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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 | 黃樸民:諸葛亮de圈子政治_劉備

黃樸民:都是朋友圈害的——論諸葛之失

中國傳統政治中的一個重大弊端,是山頭林立、黨同伐異。一個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任,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據他的才能本領,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裡的人。這種按圈子畫線、憑親疏用人的風氣瀰漫歷久,自然會導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現象的普遍化。於是乎“一朝天子一朝臣”,“器惟求新,人惟用舊”等俗言諺語一直廣為流傳,深入人心。

這種用人上的圈子意識,不僅普通人擺脫不了,而且連睿智傑出的政治家也無法擯棄。光武帝劉秀在處理功臣問題上是那樣的英明寬容,在歷史上博得了“允冠百王”的美譽。然而他對馬援的纖微過失卻窮詰痛責,不假顏色,就反映出其性格上忌刻冷酷的另一面。

這中間的原因很複雜,但馬援系隗囂部屬,而非南陽首義功臣,君臣關係不夠深﹑不夠鐵,恐怕是緣故之一。唐太宗天縱英武,胸襟博大,玄武門之變後連死對頭建成、元吉的部屬、親信都敢起用,像魏徵、王圭、韋挺、薛萬徹等人就是由此而在貞觀朝嶄露頭角,成為一代名臣良將的。但是說到底這些人畢竟不能與秦王府的老班底人物(如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一樣為唐太宗所信任、所器重。其受太宗禮遇厚重優渥固然是事實,但權職相對有限同樣屬實情。遇到冊立太子、任命宰相等根本大事,唐太宗願意與之商量的人,主要還是長孫無忌這樣的肺腑之親,而不是魏徵這些閒雜人等。這就是圈內圈外的區別,也是疏不間親的道理。

明白了這層道理,再來看諸葛亮為什麼會高度信任馬謖,甚至將他擢拔為第一次北伐中原、兵出祁山戰略進攻行動中的前敵總指揮,就能夠很容易找到其中的答案了。

劉備蜀地立國,其麾下軍政官吏隊伍的構成基本上來自於四個方面,在此基礎上,遂形成了鮮明的地域團體特徵。

這首先是涿州起兵到寄寓荊州之前的核心圈子。他們是劉備兵微時便跟隨其征戰南北、飄泊四方的老兄弟,與劉備有過命的交情。他們人數雖不是很多,但由於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其在蜀漢政權內部處於位高權重的地位,且深受劉備的信任,所謂無戎宿將,恩寵最厚。其代表人物有關羽、張飛、趙雲、簡雍、麋竺等。

其次,是劉備寄寓荊州劉表期間,所延攬、籠絡、收買的荊襄人物。荊州統治者劉表在漢末是士人領袖,被天下士人奉為清流“八俊”之一。在他治理荊州期間,對內興起儒學,表彰文化,招賢納能,安撫流亡;對外則以守疆安土為戰略方針,想方設法遠離中原諸侯廝殺角逐的戰火,汲汲於自保。這樣,便使得荊州在東漢末年的亂局中成為一方相對安寧的土地,收容了不少因躲避中原戰亂而流離顛沛的士人。

曹操南下荊州時,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如王粲等)歸附了曹操。另有一部分則在此前後跟隨了劉備,這中間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諸葛亮、龐統等。他們在劉備集團內部雖無涿州首義功臣的根基與聲望,但是人多勢眾。且有諸葛亮這樣的角色充任領袖,在蜀漢整個政權結構中無疑屬於中堅力量,後來居上,前途未可限量。

蜀漢政權人員構成的第三部分,是劉備進入兩川,反客為主,取劉璋為自代,奄有整個巴蜀之地後,所接納的劉璋部分舊屬與益州當地豪強、士人。他們中間有的見劉璋闇弱,稟執亂世之時“君固擇臣,臣亦擇君”之觀念,隨時留意為自己找退路、謀多窟,故早早與劉備暗通款曲。等到劉備真的對劉璋兵戈相向,其即主動投向劉備,成為蜀漢重要開國之臣。有的則是當劉備兵臨城下,劉璋萬念俱灰、束手投降之際,隨大流,順形勢而被動地歸依新的統治者。但無論是主動投靠的,還是被動脅從的,在蜀漢新政權中,他們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層官吏隊伍中,他們佔了很大的比重,可謂是真正的基礎。他們的代表人物第一號自然是法正,其次便是雖非益州籍,但卻與兩川當地淵源極其深厚的李嚴。

