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80年前原子彈競賽,為何德國被美國反超?愛因斯坦不是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和以納粹德國為首的法西斯侵略國家展開了一場十分激烈的祕密研製原子彈的競賽。在這場競賽的起跑點上,納粹德國佔有明顯優勢。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這場激烈的原子彈研製角逐中納粹德國逐漸喪失優勢,止步不前,一直到納粹敗降仍處於實驗階段,淪為競賽中的失敗者;而起步較晚,科學水平落後,又準備不足的美國竟然後來居上。難道原因僅僅是愛因斯坦來到了美國嗎?

納粹德國的優勢在於:首先,德國擁有大的核物理研究機構和許多傑出的物理學家。全世界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學者德國最多,是美國的3倍,而且德國原子理論的研究成就最大,水平最高。1938年12月,德國著名科學家奧托•哈恩和弗裡茨•施特拉斯曼發現了鈾核裂變,掌握了分裂原子核的基本方法。這一劃時代的發現震驚了科學界,它意味著從原子核裂變中獲得巨大能量的實驗已獲成功,只要把它轉為實用,就可能製成威力無比的原子彈。

其次,德國擁有進行原子研究所需要的科研和生產潛力,以及物力、財力資源。在金屬冶煉、機器製造、發電技術等方面僅居美國之後,佔世界第二位。而在化學工業方面,則超過美國。在鈾礦資源方面,德國既獲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瀝青鈾礦,又在本國薩克森發現鈾礦。在佔領比利時後,還奪得比利時奧奈諾選礦廠裡的1200餘噸精選鈾礦石。此數量幾乎為當時世界鈾庫存的一半。

再次,德國已率先制訂了原子研究計劃,建立了領導機構,並取得相當進展。1939年4月,德國傑出科學家、漢堡大學教授普•哈塔克給德國陸軍部寫信說:“恕我們冒昧地提醒你們注意在核物理中最新的發展。依我們看來,這種發展也許會使生產比常規炸藥強很多個數量級的爆炸物成為可能……哪個國家最先使用它,將對其他國家佔有不可超越的優勢。”此信已經引起了納粹軍方的注意。

1939年9月26日,德國軍備規劃局在柏林召開高階物理學家會議,應邀與會的有哈塔克、海森堡、魏茨澤克等人,會上成立了“鈾協會”,制訂了工作綱領和“鈾規劃”。(原子研究計劃)。威廉學會的物理研究院被定為“鈾規劃”的科研中心。該院是當時歐洲最大的科研機構之一,院長是德國第一流理論物理學家、由於對量子力學的貢獻而榮獲1932年諾貝爾獎的海森堡教授。在1940到1941年,海森堡及其同事完成了製造原子反應堆(以鈾和重水為原料)所必須的主要的理論和實驗研究,並建立了第一個研究性的原子反應堆。海森堡曾樂觀地說:“從1941年開始,我們眼前就展現了通向原子武器的康莊大道。”

但是最後美國反超德國,首先研製出核武器。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德國迫害猶太人導致大量科學家來到美國。殘酷的種族主義迫害,使德國和歐洲總計有2000多位著名科學家和工程師離鄉背井流落美國。他們是歐洲科學的精華,其中有被稱為“相對論之父”的德國著名猶太人科學家愛因斯坦、德國著名物理學家弗蘭克•貝蒂、施特拉斯曼、邁納特、賴納、弗里斯,義大利著名科學家費米,丹麥著名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等。這就大大削弱了納粹德國的高層次科研人才隊伍,而增加了美國的高階人才力量,從而改變了德美之間的人才力量對比,使美國由劣勢上升為優勢。

第二是美德核武器研發組織有差異。美國政府先後撥款22億美元,使用人力50萬,對研製工作統一領導,分工負責,紀律嚴明,保密嚴格。其組織之嚴密,其運作之髙效,是美國曆史上的一項創舉。德國的情況與美國全然不同。1942年以前,納粹頭目完全把賭注押在閃電戰上。他們急功近利,認為沒有原子彈照樣可以取勝。當1942年施佩爾給希特勒彙報原子彈研製情況時,希特勒認為“這件事情不必花大力氣”。

從1937到1940年,德國陸軍在發展大型火箭方面就花了5.5億馬克,而施佩爾批准給予“鈾規劃”的經費,按寬裕計算也只有1至2百萬馬克。用於“鈾規劃”上的經費同美國“曼哈頓工程”相比,前者只有後者的二百分之一,人力使用前者只有後者的一千五百分之一。這樣一來,德國“鈾規劃”就處於組織不良、領導渙散、規模狹小、各單位自行其是的狀態。整個程序落後了美國2年多。

第三、美德兩國地理條件的戰略位置不同,對原子彈研製的成敗也有很大影響。美國本土距軸心國有兩大洋之隔,戰火遠離,後方安全。其得天獨厚的戰略位置,是世界大戰期間搞原子彈大科學計劃研究與執行的理想基地。德國情況則不同。德國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它到處出擊,同時也到處受敵,特別是處於東、西兩方強大的鉗形夾擊之內,毫無安全可言。盟國飛機對德國的大規模空襲,地毯式的轟炸,迫使德國的原子研究機構和實驗室不斷疏散和搬家,由大城市向偏僻的中小城市,甚至鄉村集鎮轉移。實驗裝置常常是裝好又拆,拆散又裝,難以持續使用。這就極大地干擾和破壞了德國的原子研究程序。

第四,美德兩國用人政策的不同,對原子彈研製的成敗也有重要影響。美國為高層次的科技人才、專家、教授、學者、名流,創造一種寬鬆的、自由的、便於他們充分發揮潛能和創造力的政治、經濟環境。納粹德國則不同,希特勒執行的是種族歧視的和實用主義的用人政策,嚴重挫傷和打擊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德國的情況則相反。許多資料表明,有相當數量的德國科學家對自己的研究工作缺乏熱情和主動性,甚至消極怠工,不圖進取,敷衍時日。到1942年6月,儘管德國的科學水平仍比盟國佔有微弱優勢,但科學家的研製試驗卻處在低水平上。這同科學家們的思想、工作態度關係很大。納粹德國戰敗後,參與德國“鈾規劃”的一些著名物理學家被盟國俘獲。當他們聽到美國用原子彈轟炸廣島的訊息後,馮•魏茨澤克說:“我認為,我們之所以沒有製成,首先是因為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並不真正想搞……如果我們希望德國取勝,我們不會造不出來。”

“鈾規劃”的核心人物海森堡對他的行為解釋說;“在希特勒統治下,只有那些表面上與政府合作的人才能進行有效的積破壞。”另一位科學家羅伯特•容克對此作了補充:“海森堡和他的朋友們之所以願意從事德國的原子彈研製,這首先是為了使破壞德國的原子彈計劃。”這說明許多從事德國“鈾規劃”的科學家是出於不得已而為之。他們對納粹制度和納粹政權是離心離德,敢怒而不敢言。他們和納粹政府的關係是表面上的“合作”,實際上的“抵抗”。這就是德國“鈾規劃”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內在因素。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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