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高適文才並不及李白和杜甫,為什麼他反而成為號令一方的封疆大吏

有這樣一副集句聯一直叫我念念不忘:“會挽雕弓如滿月,豈知書劍老風塵?”

此聯上一句出自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知道的人很多,此處不做贅述;後一句則源於高適的《人日寄杜二拾遺》,相對而言就有些生僻了。在高適這首寫給杜二(即詩聖杜甫)的詩作中,高適於篇尾處不無悽愴地感喟到:“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這四句像是寫給李白的——而李白恰好曾經是高適某一時期的“帶頭大哥”。你看,“會挽雕弓如滿月”於言說間極富自信,符合太白傲岸不羈的個性,而“豈知書劍老風塵”在嘆息中無比落寞,又近似謫仙“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一類的怨懟。當然,同為盛唐名角之一的高適,也當有他自信與自負的資格,只是較之於好友李杜二人,他實則不需要後面那無比沉重的感慨——他的人生,其實是未必書劍老風塵!

高適,字達夫,生於公元704年,小李白3歲而大杜甫8歲。本渤海郡人,雖是官宦子弟出身,卻過早地體驗了生存的艱難與世態的炎涼。《舊唐書•高適傳》有載:“……少家貧,客於樑、宋,以求丐自給。”這等於說,當李白憑著富庶的家產而慷慨仗劍去國時,當杜甫靠著士族的榮耀而輕易四處漫遊時,高適卻正形如乞丐般討生活。

客觀地說,李高杜三人所處的青年時代,是大唐王朝最好的時代,是許多封建朝臣們所渴求的時代——開元盛世。作為親歷者,杜甫後來曾飽含深情地謳歌道:

憶昔開元全盛日,

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

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

宮中聖人奏雲門,

天下朋友皆膠漆。

百餘年間未災變,

叔孫禮樂蕭何律。

……

那時候的大唐王朝,無論是政治影響還是經濟水平抑或軍事力量,都算得上是處於頂峰狀態。在朝是明君賢相這樣的黃金組合掌舵,在野是四海昇平無事黎庶安樂自在。再加上當時思想的開放與言論的自由,天下讀書士子選擇的是兩條路,或者埋首科舉以期曲江宴飲,或者遠赴邊塞盼望因戰成名。

高適首選的自然是前者。《舊唐書•高適傳》如是說:“及冠始留意詩什,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喜為好詩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皋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甫擅權,薄於文雅,唯以舉子待之,適拂袖而去,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為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

據此可見,高適雖然才華橫溢,卻已是不得其時—— 此時已是奸相李林甫掌控著朝政摧殘著人才,所以文事不遂的高適開始追求武功,也因此,千百年後我們有幸讀到了出自他筆下的邊塞詩作:

營州少年愛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營州歌》

行子對飛蓬,金鞭指鐵驄。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

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離魂英惆悵,看取寶刀雄。

——《送李侍御赴安西》

當然還有更知名更具感染力的的《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

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

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鬥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

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徵人薊北空回首。

邊風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

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粗略看來,高適所寫的邊塞詩,多是以幽薊、河西(即今冀北內蒙相接一線)為背景,而有別於岑參等人的安西北庭風光,這或許是他對家鄉的眷念吧。相同的是,高適的邊塞詩一樣抒發了立功疆場、慷慨報國的壯志豪情,自然也夾雜著懷才不遇、壯志難騁的牢騷與苦悶。於是,在本該賞菊飲酒的重九佳節,他會這樣憂傷地吟道:

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未開花。百年將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

豈有白衣來剝啄,一從烏帽自欹斜。真成獨坐空搔首,門柳蕭蕭噪暮鴉。

當然,人生不會一直是憂傷縈繞,也會有快樂作陪。譬如在我看來,若是高適細數此生中最快意最瀟灑的事,未必就是桑榆晚景官封常侍爵拜縣侯,而更應當是中年階段曾與李、杜二人的交往與暢遊。李杜二人相遇大約是在公元744年,而高適適逢其會。客觀地講,高李二人業已年過四旬且名聲在外,李白更是赫赫巨星眩人耳目,剩下三十出頭的杜甫更像是位情緒激動而又忍不住害羞的文壇新秀。高適文才固然不及李白,但二人性情相彷彿,都帶有一些目空一切的傲世之氣,二人自當是一見傾心吧。然而在高興之餘,每個人都不免會在夜闌人靜時舔一下傷疤 —— 被“賜金放還”的謫仙人肯定有不少“欲說還休”的時候, 而年屆不惑的高適也要為自己的前程焦慮起來,年紀最少且玩得最起勁的杜甫則無端平添著那種“為賦新詞”的閒愁。