蜀漢政權人員構成的第四部分,乃是曾令曹操吃足苦頭、大傷腦筋的涼州名將馬超及其部屬(曹操嘗雲:馬兒不死,吾死無葬身之地也)。馬超與曹操鏖戰潼關,一度殺得對手丟盔棄甲、肝膽俱裂,後因種種原因功敗垂成,先依附張魯,終歸順劉備。雖說是戰敗亡命歸附,但馬超本人公侯之後的身份、久經沙場的經歷,使得劉備不能對他及其部屬等閒視之,而要奉為上賓,優渥有加。事實也正如此,馬超的來歸,大大地增加了蜀漢政權合法性的分量。由馬超領銜上表勸進劉備晉爵漢中王一事就證明了馬超在蜀漢政權建立過程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之不可或缺。

當然,在蜀漢政權的整個構成體系中,上述四大部分(也可以說是四個圈子)的地位、實力以及影響是有很大不同的。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差異性變得越來越顯著。它直接制約和影響著蜀漢政權內部的整合,給蜀漢政治格局的演變、政治生態的嬗遞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換言之,四大圈子的彼此消長,實際上影響和決定了蜀漢政權的前途與命運。

在四大圈子中,涼州馬氏實力最小,基本上是一種擺設。馬超兵敗來投,勢單力薄,加上參與政權時間短暫,這種現實,決定了馬超及其部屬擁有眾多的頭銜、很高的爵位,但是在具體的軍政大事上卻不可能具有發言權,更不必說有什麼決策權了。實際上,馬超自己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所以在歸附劉備之後,他便徹底交出兵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過著杜門不出、遠離政治鬥爭漩渦的半隱居式生活。彭羕找他敘話,其中有“吾主內,君主外,天下不足定也”等言,馬超聞後不勝詫異,大驚失色,趕忙向有司舉報,絕情寡義地將彭羕送上斷頭臺。這種做法本身就含有深諳自己不受信任,當時時檢點留意,但求全身自保的心理。涼州馬氏勢力的處境以及與蜀漢政權的關係於此可見一斑。而隨著馬超的英年早逝,涼州勢力也就很快煙消雲散、消亡殆盡。只有馬岱等孑遺以個體的身份依附於當時的政權主流之中,儲存一些涼州軍人的榮耀了。

涿州勢力集團的地位與實力較之涼州勢力集團自然要強大得多。然而其歸宿卻與涼州集團並無不同,可謂殊途而同歸。導致其勢力漸趨削弱,其影響日益式微的主要原因乃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該勢力集團的代表人物,隨著戰事頻繁,歲月推移,不是死於非命(如關羽魂斷麥城,張飛命喪部屬),就是死於疾病或老邁,到劉備白帝城託孤、諸葛亮全面主政時,該集團基本上也是凋零殆盡、徹底瓦解了。他們在蜀漢政權建立過程中的作用已經大致完成,是到交出權力之棒、淡出歷史舞臺中心位置的時候了。

所以,經過政治格局的重新整合,自然規律的不斷淘汰,蜀漢政權的人事局面逐漸形成了荊襄勢力與益州勢力的兩元並存。它主導著蜀漢社會的政治生態。在這兩元政治格局中,荊襄勢力是外來力量,益州勢力是本土力量。兩者的結合,說到底是外來勢力與土著勢力互相利用,互相彌補,是強龍與地頭蛇的一併相處,一併維繫。

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但是這個規律似乎並不適用於蜀漢政權的政治運作。荊襄勢力集團的領袖諸葛亮是深富韜略、具有深遠戰略與嫻熟政治手腕的傑出人物。所謂“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於他而言,乃是實至名歸、洵非虛辭。而他麾下的荊襄豪傑,也是人多勢眾、兼資文武。另外,諸葛亮是一個十分強勢的政治人物,他長期以來注意從荊襄士人中間培植親信,豐滿羽翼。因此到劉備白帝城託孤前後,荊襄勢力實際上業已成為蜀漢朝廷中最強的一支勢力,對益州勢力構成了較為明顯的優勢,強龍壓倒了地頭蛇。

