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巴勒斯坦的七十年風雨路:一場看不到勝利的鬥爭

“他們,在進行一場勝算極低的鬥爭;但他們堅持的意義,在於告訴大家,世界上還有人能為最基本的尊嚴做出持續的鬥爭。也就是說,他們告訴我們,做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

這是我與一位網友互動時,這位網友告知我關於他對於巴勒斯坦這70年鬥爭的一個基本評價。基於現實中的失衡(各項實力指數以及實際國際政治支援),巴勒斯坦在“大眾記憶”中已然成為“失敗國家”的典型。

面對大眾記憶中被嚴重汙名化的巴勒斯坦,我們的探討似乎顯得“徒勞”。但巴勒斯坦經歷70年的奮鬥,保持了自己的存在基礎——雖然,在這種過程中,巴勒斯坦抗爭力量自身存在很多問題,而且也必然不是一帆風順,甚至內部也並不是完全團結的。

緒論:衝突的前夜——未曾預料的仇恨

現在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包括一些穆斯林地區基層群眾,他們一聽到“猶太人”,很可能第一時間就會搖搖頭;而聽到“以色列”,更是會咬牙切齒。這種不滿程度,事實上卻只有70年——之前即便有過糾紛,也未曾有過此程度。在1948年之前,不能說穆斯林完全與猶太人沒有現實中的糾紛,但至少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特別惡劣。

早在阿巴斯王朝時期,巴格達金融系統的掌舵人就是一個個猶太教家族;而在同一時期的安達盧西亞,也就是現在的西班牙大部分地方,猶太人與穆斯林也是非常和諧地建設著托萊多、科爾多瓦以及格拉納達;在伊朗,有的猶太教徒得以通過自己的才華,成為僅次於大維齊爾的長官。

1492年,格拉納達淪陷,西班牙為了全面統一天主教,給穆斯林與猶太人兩個選擇:要麼,選擇改宗天主教;要麼,離開安達盧西亞。如果兩者都做不到,只有斷頭臺與火刑架。只有極少數人選擇改宗,絕大多數人踏上前往北非的流亡路,而還有一部分猶太人,他們聚集在加迪斯,希望能通過他們鉅額財富賄賂西班牙統治者。

與穆斯林君主不一樣,西班牙統治者是鐵了心要“異教徒”在安達盧西亞徹底消失,因此猶太人的賄賂是流進西班牙的國庫,但宗教裁判所的衛兵也沒有停歇抓捕。這個時候有猶太人寫信給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為了展示“帝國對猶太人的照顧”,僱傭以北非柏柏爾人為主的巴巴里海盜,前往直布羅陀通過軍事手段接走30~50萬西班牙猶太人,把他們安置在北非與巴爾幹。

19世紀末期的薩拉熱窩猶太人

到了20世紀初,對於猶太人有兩方面的大事件。首先是猶太復國主義思潮的興起,使得大批東歐-西歐一帶的猶太人帶著財富,在未經過大多數阿拉伯當地地主的完全同意下廉價購置了土地;而另一方面,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中的不利,使得巴爾幹諸國紛紛進一步確立民族獨立的基礎(早在19世紀20年代希臘獨立戰爭爆發,巴爾幹地區已經開始民族獨立運動)。除了保加利亞、波斯尼亞與阿爾巴尼亞,大多數世居巴爾幹500餘年的穆斯林被迫全部遷居土耳其。

猶太人在奧斯曼帝國時期,不像穆斯林被納入統治階層,所以在帝國解體後並沒有收到驅逐令,在巴爾幹民族國家(包含以族群聯盟為基礎的南斯拉夫王國)獨立初期甚至還保持經濟地位。

但到了二戰開始,巴爾幹國家大多數選擇與法西斯國家合作,因此大批滯留在巴爾幹的猶太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滅頂之災:在希臘薩洛尼卡,原本被視為有著30萬人口之眾的猶太人,在二戰期間幾乎被斬盡殺絕,倖存的極少數人,大多數都是被巴爾幹各地的穆斯林以各種方式搭救下來——例如阿爾巴尼亞與波斯尼亞有大批猶太人因為穆斯林的各種藏匿、賄賂,得以殘存下來。

