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天主教的傳入:矛盾帶來的矛盾_傳教史

天主教的傳入:矛盾帶來的矛盾

童達清

微信版第423期

天主教雖很早就傳入中國,但發展緩慢,皖南地區更是絕少其蹤跡。但清末時期,天主教開始傳入皖南,而且很快就有了燎原之勢。究其原因,卻與湖北移民有關。

太平天國後,大批移民湧入皖南,宣城縣水東地區的移民多來自湖北,移民的到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許多土客矛盾、客客矛盾。由於初期移民數量尚不是很多,因此湖北移民在這些矛盾衝突中,往往處於劣勢。湖北移民前此多信奉天主教,移居水東後同樣“形成了若干個望教者集中的旺盛的中心點”,因此他們希望把天主教引進水東,企圖依靠外國人和教會的力量,在各種矛盾衝突中佔據優勢。於是,天主教開始傳入宣城。

法國傳教士費賴之1869年7月31日的信詳細記載了這一過程:

應召而來的(指移民)有許多是老教友家庭。……1868年2月,這些入遷來的教友中有幾名來到南京,敦請神父去看看他們的村子,雖然他們願意在異鄉常住下去,但是認為必須在宗教生活上得到滿足。金式玉與韓伯祿就在這年春天,乘上“聖瑪利亞”號到了寧國府。他們發現在水東附近的許村到了五十多個湖北籍的病貧交迫的教友,在他們七十個移民中,已有十一人死去。1869年,葉春榮神父曾多次到寧國府,他除給教友們施行聖事外,還給了他們以大量的經濟援助,這些受苦人真把他當作救命恩人。尤其今日這個地方家禽家畜所以特別美好,是由於葉神父給他們引進了優良品種。教友們得到神父們的支援,向官家租了些田維持生活,後來又召來了許多至親好友,這樣,到1869年底,約有三百名教友聚居在許村、蘆村、水東三個相鄰的村子裡。(《神學院》1869年12月第56頁,轉引自史式微《江南傳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176頁)

上述譯文中的“許村”,當作“徐村”(今屬水東鎮碧山行政村),俗稱“大徐村”,這是天主教在宣城的第一個落腳點。其後,高若天、卞良弼、倪懷綸、馬相伯等神父相繼來到這裡傳教。同治八年(1869),法國傳教士金式玉在大徐村建立了宣城第一座天主教堂。

天主教《聖教雜誌》也記載了大徐村天主堂的創辦原因及過程:

“距本鎮(水東)東北首八里許之大徐村,居民約六七十家,大都系湖北及河南省之遷來者,惟民、教則各居其半(以湖北佔最多數)。故該村自從同治年間髮匪劫後,首遷該村者盡系湖北之忠實教胞,是時該少數之教胞因無司鐸,七件聖事暨其他之重要應行之教規教禮,自無人敢越俎代謀而擅行此至聖之職位,於是共推代表向江蘇省治之江寧(即南京),速請某司鐸(其姓字忘恕不錄)至該村,遂就該村擇地建堂。(《安徽水東鎮大徐村若瑟堂開教紀略》,《聖教雜誌》1934年第23卷第10期)

但該村地理位置比較偏僻,流動人口也少,因此同治十年(1871)教士葉春榮改在水東鎮新建聖母堂,徐村天主堂降格為傳教公所。同治十二年(1873)法國傳教士喬遷於成立寧國府總鐸特區,並將寧國府總本堂設於水東聖母堂。

然而天主教傳入宣城後,當地的矛盾不斷沒有解決,反而引發出許多新的矛盾。

首先,天主教神父們在矛盾處理中大多不能公平行事,在土客之爭、客客之爭中明顯偏袒湖北移民,這就引起了土著和其他客民的強烈反感。特別是光緒元年(1975)黃廷彰(字之紳)調到寧國府教區後,“這位神父的審慎與自我制約沒有達到傳教神火的高度。有人指責他的官場氣派太濃,因此得罪了當地的紳士,他頻繁地干預、支援湖北移民反對本地人的訴訟,使本地人懷恨在心;他的傳教熱情違背了地方官的意志,他創設了許多新會口,這又使地方官對他十分不滿;他為教區買進土地,付款後嗣往往不按契約條文辦理,他的傳教先生和手下辦事人員又往往曲解他的本意而辦事過火。因此,人們把一切憤恨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史式微《江南傳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228頁)

其次,移民本身也是良莠不齊,他們引入天主教本就動機不純,其後少數人更是倚靠教民的身份和教會的勢力胡作非為。就連傳教士自己也認識到:“這些新教友們皈依聖教的目的十分複雜,其中一部分人只是為了物質上的利益。”(史式微《江南傳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220頁)這就更加引起了人們對天主教的仇恨。

再次,天主教的快速傳入,危害了清朝政府的統治基礎,自然也遭到皖南地方官員的忌憚與暗中阻撓。“在廣德州城內,好幾個官員反對教會,他們阻止人們接待神父或出賣土地給神父,甚至撕毀契約,並粗暴地對待看守教堂的人員。”“在寧國府有一名頂統領頭銜的武官,……這位方統領極端仇視天主教,他負責監視洋教,發誓要把洋教連根拔掉,作為他的一項使命。”(史式微《江南傳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219頁、225頁)這幾乎就是地方官對待天主教的一般心態,他們的預設甚至慫恿無疑助推和鼓舞著民間的反教情緒。

“一場大風暴”在醞釀著。

然而郎懷仁1869年4月12日給巴黎省會長神父的信中還是這樣熱情澎湃:“安徽省的傳教活動廣泛地進行著,甚至發展到省的西邊。……迫於饑荒而遠離家園的鄰教區的教友就移居到我們這裡來了。而且,他們迫切希望要有神父,這樣便形成了許多中心會口。我們怎能遲遲不理會他們的呼聲呢?……教區在前進,象巨人一般地闊步前進……”(史式微《江南傳教史》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177頁)

他顯然是被傳教的熱情衝昏了頭腦,過高的估計了中國人對天主教的忍耐程度。他沒有意識到,由於部分傳教士的刻意偏袒,土客矛盾更加激化,教會與地方的衝突始終不斷。“本地人幾乎全部是教外人,移民中卻有成千上萬的望教者。由於根深蒂固的仇恨,教難一觸即發。”

不久皖南各地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毀教行動。光緒元年(1875)底,因收租問題寧國縣士兵打死三名信教的湖北移民,教友程明德被遊街示眾。二年(1876)2月22日,寧國府城內寧屬六縣府試生員衝擊西阪頭天主教堂。閏5月22日,建平縣何渚等搗毀歐村教堂,25日,宣城大孫村教堂被搗毀。7月24日,監生胡秀山、客民陳士柯、李才華、白會清等率眾又搗毀了水東聖母堂。“皖南教案”終於全面爆發。

可見,天主教的傳入,不僅沒有消弭皖南大量移民入駐後產生的矛盾,反而激起了更多更大的矛盾,恐怕這也是各國傳教士所始料不及的。當然,對於國人來說,這其中也有許多問題和教訓需要我們加以思考。

(作者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兼祕書長,中國韓愈文化研究會理事,安徽省文史資料學術研究會理事)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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