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周恩來為何婉辭第一門親事?最終選擇鄧穎超_嚴修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 權延赤 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已授權人民網讀書頻道連載,如需轉載請與出版社聯絡)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夫妻關係,無疑可以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繼承了民族的傳統的優秀道德;既是反資產階級腐朽化的,又煥發出解放的現代文明的新氣息。

對於戀愛與婚姻,周恩來像大多數人一樣,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豐富,認識和態度也在不斷髮生變化。

周恩來15歲進天津南開學校,19歲畢業,在一所教育比較進步,並且很有特色的學校裡,度過了對一個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極為重要影響的時期。

南開學校是今日南開中學和大學的前身,於1940年在嚴氏學塾的基礎上,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創辦的私立學校,創辦人嚴修在清朝做過翰林和學部侍郎,思想比較開明。校長張伯苓是從北洋水師學堂以第一名畢業,又到日本歐美考察過,辦教育很認真。

周恩來在這樣的學校裡讀書,並且成績優異。“心算比一般同學筆算還快”,並且在全校不分年級的作文比賽中,以《誠能動物論》獲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論取,不會像現在的許多文學評獎,摻雜人際關係的因素。名次是由學校創辦人嚴修親自選定,當他揭開評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時,看到了“周恩來”三個字。他深深喜愛這個學生,因為過去的兩年中,周恩來代表南開學校參加天津市各中等學校的校際演說比賽,都奪取了第一名。

嚴修十分器重周恩來的人品和才學,經過長期觀察,慎重考慮,決定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周恩來,並親自託人向周恩來提親。

這是周恩來第一次正式面對了婚姻大事。以嚴修的名望和社會地位,能娶他的女兒為妻,無疑是令人羨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來卻很有禮貌地婉辭了這次提親。

對此,周恩來的同班同學張鴻浩曾有回憶。說周恩來在一次散步時,對張鴻浩談了自己的想法:“我是個窮學生,剛入學時,學習和生活費用靠伯父支援,現在雖然靠成績好,做了免費生,生活費用還要靠自己解決。以我這種情況,假如和嚴家結了親,我的前途一定會受嚴家支配。所以我辭卻了這門親事。”

周恩來的想法對於一名有救國抱負而又自尊自強的熱血青年來說,是很正常,不難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銳氣、容易衝動,容易偏激的年齡。周恩來從日本回到天津,隨即投入五四運動的洪流中。周恩來參加組織了革命團體“覺悟社”。激進的青年學生們相約:不戀愛、不結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國社會的鬥爭中去,避免結婚受拖累或給後人添麻煩。

鄧大姐對此曾回憶說:“他們那個團體有20多人宣佈抱獨身主義,周恩來也是其中之一,還為此發表過文章。”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各方面的不斷趨於成熟,周恩來在赴歐勤工儉學期間,自然而然地放棄了因一時激情而宣佈的獨身主義,自然而然地面臨了戀愛與婚姻這件人生大事。

旅歐初期,周恩來曾經有一位比較親近的朋友,是個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適合做妻子。一旦作為婚姻來考慮,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為她僅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來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

周恩來曾對他的侄女周秉德說:“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指鄧穎超),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訊中確定關係的。”

周恩來與鄧穎超認識、交往及後來通訊,確定關係的基本情況,前面章節裡寫過。我這裡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見所聞,談談他們婚後的夫妻關係。

周恩來與鄧穎超親愛和睦、關係融洽,首先得益於他們彼此的選擇。

周恩來基本是屬於國家、屬於民族和人民的,極少屬於個人,因而也更少屬於妻子。從1940年我來到他身邊,直到他住進305醫院,到他逝世,他與鄧穎超的夫妻生活很少。從鄧穎超偶爾談到的過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時期,在紅軍戰爭時期乃至整個戰爭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們都是無保留地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

婚前,周恩來與鄧穎超五年沒見面,儘管他們確定了戀愛關係。

婚後的生活,鄧穎超曾對我們回憶說:那時周公很忙,一早要從廣州天字碼頭乘船去黃埔軍校,晚上趕回廣州,還要參加廣東區委的會議,向幹部講課作報告。我有我的一攤工作,我擔任廣東區委委員,婦女部長。兩個人都很忙,見面不多,說個話的機會都很少。婚後不過一週左右,發生了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這種職業革命家的“蜜月”預示著今後漫長的夫妻生活都將是伴隨著奮鬥與犧牲的革命進行曲度過。從統一廣東到北伐;從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到衝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殺的血雨腥風;從南昌起義到堅持白區鬥爭,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從長征到西安事變,到抗日戰爭……到轉戰陝北,他們夫妻聚少離多。並且聚時匆匆,離後悠悠,連毛澤東主席都兩次大不忍地說:“可苦了恩來呀”,“你(鄧穎超)這個後勤部長沒有當好,這麼久,你連到前委來慰問(恩來)也沒有啊……”