這一時期穆斯林對於猶太人的態度,以同情-搭救為主:伊朗駐法國公使薩爾達裡利用自己的外交特權,使得大批中歐系猶太人暫居伊朗;法國巴黎大清真寺,穆夫提(Mufti,穆斯林教法學者)則把近萬猶太人兒童聚集進去,以當時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Mohanmod Amin)的名義保護這些猶太人兒童——儘管很多人知道這位穆夫提與當時的歐洲政府關係不錯,包括納粹德國。

但在這種同情態度之餘,糾紛也在同時進行:猶太人毫無節制的買地行為和二戰以來大批猶太人為避難而流亡,引發大批阿拉伯知識分子——包括拿撒勒、阿卡等地的阿拉伯基督徒知識分子——對於猶太人的不滿。因此,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零星衝突,在巴勒斯坦地區也確實是發生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也有幾次與歐洲國家交涉,希望能防止過多猶太人(尤其是歐洲系猶太人)湧進巴勒斯坦。這個也為之後大穆夫提遭遇各界批評、以至於晚年流亡黎巴嫩埋下禍根。

但穆斯林大眾當時對於猶太人,還是以聲援態度為主,甚至阿爾巴尼亞政府在完全被義大利法西斯政府控制的時候,依然給大批猶太人難民發放外交豁免權。對於以後的“深仇大恨”,可以說是始料未及。

二戰結束以後,在歐美國家的默許下,更大規模的歐洲系猶太人以“避難”為藉口湧進巴勒斯坦地區,而且他們把這個地方列為自己“建國”的一部分,從而引發當地阿拉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更深層次的忌憚,在此之前不遺餘力援助猶太人的北非國家、巴爾幹穆斯林以及伊朗,也逐步被猜忌情緒所覆蓋。

1948年,還是將軍的納賽爾與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見面

伴隨著埃及與敘利亞民族主義與軍政府的“同步並驅”(埃及軍人已經架空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權力,而敘利亞層出不窮的社會主義運動也使得一些將軍有機會架空文官政府),他們藉助“聖裔”阿卜杜拉一世國王(1882~1951)對於猶太人佔領土地的批評,開始支援當地阿拉伯人反抗猶太人的進入。

最終矛盾的爆破,是1948年以色列的成立。必須承認的是,以色列的成立儘管存在不合理因素,但確實是基於聯合國的承認——而且不乏穆斯林國家(例如伊朗、摩洛哥)的支援。矛盾的爆發,與以色列的建國大綱有關。以色列在建國大綱中,首要宗旨就是定都耶路撒冷——對於伊斯蘭教、基督教與猶太教具有聖地地位的聖城,這一點對於任何一個正常的阿拉伯人——以穆斯林為主、有著四分之一人口比例的各教派基督徒,在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猶太人的襲擊(參考耶路撒冷酒店爆炸案與代爾亞辛村大屠殺)與阿拉伯人的反擊(巴勒斯坦地區的武裝衝突)相結合,逐步為第一次巴以衝突奠定基礎。

從未妥協:一場看不到勝利的鬥爭

1948年,在貝魯特唸書的基督徒大學生喬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在一次演講中公開發表宣告:“我們巴勒斯坦人,不能向入侵者妥協。”而在第一次巴以衝突因大國干涉而宣告失利之後,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故土,其中一位名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的年輕人,帶著背井離鄉的痛苦來到黎巴嫩,在一些城市的邊緣,與其他難民一起暫居下來。

雖然阿拉伯國家看似“聯合起來”抗議以色列的成立,但只有敘利亞、埃及以及雜湊姆王室認真參與了此次抗議,其他阿拉伯國家面對國際社會的傾向,以及對於自身政治的考量,基本上都選擇漠視這一問題;而相對的,國際上幾乎所有有分量的大國,為了能有效干涉中東地區的事務,有錢的出錢,有武器的提供武器,大力支援以色列——藉口是“猶太人在二戰中蒙受巨大損失,需要一個全新的國家保障他們。”即使事實上這些大國只有美國沒有真正參與迫害猶太人,從西歐沿海到海參崴,猶太人的集中營或多或少地分佈。而唯一一個支援阿拉伯國家的大國蘇聯,其用意非常明確:希望能在與西方陣營在中東爭霸中找到自己的附庸,然而阿拉伯國家的知識分子對於蘇聯存在警惕,而且之後一系列本土社會主義者針對阿拉伯國家政要的襲擊(參見1947年以來敘利亞-黎巴嫩的工運)也造就蘇聯和阿拉伯國家合作非常有限。因此雖然蘇聯也提供士兵與武器的援助,力量是非常失衡的。

