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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下搶救!居延漢簡從日寇魔掌中逃生記

刺刀下搶救

居延漢簡從日寇魔掌中逃生記

國寶的命運是伴隨著國家的命運而起伏的,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國運,國運興則國寶興,國運衰則國寶亡。

上世紀上半葉,甘肅出土了居延漢簡等簡牘,它們被稱為二十世紀東方文化“四大發現”。可是,人們並不知道“居延漢簡”,在抗戰烽火中,經歷了重重磨難,它的命運是所有國寶中最為驚心動魄的。

掀開的歷史的大幕,我們將看到怎樣一幕呢?

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組建

北京猿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居延漢簡被人們成為二十世紀東方文化四大發現。居延漢簡分為新舊兩部分,人們通常將上世紀30年代出土的11000多枚居延漢簡稱之為“舊簡”,將上世紀七十年代出土的近3萬枚居延漢簡稱之為“新簡”。

“居延”作為地名始見於《史記》、《漢書》,具體指甘肅、內蒙古交界處的額濟納河(張掖黑河)下游的嘎順諾爾、索果諾爾一帶。漢朝時為“居延澤”,設有居延都尉、居延縣。漢軍在此設立抵禦匈奴的長城要塞,是為居延塞。數百年後,隨著漢王朝的衰亡,居延防線也漸漸地廢棄了。

1927年,斯文· 赫定受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委託,設計柏林—北京—上海的航空路線。為此他來到中國作調查,這位因探祕古樓蘭而聞名世界的考古學家,試圖再一次尋找機會進入中國的西部。然而,他的行動引起了中國方面的注意。起初,斯文·赫定考慮獨自考察,結果北京的學術團體和學界名流的群起反對,後經多方交涉。最終確定雙方聯合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對中國西北地區進行考察。雙方擬定中英文協定十九條,計劃赴蒙古、新疆考察地質、地磁、氣象、天文、人類、考古、民俗等,考察由瑞典資助經費。條文也規定測繪地圖不得大於三十萬分之一,以保護我國國防權。野外的採集品由雙方研究、發表。凡有文字的材料歸中國所有,交北平圖書館保管。西北考察團的中方團員由中央觀象臺、地質調查所、古物陳列所、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聯合組成。而此次挖掘所得的其他珍貴文物卻被斯文赫定帶到瑞典,直至中瑞建交時才回到祖國。

考察團團長由中方徐炳昶、瑞典方赫定共同擔任,另有我國科學家袁復禮、黃文弼、丁道衡、詹蕃勳4人,學生5人,外援隊員17人,考察時間定為兩年。北京大學於1927年4月26日在議定書上籤了字。

漢簡差點被帶到瑞典

1927年5月9日,考察團從北京西直門車站出發,經過包頭等地前往西北。很快就有了收穫,起先考古人員在羅布淖爾的鹽澤附近及吐魯番拜城、交河故城進行了挖掘,但所得漢代簡牘不多。

1930年春,貝格曼帶領的考古人員在內蒙古居延海以南至甘肅毛目之間的額濟納河畔兩漢堡寨、古壘、邊牆等烽燧遺址中發現了大批的漢代竹木簡書,即存世於今的“居延漢簡”。

這次,貝格曼和其他的中國專家這一帶,開掘了六十個區,其中二十一區有采集品,他發掘的坑道有五百八十六處,在其中的四百六十三坑中,採獲了漢代竹木簡版及有文字的的品,有五百三十四包,約計一萬四千餘枚竹木簡,僅登記工作就歷時四個月才完成。

考察團將這批簡運到北京後,貝格曼強烈要求將這批簡帶回瑞士,但劉半農、馬衡(故宮博物院院長)、沈兼士、周養庵等眾多著名學者堅決反對並進行了交涉,因為在考察團出發之際,雙方的協議中就有明確的規定,凡是有文字資料的都留在中國,其他沒有文字的文物則帶回瑞典。

在眾多學者們的據理力爭下,漢簡留在了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貝格曼帶走。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瑞建交的時候,這批文物才回到祖國。