那種聚少離多的動盪顛沛的生活我曾經歷過,不難體會。就是不曾經歷過的青年,也可以想見。因為就是建國後相對穩定的生活,他們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犧牲與奉獻。實在說,周恩來與我們工作人員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過與鄧穎超在一起的時間。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們的最大樂趣都是為人民服務。這話講起來似乎有點“講大道理”。“講大道理”是“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被極端化以後才變了味道,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呆幾天,你一定不會說這是“講大道理”,你將感慨萬千地明白,什麼叫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

周恩來的生活習慣前面章節都講過,完全是圍繞工作“見縫插針”,毫無規律可言,吃飯和睡眠時間極少,而鄧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時間。所以常常是鄧大姐睡醒一覺,周恩來還在辦公;鄧大姐起床洗漱,周恩來剛回臥室吃了安眠藥睡覺。鄧大姐吃午飯時,周恩來或早或晚剛吃早飯。除非請客,他們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一週難得在一起吃幾頓飯或睡在一起。

由於總理時刻生活在工作人員的包圍中,可以說,從兩眼一睜到吃過安眠藥入睡,身邊總有祕書等人跟著遞彙報條、請示,送審批檔案。所以,總理和大姐就連說話的機會也是很少很少。

他們有什麼事要說,多數是在衛生間,利用周恩來洗漱的機會,鄧穎超去跟周恩來談點事,當然也有公事,主要還是談點家庭裡的事。所以,衛生間被我們稱為“第一辦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著稱為“成了我們的談話間”。我們也自覺,逢大姐來跟總理談話時,儘量不跟大姐搶這幾分鐘的洗漱時間,除非有特別重大的事。

有時大姐跟總理一道吃頓飯,很高興,很開心,祕書們卻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請示報告。鄧大姐從沒為此生氣。我在總理身邊幾十年,只聽大姐說過一句算不得牢騷的苦澀話。那是一次吃飯,由於不斷有祕書來請示報告,總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筆,甚至吃兩口飯就得說七八句工作上的話。鄧大姐開始還獨個兒慢慢吃,趁祕書來去的空間搶說幾句話。後來怕總理這頓飯吃不飽就不搶時間了,讓總理在祕書來去的空間抓緊吃幾口飯。再後來,見總理又批檔案,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裡撥口飯,她心疼地皺起眉頭,放下筷子,默默地望著總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終於,當總理把一個急件交我時,抬眼看到了對面望著自己的妻子,感覺到那目光的異樣,小聲說:“小超,你怎麼不吃了?別等我,菜要涼了的。”

鄧穎超臉上掠過一絲笑紋,那個笑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光是革命者,不會有這種笑,光是賢妻良母,也不會有這種笑,必須兼有革命者和賢妻良母這兩條,才可能有這種笑。

“你也快吃。”鄧穎超柔和地催促,接著抬眼望著我,說出那句苦澀的話:“你們也給我們老兩口留個說話的時間呀。”

我無限歉疚地望著鄧大姐,張一張嘴,卻什麼也沒說出來。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對不起總理和鄧大姐。但我知道這種說法只反映我們的心情卻並不正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總理和大姐確實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用張佐良同志回憶時講過的話說,叫做“一片赤誠可對天”。

總理找到鄧大姐做伴侶,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遠見卓識的一個證明。戰爭年代的顛沛漂泊、奮鬥犧牲且不說,就是進城後,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澤東下到一般服務人員,無不公認周恩來是“最忙的一個”。我們嘴上不敢說,心裡是常常拿江青與鄧穎超相比的。這一比,不僅是比出毛澤東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來的幸福,同時還比出了做妻子的難處:

做革命家的妻子難,做革命領袖的妻子更難,做周總理的妻子才是難上加難啊!

