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揭祕:關於孫中山,你知道不對的那些事兒_時間

提 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大陸先後出版了多種版本的孫中山文集,為推動孫中山研究的開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這些不同版本的孫中山著作中仍有一些錯誤。因此,很有必要根據相關史料,對孫中山文集中的若干錯誤進行訂正,以期對於廣大讀者正確閱讀、使用《孫中山全集》和今後孫中山文集的重新修訂工作有所俾益。

孫 中 山

晚清開通電報之初,由於按字論價,傳送電報非常昂貴,可謂“字字如金”。因此,為了節約用字,節省費用,人們就發明了一種新的紀日辦法,即從《平水韻》中挑選三十韻目,用以代替日期,分別代表一個月中的某一日,註明在電文末尾,並編成代日韻目表,便於使用。如,“東”字代表每月的一號,“江”字代表三號,“文”字代表十二號,“有”字代表二十五號,“豔”字代表二十九號,等等。後來使用公曆,又規定用 “世”或“引”字,代表三十一日。韻目代日,固然節省了費用,但也帶來了一些麻煩:一是一些報刊和書籍在刊登或編輯有關電報時,對這些代日韻目,常常忽略不載;二是這些韻目代日只規定了某一天,時間一長,後人就很難確定它是哪一年,哪一月的某一天。因此,對於這類文電,只有通過對電文中所涉及的史事進行縝密的考證後,才可能正確判斷出其具體日期,否則就會出現誤判、錯編的情況,從而導致文電所標時間與史實不相符合的情形。經筆者查考,以上兩種情況,在已出版的孫中山文集中也都有存在。試舉以下數例證之。

1.《復袁世凱電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中華版和人民版《全集》都收有此電,均錄自1921年1月6日之《民立報》,但所載此電之後也均無代日韻目,而兩書編者卻不知何故,均將此電時間定為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據筆者查考,1912年1月24日的某報不僅刊有此電,而且還有袁世凱的來電,其後有“元月三日晚到”等字。而孫中山此電電末不僅有代日韻目“支”,還有“元月四日早發”等字樣,故孫中山此電的正確時間應為一九一二年一月四日。

2.《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賑令(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中華版《全集》所收此篇命令錄自《臨時政府公報》第50號,但此令後原未標時間,故以該期《臨時政府公報》的出版日期1912年3月28日為其釋出時間。但筆者發現,1912年3月27日的浙江某報上刊登了孫中山此令,而且是以電報形式發給各省都督有,電末還有代日韻目“漾”,故此令的釋出時間應為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3.《致胡漢民並廣州各界電(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九日)》。此電內未標時間,中華版和人民版《全集》的編者均以《民立報》1912年10月19日刊登此電的日期為此電時間。但筆者發現,1912年10月14日出版的某報上刊有此電,並在其前標註:“十月十二日接上海來電”,故此電的確切時間應為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二日或稍前。

4. 《致蔡鍔函(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二月間)》。中華版和人民版《全集》所收此函均錄自《雲南省議會報告書》第一卷《雲南省議會第一屆報告書》,但由於此函中沒有署明時間,故均根據內容將其時間定為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二月間。但筆者發現的孫中山原函後所署時間為“民國二年二月十日。”故孫中山此函的準確時間應為一九一三年二月十日。

5.《致北京參議院等電(一九一三年三月)》。中華版和人民版《全集》所收此電均錄自上海《民立報》1913年3月29日“東亞和平之福星”,但由於電末沒有代日韻目,故均將其時間定為一九一三年三月。但筆者從某報的“公電摘要”發現此電,且其電末有代日韻目“感”。故此電的準確時間應為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6.《致陳中孚等電(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中華版和人民版《全集》均收此電,但前者所標時間為“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而後者所標的時間則為“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筆者在1916年8月28日上海某報的《公電》欄內發現此電,標題為“孫中山致濰縣高密諸城諸軍電”,文內標有時間“八月念二日”之語。故孫中山此電時間應標為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7.《致各總長各議員函(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此函中華版和人民版《全集》均錄自上海《民國日報》1916年11月20日《陳英士先生之靈響》,因而其時間均標為“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但據筆者查考,1916年11月19日的上海某報就已刊登此函,故此函時間應標為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中旬。