在這種嚴重失衡的衝突下,全副武裝、而且剛剛經歷納粹種族滅絕、求存之心極為強烈的以色列,自然打敗了人數不夠多、社會發展嚴重滯後而且自身缺乏團結意識的巴勒斯坦當地人——包括阿拉伯人與佔少數的亞美尼亞人。

因為第一次的失敗,原本巴勒斯坦人世居的社群也一步步消散,大批巴勒斯坦人淪為各地難民,或遷居黎巴嫩,或遷居約旦。當然這個時候巴勒斯坦人還沒有完全被入侵者從聖地趕出去,只是他們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

巴勒斯坦人面對這種困境,把目光投入到當時亞非拉各發展中國家如火如荼的民族自救運動——1950年代初開始,伴隨著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因失利而宣佈停戰,大批發展中國家從中看到擺脫帝國主義的希望,從而紛紛發動反殖民運動,也是這一時期湧現了大批新興的民族國家。

同樣的記憶,同樣的抗爭,對於絕望邊緣的巴勒斯坦人而言無疑是一種希望,但他們也因為對於這些運動的學習方式出現問題,也為自己後來遭遇黎巴嫩、約旦的壓制埋下伏筆。

民族自救運動,其中就有包括對於資本主義與君主制的否定。而巴勒斯坦人聚集的兩大難民點——約旦與黎巴嫩,這兩點都有包含。

黎巴嫩具有相當大數量的基督徒(尤其是與西方親近的天主教會),在19世紀末期,黎巴嫩基督徒就已經形成自己的資本主義勢力,包括銀行家以及大型廣場;而黎巴嫩國記憶體在著多教派的貴族階層。1947年貝魯特與大馬士革浩浩蕩蕩的罷工,以及針對黎巴嫩前總理利雅得·索勒赫(Riad Solh)的刺殺(因為敘利亞社會主義者安東·薩達赫在1949年被黎巴嫩政府處決),與這種思潮的暴力化有關。而且黎巴嫩地區的工人運動,往往帶有敘利亞民族主義與阿拉伯社會主義雙重標誌,這也導致了後來問題進一步加劇。甚至黎巴嫩政府內部因此也出現嚴重的分裂:天主教政客——尤其是得益於法國託管統治的新貴,大多數支援西方,支援資本主義制度,嚴厲打擊左翼運動;而穆斯林與東正教徒,包括少數天主教知識分子和舊貴族,則處於民族主義情緒支援巴勒斯坦人,並繼續抗議黎巴嫩的親西方政治。

至於約旦,問題更加直接,黎巴嫩雖然有龐大的貴族階層,但至少是共和制國家,而約旦是君主制國家,最高元首是來自麥加的謝里夫,也就是“聖裔”雜湊姆家族——他們家族被視為世界上最為明確的先知穆罕默德後裔。基於這種原因,約旦對革命思潮也存在警惕,尤其是1951年,69歲的阿卜杜拉一世與孫子侯賽因出席黎巴嫩總理的葬禮時,老國王自己就遭到敘利亞革命者的襲擊身亡——侯賽因則因為胸前的勳章躲過一劫。1年後侯賽因接替精神失常的父親,成為新一任約旦國王,就明確自己的政治立場,對革命者採取強硬的手段壓制。所以與帶有共和制“烏瑪”(穆斯林的一種自治社群模式)性質的穆兄會和阿拉伯社會主義有關的,約旦最基本的立場基本上都是反對加壓制。

在這種情況下,巴勒斯坦最早的兩大組織——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組織”)與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簡稱“人陣”),就此產生。那位名為亞西爾·阿拉法特的穆斯林,成為巴解組織的帶頭人,支援民族國家在巴勒斯坦的復興;而名為喬治·哈巴什的東正教徒,他作為巴人陣的創始人,則寄希望於社會主義制度,以徹底推翻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消滅帝國主義為組織的首要任務。