幸虧周總理早在旅歐初期,結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麗的姑娘”時,遠見卓識地作出判定和選擇:“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周恩來冷靜思考的結果是,這位伴侶必須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於是,他明智地選定了鄧穎超。

江青也曾跟隨毛澤東經歷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她與毛澤東的婚姻最終卻不能不說是一場悲劇。可見,光是能經大風大浪還不夠,作為領袖的妻子,必須要具備優秀的品性。比如江青和鄧穎超,她們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異。

鄧穎超是個樂於奉獻的人,她一切的奮鬥都是為了“給予”:給予黨,給予人民。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援丈夫全身心地去為理想拼搏,為人民服務。

江青是個勇於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奮鬥都要求得到報償;她的奮鬥精神確有超過常人之處,但奮鬥後的索取,也必須加倍地超過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經常跟丈夫大吵大鬧,結果是越吵越鬧感情越糟。

鄧穎超從來不追求名譽地位。四屆人大時,毛澤東親筆批准鄧穎超擔任人大副委員長,周恩來壓下這個批示,鄧穎超不知道,知道後也支援丈夫這樣做。

江青太重名譽地位,中共八大沒有當上代表,一會兒疑神疑鬼懷疑汪東興搞名堂,一會兒又找丈夫鬧,認為這是毛澤東剝奪了她應該有的代表資格。

鄧穎超不謀求權勢,從不打總理招牌辦事。她處處謹慎,避免給總理招來麻煩。

江青權力慾太強,終於發展成野心。她掛在嘴頭上的話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們來了……”搞得毛澤東不得不再三再四宣告:“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鄧穎超不借助周恩來的名望、職務,所以她有獨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總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結果應了主席所言:“積怨甚深”。

這裡比較一個具體例子。江青常常是徑直闖“宮”,強要見主席,發表見解,干預政事。鄧穎超從來無須周恩來宣告“她是她,我是我”,從不過問周恩來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周恩來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的辦公室,祕書和衛士可以隨時進,鄧穎超卻自覺地不進。辦公室有三把鑰匙,周恩來一把,機要祕書一把,值班衛士一把,鄧穎超沒有。

幾十年的時間,我眼前天天重複一個畫面:當週恩來連續工作超過10小時後,鄧穎超的身影就會越來越頻繁地在門口出現,走過來,晃過去,最多不過貼在門縫處探頭張望,卻不進總理辦公室一步。

“恩來,該活動一下了。”鄧大姐在門口最愛講的就是這句話,每天講一遍,不多打擾總理,能提醒他活動一次就滿足。

有時也提醒:“恩來,該吃飯了。”如果周恩來仍然不停止辦公,那就加重點語氣,改稱:“總理,該吃飯了!”

這樣稱呼是為了表明,我不僅因為你是我丈夫才關心你該吃飯了,更因為我們是戰友、同志,我必須站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上來提醒你愛惜身體,按時吃飯。

總理逝世後,一些同志找鄧穎超瞭解總理生前的各種事跡經歷,鄧穎超說不上來,只能歉意地說:“他的工作我不瞭解,許多事祕書知道,我不知道,你們找祕書問去吧。”

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後,第二天便訂立了一項協議: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幾十年來,他們都遵守了這個協議。

1982年,有人找鄧穎超瞭解周恩來生前做的一項工作,鄧穎超說不出,她不瞭解。但她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嚴格遵守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這是她所瞭解的周恩來——你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你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你不應該看的檔案,不要看。越是黨的負責幹部,越是擔負責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則地做到這一點;越是對自己親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從通訊確定戀愛關係時起,周恩來與鄧穎超就確定了允許並尊重對方可以有祕密,只屬於個人的祕密,不像傳統世俗的舊觀念,所謂夫妻一體,就不能有各自的獨立性和隱祕。

周恩來和鄧穎超確定戀愛關係後,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鄧穎超對我們講過,直到結婚時,經組織溝通,彼此才知道對方已經加入共產黨。但他們誰也沒有責怪對方隱瞞了自己的真實情況。

周恩來去南昌領導“八一起義”,與鄧穎超握手言別,分明是生離死別,周恩來卻什麼也沒說,直到離開武漢的那一刻,才籠統說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幹什麼?呆多久?何日再相見?怎麼聯絡?周恩來沒說,鄧穎超也不問。直到12天后,國民黨的報紙登出了“南昌起義”的訊息,鄧穎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幹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這種“互不打聽”的關係一直保持到生命終結。周恩來在彌留之際,有一次醒來,與鄧穎超手握手地互相望著,充滿了無限依戀不捨的神情。他們彼此是最瞭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來的嘴脣輕輕抽動,鄧穎超俯下身去,望著周恩來,等候他講什麼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來從喉嚨裡輕咳出一聲,終於吐出鬱積心底很久的一句話:“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鄧穎超輕輕點頭,目光裡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溫柔與平靜,回答一句:“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他們彼此握緊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講清了。那情那景,令我們陪護在身邊的同志深受感動,並且對夫婦之道的認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個新境界,新層次。

