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關於甲午戰爭的誤區,你知道的都是事實嗎?

甲午戰爭中的炮戰場景

海軍軍費曾被挪用修頤和園嗎

水師炮彈裡究竟裝了什麼

清軍敗因是否應都推給制度之敗

說起甲午戰爭,大部分中國人都能說幾段,除了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還要痛罵幾聲清政府腐朽無能。以往,受到一些文學作品、影視作品的影響,民間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認識和觀點,但深入到歷史中,很多看似成立的認知往往容易流於簡單甚至失之公允。近年來,回顧甲午一戰,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者嘗試從新的角度認識這場戰爭,對一些似是而非的歷史觀點進行重新梳理。

那麼,究竟有哪些“史實”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呢?本文羅列幾點,權作拋磚引玉。

慈禧太后挪用了海軍哪部分軍費?

以往探討甲午戰爭失敗原因,說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無出其右者莫過於慈禧太后修頤和園挪用海軍經費一事。一些歷史課本講,為討慈禧歡心,李鴻章挪用海軍經費修築頤和園,結果導致清朝政府無錢提升軍備水平。這種觀點應聲的一個邏輯是,慈禧太后當初如果勵精圖治,嚴格控制“三公”消費,不建樓堂館所,清軍便可有足夠的經費與日軍周旋。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難道大清國真是因為一個園子就失掉了整場戰爭?

考察歷史,清軍在海軍建設方面的投入並不比日本少。北洋水師從1861年籌建到1888年成軍27年間,清政府一共投入海軍經費一億兩白銀,每年合計300萬兩,佔年度財政的4%——10%。日本政府從1868年到1894年3月間共向海軍撥款9億日元,摺合成白銀才6000萬兩,每年合計白銀230萬兩,相當於同期清政府對海軍投入的60%。

修頤和園佔用海軍經費,在一些歷史研究者看來也是不成立的。慈禧修頤和園的經費名義上挪用北洋海軍的軍費,但實際上卻是各地督撫孝敬的錢,只是掛靠在海軍軍費的名義下。1888年秋,醇親王通過李鴻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總督、巡撫授意,要為孝敬老佛爺修頤和園。但顧及自身形象,當年的執政者也覺得這事不光彩,醇親王於是就想出以海軍的名義籌款,最後共集260萬兩白銀。這260萬兩,除一部分用於修建頤和園,剩下的都投入到鐵路建設。由此看來,修頤和園的錢和海軍經費沒有半點關係,這份錢原來也不屬於海軍。不僅如此,戰爭開打後,慈禧太后還從私房錢裡拿出了300萬兩貼補海軍。

雖然修頤和園沒影響海軍經費,但海軍經費短缺卻是不爭的事實。雖然清日兩國海軍在建設方面投入不分伯仲,但在戰爭前夕,投入卻有很大差距。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在甲午開戰前,軍費支出已經佔年度財政總支出接近30%。大清當時的財政收入與日本差不多,但軍費支出卻只有1.6%左右,海軍每年實際經費只有100餘萬兩,僅能滿足基本開銷。甚至戰爭即將爆發之際,李鴻章請求戶部撥款二、三百萬兩以作戰費,結果竟然只取出來18萬兩。戰爭爆發後,清政府更是手忙腳亂,關鍵時刻應變不力,這是鐵定了的。

那麼,修頤和園挪用海軍經費的說法從哪裡來的呢?翻檢史料發現,這個說法最早出自梁啟超的文章,“群臣競奏請練海軍,備款3000萬……頤和園工程大起,舉所籌之款,盡數以充土木之用。”梁啟超這種說法沒有任何數字考證,基本是為了反對慈禧做的輿論造勢,不足為信。

炮彈裡裝沙子影響戰鬥力嗎?

“沙子炮彈”也是關於這場戰爭經常被提及的一個細節。1962年的《甲午風雲》,李默然扮演的鄧世昌命令士兵將彈頭拔下,結果炮彈中倒出的竟然全是沙子。炮彈不裝火藥,裝沙子,這麼虐心的鏡頭真讓人看得火冒三丈。關於沙子的來源,過去有兩種說法,一是說炮彈為國內兵工廠製造,廠長貪汙腐敗,以次充好;二是說炮彈為進口,黑心外國軍火商見清政府愚昧無知,故意缺斤少兩。

但這兩種說法似乎都缺少足夠的事實證據。從邏輯上講,做炮彈畢竟不同於做食品,按照當時的物價,一發炮彈成本差不多能抵得上一頭耕牛,這麼貴的東西生產出來,肯定要層層把關,豈能光天化日往裡兌沙子?