但即使是兩個反抗運動的領導人也未必意識到,巴勒斯坦人的抗爭造成一個始料未及的情況:黎巴嫩各派之間的衝突有了藉口。最終黎巴嫩天主教右派自成武裝,襲擊了巴勒斯坦難民營,引發巴勒斯坦人與黎巴嫩左翼的憤怒,黎巴嫩內亂就此爆發。

不過也因為巴勒斯坦人的劇烈抗爭,以色列相對難以繼續在約旦河西岸展開佔領行動,雖然之後幾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均佔優勢,但也沒有一次能完全達到以色列的預期目標,其中1973年十月戰爭,以色列甚至不得不放棄已經於1967年成功佔領的西奈半島,這件事情極大鼓舞了納賽爾主義支持者——即使納賽爾此時已經去世。

這個時候巴勒斯坦的抗爭似乎看到起色,因此各路運動的開展愈發激進,例如1972年綁架慕尼黑奧運會的以色列運動員,以及部分立場極左的巴勒斯坦游擊隊員試圖刺殺約旦國王侯賽因。侯賽因國王對此事忍無可忍,下令鎮壓所有在約旦境內的巴勒斯坦反抗組織,並禁止阿拉法特等人進入約旦。

但鎮壓效果似乎有限,反而刺激其他勢力的介入。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活動得到全球激進左翼運動的支援——例如在日本“赤軍”的支援下,革命運動似乎更加激進,甚至殃及部分立場溫和的巴勒斯坦文化人——1972年,一位主張與以色列和平對話的巴勒斯坦文學家,被日本赤軍成員當場槍殺於貝魯特。

卡邁勒·瓊卜拉特的演講,背後是阿拉法特與穆薩·薩德爾

到了1975年,黎巴嫩內戰爆發。在內戰期間,黎巴嫩形成天主教為主的右翼與穆斯林-東正教徒-社會主義者為主的左翼陣線,巴勒斯坦人很顯然選擇支援左翼陣線,阿拉法特和哈巴什選擇同黎巴嫩的穆薩·薩德爾(Musa Sadr,黎巴嫩什葉派阿亞圖拉,以支援革新聞名,1978年赴利比亞被卡扎菲綁架並失蹤)、卡邁勒·瓊卜拉特(Kamal Jubulatt,德魯茲派穆斯林貴族)、侯賽因·侯賽尼(Hossain Hossain,黎巴嫩什葉派政治家,阿邁勒運動創始人)與喬治·哈維(Gergeo Al-Hawi,黎巴嫩共產黨總書記,東正教徒出身,2005年被以色列定點炸彈襲擊身亡)形成黎巴嫩內戰中反抗天主教右翼的跨教派聯盟合作,壓制天主教右翼武裝的擴散,並取得在貝卡谷地的優勢。

黎巴嫩內戰局勢的變化,進一步使得巴勒斯坦反抗組織在巴勒斯坦保留的土地得以倖存下來——因為敘利亞等國家的介入,一方面打破以色列與歐美大國對於黎巴嫩政治的干涉(當然,不可避免也造成黎巴嫩在部分問題上短期受制於敘利亞政府),另一方面也因為內戰的逐步平穩,黎巴嫩開始清查本國的武裝勢力,巴勒斯坦反抗武裝也逐步回到自己領土的控制區。

最終,在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國(the State of Palestine)在除極少數國家反對的情況下,在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援中成立,與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然而基於聯合國特殊的機制,巴勒斯坦至今難以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但阿拉法特等人的努力,至少在此時已有成效——巴勒斯坦,是存在的。巴勒斯坦此時控制的區域是約旦河西岸,後期收回加沙地帶——但加沙地帶的收回,與一個新生的反抗組織有關: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

加沙自1967年以來一直被以色列佔領,根據相關的條例,加沙屬於巴勒斯坦,但以色列一直不承認此條例。雖然1994年以色列前總理伊扎克·拉賓與阿拉法特的和談中有協商加沙的問題,但在拉賓被猶太教極端主義者刺殺以後,以色列的主流聲音被民粹主義佔領,巴以和談再度破滅。