相會的日子雖短,但彼此的真情厚意卻一直擱在心裡。時間漸漸流駛,李白在齊魯吳越一帶持續漫遊,杜甫在京城苦苦等候機會,高適屈身下僚艱難度日,這似乎就是他們心不甘情不願的結局。只是誰也沒有料到,突然而來的一場翻江倒海的政治鉅變讓他們後來彼此變得生分甚至對立起來。這一鉅變,於李杜二人來說是不折不扣的劫難,於高適而言卻是人生的重要轉捩。公元755年,漁陽鼙鼓動地來,玄宗皇帝欽封的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造反了。

安史之亂爆發之後的高適,真正開始應驗他那“達夫”的字。僅僅年餘功夫,他便連續升遷為監察御史、侍御史、諫議大夫、御史大夫,已然是廟堂上說話頗有份量的一員。又過了沒多久,他徑直升為淮南節度使,堪稱號令一方的封疆大吏。細數整個唐朝,以詩文著稱而官拜節度使的,唯他一人而已。也就在淮南節度使任上,高適再次與老友李白遭逢。高適所任之職,主要是為了平亂——不是安史叛軍,而是在江淮一帶招兵買馬據說有不臣之心的永王李璘。於是高李二人突然成了政治敵對關係。結局自然是高適以戰爭手段維護了肅宗皇帝的絕對權威,同時也間接造成李白因附逆而身陷囹圄的下場。當名滿天下的謫仙人遭此橫禍時,有許多實力派人物伸出了援手,據說最後是軍方數一數二的大人物郭子儀親自說情才免除死罪。只是,曾經的好友高適, 自始至終保持著沉默。

一場變亂,嚴重挫傷了大唐帝國往日的豪情與銳氣,也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軌跡,所以客觀來說,是它一手造就了高適輝煌的晚年:公元764年,高適官拜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又因武功被封為渤海縣侯——這是唐代詩人實際封爵的最高記錄了。

至此,我們比較高適與李白杜甫甚至是王維等人,其實不難發現,只有高適允文允武,堪稱真正有著較強治國才幹的人。同樣遭遇亂世,李白以不失赤子之心而率性面對,無端落下了“附逆”的罪名,千百年來聚訟不已。於此,葉嘉瑩先生曾有言:“我以為天之生才,原有二大型別,其一種為能忍世人所不能忍之羈束,而足可於現世中完成其拯拔世人之大業者;其另一種則為不能忍世人所忍之羈束,雖其本身之天才亦足以光照千古,而卻並不足以成就任何現世之功業者。以太白而論,其天才自屬於後一型別。”。而詩聖杜甫,雖然常常自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危難之中卻只能是一“別”而再“別”以致三“別”,轉徙於秦川蜀道四處流浪,最後留下一堆飽蘸血淚且徒增悲傷的詩篇。原本仕途通達的王維在劫難來到時,不得已一度屈身事賊,雖然後來依舊官運亨通,但他晚年半官半隱的抉擇,何嘗不挾帶一絲對往昔是非的懺悔?此三人身後的“千秋萬歲名”固然標誌著他們本身的傑出與偉大,卻遮蔽不了他們當時志大才疏的瑕疵與補天無策的尷尬!所謂才華橫溢也好,壯志凌雲也罷,他們從來都缺乏經世之儒那種“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的真才實幹!反倒是高適,在坐了多年的冷板凳後,應時而動,補天之缺,從淮南到西蜀,在守土保疆上多有貢獻,稱得上是有功於社稷而造福於黎民( 需要補充的是,未曾營救李白的高適在後來出任蜀州刺史時,很好地照顧了顛沛流離中的杜甫一家)。所以,如果我們真是以當代事功來評判高李杜三人,精明能幹的高適明顯是高出二人且更加適應於時代了。

莫愁前路無知己,未必書劍老風塵。在他封侯的次年,也即公元765年(永泰元年)的正月,高適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舊唐書•高適傳》)”。

作者簡介: 姜建發,八零後,荊州人,現執教於宜昌市秭歸縣一中,教師。文學科班出身,師範系統修煉。為人溫而遜,做事細且謹。課上滔滔懸河,平居訥訥少語。教書十二載,惟有日日與字詞句篇角力,歲歲同詩文辭賦親近。偶然作筆耕,大抵自娛自樂,或可博同仁一哂。教書讀書之餘,積書滿架,藏得萬卷,於春秋晨昏之際視作多情故人。此外並無諸多雅好,常有遠遊訪古之念,若能買舟東下,自是傳奇一篇。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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