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戰後中國放棄對日索賠,日本人怎麼看?估計聽了中國人都會後悔_受害者

一、小野寺其人

小野寺利孝,日本礦工之子,日本偷襲珍珠港、中日宣戰那年出生。

和所有的礦工一樣,他的老爹也整年在地下作業,家庭貧困而無力,最悲慘的是,幾年後,他的老爹得了塵肺病,被礦場解僱了。老婆和他離婚,兒子上學備受歧視,這就是他童年的全部。

後來,他努力考試中央大學,學的法律,畢業後做了律師。

童年傷痕,對一個人有終身無形的影響。當了律師的小野寺,常為公害事件中的受害人打官司,比如,塵肺病工人群體、核洩漏事件受害人。從心底處同情憐憫弱者,通過訴訟改變國家政策,是小野寺當律師的特點。

(站立者為小野寺利孝)

二、參觀過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

他為中國人熟知,也是因為做了件幫助弱勢群體的大事——幫助那些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害的中國人和家屬,向日本政府索賠。

這起因於1994年。當年,日法務大臣公開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捏造出來的。小野寺聽了感到刺耳而羞恥。當年決定組建“中國人戰爭受害者索賠律師團”,免費幫中國人打官司,起訴日本政府,進行民間索賠。

為啥他對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反映如此激烈呢?這是因為幾年前,他曾來到過中國,參觀過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對日本侵華犯下的罪行有較為客觀的認識。

1990年代初期,有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駐華使館寫信索賠,但大使館置之不理,受害者只好到日本直接提起訴訟,於是,這個“日本民主律師協會的幹事長”,就擔任了中國人的代理律師。

(為中國受害人代理官司的日本律師)

三、來中國前,我以為我什麼都知道

“來中國之前,我以為我什麼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國之後,我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他說,到中國收集受害人證據資料時,對日本犯下的殘暴罪行感到不可思議,聞所未聞,不敢相信。直到後來,他參觀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聽了中國受害人的講述和證據,歷史真相才一步步接近這個日本律師。

“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聽不下去,不忍聽下去……”小野寺說,日本公害事件,那些悲慘的受害人給他很大的衝擊,讓他對日本加害者感到憤怒。

但在中國,隨著對侵華戰爭受害者的瞭解,對戰爭和歷史真相的瞭解,他“不僅憤怒,還感到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痛心和悲哀。”這是因為——

第一、日本加害者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不是暫時的,而是一生的、整個家庭的,其傷痕至今未愈。

第二、加害者,即日本人和日本政府,至今不謝罪,也沒有賠償,受害者精神痛苦無法消除,正義一直未得伸張。

因此,他對這樣的日本感到羞恥,“我甚至討厭我是日本人。”

(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日本政要)

四、免費幫中國人告日本,咋想的?

“生我養我的是日本,我當然愛自己的祖國,”2000年代,小野寺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說,“正因為我發自內心地熱愛日本,所以我才希望日本能夠很好地認識並改正自己的過去,最終成為中國人能夠信賴的國家,我一直在為此而拼命努力。不達到這個目標我是決不罷休的。”

在日本,在小野寺的“中國人戰爭受害者索賠律師團”,有300名律師加入這個團隊,他們為中國民間索賠訴訟代理訴訟,有的案件幾個律師,有的十幾個律師。這些案件有20多起,涉及日本全國各地。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的代理都是免費的。費用由律師團的支援會出,支援會由日本各界人士組成,以募捐的方式籌集款項,他們的口號是:“戰後50年,日本良心被拷問。”

另外,律師團成員自己也出錢,費用節省著花,律師開會都是“自己帶飯”。

跨國索賠,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一起案件日本審理N次,8年10年才宣判的比比皆是。由於要請中國當事人到日本出庭,漫長官司下來,訴訟費和開銷都是個天文數字。迄今已貸款2000萬日元。

(律師團和中國受害者在日本)

五、狀告自己國家的目的是啥?

最大的阻力和困難還不是經費,而是20多起索賠官司,除了一起不太成功的和解外,其餘都是敗訴。

拿著自己的錢,請中國人到日本打官司,向政府索賠又件件敗訴,這些日本律師卻還在堅持,他們到底是為了什麼?

小野寺說,“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日本”,“日本只有對受害者負起責任,才能贏得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的信任。以信任為基礎,日中兩國才能確立起真正友好、和平的關係,才可能與中國實現‘歷史和解’。”

令人遺憾的是,在日本國內,“日本和許多日本人,都缺少‘和解意識’。”這又是為啥呢?

他說,中日邦交正常化後,首先應該解決的就是賠償問題,但中國放棄了賠償,“因此,日本對戰爭受害者的存在視而不見,對戰爭責任完全迴避,而如今受害國對日本不信任。”

他們的目的,就是通過律師團的訴訟工作,使日本民眾、政治家都能正視歷史,承擔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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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參考:

楊傑《在敗訴中老去》(《中國青年報》2017年12月13日12版)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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