而在此之前,伴隨著日本赤軍被中東各國整頓(約旦政府和敘利亞政府聯手肅清赤軍在黎巴嫩以及部分爭議邊境的據點,逮捕並引渡領導赤軍的一些日本籍人士),以及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也順利擺脫殖民統治,浩浩蕩蕩的民族自救運動也逐步落下帷幕。巴勒斯坦兩大武裝組織,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開始減少實質的武裝反抗,以及取消與跨國左翼運動的聯絡——事實上這些運動本身,也隨著1980年代的到來日趨沒落。

但以色列沒有停止擴大佔領區的行動,基於黎巴嫩內戰後期的形勢(以色列與歐美國家支援的天主教武裝趨於頹勢),以色列加強對於佔領區的控制,例如擴大定居點,以及襲擊巴勒斯坦各反抗組織。部分反抗組織的高層,在海外遭到以色列特工的謀殺——以色列對此的理由是“為被襲擊的公民復仇”,即使此舉遭到國際社會的多次抗議。

面對民族自救運動的低潮,民眾開始傾向於從宗教中尋求力量,這個時候,一個癱瘓的伊斯蘭教長走上了歷史舞臺,他便是出生於1937年的艾哈邁德·亞辛(Ahmad Yassin),他藉助當時在中東處處遭到打擊的穆兄會,提出以宗教中的平等與進取理念,對以色列的佔領予以強烈的回擊。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在1987年成立,而且有著野火燃草的局勢,迅速取代了另外一個堅持以武裝鬥爭解決問題的巴勒斯坦“人陣”,成為巴勒斯坦僅次於巴解組織的大型反抗組織。

不過,哈馬斯相比早期巴勒斯坦各大小反抗組織,其理念的不同之處在於鬥爭與襲擊的物件僅限於以色列,不再涉及海外。在此之前,巴勒斯坦部分反抗行動延伸到巴以地區之外,引起負面的評價。但哈馬斯的反抗行動是採取極為慘烈的武裝襲擊,並且堅持“在巴勒斯坦全部領土收回之前,哈馬斯不可能放棄武裝鬥爭”的原則,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從而引起爭議:

美國、以色列、日本(因為赤軍的緣故,使得日本非常意外地捲進中東爭端)、約旦(因為國王險遭遇刺,約旦原則上反對一切巴勒斯坦地區的武裝組織)、埃及(埃及前總統薩達特遇刺,刺殺薩達特的成員為穆兄會成員,而哈馬斯是基於穆兄會的基礎理念而成立的組織)等國家認定哈馬斯為恐怖組織,而國際上大多數國家不承認哈馬斯是恐怖組織,僅僅承認哈馬斯是反抗組織。

基於對以色列的態度,以及治理理念的差異,哈馬斯也與其他巴勒斯坦反抗組織有嚴重的衝突對立,甚至有過零星武裝衝突。

在哈馬斯的強烈攻勢下,以色列逐步撤出在加沙的駐守人員,加沙在2005年開始成為哈馬斯實際控制的地區。然而,埃及與約旦均對加沙採取邊境封鎖狀態,而以色列與哈馬斯處於“戰爭狀態”,雙方出現多次大規模的衝突。其中,哈馬斯的精神領袖亞辛在一系列的交火中,在2004年遇襲身亡。同一年,“巴解”的精神領袖阿拉法特也在內外交困中離世,時年75歲。

2008年,喬治·哈巴什的葬禮

對於內部交火的憂慮,以及昔日同志一一離世(阿拉法特、喬治·哈維),年至耄耋的巴勒斯坦“人陣”創始人喬治·哈巴什在約旦首都安曼於2008年去世,享年80歲。作為一個基督徒出身的革命者,喬治·哈巴什的離世卻引起各教派巴勒斯坦人的悲痛,為數不少的穆斯林參與為他送葬。

時至今日,由於耶路撒冷一直處於以色列的佔領之下,而加沙地區依然處於戰時狀態,以及在部分核心問題上,聯合國關於巴勒斯坦的決議遭遇美國的“一票否決權”,巴勒斯坦依舊沒有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但至少,巴勒斯坦已經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承認,世界上對於巴勒斯坦的認識,也沒有因為這場“沒有勝算”的過程而日趨淡化。

而在這個論題之中、卻似乎“邊緣化”的他們,情況又是怎麼樣的?