8.《堅持護法通電(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此電人民版《全集》似未收,中華版《全集》收有此電,系錄自胡漢民1930年所編《總理全集》第三集(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出版),且因電末有代日韻目“巧”,中華版《全集》編者也就根據《總理全集》而將其時間編為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但據筆者查考,這個時間與史實不符。因為孫中山此電中有“近以西南將士用命,克奏膚功,傅逆潛逃,段賊解職。於是有主張調和,以解決大局者”等語,而當時的情況是,護法軍1917年11月4日才復佔寶慶,11日才復佔衡陽。在此形勢下,由於北洋軍閥直、皖兩派內訌,14日,北洋政府派往湘南的主力第八師師長王汝賢和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發出通電,呼籲雙方停戰,和平解決南北紛爭,並要求大總統馮國璋“下令徵求南北各省意見,持平協議,組織立法機關,議決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紛爭”。接著,長江四督(即蘇督李純、贛督陳光遠、鄂督王佔元、直督曹錕)也聯名發出要求停戰撤兵的通電。湘督傅良佐見勢不妙,離開長沙逃往靖港,北洋軍也從長沙退到岳陽。與此同時,四川戰場的吳光新和周道剛,亦被川、黔、滇護法聯軍擊敗逃走。國務總理段祺瑞因川、湘兩地的用兵雙雙歸於失敗,不得不宣告其所謂武力統一南方政策的破產。11月16日,段祺瑞通電辭職。由此可見,孫中山電中所謂“傅逆潛逃,段賊解職”之事均發生在1917年11月。故孫中山此電的時間應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同時,筆者還進一步發現,此電與孫中山《關於時局的通電(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雖然標題和時間不同,但內容完全一致,因此兩電屬於異日重複(詳見下二圖)。故中華版《全集》所收《堅持護法通電(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一電,不僅時間誤判,而且與後電重複,應予刪去。

來源:《孫中山全集 》第四卷

9.《致鄂西各將領電(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此電均為人民版《全集》和中華版《全集》所收,且均錄自胡漢民1930年所編《總理全集》第三集。此電末有代日韻目“漾”及“二十三日”的字樣,故兩部《全集》編者根據《總理全集》而均將其時間定為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後來,史學界還根據上述孫中山此電的時間而將高尚志的被害(逝世)時間定在1919年3月。但據筆者查考,兩部《全集》中的孫中山此電的時間與史實不符。因為大量有關史料顯示,高尚志被害一事並不是發生於1919年3月,而是在1920年3月,併為當年震驚全國的大事,備受社會各方面的關注。據筆者查證,1920年3月,《申報》曾以“高尚志被暗殺要電”為題,刊登了吳醒漢、章太炎、譚人鳳、曹亞伯等人就此事致唐繼堯、黎天才等人電文五則。次日,上海《民國日報》又以“高尚志在夔遇害要電”為題,登載了黎天才與鄧玉麟、章太炎等人就此事往來的電報十一則。其中黎天才1920年3月19日(皓日)致孫中山、唐繼堯等人的電報中詳細敘述了高尚志被害的經過:“高君固群及其弟誠之,於三月銑日由夔赴施,筱日行過代溪十餘里之永壽橋,陡遇身著便服數人,持手槍向高君猛擊,弟兄同時遇害。”而孫中山此電首句為“皓電驚悉高君固群被狙殞命”,顯然是復黎天才3月19日的來電,所以其時間不應早於黎天才的來電時間1920年3月19日,而《申報》和《民國日報》也不可能事隔一年之後又刊登前一年的舊電文,故孫中山此電的時間應為一九二0年三月二十三日。因此,高尚志被害時間也應為1920年3月17日(筱日)。

《民國日報》1920年3月28日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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