當時,陪護總理的主要是我和衛士高振普,後來又增加了喬金旺。我們曾由總理和大姐的這兩句對話,憶及許多往事。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總理的辦公室裡電話一個接一個,人來人往忙得不可開交。但是除了軍事祕書,無論是鄧大姐還是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卻不知在忙什麼。直到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宣佈了,我們才和全國人民一樣驚喜歡呼起來。

以後爆炸次數多了,就難免漏出點風聲。

那是一次試爆前,總理辦公室又是電話不斷,一夜未睡。第二天早晨鄧大姐起床後,見到值班警衛喬金旺,就關心地問:“總理睡了沒有?”

老喬搖搖頭:“還沒有睡。”

“什麼事啊,又一夜不睡?”

這本是隨口問話,並非是存心打聽。喬金旺從軍事祕書嘴裡聽到一點影子,也就隨口回答:“聽說是風向不對。”

鄧穎超出於關心,便推開總理辦公室的門,探頭問一聲:“恩來呀,聽說是風有問題?”

周恩來與鄧穎超彼此的稱呼,細琢磨是很有講究的。

周恩來認識鄧穎超時,周恩來21歲,鄧穎超15歲,周恩來就叫鄧穎超“小超”。這個稱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同事中鄧穎超漸漸由“小”到“大”,稱呼自然而然起了變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鄧穎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齡小的一個,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戰結束後,重慶的黨員幹部裡,多數是新鮮血液,都比鄧穎超年輕,所以不知不覺就改稱了“大姐”或“鄧大姐”。周恩來始終把鄧穎超叫“小超”,鑑於大家已改稱呼,則對著鄧穎超叫“小超”,對第三者講話時,也隨大家叫“大姐”或“鄧大姐”。

鄧穎超結婚時,稱呼周恩來為“恩來”,偶爾也稱“周公”。到了長征前後,周恩來蓄一部又長又黑又密的美髯,鄧穎超便以這部大鬍子改稱周恩來“胡公”。抗戰爆發後,周恩來主要在重慶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處叫“周公館”,鄧穎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稱呼其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進城,叫到建國,便基本不叫了,改稱“恩來”和“總理”。一般倩況,夫妻間稱“恩來”,公事和社交場合稱“總理”。就是說,在稱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現在,鄧穎超在西花廳家中,只面對周恩來,自然是稱“恩來”。偏偏她問的“風向”問題又是公事,周恩來一聽就生氣了,猛地睜大眼,望住鄧穎超嚴厲責問:“什麼風向問題,是誰告訴你的?”

鄧穎超自知犯了忌,無意中介入了周恩來的公事中,不敢隱瞞,用知錯的語氣解釋:“我只聽老喬說了一句是風向不對麼……”

“你把老喬叫進來。”周恩來放下了手中的公事,這是要認真追究了。

喬金旺不安地走進總理辦公室,臉有些紅。

“你怎麼知道是風向不對?”周恩來聲色俱厲,“是誰告訴你的?”

喬金旺噎住了。這事無論如何不能把軍事祕書“賣”了呀,他索性低下頭不吱聲了。

周恩來見喬金旺這樣,也沒再發脾氣。因為貼身警衛不是瞎子聾子,偶爾聽到一句半句打電話或交談中的話也是難免的。他對門口的鄧穎超吩咐:“你跟老喬談一談,怎麼能隨便和人談這類事情呢?”