作為整個蜀漢政權的最高統治者劉備,對於朝廷政治生態的演變趨勢是瞭然於心的。他對於諸葛亮的傑出才略以及重用親信荊襄人士的端倪也是一清二楚,並抱有一定警惕的。為了政局的平穩發展,為了朝廷兩大支柱荊襄集團與益州集團的相對平衡、互相制約,他在收取益州後,曾有意扶植以法正、許靖為代表的益州勢力。劉備借益州勢力來控制、削弱荊襄勢力的日益坐大,以防止其主宰政局、掌控一切。這就是他對法正言聽計從,優容倚重,而同時相對冷落諸葛亮,讓他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僅僅擔任雜號將軍“軍師將軍”,只負責後方軍事勤務,“調其賦稅,以充軍實”的內在緣由。

對於諸葛亮明顯親近荊襄人士的做法,劉備也是洞若觀火的。他評論馬謖其人是“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是對諸葛亮的一種委婉提醒:不可憑感情親疏用人,更不能按圈子畫線排隊,專用荊襄人士。而應該從大局出發,搞五湖四海,因能授任。諸葛亮是何等聰明之人。他當然懂得劉備重用法正、許靖等益州集團人士的深厚用意。但是從他的言行看,似乎並沒有真正接受劉備的規勸。從夷陵之戰後他的言論“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云云,我們僅可以看出他內心的失落,而看不到他真正的覺悟。

遺憾的是,劉備平衡荊、益兩大集團的良苦用心未能如願得到最終的落實。法正、許靖等人的過早去世,使益州集團失去了眾望所歸,可與諸葛亮有效相互制約的領袖人物。而夷陵之戰後,劉備憂忿交加,健康狀況急劇惡化,迅速走向生命盡頭的現實,又使得劉備不得不從穩定維繫蜀漢政權命運的角度考慮,將託孤的重任交到諸葛亮手中。但是即使如此,劉備還是將與益州集團有淵源的尚書令李嚴作為託孤的第二號重臣。這樣的安排很清楚,仍包含著平衡荊襄與益州兩大勢力的寓意。

不過,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誰也沒有力量再來制約諸葛亮放開手腳經營自己的荊襄核心圈子了。失去了法正這樣的政治要角(也可以看作是對手)的競爭,沒有了劉備這樣的頂頭上司的掌控,諸葛亮完全大權在握,可以毫無顧忌地我行我素、生殺予奪。他一方面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打擊、削弱益州集團的勢力,尤其是重點剪除益州勢力中任何可能對自己獨攬大權、對荊襄勢力順利發展構成潛在威脅的代表性人物。對同為劉備託孤大臣李嚴的打壓、罷官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嚴當然有缺點、有過失,但是這些過失是否嚴重到必須罷官、貶黜為庶人的程度,則是可以商榷的。其實,像李嚴這樣的高官,要徹查總是可以查出問題來的。關鍵在於是否小題大做,借一兩個問題為突破口,把對手置於萬劫不復的地步。由此可見,諸葛亮在李嚴的問題處理上,維護法紀、整頓朝綱乃是幌子,將李嚴整治得身敗名裂,從而進一步壓縮益州集團的生存空間才是根本目的。

另一方面,諸葛亮又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對荊襄人士(尤其是與自己關係親密者)擢以不次,委以重任,進一步鞏固荊襄集團的圈子,強化其在蜀漢政權中的主宰地位。

對馬謖的器重與任用,就非常典型地透射出諸葛亮這種經營自己勢力、打造自己圈子的政治意識。諸葛亮與荊襄宜城馬良兄弟關係十分密切。《三國志》本傳裴松之注稱馬氏或與諸葛亮結拜為義兄義弟,或與諸葛亮有一定的親戚關係:

