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No.1005-3 李一達 | 被“五四”終結的憲法啟蒙(百年啟蒙系列)_權力

被“五四”終結的憲法啟蒙

李一達 | 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No.1004-1 許小亮 | 國族的自我啟蒙

No.1004-2 屠凱 | 百年啟蒙中的新儒家方案

No.1004-3 陳曦宇 | 啟蒙與立法——晚清修律與思想論爭中的兩種“啟蒙”觀

最近恰好在寫一篇文章,《被“五四”終結的憲法啟蒙》,在此先向大家報告自己的思路。以五四運動為時間節點,憲法之於國人逐漸從一種啟蒙走向它的反面。用陳獨秀在一次演說中的話說,“我們不是忽略了政治問題,是因為十八世紀以來的政制已經破產,我們正要站在社會的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我們不是不要憲法,是要在社會上造成自然需要新憲法底實質。憑空討論形式的條文,是一件無益的事”。何以至此?

說到“啟蒙”,一個可與之對應的概念或許是“傳統”。放在憲法層面看,如果我們把憲法這樣一種權力配置方案看作是對中國政治傳統的一種啟蒙的話,它給傳統的一個重要衝擊便是過去的那套權力配置怎麼轉化為文字層面的規範安排,這一方面講的是傳統的那些權力要把自己壓縮、切割、包裝後裝進憲法文字給出的架構裡;另一方面是規範要把自己覆蓋、鋪陳到傳統權力曾經延伸並達到的那些地方,用一套新的知識體系把過去那套成文的典章甚至不成文的規矩重新“翻譯翻譯”。而民國初期的政治實踐在這兩方面展開的都很糟糕,前八年間,共和制與君憲制交替登場,卻在組織政權和統合國族上均宣告失敗,都沒能產生優質而穩定的憲政,而這最終也導致國人對立憲政治作為一種啟蒙方案和救亡方案投了不信任票。

首先,從晚清以來一直存在著對立憲政體的想象和期待,如晚清政府決定出洋考察的重要動因便是1904年日本在戰爭中擊敗了俄國,當時輿論稱之為新興的憲政國戰勝了老大的專制國。對立憲可以強國的想象在辛亥革命後也延續了下來,所以民初在起草正式憲法的時候,討論之一便是政體要採用內閣制還是總統制,這背後的關切其實是應當走英國道路還是走美國道路,哪一種能更快地強國。但關切與論辯下卻埋藏著黨爭的算計。辛亥之初曾推重總統制方案的革命黨人,卻因南北議和以尊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為條件而轉為主張議會制,其考量實質上是,既然我們黨佔據不了憲法上的最高權位,那我就要確保你們派系在憲法上也沒法給你的最高權力有一個實質性的安排。掌握了向國人輸出憲政這套新型知識話語的權力的制憲會議,也就是國會,試圖通過這些概念、規範來打壓自己的政敵,用來規訓權力的憲法自身成了權斗的掩飾。

辛亥革命歷史圖片

其次,憲法這個新的啟蒙“道統”,能不能過去的皇權“道統”全盤承接下來?前清道統放在區域整合、國族整合這個層面看,是一個以君主為紐帶的多元治理模式。民、清繼替,產生兩個困難,一是革命建立共和的方式,是各省分別通電宣佈獨立後,這些省再各派代表聚會宣佈聯合,那麼既沒有參與這個憲法宣誓,也沒有在後來的南北和談中參與進來的那些帝國邊陲,還能不能被包裹在新憲法的框架下?二是革命黨起家打出的旗號是反滿復漢這樣一個民族國家思路,雖然建立民國後改口叫五族共和,但除了漢族之外其它四族怎麼安排進立憲政體裡,並沒有給出一個很有效力的辦法。一句話,當君主制退隱後,民初法統對如何承載因此而分離出的中央權力的諸構成要素並沒有完整的方案。

