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美國學者提的“宋元明過渡”說,靠譜嗎?_貴族

【文/ 李治安】

2003年,史樂民(PauLJakovSmith)、萬志英(RichardyonGlahn)等美國學者提出,在唐宋變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間存在所謂“宋元明過渡”,但其編著的論文集內又含有以江南為中心連續探討中唐至明清社會演進等不同看法。近年,筆者也曾撰寫文章,論述了類似問題。蕭啟慶教授、王瑞來教授也發表討論近古南、北發展歧異及統合變遷的文章。

“宋元明過渡”說究竟能否成立?南、北地域發展差異與宋元明歷史程序之間究竟存在何種聯絡?唐宋變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間社會發展的真實狀況又如何?這些問題相當複雜,恐非一己一文所能論說明白。筆者重點聚焦於南、北地域差別及社會關係的變異,再做如下嘗試性探研。

一、元朝的北制本位與北制因素的諸表現

繼遼、金、西夏等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後,蒙古鐵騎南下,建立了統一南北的元王朝。在元世祖採用漢法的同時,也構建起蒙、漢二元複合體制。這也是君臨南、北不同質文明的適應性產物。因軍事征服時間先後,反映地域差異的北制及南制(或因素),還相對呈現為前、後兩種形態。元朝建立之際的北制及南制,應分別指蒙古草原舊制(包括契丹、女真舊俗遺留)和原金朝統治區的中原漢法。兩者在忽必烈即位後的十餘年間已大抵完成整合融匯,共同構成了元朝的基本制度。

平定南宋統一全國以後,則呈現新的北制與南制(或因素)的並存。此時的北制,即為承襲蒙古草原制度、金朝後期漢法制度以及若干契丹、女真舊俗遺留的混合體;南制指反映江南社會經濟狀況的原南宋體制。本文所討論的北制及南制,主要是指平定南宋統一全國的後一種形態。

根據蕭啟慶教授的研究,元統一以前的南宋與金朝、南宋與蒙元對峙的150年間,南方與北方的地域差異突出,“經濟、人口的逆退及南北不平衡的擴大都是金、元統治的後果。在社會方面,金、元統治不僅造成中古、近世質素並陳的現象,也擴大了南、北區域社會的差異”。吸收蕭教授等前賢的研究成果,筆者進而認為,元統一後南方與北方的地域差異依然存在,甚至在國家制度或體制層面亦呈現南、北制因素並存博弈的狀況。

姑且不論蒙古草原舊俗被大量保留並在較多領域居核心主導,即使統一南北以後,承襲金朝後期漢法制度與蒙古草原制度混合體的第二種“北制”,更是始終充當元帝國廣袤國土的制度本位,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長期發揮著支配作用。除政治方面的貴族會議、軍官世襲、濫行賞賜、民族等級、行省等“北制”形態外,相對於江南南制因素的北制,在社會經濟關係等領域又有如下較突出表現:

(一)職業戶計制與全民服役

經歷唐宋變革,秦漢確立的編戶齊民秩序出現鬆動,宋代以主戶、客戶附籍,租佃關係亦納入國家戶籍。官府稅收和差役,只徵及主戶,勞役則大大減少。元代職業戶計制率先實行於北方。從蒙古早期單一遊牧民到諸色戶計,似帶有社會分工的進步趨向,但又大量蘊含遊牧貴族主從奴役慣例;諸色戶計大多來自被征服百姓的強制編組供役,不可避免地夾帶著草原遊牧民至上和其他職業戶僕從的色彩,其征服奴役屬性顯而易見。民戶、軍戶、站戶、灶戶、匠戶以及打捕鷹房、也裡可溫(景教徒)、和尚(僧人)、先生(道士)、答失蠻(穆斯林)、儒戶、醫戶等等,都必須按照戶計名色為官府或貴族提供勞役。

元代景教徒墓碑(赤峰)