爭端內外:被邊緣化的群體

巴以問題的複雜之處在於,巴以雙方均有自己的合法性(聯合國決議對巴以雙方的承認,尤其是具有實際約束力的第242條決議)、合理性(猶太人在二戰遭受慘痛的種族滅絕,巴勒斯坦人遭遇嚴重的不公正待遇),也均在維護自身利益方面採取具有爭議性的行為(以色列收買黎巴嫩天主教武裝屠殺難民,巴勒斯坦游擊隊在境外的襲擊)。而且,巴以雙方均有看似邊緣化、實際卻能反映相關問題的少數群體。

大多數研究者以及媒體平臺關注的是以色列的主體猶太人(歐系猶太人,例如環地中海的薩法迪猶太人,以及東歐與中歐的阿茲肯什納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反抗運動,對於巴以雙方的邊緣化群體,例如巴勒斯坦基督徒,以色列佔領區的德魯茲派、中東系猶太人(米茲拉希),報道相對較少。

但這些邊緣化的群體,他們本身也在反映著70年爭端中的痛楚與無奈。

(1)最後的拿撒勒人:被忽視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巴勒斯坦基督徒包括阿拉伯人與亞美尼亞人,他們曾經構建大巴勒斯坦地區三分之一的人口規模,在耶路撒冷四大宗教區,有兩大區是隸屬於基督教社群:阿拉伯基督徒與亞美尼亞基督徒。他們教派眾多,有的隸屬於東正教,有的屬於天主教,有的屬於一性論正統派(例如科普特教會與亞美尼亞教會)。

禱告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但昔日繁華的基督徒社群,在今日的巴以雙方,人數似乎都顯得非常少——巴勒斯坦控制區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是6%,而且主要集中在“巴解”組織的大本營:拉姆安拉,以及公認的基督徒聖地:拿撒勒。而以色列的基督徒,人口比例也不到5%,其中大多數集中在耶路撒冷老城區以及伯利恆,昔日有龐大基督徒人口的希伯倫、海法,基督徒社群大多數被猶太人定居點取代了。

巴勒斯坦基督徒社群的萎縮,與他們在以色列建國前後遭遇猶太人定居潮波及有關。其中,在大型定居潮中受到波及的基督徒,就有已經從東正教轉化為安立甘宗(英國國教)的薩義德家族,這個家族後來出了一位知名的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adih Said)。

1990年代初,薩義德先生在黎巴嫩邊境向以色列象徵性擲出石塊

而基於巴勒斯坦基督徒大批流離失所,他們在遠走他鄉之後,為數不少參與反抗運動,尤其是1960~1980年代。大批參與反抗運動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包括阿拉伯人與亞美尼亞人)被列入歐美國家的黑名單,代表人物便是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創始人喬治·哈巴什,他在1992年赴法國治療時,就遭遇法國社會的強烈抗議(指控他組織多次恐怖主義行動)而被強制送出境。

但隨著時間流逝,他們的子孫後代大多數沒有留在巴勒斯坦,而是以各種理由去了海外定居,有的選擇皈依伊斯蘭教強化阿拉伯人認同,有的則脫離阿拉伯認同,以至於他們的根基只剩下阿拉伯語和亞美尼亞語姓氏;留在巴勒斯坦的,大多數也留在原有的社群的堂區(教堂為核心的社群),而且似乎日趨凋零。一些曾經具有較多基督徒的社群,例如加沙,基於動盪,大多數人離開,留下的基本上是老人——即使哈馬斯對於基督徒的態度非常友善,但也難以確保他們有安定環境。

留在以色列的,則成為“二等公民”,在大多數情況下被排擠-歧視,而少數進入議會的,常常扮演著“反對派”的角色。甚至部分基督徒的墓地,遭到定居者的褻瀆與破壞。而旅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演員,則因為自身的體型、外貌與文化背景,不得不扮演“恐怖分子”、“獨裁者”等負面角色,例如阿什拉夫·巴姆(Asraf Bam)就以扮演《暴君》裡面的獨裁者(影射敘利亞阿薩德家族)而出名。