總理這句話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喬金旺不該知道這件事,二是即便偶爾聽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說,就是跟鄧大姐這樣的有夫妻關係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說。

見總理開始辦公了,鄧穎超忙把喬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緊張。”鄧穎超先安慰一句老喬,然後批評和自我批評一起說:“總理呢,是嚴格要求。幾十年都是這樣,我瞭解。挨點批評就挨點批評吧。以後有什麼事情不該跟我講的可以不跟我講,不該知道的我也不問就是了,咱們都接受教訓。”

正因為鄧穎超能夠擺正關係,保持獨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並深得周恩來的信任。必要時,周恩來敢於放心地託付鄧穎超一些事。比如他的辦公室門上的鑰匙和保險櫃上的鑰匙,一天24小時不離身;平時裝兜裡,睡覺壓枕下,起床時馬上又裝兜。鄧穎超沒有這兩把鑰匙。但是,一旦周恩來要出國,這兩把鑰匙交別人不放心或不合適,他只交鄧穎超保管。他相信鄧穎超會像接受保密任務一樣把鑰匙珍藏起來,不會暗裡去開門開櫃。

記得有次出國訪問,到機場時,周恩來想起鑰匙還在兜裡,忙裝入牛皮紙信封,封死後,交機要人員送鄧穎超保管。周恩來出訪回來,與鄧穎超見面時,第一件事就是鄧穎超交還那個封有兩把鑰匙的信封。

周恩來笑著說:“噢,你連信封也不開啟檢查一下?”

鄧穎超說:“你怎麼交給我,我怎麼還給你。”

周恩來笑得更歡了,說:“我忘了告訴機要一聲,這信封裡還有我寫給你的一個便條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憶,江青是不該問的到處問,不該看的想方設法要看到,為此跟機要祕書鬧過脾氣。與鄧穎超比較起來,他們最後命運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在於自身嗎?

志同道合未必能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礎。加深這種感情並使之持久,畢竟還須雙方的努力。周恩來屬於妻子的時間很少很少,但他會溫柔,善體貼,懂關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時間裡,給予妻子最大的滿足,這無疑是他們夫妻之間關係親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來客人多,來談話的,開會的,每天不斷。他熱情好客,喜歡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鐘點了,他習慣說一句:“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大姐請你們的客。”

周恩來習慣講這句話是有來歷的。

剛實行薪金制時,總理留客習慣說:“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我請客。”

這本是家常話,並沒什麼不對。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幾十年的老戰友,這些人到一起喜歡開玩笑,有事沒多找點玩笑話氣氛才顯親熱。大家互相講玩笑話,便有人說:“我們到總理這兒來就像一群敲竹槓的。”

周恩來笑著說:“敲敲好麼,我願意請客。”

鄧穎超就在一旁笑著說:“怎麼老是說你請客呀?你一個月有多少工資?你們是吃我的,別以為是吃你的。不信咱們分開算一算。”

這是夫妻間常開的玩笑話,誰都知道,中國的傳統是夫妻一體,在錢上是不分你我的。尋常百姓家也常有這種玩笑話,說完就完了。

但是總理心細心秀,從玩笑話中想到更多內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為。女人愛男人首先往往是看這個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負、追求,能否自強奮鬥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愛的。但是,一旦男人做出成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認。這就像我們現在一首歌中所唱的:“軍功章裡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總理在各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鄧大姐也是婦女中出類拔萃的,雖然他們所處的位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鄧大姐一句玩笑話過後,別人都忘了,總理卻沒有忘,當真讓我和管理員算算賬。

我管大賬,管理員管小賬;過去總算流水賬,卻沒算過這筆“夫妻賬”。我說:“大姐開玩笑呢,何必當真?”

總理笑得蹊蹺,悄聲說:“大姐說的是實話,我心裡有數,請客其實都是花她的錢。所以我才要你們算出來。”

鄧大姐親屬極少,只有一個侄子,也從未找大姐要求什麼幫助。總理親屬多,每月固定拿出100元幫助這些親屬,其他臨時性的援助還不少,包括接濟來北京看病的周家親屬,包括婚喪之類大事,鄧大姐從不讓總理操心,都是主動解囊相助。她對我們說:“這樣可以解除總理的後顧之憂,也可以減輕社會負擔。不要讓他們麻煩政府或向單位申請補助……”

所有這些情況,總理心中都是有數的,但他還是讓我們算了一次賬。

一個月的賬算下來,總理的工資扣除各種開銷,所剩無幾。總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賬,然後慨嘆說:“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這開銷全靠大姐墊著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發自心底的一層淺笑。

從此,總理仍然喜歡請客。如果他不請客或少請客了,大姐肯定會不安,那就見外了。總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話,“今天是大姐請你們的客。”這樣一來,夫妻一體,大姐更高興,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來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賬,那樣的生活越長越消磨感情,整天廝守也守不住,反而會破裂,會死亡。

周恩來善於用忙裡抽閒的一點時間,給夫妻生活帶來新鮮和樂趣。有時甚至搞點孩子式的惡作劇,這種小小的惡作劇確實能起到活躍夫妻生活,帶來大樂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有次周恩來在新六所辦了一夜公,天亮時走出樓門,輕輕地發出驚喜之聲:“噢,下雪了!”