元諸色戶計與秦漢“編戶齊民”在全民當差上有所相通,但又有不同。秦漢“編戶齊民”多是有民爵的平民,有民爵者即享減免刑罰等權利;元諸色戶計沒有民爵,甚至沒有唐均田民享封的“勳官”,對官府或貴族的從屬性較強,當差服役的強制色彩亦較突出。元人鄭介夫雲:“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大體正確。百姓按諸色戶計世襲當差服役,與唐宋時期“農民脫離貴族或國家的束縛”的趨勢格格不入,也意味著對官府的人身依附再度強化。

(二)貴族分封與驅奴私屬制

元代蒙古諸王及功臣分封制度又重新盛行,北方尤為嚴重。貴族議政、鉅額賞賜等也長期遺留。驅奴又較多存在,實為蒙元征服掠奴與金驅口舊制相混合所致。所有被征服者都被泛泛視作黃金家族的奴僕。於是,有關“奴告主”、“籍沒”、“藏亡”等北俗又較多滲入元代法律中。私屬民專為使長勞役,不受官府控制,在蒙古人及漢人中同樣比較普遍。儘管不斷吸收漢法,分封制與驅奴私屬製得到部分改造或限制,但兩者的較多保留,畢竟與唐宋變革中“官私賤民依附關係的蛻變”(前揭張廣達文)背道而馳。

(三)官菅手工業重新繁榮與匠戶世襲制

肇始於成吉思汗征服的官營手工業局院,規模大,役使工匠多,機構繁雜,效益低下。尤其是使用驅奴和匠戶,生產關係陳腐。儘管某些匠戶“應役之暇”亦可還家工作,但官府局院強行侵佔人力和市場,對民間手工業和商品經濟頗多妨礙牽制,顯然是對唐宋時期業已發達的民間手工業的倒退。

(四)自耕農略多的土地佔有與稅糧計丁及勞役恢復

由於金猛安謀克戶南徙和屯田軍計口賜田等影響,元代北方耕“百畝之田”的自耕農及中小地主居多。北方民戶稅糧,也模仿唐租庸調法,計丁徵收。雜泛力役還沒有唐每丁20天的限制。貴由、忽必烈修築和林、大都曾役使上千民戶。汴梁路總管張庭珍修黃河堤防“大發數縣民”,“直役一月,逃罰作倍”。成宗初皇太后修建五臺山寺,“工匠伕役,不下數萬”。表明北方雜泛力役,前後相承,且與丁稅共同構成賦役領域的北制因素。

概言之,元職業戶計制、分封、驅奴私屬、官手工業及“計丁徵派”的賦稅勞役等,或部分承襲遼、金,或主要來自蒙古舊俗。其形態各異,但無例外體現百姓對官府或貴族的主從依附。此乃元朝北制因素本位的基本內容。誠如蕭啟慶教授所云,金元北方漢地的一些制度“近似中古”,尚停留在唐朝舊制形態。有必要補充的是,金元,特別是元朝北方漢地制度,實乃唐舊制與蒙古及契丹、女真舊俗的混合體,大抵退回到北方唐宋變革以前的狀況了。

二、元統一後北制向江南的推廣與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

元朝統一中國,結束了南北分裂,也給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元朝社會經濟整體上的發展進步,唐宋變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賴於國家統一條件下南、北制因素的融匯互動、博弈整合。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元統一後上述博弈整合並非簡單的先進帶動落後,它呈現為北制向江南的推廣、南制因素遺留及部分上升且影響全國等較複雜的互動過程。

(一)北制向江南的推廣

首先是行省制與主奴從屬俗的移植。平定南宋後,效仿陝西、雲南等行省模式,相繼設立了四川、江浙、江西、湖廣及河南五行省。元行省可直接溯源於金行尚書省和蒙古燕京等三行斷事官,行省制在江南的推行及其對最高政區建置的改造,同樣凸顯其北制屬性。還用北方式的宣慰司、路、府、州、縣及錄事司體制替代南宋路監司和州縣。又在江南推行投下食邑及戶鈔制。達魯花赤,群官圓署及匠官、站官、打捕鷹房官等諸色戶計管轄機構等也推廣於江南。