巴勒斯坦基督徒雖然面臨日趨邊緣化的現實,他們心中依然保留著強烈的鄉土情結,因此也塑造大批文藝作品,致敬70年的風雨路,其中代表之一就是出生於1992年的巴勒斯坦歌手麗娜·薩萊比(Lina Sleibi),她翻唱了黎巴嫩歌唱家費魯絲(Fairuz,黎巴嫩東正教徒歌唱家,1935~)的歌曲,致敬自己的故土。

(2)兩邊不討好:處於“叛徒”責問的以色列德魯茲派

德魯茲派作為伊斯蘭教的一個小型教派,一直處於“異端”的邊緣,而教派內部基於所處國度不同,也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德魯茲派謝赫(Shaikh,中東地區的長老)一直強調“忠於國家”,因此導致巴以衝突期間,處於衝突點的德魯茲派處於長年的尷尬與無奈。

1920年代,敘利亞德魯茲派大貴族、蘇韋達地區領袖蘇爾坦·阿特拉斯(Sultan Atlas)參與阿拉伯大革命,為日後敘利亞德魯茲派支援阿拉伯民族主義奠定基礎;1930年代,黎巴嫩德魯茲派貴族沙基卜·阿爾斯蘭(Shakib Arslan)前往麥加朝覲,基本上奠定黎巴嫩德魯茲派有伊斯蘭教認同感以及側重於支援穆斯林的局面——多年以後他的女婿卡邁勒·瓊卜拉特成為黎巴嫩左翼領袖;而巴勒斯坦地區的德魯茲派謝赫,面臨巴以衝突,知道自己的社群幾乎都在以色列控制區之內,因此宣佈——德魯茲派不屬於伊斯蘭教,其社群也不是阿拉伯人,本地區德魯茲派忠於以色列。

謝赫的表態引發了巨大的動盪,敘利亞、黎巴嫩的德魯茲派貴族紛紛宣佈與巴勒斯坦地區的德魯茲派斷絕關係,並授權宣佈巴勒斯坦德魯茲派謝赫“叛教”——在穆斯林的語境中,這種“叛教”不同於不再認同伊斯蘭教(穆斯林的“出教”在大多數情況下視為正常宗教改變),而是一種非常惡劣的敵對行為。敘利亞、黎巴嫩德魯茲派謝赫發出此“法特瓦”(教令),造成以色列境內幾乎所有德魯茲派都遭到非常嚴厲的譴責。

然而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於,以色列不少德魯茲派家族與敘利亞、黎巴嫩藕斷絲連,在政治對立的格局下,不可避免發生零零星星的人倫慘案——例如相關的榮譽謀殺(1970年代以來以色列、敘利亞、約旦與黎巴嫩均對境內各族群、宗教教派內部的榮譽謀殺進行嚴厲整頓,之後這方面的案件越來越少),以及跨境婚姻糾紛。

黎巴嫩著名導演、出身東正教徒家庭的黎巴嫩共產黨成員齊亞德·拉赫巴尼(Zaid Rahbani,歌唱家費魯絲的兒子,1956~)於2004年與法國阿拉伯社團合作,導演了電影《風箏》,講述的就是在以色列德魯茲派的“效忠表態”之後,黎巴嫩與以色列德魯茲派的各種悲劇性故事:被結婚與被離婚的表兄妹,被猶太人軍官歧視的德魯茲派士兵,以及借酒消愁的德魯茲派士兵(這位以酒消愁的中年士兵就是齊亞德本人親自出演,角色名字也是齊亞德)。

電影《風箏》中借酒消愁的齊亞德

毫無疑問,自拉賓遇刺以來,以色列逐步拋棄“多元族群共同發展”的想法,開始把“猶太民族國家”作為以色列的建設基礎——因為拉賓的死亡刺激了太多以色列政客,使他們不再敢與民粹主義抗衡,因此即使在以色列建國多年來德魯茲派表現出極高的忠誠,而且也與阿拉伯人-伊斯蘭教均劃清界限,但以色列社會對於德魯茲派的友好度仍然逐步下降。自2000年代開始,逐步有一些以色列的德魯茲派選擇移居歐美,迴避以色列與阿拉伯地區兩邊的詰難——關於“忠誠”的質疑。