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按照中國瑞協定隨即將簡牘交北平圖書館儲存,理事會推馬衡和北大教授劉半農整理研究,後來為研究和拍照方便,又將漢簡轉存到北大圖書館。

穿梭在刺刀間的旅程

居延漢簡正式整理開始於1934年。1937年“七七事變”日寇佔領北京後,將北大紅樓作為轉運站。

這時,藏在北大圖書館內的居延漢簡的安危就岌岌可危。在這之前,故宮的文物及北京圖書館的善本珍藏都已搶運到南京存放,北大的大部分師生也撤往長沙避難,藏在北大圖書館的居延漢簡和其他稀世珍品便無人顧及。

沈仲章是劉半農先生的弟子,當時任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幹事。看到許多日本兵來來往往,沈十分擔心居延漢簡的命運。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沈仲章在幾個好心人的幫助下,先後分四次把居延漢簡偷運出來存放到北大圖書館後面的一個小衚衕內,因為這裡日軍很少來。這時,劉半農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語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員周殿福,也冒險參與偷執行動,負責“偵察兵”敵情,找到車輛。後來他們又把漢簡轉移到北長街的一個小廟裡,也就是徐森玉的住處,同時被運出來的還有居延筆的模型等文物。

沈仲章打算帶這批木簡到上海找北大有關負責人。走之前,將簡牘運到德華銀行保管。從北京到天津,火車要走一天半。這段時間讓沈仲章度日如年,他沒吃一口飯、沒喝一口水甚至沒上廁所。天津下車後已經深夜。沈仲章蹲在火車站,更加提心吊膽。他清楚搶救出來的國寶存放收據以及他的全部財產的票據,就藏在頭上戴著的破草帽裡。車站上日本兵不時走動,刺刀幾次挑落了草帽,檢視是否可疑。最危險的一次,一次日本人的刺刀差點刺傷了沈仲章的雙眼,看著跌落在地上的草帽他只能裝著不在意。

天亮後,沈仲章在天津法租界,同隨北大撤退到長沙的徐森玉教授和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另一個負責人傅斯年取得聯絡。他們發來電報讓沈仲章在天津待命,會派專人來聯絡並運送“居延漢簡”南下。

滯留天津風險重重,這時日本人也察覺到他們行動。一天法租界巡捕房的人來報信說,日本特工要來抓他。掩護沈仲章的韓七爺便派人領換地方。此後,沈仲章幾乎每天都要換旅館以防日本人搜查。

徐森玉

一個多月後,50多歲的徐森玉先生竟親自闖過淪陷區輾轉來到天津找到了沈仲章。他們決定讓沈仲章負責將這批寶物祕密運到香港。這樣,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將這批簡裡面用木箱外面用鐵皮箱裝成二大箱,委找一家瑞士商行託運箱子,當時盤查的非常緊,而這家商行後臺硬一般不受檢查,相對穩妥些。

由於路途遙遠且十分危險,加日本人經常盤查往來船隻,為確保安全,他們又將東西從瑞士商行取出來隨身帶著。在清華大學工作人員和許多下層群眾的幫助下,摸索日本人盤查的時間規律、尋找機會上船。最後成功避開日本人檢查,安全上船。誰知,上了輪船,波折又起,船到青島後,要臨時裝運另外一批貨物,便臨時停靠十幾個小時。見此情景,沈仲章便下船尋找在青島的其他教授,順便給長沙發電報:告知木簡已南下請派人到香港接收。誰知電報發完,趕到碼頭時,託運漢簡的輪船已經開走了。

情況異常危機,沈仲章當機立斷,船長湯麥斯發電報,請他幫忙把箱子交給船上的吳景禎先生,讓吳先生到香港後交給香港大學校長蔣夢麟。而沈仲章則又在淪陷了的青島呆了數天,最後身無分文的他在一位寧波買辦的幫助下乘船回到上海,後輾轉回到香港。

 漢簡塵封美國25年

 回到香港後,沈仲章才知道,是湯麥斯船長和吳景禎先生都是十分講信用的人,他們將裝居延漢簡的大鐵箱,交給了香港大學校長蔣夢麟手中,蔣先生決定暫時存放在香港大學圖書館。