雪花紛紛揚揚,輕盈飄忽地鋪蓋了大地,柔軟得令人不忍踐踏。對於連續工作了24小時的周恩來,需要的應該是睡眠。但是,鮮冷的空氣驅走了睏倦,柔軟的雪花引發人情思綿綿。他面對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對我們吩咐道:“給大姐打個電話,請她來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說。”

可能總理想起了什麼重要工作?我們趕忙往家聯絡,鄧穎超估計是有急事,匆匆趕來新六所。

“什麼事呀?恩來。”鄧穎超進門就問。

周恩來已經穿上他那件海軍呢大衣,一邊往出走一邊說:“出去說,我們邊走邊說。”

鄧穎超對這個提議很滿意,因為她有個嗜好,喜愛雪,喜歡欣賞雪景。新六所裡的六棟小樓造型精巧雅緻,滿院草木叢茂盛;春天花開爛漫時自然賞心悅目,冬天賞雪也是相當誘人的。

薄薄一層積雪在腳下發出一種似有似無、撲朔迷離的聲息,這種輕盈的聲音很容易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壞這種感人的寧靜氣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沒人作聲,而鄧穎超已經情不自禁地與周恩來越走越近,像熱戀中的情人一樣挨近身體,融入一致的步伐和節奏之中。

“到底是什麼事呀?”鄧穎超的聲音不知不覺變得柔似流水。

“請你來踏雪。”

“啊?我以為你有什麼大事……”鄧穎超的聲音由高轉低,最後幾個字講得已近乎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滿了極大的喜悅和感動。因為周恩來已經接上話:“這事也不算小呀,你是喜歡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時候不多,我們一起踏雪的機會更少……”

就這樣,兩位經歷無數大風大浪的職業革命家,在這樣輕盈溫馨的氣氛中,緊緊走在一起,走過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種溫馨。

他們談了許多往事,都是與雪有關。甚至談到了雪山。那是長征路上,周恩來患了阿米巴肝膿腫,一直高燒昏迷。鄧穎超雖然也患了肺結核,吐血,仍然從連隊趕到總部擔負起照護周恩來的責任。周恩來昏迷在木板床上,鄧穎超就在地下鋪點稻草睡。

“那次還是靠了從雪山上找來的冰塊,我才活下來。”周恩來回憶著,“用冰塊區域性冷凍,才排出膿來。”

“那天從早上10點一直敷到下午五六點鐘,你一說肚疼,我就鬆口氣,說明你清醒了。”鄧穎超伸手接接雪花,輕輕嘆一聲,“我扶你起來,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綠膿。”

周恩來深情地望一眼鄧穎超,說:“那次病來得凶猛,大概跟蝨子有關係。我那個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蝨子就能下雨。”

鄧穎超神往地說:“我一個小時就擠死170多個蝨子,指甲都被血染紅了……”

我說“神往”並非用詞不當。其實,歡樂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難往往才是真正聯絡著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歡樂總是模糊的,記不真切;然而苦難和傷痛卻無法忘懷,特別是當這種苦難與奮鬥同在的時候。刻在心裡不忘的才是幸福。難道不是這樣嗎?多少當年的知青,他們一生難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內蒙古和雲南。不斷有知青相約回到插隊下鄉的地方,擁抱鄉親,擁抱大地,放聲痛哭。他們忘不了那片給予他們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還沒聽說什麼人成群結隊去擁抱歡樂一宵的歌舞廳或者哪個留過倩影的花前柳下……

這以後,鄧穎超就有了去新六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務處的李維信同志曾回憶說:“鄧穎超喜歡來這裡散步,特別是賞雪。她對我有個特別關照:下雪時提醒我一聲來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給她去個電話,請她來看雪景。”

我相信,鄧穎超每年冬天在新六所踏雪賞景時,周恩來一定會在她的心頭明光閃爍,緊緊伴隨著她。

周恩來以談“重要事情”的辦法“誆”來鄧穎超一道踏雪,給鄧穎超一個意外的驚喜。同樣,應該作談話的重要事情,周恩來偏不及時談,最後也留給鄧穎超一次難忘的意外之喜。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看更多!請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轉載請附文章網址

不可錯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