內部腐敗,各階層矛盾不斷。

2) 宰相楊國忠等與安祿山互為敵對,最終迫使安祿山鋌而走險。

3) 唐朝的藩鎮制度導致外重內輕,最終形成獨立抗衡中央的地方軍閥。

4) 歷史經濟文化因素致胡漢衝突,構成了叛亂的潛在誘因。

嚴格的說,以上四條都有其道理,但其實又都不完全。比如以第4條而論,在我國的歷代王朝中,唐朝在文化上的包容可謂都是空前的,唐之前如隋、漢等大帝國雖然也並不刻意排斥異族人與漢人同居,但像唐這樣的民族大融合卻並不鮮見。甚至於唐帝國還允許異族人出任朝堂要職,比如唐朝宰相由異族人擔任的就有29人之多,可見這種開明的民族政策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唐帝國的繁榮。故而若我們單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未免是誅心之論了。事實上,雖然叛亂的安祿山是異族將領沒錯,但我們也不應忘了,如高仙芝、李光弼等等為大唐帝國鞠躬盡瘁的將領亦同樣出身異族。

那麼,導致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否又來自“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的唐玄宗呢?當然,沒有人能否認,如果唐玄宗能像他早年那樣持續保持自己的敏銳,那麼或許安史之亂不會就那麼爆發了。但作為唐朝在位最長的皇帝,唐玄宗勵精圖治也並不比其他皇帝來得短,僅僅以一亂而將帝國衰亡的原因全歸於他是否又過於籠統了呢?

故而,思前想後,人們發掘其中原因大部分可能就更傾向於第3點,這都是藩鎮制度惹得禍。試想,如果沒有藩鎮的設立,安祿山史思明之輩就不會手握軍政大權,沒有軍政大權,那麼就不會有叛亂,沒有叛亂則唐帝國就能長治久安、萬壽無疆了。看看,這是一套多麼嚴謹有理的邏輯,後世的趙匡胤同學估計小時候就是在上這節課時非常認真,以至於後來趙匡胤在出任大宋集團CEO時的第一件重大舉措就是強幹弱枝。結果歷史我們也知道了,大宋集團倒是再沒有藩鎮的禍害了,只是每每抵禦外誨十戰九輸,好不憋屈。

然而說一千道一萬吧,你說上面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好像我們也不能這麼講。其實筆者首先想說的是,即比如一場戰役,即使再出色的名將也沒有人能保證自己一定必勝。在戰場上,將領的工作是蒐集儘可能齊全和準確的情報,然後根據情報選擇戰術,指揮軍隊行進,給部隊下達各種作戰命令。但就是優秀的將領也只是能把這些工作完成得較好,卻也不能保證百分百勝利,真實的戰場環境裡形勢往往變化莫測,除了騙子很難有人會說自己對形勢完全把握。如是山洪爆發沖垮了一座重要的橋樑使得增援部隊不能及時趕到,亦或者一發流失擊中了敵我雙方的重要人物,那都可能隨時會改變整個戰場的局勢。而對一個國家的興衰來說,亦同樣是這個道理。早年如是論道兩國戰爭的勝負,人們多會以GDP或者綜合國力來橫向比較,而如果戰爭勝負真是如此單純,那世界就真是簡單多了。

話回正題,唐朝的安史之亂固然有設立藩鎮帶來的影響,但完全歸之則並不妥當。而要解釋這一問題,就需要我們進一步來剖析唐朝的藩鎮及其背後的戰略思想。

與漢武不同,就對外政策上,唐朝自太宗李世民開始,唐帝國的智囊們就始終在嘗試建立和維繫一套“天可汗”的新同盟制度。

“在這種制度下,各會員國均享有完全獨立的主權。不過,他們又必須和平共存,不得互相攻伐,而且在政策上也不得背離唐帝國的大戰略。為了維持此種國際體系的順利運作,作為盟主的天可汗也就有下述的權利和義務:

(一)各國君主死亡或缺位時,其繼承人必須由天可汗下詔冊立,以示合法承認。

(二)各國之間發生糾紛時,由天可汗派員為之仲裁,會員國必須接受其裁決。

(三)各國若受侵略,得請求天可汗予以援助。

(四)天可汗可調集各國兵力組織聯軍以伐不義,聯軍統帥由天可汗任命之。

(五)各國兵亦得接受徵召,到中國平定內亂。”

上文出自《鈕先鍾-中國戰略思想史》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態,一方面是源於漢匈戰爭的歷史經驗,另外一方面也源於唐帝國自隋以後如何以少量人力去拓展和維繫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疆土。考慮到帝國的人力無法像傳統那樣化外土入中國,故而帝國的高層選擇了一種“共尊盟主”的方式來平衡各方勢力,從而側面保護中國本身。

非常有趣的是, 300多年前的古羅馬帝國也經歷了相似的歷史時期。美國愛德華·勒特韋克在其著作《羅馬帝國的大戰略》中就指出,羅馬帝國在早期即已明白以其人力是很難有效地將其他國家和民族化入自身的,因為越來越大的帝國版圖只會使得帝國的人力捉襟見肘。為此,羅馬的統治者們也力圖以羅馬軍團為單位在邊境構成力量投射,以“共主”和“外族附庸體系”來構成帝國的外部保護層。

令人驚奇的是,正像唐一樣,隨著帝國的不斷擴張,羅馬帝國最終也不得不在邊境成立邊防軍區並允許招募外族人士加入軍團。而也正是這一舉措,導致後期各邊防軍區逐漸做大,最終又反過來屢屢侵噬羅馬。

那麼,舉這兩個例子又對我們探索唐代之亡有何幫助呢?事實上如果人們放開思緒,我們會發現,不僅羅馬與唐朝兩個帝國,即令如今的美國何嘗不也在面對著這麼一個同樣有趣的歷史性問題呢?這即是一個國家有限的人力如何面對一個不斷擴充套件的帝國邊疆。

當然,有關這一話題那是需要我們單獨開一個專欄去說的,故而這裡就不表了。僅就唐帝國或者羅馬帝國而論,卻又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即這兩個帝國均未在轉型期間成功調整其國家戰略,這一點可謂是最為致命的。

事實上,不管是唐帝國還是羅馬帝國,其對外的包容政策是一開始就存在的,但前者建立在“府兵制”的基礎上,而後者則建立在“羅馬軍團”上。

唐朝的府兵制立足於耕戰,沿自西魏,平常隸屬諸衛,但與兵農合一不同的是,它是有選擇性的挑選精幹農戶作為訓練物件,且待遇從優。戰時由政府召集府兵,派遣將領統率。戰畢即行解散,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既免武將專擅軍權之弊,亦無耗財養兵之苦。

本質上,這兩者都是依託於本國人民自身構成的中流砥柱。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來的統治者們總是忽略了這一根本,而盲目的屈從於當前需要,國防遂不斷移交到他族手上。僅從這個角度來說,有時候變也不一定帶來的就是好果子。

也當然了,我知道很多朋友看到這一定會說,你這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老實說,這也確實是筆者的一家之談。但筆者並不是想說,這就是唐帝國衰亡的全部原因了。事實上筆者只是想就其中一個元素加以說明,即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興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實際上其中很大一塊又完全取決於該民族是否自知。即假若唐帝國在擴張之餘,能隨之不斷推進其府兵制的發展,則藩鎮並不一定就會成為軍閥的溫床。而羅馬若能始終保證其軍團的本色,則又何須依靠招募外族入軍,以至最終導致蠻族入侵呢?

是故,千言萬語不過一句話,打鐵尚需自身硬罷了。

本文作者:雪之痕,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微信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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