忽必烈等將草原主奴從屬俗帶人君臣關係及官場秩序。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忽必烈詔諭:“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在忽必烈看來,宰相等臣僚,都是奴僕,應該勤於職守,效犬馬之勞;否則一概誅殺籍沒。仁宗加封答剌罕、御史大夫脫歡散官的聖旨說:“他是老奴婢根腳有,臺裡在意行來”。按草原習俗,奴僕與近貴又混合難分。主子既可對奴僕隨意毆殺,又可給予富貴或重任,一概依主子意志為轉移。基於此種慣例,世祖朝王文統、盧世榮、桑哥、郭佑等正副宰相,一度權勢頗重,但終難逃被誅厄運。元順帝又步其後塵,被他殺掉的一品大臣據說有500餘人。

捶擊笞責官員臣僚,更司空見慣。如真金太子曾用弓擊打權相阿合馬的頭,“把他的臉打破了”。權相對下屬官員責打,也頗常見,且推行於南方士人中。世祖朝桑哥柄政,因“至元鈔法滯澀”,特派禮部尚書劉宣等,“乘傳至江南”,“徑笞”行省左右司及諸路官。兵部郎中趙孟頫亦因赴官署遲到,被斷事官拉去受笞。順帝時還有虞集因擬寫文宗詔書傷害妥懽帖木兒而被“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至大都”,“兩目由是喪明”的傳言。傳言或不太可信,但應說明此類刑罰已施於南人士大夫之身。上述捶擊笞責官員,雖然不及明廷杖那麼殘酷,但在侵辱士大夫人身肉體方面則如出一轍。

其次是諸色戶計制的移植推廣。《至順鎮江志》卷3《戶口》雲:

潤為東南重鎮……北南混一,茲郡實先內附,兵不血刃,市不輟肆。故至元庚寅籍民之數,與嘉定等。

土著,戶一十萬六十五。民八萬四千八十三,儒七百三十七,醫三百,馬站二千九百五十五,水站七百六十一,遞運站三十一,急遞鋪二百四,弓手二百九十二,財賦四千四百八十五,海道梢水三百七十四,匠三千五百八十六,軍二千一百六十五,樂人九十,龍華會善友二。

僑寓,三千八百四十五。蒙古二十九,畏吾兒一十四,回回五十九,也裡可溫二十三,河西三,契丹二十一,女真二十五,漢人三千六百七十一;民口,儒八,醫五,陰陽一,站二十六,急遞鋪二,打捕一十四,匠一十八,軍三千三百六十七,怯憐口二十三,口九,樂人四。

客,戶五千七百五十三。民五千一百六十九,儒九十二,醫二,馬站七,口口,口口,財賦九,梢水一,匠一十九,軍二百一,樂人二。

鎮江路原屬宋兩浙西路,地處長江南岸。上述記載可窺見諸色戶計推行江南的真實情況:

其一,所載“僑寓”、“客”兩類,當主要是指蒙古人、色目人和中原漢人移居鎮江路的。據清劉文淇《校勘記》,“僑寓”是指“久居其地而有恆產者”,“客”是指“暫居其地而無恆產者”。無論“僑寓”和“客”,都含民、儒、醫、陰陽、站、急遞鋪、打捕、匠、軍、怯憐口、樂人等職業名色。“僑寓”類另特有蒙古、畏兀兒、回回、也裡可溫、河西、契丹、女真、漢人等種族名色。這和前四汗“乙未年”“抄數”、“壬子年”“再行抄數”和世祖至元八年抄籍中的諸色種族、職業戶計等,大同小異,或可以說是前述北方諸色戶計的翻版。

鑑於此,《至順鎮江志》所載“僑寓”、“客”類中職業戶計名色及種族戶計名色,當是隨蒙古、色目、漢人等“北人”寓居鎮江路而直接移植來的。這些“僑寓”、“客”類,合計9598戶,大約相當於“土著”、“單貧”、“僧”、“道”類戶總數的9%,部分改變了鎮江路原有的族群成分。