“臣鬆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

這種親密關係,自然要在政治安排上體現出來。馬良在先主朝即深受重用,官至郎中。但不幸的是,在夷陵之戰中,馬良隨軍出征,蜀軍慘敗,馬良亦歿於陣中。諸葛亮失去馬良,慟痛之情可以想見,於是把更多的關愛傾注到其弟馬謖的身上。

馬謖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史稱其“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對他是器重有加,儘管劉備早已指出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諸葛亮的偏愛與私心,使得他不以劉備的提醒為意,重用馬謖不避任何嫌疑:“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

諸葛亮與馬謖的親密,早已超越了工作關係的範疇,而進入到了私人隱蔽的空間:“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真可謂廢寢忘食、情深意密,這是一般部屬無法想象、無法企求的殊遇。馬謖自己也承認他與諸葛亮之間乃是親如骨肉的父子關係:

“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三國志》本傳《注》引《襄陽記》)

這種特殊的關係,加上馬謖本人的確有一定的才能,諸葛亮長期以來是將馬謖當作自己事業接班人來培養的,在馬謖身上寄託著諸葛亮的深切期待。而馬謖在諸葛亮平定南中之役中建議採用“攻心”之策:

“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這又為諸葛亮的取勝提供了最佳的方案,使諸葛亮得以順利平定南中地區的叛亂,“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消除了北伐的後顧之憂。通過這件事,諸葛亮更加欣賞馬謖的才能,認定他是繼承自己事業、保持荊襄勢力在朝廷政治主宰地位的最佳人選。

為了鞏固荊襄勢力的圈子,諸葛亮加快了起用馬謖的步伐。諸葛亮知道,要進一步提拔重用馬謖,光憑馬謖充任副手(參謀長)這樣的資歷是不夠的。馬謖必須有充任主官、獨當一面,並在戰場上立有赫赫軍功的經歷與成就,才可以堵塞天下悠悠之口,為馬謖日後擔當諸葛亮事業接班人創造必要的條件。這樣的圈子意識,使得諸葛亮在任用馬謖問題上犯下致命的錯誤。這就是在實施第一次北上祁山、進伐中原的戰略時,他棄魏延、趙雲等能征慣戰的宿將不用,而任用馬謖充任前敵主帥。

問題在於優秀的參謀人才,不一定是合格的主帥人選。馬謖作為參謀人才,參襄軍事、輔佐主將無疑是合格的,但擔當一軍統帥卻力有不逮了。而他又偏偏遇上像張郃這樣的名將,於是街亭一戰下來,馬謖損兵折將,丟失戰略要地街亭,使蜀漢整個北伐作戰陷入全線的被動,“進無所據”。諸葛亮不得已下令還軍漢中,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北伐就如此以失敗告終。而馬謖本人也因此戰役喪失了自己聰明的腦袋。

馬謖在街亭的敗北,固然有拘泥兵法教條、不善於具體指揮作戰的問題,但關鍵原因是諸葛亮本人在馬謖的任用上沒能做到“量才節任,隨器付業”,把馬謖放置到了他無法適應、無法踐行的崗位之上。而諸葛亮如此英明的人物,卻會犯這般愚蠢的錯誤,“授任無方”,其根源則是他腦子裡的圈子意識太濃厚,私心太重,在荊襄勢力集團經營上過於投入,導致迷惘糊塗的結果。

諸葛亮因經營荊襄勢力集團小圈子而在馬謖任用問題上摔了大跟頭。然而後來的歷史演變表明,他似乎並沒有從中真正汲取必要的教訓。在荊、益兩大勢力的平衡方面,很顯然他還是依託荊襄集團而有意無意地貶抑益州集團。所以他寧願起用涼州天水人姜維,而不願將實權交付到有益州集團背景的人手中。應該說,諸葛亮的所作所為對日後蜀漢政治演變趨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蜀漢政權作為以荊襄人士為主體的外來政權,與當地人士的磨合協同似乎一直存在著問題。巴蜀之地的名流、官紳、豪強、士人對它的認同擁護程度很可能是有一定保留的。