 有人回憶說,漢簡運到香港後,大家還是小心萬分。為漢簡的事情,徐森玉特地從香港給遠在長沙的傅斯年發了一封電報:“本簡已全運港。擬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鴻寶三人名義存香港大學。務希電允。排比影印亦擬進行,並盼指示。回電由許地山轉。”

 這是1938年的事情了。由於當時情況特殊,他們同當時在香港大學的蔣夢麟校長、許地山教授等人協商後,決定將漢簡存入香港大學保管,具體指派沈仲章負責整理和照相,準備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製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後來書版皆毀。

 1940年6月戰火向香港逼近,漢簡的去向在一次成為專家們關注的熱點。最初,徐森玉向傅斯年建議將漢簡從香港運往昆明,人們立即開始安排船隻。徐森玉在香港與中航公司交涉船位,卻一直沒有結果,同時從自香港到昆明必須繞道越南,為了安全有又人建議改運菲律賓到馬尼拉。

面對這種狀況,傅斯年、徐森玉等人電報往來商議漢簡的最終儲存地點,有人主張認為馬尼拉天氣溼熱,不利於儲存漢簡,主張改運美國。這時,胡適擔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香港的葉恭綽先生兩度給胡適打致電,希望能安排行間存放美國事情。7月12日,徐森玉又另外給忽視寫信,詳細說明居延漢簡的顛沛流離過程。

 胡適接信後非常感嘆,他7月31日覆信葉恭綽和徐森玉,在感嘆沈仲章在時事艱難的情況下,做出巨大犧牲,同時有自責自己有負“典守”之責,最後他在信中表示,“適當謹慎擔負,務求安全無危險,請諸兄放心。”

 1940年8月4日,漢簡由香港啟運,10月中旬順利運到美國華盛頓中國大使館。10月30日,胡適曾給葉恭綽和徐森玉一信,報告漢簡抵達及轉交國會圖書館善本暫時保管的情況。25年後,經臺灣當局與美方接洽居延漢簡於1965年11月原封未動地運回臺灣,至今儲存完好。

居延漢簡“守護神”沈仲章

沈仲章不僅守護了漢簡,更重要的是他與劉半農、沈從文、傅雷、徐森玉等著名學者的關係都非常密切,在這些學者的記述中經常提到他。

沈仲章是劉半農的弟子,1934年6月19日,劉先生率白滌洲、沈仲章、周殿福等人,前往包頭進行方言調查。在長達半個多月的調查中,他們陪伴劉半農先生,進入陰山,去百靈廟,走大同,調查雁北十三縣,一路上他們收錄當地歌謠。由於一路上工作特別勞累,7月7日到達張家口時,劉半農先生開始發燒,體溫已升至38.5度,連夜夜回京,初、誤診為感冒,到14日才確診為迴歸熱,但已難以挽救,於下午二時病逝。他陪同劉半農先生完成了最後一次學術調查。

《傅雷的遺書》中也提到了沈仲章,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託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請交還。”施哲存在他的文章《懷念傅雷》仲也提到了沈仲章,他說:“現在,我書架上有15卷的《傅雷譯文集》和兩個版本的《傅雷家書》,都是傅敏寄贈的,還有幾本舊版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臺》,是傅雷送給我的,有他的親筆題字。我的照相簿中有一張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會上,在趙超構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給我照的,衣襟上還有一朵黃花。這幾年來,我就是默對這些東西,悼念傅雷。”

就在沈仲章把居延漢簡從北大文研所運出後不久,日本人就開始大肆追查這批國寶,他們向周作人“追問漢簡下落”。周作人又向其他學人查詢。由此,人們感嘆,如果居延漢簡沒有運走,它們不是毀於戰火,就是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給日本人。

簡牘是歷史上書籍不同階段的代表之一,研究表明中國人使用簡延續了2000多年,東晉時還大量使用,直到東晉以後紙大量使用,簡牘才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在艱難的環境中,居延漢簡一件件浮出了地面。一個個隱藏在地層深處的歷史細節向我們走來。  (王文元

王文元(蘭州老王)原創作品。轉發惠己利人!讚賞堅持動力!留言精神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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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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