其二,所載“土著”、“單貧”、“僧”、“道”四類,應是本地“南人”。四類戶籍同樣出現民、儒、醫、馬站、水站等十六七種名色。其中,有些是照搬北方戶計名色,如民、儒、醫、匠、軍、樂人、僧、道、驅等。而“軍”應指謂新附軍及通事軍等。諸如馬站、水站、遞運站、急遞鋪等,是依據江南驛道水、旱混存等,把站戶一分為四;弓手、財賦、海道梢水三名色,又來自原捕盜差役、江淮財賦府官佃戶和運糧船戶等特殊規定;龍華會善友則是指白蓮教徒。這些戶計名色,雖在北方多未曾見到,但依職業定戶計的原則又一脈相承。

其三,前揭土著、僑寓、客、單貧等類共含驅口4427人,其中,隨北人移人的驅口計4189人,土著等南人佔有驅口238人,僑寓內含怯憐口23戶。與同書轉載的宋理宗朝鎮江府戶籍比較,已不再以主、客戶反映租佃關係,倒是充分折射出驅奴習俗、職業戶計服役和族群等級。

類似情況,在《至正金陵新志》、《大德昌國州圖志》和《至元嘉禾志》中,也有較多的反映,還增加了“土土哈戶”、“哈刺赤戶”、“平章養老戶”等投下戶及“淘金戶”等。表明當時北方諸色戶計制向江南移植推行並不限於鎮江路一隅,而是比較普遍的。

匠戶等在江南的推行,比較特殊。元廷曾於至元十七年十一月“詔江淮行中書省括巧匠”。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又“括江南諸路匠戶”。南宋遺民鄭思肖說:“諸州置機房,抑買江南絲,白役機匠,鞭撻別色技藝人,亦學攀花織造段匹,期限甚嚴。……北人深嘆訝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通志條格.戶令.搔擾工匠》、《至順鎮江志.賦稅.造作》、《至正金陵新志》卷6等記述詳贍,幾乎像是為其做詮釋說明。此種北來的官府手工業和匠戶制,與南宋私人手工業截然不同。儘管不太可能把江南手工業者全部納入官營局院,但一概編人匠戶籍冊,被迫提供匠戶勞役是毫無疑問的。鄭思肖稱其“白役機匠”,可謂一語破的。

第三是勞役制、籍沒制和儒戶制的推行。在諸色戶計制移植江南的同時,雜泛力役也接踵而來。昔裡哈刺“(至元)二十五年除太中大夫、杭州路達魯花赤。杭州,故宋之舊都,民欲惰而好侈,逐末而忘本,不閒於政令,不任於力役。公撫綏而教戒之,弗革者懲之,其民安焉”。所云“欲惰而好侈,逐末而忘本”,符合元初杭州工商業繁榮和城市經濟發達的實情。“不閒於政令,不任於力役”等句則披露:江南百姓早已告別官府“力役”,此時懾於官府“撫綏”、“教戒”及懲治,又不得不重新承受北來的力役。諸多史實證明:江南的確推行了雜泛力役。如世祖末鎮南王再徵交趾,海北道19州“擔負遠曏者,無慮千萬夫”。

成宗朝劉國傑討八百媳婦,“大起丁夫,運送軍糧”,“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漢水岸之象鼻嘴“官築倉於上,歲役民數千人修完之,民不勝擾”。湖州路長興縣尹樑琮“發民築防,延數十里,高袤及丈,日急其程,如水朝夕至者”。徵發力役多是野蠻強制,甚至“聚數百人於庭,鞭笞拷掠,責其成於一二日之間”。正如平宋初長興縣尹樑琮為糾正溺男嬰俗檄文所言:“若新國也,未知吾元為律,倚市門子猶不敢棄,況茲天民長賴給上力役者”。“給上力役”乃“吾元為律”之法度,江南“新國”亦須遵循。

籍沒,通常是指官府登記沒收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等。秦漢籍沒頗盛。唐籍沒縮小為“反逆相坐”。宋太宗後多改“配隸邊遠州郡”,南宋棄而不用。元代籍沒卻推行天下,適用於謀逆、妖言聚眾、隱藏玄像圖讖、私藏兵器、貪汙受賄、私販榷鹽、偽造寶鈔等罪。籍沒也較多移植於江南。