當日後司馬昭派遣鍾會、鄧艾諸將統兵攻蜀時,諸葛矚(諸葛亮之子)戰死綿竹。而巴蜀等當地出身的官吏(如譙周等)卻積極鼓動劉禪獻城投降,就多少透露出箇中的端倪。道理很簡單,占主導地位的荊襄集團不甘心喪失自己的權益,自然要殊死抵抗。而對長期受壓,甚至多少被邊緣化的益州利益集團來說,既然蜀漢政權從本質上來講,並非自己的政權,那麼對它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必過於關心,改換門庭,轉由曹魏來統治未嘗就是天大的災難。因此,當兵臨城下之際,舉城投降未必不是明智的選擇。

(摘自|黃樸民:《歷史的第三種讀法》)

黃樸民 孫建民: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決策思維

摘要:《隆中對》的高明,在於它具有全域性觀念,同時又充滿長遠眼光、前瞻意識。一方面它高屋建瓴,統籌全域性,提出了“跨有荊益”、“兩路出兵”的“三分割據紆籌策。”另一方面,它的可行性建立在諸葛亮所提出的一系列實現戰略目標相應方法手段系統完善的基礎之上。

魏晉南北朝時期兵學思想的發展一個重要的特色,是軍事戰略對策研究的風靡,注重務實,強調實用,使得兵學理論的建樹緊密貼近戰爭活動的實踐。這中間,諸葛亮為劉備所獻的“隆中對”(又稱“草廬對”)實具有典型的意義。

《隆中對》為劉備集團勾畫了求生存,謀發展,取天下,致統一的系統完整的戰略方案,面世以來,一直膾炙人口,被譽為文人戰略家戰略謀劃的典範,千秋獨步的戰略名對。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天下大亂,劉備作為其中一支武裝割據勢力,也在此時悄然崛起,但是在他遇到諸葛亮以前,雖有成就一番事業的雄心,並長期矢志不渝,但因沒有一套合適的戰略綱領,結果是東奔西逃,始終未能擁有自己穩固的地盤,不得不寄人籬下。所以他“三顧頻煩天下計”。而諸葛亮在遇到劉備之前,也隱居隆中,大志無所伸。二十年後,諸葛亮曾深情地向後主回憶這次君臣際遇:“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曲,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可以說,“天下英雄”劉備的屈尊下顧、虛心求教,以及他復興漢室、撥亂反正的忠肝熱腸,都使諸葛亮深感知遇之厚,於是才和盤托出《隆中對》這一卓絕千古的戰略名對。

《隆中對》的高明,在於它具有全域性觀念,同時又充滿長遠眼光、前瞻意識。一方面它高屋建瓴,統籌全域性,提出了“跨有荊益”、“兩路出兵”的“三分割據紆籌策。”眾所周知,謀全域性的核心,首在戰略目標的確定。諸葛亮以恢巨集的氣度和思接千古的見識,指陳時勢,在總結歷史經驗和分析現實形勢的基礎上,指出在各種集團的消長紛爭中,曹操是劉備的主要敵人。所以,劉備的現實目標應該是“跨有荊、益”,即利用各種矛盾,奪取天下要衝荊州和天府之國益州,作為自己的立足之地,以此為角逐天下的根本,從而實現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業。對現實目標的這一定位,是對天下大勢的洞察,對敵我關係現狀和變化趨勢的把握,同時,也考慮到了戰略地緣關係。

更為重要的是,《隆中對》的根本宗旨在於最終實現國家的統一,體現了戰略決策上的前瞻意識。所以,它在制定現實目標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劉備集團的長遠戰略目標,這就是“待天下有變”,由荊州、益州兩路出兵,互相配合,密切協同,構成鉗形進攻之勢,兵鋒北上,席捲兩京,收得中原,興復漢室。這裡,它雖然未明言孫權的前途問題,但言下之意,待消滅了主要敵人強曹,孫權之接踵而亡自不待論矣。到那個時候,實現全國的統一,也就成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

另一方面,《隆中對》所反映的大局觀念與戰略前瞻意識,並不是諸葛亮本人的突發奇想、閉門造車。它的可行性,建立在諸葛亮所提出的一系列實現戰略目標相應方法手段系統完善的基礎之上。換言之,它的戰略前瞻不是虛幻的“畫餅”,而是極有可能實現的現實,目標的長遠性與方法手段的有效性是協調一致的。這些方法手段包括了:

第一,利用“天下思漢”的普遍心理,憑藉劉備身為“帝室之胄”的優越背景,作為政治資本,爭取政治上的主動,以與曹操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做法相抗衡。

第二,推行“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的方針,做好“外交”工作,為自己爭取安定的戰略後方和比較可靠的盟友,從而保證自身的安全,使得自己能左右逢源,創造出有利於自己發展壯大的外部環境和良機。

第三,“內修政理”,整頓吏治,清明政治,發展經濟,搞好內部建設,積蓄實力,文武並用,剛柔相濟。

可見《隆中對》中有關戰略長遠目標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思熟慮了未來戰略發展趨勢後的獨到心得,它的戰略前瞻意識是鮮明合理的,因為它以政治、經濟、外交努力來實現戰略目標的奮鬥相配套和呼應,實際上已為戰略前瞻意識的明確化和可操作化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顯而易見,《隆中對》是諸葛亮在形勢最低迷之時慧眼識先機,為劉備集團所制定的完整統一戰略預案。它見微知著,佔隱察機以及戰略上由弱轉強的思想籌劃,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境界。《隆中對》實施之初,就使劉備取得了赤壁大戰的勝利,並使劉備集團迅速起弊振衰,據有荊州大部,繼而進一步拓展西川,攻取漢中,終於開國蜀漢,達於三國鼎立。儘管軍事活動的動態性與不可捉摸性等因素干擾了《隆中對》戰略計劃的下一步發展,所謂“天下有變”,變來變去,是變得對劉備集團日益不利,終於使諸葛亮更為弘遠的戰略前瞻漸漸成為“明日黃花”,與佔據中原、興復漢室的目標漸行漸遠,但它畢竟是卓絕的以全域性觀念突出、前瞻意識鮮明為特徵的統一戰略預案。正如前人所評價的那樣,它是“孔明創蜀,決沈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弘規也”。

三國以降,《隆中對》的兩路進兵、統一全國的戰略規劃,曾成為引起歷代爭論的問題,如宋代人蘇洵說:“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見大險也,徒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擊,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安,猶且不給,而何以制中原哉?”(《嘉祐集》卷三,《權書》)意思就是說,以劍門相隔的四川盆地,作為保境自守的根據地尚且不夠理想,更遑論以此為基地去進取中原,經營天下了。而南宋時期的朱熹則堅持:“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朱子語類》卷一三六)

我們認為:朱熹之論,因出於維護蜀漢“正統”,過分推崇了《隆中對》,但是,像蘇洵那樣完全否定《隆中對》的價值,也屬故作驚人之論,博人眼球而已,所以難怪朱熹視其為縱橫家。當然,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而考慮,《隆中對》的確不是無懈可擊,盡善盡美。其失誤,主要表現在“兩路進兵”的長遠目標過於理想化。毛澤東針對蘇洵以上議論,曾作過一段發人深思的批註:“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焉得不敗!”

這裡所講的“二分兵力”,指的就是《隆中對》中所設想的從荊州、益州發動鉗形攻勢,北伐中原,統一全國的長遠目標。的確,為大巴山、巫山相阻隔的荊、益二州,相互之間很難進行支援。尤其是在當時的通訊、交通條件下,懸隔千里而要協調戰場動作,使之互相策應、配合和支援,實難做到。加上劉備集團本來就是兵寡將微,二分兵力恰好是犯了分兵之大忌。所以,毛澤東的批評無疑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隆中對》提出既要“跨有荊、益”,又要“外結好孫權”,即希望劉備在保有荊州這一戰略要地的前提下,維持與東吳方面的聯盟關係,這多少也有一些一廂情願了,在現實中實難魚與熊掌兼得,必然會碰壁。

然而,儘管有種種缺陷,《隆中對》仍不失為中國歷史上卓絕非凡的戰略對策,而且這些缺陷也根本無損於諸葛亮雄才大略的戰略家光輝形象。

(本文摘選自《中國兵學思想史》,黃樸民等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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