2012年,有學者著文談到,這個“沙子炮彈”真是大家一個誤解,“沙子炮彈”不僅不是假貨,還是當時一種艦載常用炮彈。原來,當時北洋海軍各艦使用的炮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開花彈,另一種則是實心彈。開花彈的彈頭內填充的是火藥或炸藥,擊中目標後會發生爆炸;而實心彈的彈頭內則很少裝藥或不裝藥,更多時候是填充泥土、沙石來配重。實心彈擊中目標後當然不會爆炸,其作戰意圖是憑藉重力加速度擊穿敵艦引起進水。

影片中,鄧世昌泣血控訴的“沙子炮彈”就是實心彈。當時,由於科技實力有限,北洋海軍的開花彈都需進口,國內有實力的兵工廠,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和天津機器局只能生產工藝相對簡單的實心彈,後期開展開花彈研究,裡面裝的也只是普通的黑火藥,而不是更具殺傷力的黃火藥。戰爭開始後,北洋海軍由於經費不足,開花彈嚴重短缺,戰前只補充了55顆國產普通開花彈,平均一門炮頂多分得十幾枚。在海戰中,僅一個半小時這類炮彈就打光了。剩餘的三個多小時裡,定遠艦的305毫米巨炮只能發射根本不會爆炸的實心彈。

相比之下,日本在戰前投入巨資研製新式火藥,很快,其自主研發的“下瀨火藥”已經可以達到歐美水平。結果,大東溝海戰上,經過5小時鏖戰,參戰的12艘中國軍艦4沉2逃,其餘被重創以致難以修復。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組建海軍較早,人員更新較慢,當時北洋水師炮手年齡普遍比較大,雖然體力不支,但由於經驗豐富,命中率要比日軍好得多。但縱使如此,卻無奈炮彈不給力。

制度之敗還是綜合因素作用使然?

最後一個問題,反思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目前普遍的結論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一戰功成,正式進入帝國行列。經此一役,清政府幾十年的洋務運動宣佈破產,在康梁等人的推動下,舉國上下開始反思制度之敗。

關於是否為制度之敗,近些年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近代史學家馬勇推出的新書《重尋近代中國》一書中專門有一篇文章探討這個問題。馬勇先生認為,“洋務新政確實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內在缺陷,但由此而讓洋務新政承擔甲午戰爭失敗的全部責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國的既往傳統和體制模式,似乎不僅於情理上很難說得通,而且事實上也超過中國社會的承受力。”

事實上,經過洋務運動的努力,19世紀90年代時,清政府的實力已經有目共睹,其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雖然不能與歐美列強抗衡,但在亞洲仍然具備領導力,是頭號強國。然而經甲午一戰,在日本的苦心醞釀下,中國剛剛復甦的國力再次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更讓國人尷尬的是,堂堂天朝上國最後竟倒在一個彈丸小國面前,其恥辱絕非歷次侵略戰爭所能比擬。

按照馬勇先生的觀點,戰爭並不能代表真實的國力,歷史上兵強國不強、國強兵不強的例子比比皆是,單以一場戰爭成敗來自我譴責,顯然過於極端。外國人當時就有評論:“日本素修戰備,待時而動。中國則以寬渾為量,平日絕無疑慮日本有窺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處偵探中國情形,以為今日用兵張本。如中國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備戰,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據此而言,則今日勝負情形,並非中東強弱之實證。”

打了敗仗就應該先反思戰略層面的問題,比如情報、軍備、戰法等,這些具體細微的事項,均是一場戰爭過後應該優先擺在案頭上的。然而,蒙受奇恥大辱的國人已不能再有這樣的耐心,甲午一戰之後,戊戌變法、宮廷內鬥緊接而來,平靜的中華再次迎來紛亂。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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