元末上海縣“豪民朱、管坐戮死,籍其家”,是為土著豪民之籍沒。至元十六年二月,饒州路達魯花赤玉古倫擅用羨餘糧4400石,“杖之,仍沒其家”;桑哥被誅後,其江浙行省黨羽楊璉真加、沙不丁、烏馬兒等妻室亦籍沒,“並遣詣京師”,是為蒙古、色目人在江南做官犯罪之籍沒。大德七年正月,“命御史臺宗正府委官遣發朱清張碹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家貲”,是為南人官員犯罪之籍沒。元籍沒與民間“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捲而去”的“抄估”慣例,頗多相似。實質上是驅奴僕從役使在國家層面的延伸。北來的籍沒制度,對租佃僱傭及商品經濟相當發達的江南,負面影響是深重的。

再說移植於江南的儒戶制。從諸色戶計製出發,我們對元代儒戶,可以有一些較新的理解與詮釋。正如《元史》卷8《世祖紀五》至元十年四月丁酉載:“敕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卷9《世祖紀六》至元十三年三月戊寅“敕諸路儒戶通文學者三千八百九十,並免其徭役;其富實以儒戶避役者為民,貧乏者五百戶隸太常寺”。蒙元儒戶,源於甄別陷於流離或奴籍之儒人的“戊戌之試”,被擄儒人等是否解脫,是否人選儒戶,抑或富者收系民戶當差,貧者撥隸太常寺禮樂戶當差,完全取決於官府驗試和皇帝一道敕令。所謂撥隸太常寺者,即禮樂戶,簡稱樂戶,漢魏以來就屬於備受歧視的賤民。人元,禮樂戶亦為諸色戶計之一,“子孫猶世籍”。因怯憐口、驅口等大量存在,元禮樂戶的卑微似不十分突出,但仍稱“樂工賤伎”。

元《名賢四像》之虞集像

從儒戶起初多來自被擄儒人及部分揀充太常寺禮樂戶的層面看,鄭思肖“九儒十丐”之說,並非完全的空穴來風。儒戶先天帶有受大汗保護或恩典的性質。元統治者對待儒學和儒戶,主要是釋奴、免役之類的保護或恩典。儒戶製作為諸色戶計及全民當差體制的組成部分,意味著儒士以學儒讀經而與僧侶等同伍,藉此和大元皇帝建立起保護與被保護、君主與臣僕間的主從關係。儒戶在受到保護和享受賦役等優待的同時,也隨之帶有部分僕從的色彩。拉施德《史集》曾如是說:“[成吉思汗]在其在位之初,就在最高真理的佑助下,使所有這些部落都聽從他的號令,使[他們]全都作了他的奴隸和士兵”。這也可以稱得上蒙元全民當差、全民奴僕的法理源頭。前揭鄭介夫所云“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則是對此種法理進行詮釋的漢人“版本”。這種政治文化環境下的儒士地位,自然與宋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能同日而語。顯然,儒戶制起初就屬於蒙元“北制”的範疇,其在江南的推行移植,儘管因免除勞役而能發揮保護儒學文化功用,但又把保護與被保護、君主與僕從間的主從關係滲透到江南士人中來了。

(二)南制因素遺留與南、北制博弈

諸多研究表明,蒙古平宋戰爭以招降為主,較少殺戮,江南先進農業、原有的土地、租佃、賦稅、繁榮的手工業、商貿及海運、理學、科舉等制,遂得以基本保留或延續發展。這些又構成與前述北方制度有異的南制因素。

江南農業、手工業及租佃制的持續發展。元代江南農業在南宋的基礎上得到一定的發展。尤其是浙西一帶的圩田及沙塗田等常能獲取高於一般田地十倍的收益。僅平江路圩田“共計八千八百二十九圍”。江南農業13世紀—14世紀仍在持續發展,緩慢增長。江浙繼續充任全國主要糧倉和財賦地區。元末杭州絲織業等還出現了少量的自由僱傭勞動。