(3)米茲拉希:屬於猶太人的另一種形象

新月沃土本身就有一批土著猶太人,而且在中東,尤其是巴以爭端白熱化之前,中東地區本土有著大批猶太人社群——他們基於哈里發時代以來的宗教寬容而繁衍生息。

例如猶太人大亨沙遜家族,一開始就是巴格達的銀行大戶,後來伴隨著鴉片貿易而來到孟買與帕西人(Parsi,印度境內的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徒)競爭鴉片貿易的買辦並以此進一步發達。這些人被統稱為“米茲拉希”(Mizrahi),包括母語是阿拉伯語的巴格達猶太人、葉門猶太人,以及母語是波斯語(系)的伊朗猶太人、布哈拉猶太人。

葉門猶太人的宗教活動

1948年巴以爭端爆發後,原本相對寬容的阿拉伯人開始排擠“褻瀆聖地”的猶太人,使得中東猶太人大多數移居以色列與歐美,少數選擇改宗伊斯蘭教(例如埃及演員萊拉·穆拉德Leila Murad的家族)以融入主流社會。埃及的猶太教教堂,歷經千年風雨,最終成為供遊客瀏覽的經典——當年在埃及的猶太人,成為巴以衝突下阿拉伯市民憤怒的犧牲品,不得不放棄千年社群。

摩洛哥是阿拉伯國家裡面的一個例外,摩洛哥國王授權釋出法特瓦,禁止國內參與巴以爭端的話題,也禁止憤怒的市民襲擊猶太人鄰居,因此至今摩洛哥依然有至少5萬的猶太人社群。

伊朗的猶太人在巴列維時期沒有受到意識形態波及,霍梅尼上臺以後也頒佈法令“允許猶太人選擇自己的路”,並保留議會猶太人的議席,因此伊朗至今依然有6萬猶太人定居。

布哈拉猶太人大多數在蘇聯時期,基於蘇聯既定的國策,一直與以色列保持距離,加上本身母語就是與塔吉克語同源的布哈拉語,日常也傳承木卡姆藝術(尤其是沙什木卡姆),直到蘇聯解體、烏茲別克獨立以後,大多數布哈拉猶太人已經本土化(或改宗伊斯蘭教,或沒有明確宗教認同但文化上明顯烏茲別克-塔吉克化),部分人為了躲避民族主義思潮的抬頭而移民。

這些命運不同的猶太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在文化上與穆斯林非常接近,這導致他們在以色列“迴歸”之後,出現邊緣化的情況——以色列正統猶太人(例如哈瑞迪人),遵循的是歐洲系猶太教教規(例如帶皮帽,這個習慣在米茲拉希猶太人身上是不可想象的)。大多數在1950年代遷居至以色列的米茲拉希猶太人,甚至包括在耶路撒冷土生土長的猶太人,他們大多數無奈地接受這樣一個命運:被歐洲系猶太人同化,否則會被排擠。

不過也有米茲拉希人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依然在努力抗爭,儘可能維繫自己的傳統文化,例如已故以色列歌后歐芙拉·哈扎(Ofra Haza),她就非常認真地搶救葉門猶太人的文化藝術,可惜這位歌后在2000年以41歲的年齡英年早逝。

然而無論是哪一系的猶太人,都有無奈的現實:被同化為大眾印象中的“猶太人”,以及與昔日相對睦鄰友好的穆斯林關係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裂痕。他們自身傳承著古老的文化,卻無法成為古來希伯來的代言人,所以米茲拉希猶太人本身對於“錫安主義”,整體態度遠沒有歐美系猶太人那麼積極。

結語:未知的未來,可書的歷史

巴勒斯坦所承載的70年,無論是抗爭、和解還是時斷時續的糾紛,都能讓執筆者書寫不一樣的歷史;而屬於新月沃土的文化、記憶等,也可以由有識之士予以收集、整理。

新月沃土,這片帶著“耶路撒冷”、“古德斯”等美好名字的土地,她所承載的“奶與蜜”,是不同文化共同的結晶。對於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他們所期盼的,莫過於詩人穆罕默德·達爾維什的詩歌:

一個女兵突然叫喊:

“怎麼又是你?你不是被我殺死了嗎?”

我說道:是的,你已殺了我……

可是,我和你一樣,忘了,忘了死去。

——自《不要為你的所為道歉》,2004,譯文刊於2017年第3期《今天》

他們希望,忘記“死去”。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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