國民黨與北洋系暗流湧動的脆弱聯合大概持續了兩年左右,隨後兩方的衝突演化而上升為武裝對抗。佔據上風的北洋系最初仍想在共和憲法框架內解決問題,所以袁世凱廢除了臨時約法卻並沒有拋棄約法傳統,並有所增益,如將清帝優待條件等作為附則納入憲法,以整合滿蒙回藏。重擬約法的另一個功用是用規範為權力作合法性論證。前面已談到,憲法啟蒙帶來的一個社會共識是權力應當用規範予以重新表達,但這隱含的一個前提便是規範並不創造權力而只是創造關於權力的概念。換句話說,制憲權在字句層面、規範層面對現實中已經存在的其它權力採取迴避和無視並不能導致其縮減,只會引發這些權力對憲法創制和解釋權的侵蝕。袁世凱成功地為自己的總統專權進行了約法背書,但它的一個附帶後果是此前建立在舊約法基礎上的權力聯合就此崩解,而無論哪一方被逐出國家政權,都削弱了政體本身處理複雜局勢的彈性——袁世凱“合法”地解散了國會,但他也因此喪失了通過代議機關將自家勢力之外的社會集團吸收進體制中來的能力。

憲法體制的難題還不止於此:與中央權力的爭奪相伴隨的,還有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糾葛,袁世凱取得了形式上的最高權力,但中央權力旁落則是他仍需應對的困境。以清末湘軍、淮軍等武裝集團的做大為契機,國家的軍事權力逐漸下沉到省這一級,這個被動下放的權力在革命的時候沒有通過戰爭、通過整個領土範圍內的重新整合給回收上來,而是繼續維持著國家碎片化的這個結構。隨著南北決裂,戰事繼起,北軍南下的過程也是北洋軍各鎮逐漸演化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利中介機構的過程。為了消除這種介入與分散帶來的的離心力,袁世凱最後選擇的方案是返回帝制,藉助傳統資源完成權力集中,這時候共和方案已經被放棄了,但袁世凱還沒有放棄立憲政治,至少他和他的憲法顧問們宣稱如此。但無論是帝制還是君憲,他似乎沒想清楚、或者沒法想清楚的是,啟蒙帶來的一個結果是他沒法再當白芝浩在《英國憲制》裡闡發的那種能通過“尊榮”平衡“效率”的舊君主。傳統消解,權威又滯於紙面,稱帝於是就變成了一場虛弱的自我封神。

袁氏稱帝歷史照片

在袁世凱身後,民國政體在共和與君憲之間又搖擺了兩次。但一方面,國會政治既有民國前兩年的試錯在先,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帝制也已經失掉民心,這時候第一屆國會攜“光復”之勢卻仍然不能順暢執行,正式憲法依然搞不出來,甚至因為制憲過程中的爭議,議員在國會裡大打出手。另一方面,舉旗復辟的張勳則沒有看到,洪憲覆亡已經宣告了通過君主制政體完成政治整合與國族整合的不可能。如果說之前對袁世凱與帝制持支援或抱中立態度的人,還能期待找回君主制可以克服新生共和遲遲無法徹底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如中央-地方權力配置問題,那麼到了各省督軍通電倒袁的時候,君主制已經了證明自己同樣沒法把這盤散沙聚攏。君主制作為一種“救亡”方案,它在近代中國政體的路徑抉擇上繼續佔有一席之地的合法性至此已被耗盡。此後再談復辟便無關救國與時勢,僅僅是個人權欲的放肆膨脹。概括說來,民初政治的一大困局就是始終未能出現一個使政治運作走上憲治正軌的選擇,無論是包裝成議會制的黨爭,還是包裝成總統制的獨裁,還是是包裝成君憲制的復辟,國人只能以“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態度決定取捨。

這種取捨走到盡頭是在巴黎和會時。今天會議的主題之一是紀念五四啟蒙運動百年,眾所周知,巴黎和會是五四的導火索,某種程度上,它也是壓垮清末以降立憲以憲法啟蒙為救亡抓手的最後一根稻草——中國作為戰勝國,又自詡為共和國,在分肥中非但沒討到一點好處,連此前被列強侵佔的權益也沒能收回的時候,國人那些將立憲國家等同於文明國家的美好想象被動搖了。這就回到了開頭講到的陳獨秀的問題:當立憲政治並不能帶來美好的政治生活的時候,立憲是否還是政治的第一要務?新一代啟蒙者的答案是否定的。於是,當老歐洲還在嘗試用譬如《魏瑪憲法》來挽救以憲法和國會為中心的18世紀以來經典的政治模式的時候,同一年在中國,立憲卻已轉向啟蒙的“月之暗面”。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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