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聯蒙滅金(四):南宋經營百餘年的“三關五州”防禦體系徹底瓦解

嘉定四年(1211年),餘嶸奉命出使金國。此時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從前線逃回的金國潰軍,便想去前線檢視交戰情況並趁機與蒙古取得聯絡,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圖被金人察覺,最終無功而返。回國之後,餘嶸向宋寧宗上奏:“今韃靼堅銳,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喪銷耍,有舊遼滅亡之勢”,並建議乘此時“深詔大臣,講求所以備邊自治者”以應對時局變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國後指出金國的滅亡之兆“大抵可見”,然而“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蒙古才是未來的心頭大患,因此當務之急仍是“內固邊防,外精間諜”,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

就在同一年,金國南遷後,權工部侍郎徐應龍也不無擔憂地說:“金人窮而南奔,將溢位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

也就是說,早在“聯蒙滅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經有人意識到蒙古的危害,雖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進取,但在對蒙古的態度上還是很謹慎的,都能意識到這可能會是“宣和舊事”的重演。

此時,宋廷對蒙古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軍攻擊濟南時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請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達濠州時被南宋邊防軍驅趕,後被金人所獲。

金朝在與西夏友好關係破裂、蒙古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向蒙古派出使者,請求議和。但金宣宗在議和之後,卻又南逃汴京。成吉思汗認為金朝議和缺乏誠意,再次派兵南下,兵鋒直抵河南。在西夏騷擾、蒙古進攻的外部打擊下,金朝內部也不平靜,東北有耶律留哥叛變和蒲鮮萬奴建立的東夏國,東有紅襖軍的不斷進攻等,金朝已經面臨三面被困之勢,唯有南邊的宋朝還能保持互不侵犯。

在蒙古與金朝和約撕毀之後,金朝的唯一出路是考慮鞏固原有與南宋關係,建立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軍事聯盟,以對抗共同的敵人蒙古。但金人對南宋不屑一顧,借南宋拒絕輸納歲幣之機,發動了對南宋的戰爭。最終將宋朝推向敵人一邊,造成四面受敵之勢。專擅朝政的術虎高琪認為,金朝遷都汴京後,金朝所能控制的地盤非常之小,於是主張南攻宋朝,其他一些大臣也有此意,“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 。

在這種朝議背景下,金宣宗以南宋不輸納歲幣為由,於興定元年(1217年)四月正式發動對南宋的戰爭。金宣宗攻宋,其目的有二,一是奪取南宋淮南之地,作為北方被蒙古攻取的土地的補償;二是河南一路難以應付包括戰爭費用在內的各種物資需求,金朝財政已經十分窘迫,他們希望通過對宋戰爭,掠取財物,解決財政危機。

戰爭的形勢並不如金人估計的那麼樂觀。最初,金人雖然佔領了南宋淮南的一些州縣,但很快被宋人收復,隨後,宋金邊境陷入長期的拉鋸戰中。金兵在攻宋戰爭中沒有佔到便宜,試圖奪取淮南以為緩衝之地的計劃落空了。對此,金朝內部也有人洞察到了,”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後“ 認為金人奪取淮南以後,宋人必會拼死相爭,金人將陷入無休止的宋金戰爭之中,若是不能奪取淮南之地,害處將會更大。因此極力反對攻打南宋。

但這樣的聲音在金朝朝廷之上畢竟微弱,戰爭如期進行。金朝不但沒有奪取淮南之地,倒是喪失了許多有生力量,金宣宗發動攻宋戰爭後,曾多次失敗,金人喪失兵馬難以統計,“士馬折耗,十不一存”。付出如此巨大的兵馬損失,卻並未能奪取淮南之地,也沒能迫使南宋朝廷重新交納歲幣,反而損耗了淮北原有物資,增加了戰爭負擔,使金朝在對蒙戰爭中更加處於下風。

在金國發動對宋戰爭之後,宋廷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與蒙古展開交往,以期減少自己承受的軍事壓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與南宋接觸,宋寧宗亦表達了與蒙古進一步接觸的意願。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東制置使賈涉奉朝廷命令遣趙珙出使蒙古,並受到木華黎的熱情款待。同年,宋廷還派遣苟夢玉出使,並見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夢玉再次被派遣出使。可以說,這一階段宋蒙之間的聯絡比較頻繁,兩國關係不斷升溫。雖然有什麼外交成果我們不得而知,但兩人帶回了大量關於蒙古的資訊,對宋廷的戰略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顏守緒下令停止對宋戰爭後,蒙古對於南宋而言已經失去了制約金國的實際價值,宋蒙關係迅速降溫。恰逢此時金哀宗有意與南宋聯防武休,以防備蒙古繞道攻擊金國後方,無奈金國當權大臣認為此事有失顏面而力加阻撓,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熱心,最後此事未能成行。

不過事情很快出現了轉機。寶元三年(1227年),蒙軍悍然進攻南宋川陝戰區,由於四川制置使鄭損擅自做出了棄守關外五州(階州、成州、鳳州、西和州、天水軍)的錯誤決定,致使自吳玠時代以來南宋經營百餘年的“三關五州”防禦體系徹底瓦解。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變”。

此後,南宋對蒙古愈加冷落,朝內再無和蒙之議,甚至還與金國開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湖南轉運使趙汝譡與之前被俘的黃摑阿魯答在潭州商議聯合抗蒙之策,兩淮戰區的趙範、趙葵亦與金國將領完顏合達、移剌蒲阿約定共同防禦蒙古。

由於沒有宋的支援,蒙古對金作戰依然沒有取得進展,陷入了“入關不能,渡河不可”的尷尬境地,無計可施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寶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時候曾經留下遺言:“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過於簡單了,南宋方面早就識破了蒙古的企圖。所以,紹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時候,宋廷直接選擇了拒絕其入境。由此可見,南宋的外交還是很務實的,與蒙古交往也不過是互相利用的權宜之計,其最終目的還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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