大土地佔用和租佃關係在江南依然發展。譬如延祐間,松江下砂場瞿某“括田定役,榜示其家,出等上戶,有當役民田二千七百頃,並佃官田共及萬頃。浙西有田之家,無出其右者”。二稅制及差役亦在保留沿用,“延祐經理”承南宋“經界法”餘緒,雖大抵失敗,但其“自實出隱漏官民田土”,或被當做日後徵收租稅的依據。

海外貿易及海運。元代海外貿易的海港、貿易伙伴、中外海船的來往、基本貿易制度等,都承襲南宋。這是南制因素在商貿領域內最為活躍且影響全域性的突出表現。後又增添兩個特別的因素:宮廷“中買”珠寶和權貴代理人斡脫商介入,既有擴充財政收入的刺激,還有蒙古貴族的利益驅使。元朝大規模的漕糧海運,大規模的海外征伐,均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漕糧海運亦由江南朱清、張碹倡導主持,海外征伐的軍士、船隻及技術同樣主要來自江南。故此三者算是南方航海技術、人力、財力等為元統治者所用的“典範”。以忽必烈為首的元朝統治者醞釀和部分實施過海洋帝國的美夢,曾經破天荒地在漕運、軍事和貿易三領域大踏步地向海洋擴張發展。尤其是元代海運和海外貿易的高度繁榮及其向東海、南海的開拓發展過程中,南制因素厥功甚偉,還持續影響了明清外貿順差及白銀流人等。

儒學與科舉。儒學與科舉是保留南制因素最多,並在南、北制因素博弈中最能體現南制優長的方面。因北宋末中原士大夫精英南渡,江南在文化上處於絕對優勢,理學北上及官方化,朱熹之學正統地位確立,超族群士人文化圈的形成,北人率多學於南方,或就地貢舉,或回鄉應試,等等,都是南制在文化上影響漸重的表徵。南方儒士藉北遊京師、充任家庭教師等方式,親近蒙古貴族,在謀求利祿的同時又對蒙古貴族施加先進文化的影響。而仁宗恢復科舉,應是南制因素滋長並衝破蒙古舊俗束縛,得以上升為全國文官選舉通行制度的突出成績。

書院的半官學化,又是南、北制因素融匯交織演變的一個典型。書院原本是朱熹等自由講學,弘揚義理的私學場所,亦是宋學最富有生命力的地方。入元以後,它卻在元朝積極興辦地方儒學和推行儒戶制的大背景下,被改造為半官學。經此改造,江南及北方的書院數量增多,形式上得到了發展,但私學傳統逐漸被扼殺,由北方儒戶制攜帶來的保護與被保護的主從關係亦滲入其中,故元代書院已非南宋朱熹時代之書院,實質上已蛻變到與州縣儒學大同小異的半官學形態。

元統一等重要政治變化之後,原有的南、北方政權各自制度相對於國家整體制度而言,遂轉換為南、北制因素,又很快出現南、北制因素或差異的相容與初步整合。據蕭啟慶教授的研究,元朝統一後南、北方的整合成果主要表現在:全國交通驛站網、統一貨幣和度量衡促進了全國市場的形成,貿易的發達導致南北經濟的互補,道學北傳與劇曲南流則是南北文化統合的最大收穫。經過上述相容與初次整合,南北方之間的交流、溝通愈來愈頻繁,相互依賴和彼此密不可分,更是大勢所趨。元中葉以後,科舉制恢復,超族群儒學文化圈的逐步形成,大都等城市糧食財賦上對東南海運的極度依賴,等等,都是這方面的豐碩成果。

由於元政權北制因素的勢力過分強大,初次整合的結果,前述戶計、官手工業、勞役、籍沒、分封驅奴、君臣關係、行省等,都發生過不同程度自北而南的移植延伸,總體上北制因素往往佔上風,南制因素依舊居從屬。這與明前期的整合走勢相似,而與明中葉以後的那次整合截然不同。

本文原載於《歷史研究》,觀察者網經作者授權轉載。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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