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回憶敬愛的周總理_恩來

我早就想寫一篇回憶周總理的文章,總覺得這是我必須做的一件事。半個世紀前,我與他第一次會面,就給我留下了難忘的一幕;50年代中期,我調到北京工作後,接觸他的機會就更多了,我的許多筆記本里詳細記載著他的教誨和活動,他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風,至今一直激勵著我。在1976年初那舉國悲慟的寒冷日子裡,我常常獨坐燈下,心緒黯然地翻看那些筆記本,追思他那熟悉的身影和光彩照人的一生。當時我就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把我所敬仰和了解的恩來同志寫出來。如今終於有條件可以從容地理一理思緒,以償夙願了。

記得國外曾有人做過這樣的評論,新中國的設計師是毛澤東,而一磚一石地把設計變成現實的建築師是周恩來。雖然外國人對於中國的事情往往很難理解得清楚,但這樣來評價周總理在建國以後所起的作用,還是很確切的。

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曾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展繪製了總藍圖。而要將這一藍圖付諸實施,則需要做大量的具體、細緻而繁重的組織工作。是周恩來同志和他的戰友們肩負了這副重擔。恩來同志以他對革命事業和人民利益極端忠誠和負責的精神,以他過人的才智和傑出的領導藝術,殫精竭慮,日夜操勞,忠實地履行著他的使命。要使一個藍圖完全符合客觀實際是很困難的,即便是一個具體的建設專案,在執行過程中也經常要對原設計方案進行修改,更何況涉及國計民生的國家發展藍圖呢!作為人民共和國的總理,恩來同志在組織實施中央確定的大政方針的過程中,總是從實際情況出發,以他的膽識和創造性,做了大量因勢利導、扶正糾偏的工作。這是周總理最突出的功績。也有這種情況,某個時期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脫離了客觀實際,造成異常困難複雜局面的時候,由於歷史的原因,他作為執行者雖無力從根本上扭轉乾坤,但他能忍辱負重,巧妙地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威望,千方百計地彌補失誤,盡最大可能使黨和人民的事業少受損失;而對那些乘機興風作浪的陰謀家、野心家們,他則堅持真理,不屈不撓地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以他的高風亮節和高超的鬥爭藝術砥柱中流。

回首往事,在人民共和國初建的那四分之一多世紀裡,能有這樣一位好總理,不能不說是我們黨的幸事!是年輕共和國的幸事!是全國人民的幸事!正因為如此,他贏得了全黨的尊重和全國人民的愛戴,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位總理,作為一個不謀任何私利,為黨和人民的利益鞠躬盡瘁、奮鬥了一生的好總理,他是垂名青史,彪炳千秋的!

我初次見到恩來同志,是1938年初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

此前,我在東北軍中做黨的地下工作,曾隨軍開赴上海前線,參加了“淞滬會戰”。“淞滬會戰”失敗後,我所在的師傷亡慘重,在輾轉撤到河南信陽時,我決定到武漢找黨。一到武漢,我就給八路軍辦事處寫了一份報告,敘述了我經歷的“淞滬戰役”經過,目睹的國民黨軍隊指揮混亂、倉皇潰退的情況,著重反映了有大量武器被丟棄,建議通知地方黨組織設法收集起來,武裝抗日遊擊隊,以免落入敵頑手中。並提出要見見辦事處負責同志,面報我的一些想法。不久,即接到約我去談話的通知,辦事處負責人李濤同志接待了我。他說:“你寫的報告,我們收到了,恩來同志也看了,很感興趣,我們約你今天來詳細談談!”

我聽說恩來同志也看了我的報告,心裡很高興。對周副主席,我景仰已久,今天能不能在這裡見到他呢?我企盼著,但沒有把握。我坐了下來,向李濤同志彙報。當我們正談得熱火時,恩來同志走了進來。因為我曾在報紙上看過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認出了他。沒等李濤同志介紹,我立即站了起來,向他行了一個軍禮。恩來同志說:“你就是谷牧啊!”我說:“是!”他握住我的手,既沒有叫我坐下,自己也沒有坐下,大家都站著談了一番話--

“你和李濤同志談得怎麼樣啊?”他問。

“我們談得很好,還沒有談完。”我說。

“繼續談吧!李濤同志大概已給你講了,我們看了你的報告,覺得很有參考價值。至於你提出的要到延安去的問題,我們可以考慮,但你不要著急。聽說你現在住在一家旅館裡,不太方便,還是讓李濤同志給你安排一個住處,找一批書給你看看。幾個月沒有看到黨的檔案了吧?”

“是的!”我回答。

“先看看檔案,然後再談你去延安還是繼續留在敵後工作的問題。”

“周副主席!我真想去延安學習。”

恩來同志停頓了一會兒,用那雙睿智的眼睛看了看我,接著說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不過,據我看,可能是敵後工作更需要你!”說完,他讓我和李濤同志繼續談,有事離開了。

當天,我就被李濤同志接到一個地方住下,認真閱讀他送來的一批檔案和書籍。幾天後,我即得到通知,到駐在蘇北新浦的東北軍萬毅同志那裡,繼續搞敵後工作。

說來湊巧,我第二次見到恩來同志,也是向他彙報上海的情況。所不同的是,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黨已成為執政黨,擔起了組織建設社會主義新國家的歷史重任。那是在15年後的1953年11月。當時,我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分管工業交通方面的工作。

周總理那次到上海,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如何正確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他聽取了市委主要領導同志彙報後,還專門要潘漢年同志(副市長、市委副書記)和我向他作一次工作彙報,潘講市場情況,我講工交生產情況。總理進來時,我們在會議室門口迎接他。在見到他的那瞬息間,我發現他英武可親一如當年,而且顯得更年輕,更加神采奕奕。

我們坐了下來,開始向他彙報。彙報本子上的一些數字,是我們剛剛彙總起來的,不少還記不牢。所以,彙報中就出現了一些尷尬的鏡頭。有時,我們正說著,總理突然問起前面說過的數字,我們就忙著翻本子,他笑著說:“不用翻了,我記起了,是××××吧?”待我們翻到一看,正是這個數字,都深深佩服他的記憶力。當時我們猜想總理可能要批評我們幾句,他卻和藹地說:“搞建設,並不比打仗容易。當高階幹部的,一定要下決心鑽進去,由外行學成內行。”他的這番話,比直接批評更能觸動我的心靈。有了這次“教訓”,在以後20多年中,每次向他彙報工作,我總要把一些基本數字切切實實地弄清記牢。

在那次彙報中,總理與我們一起算了好幾筆帳。我記得最清楚的是紗廠的帳:給多少斤棉花可以生產多少尺布?每尺布的成本是多少?應該給資本家多少工繳費?等等。他特別指出,對資產階級,要注意政策,既要反對他們“五毒”方面的錯誤,注意他們的守法問題和思想改造問題,又要儘量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進步性。對資本家要規定合法利潤,反對暴利。要學會同資本家打交道。上海是民族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更要悉心研究如何正確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在工作中不要採取粗暴、草率或消極敷衍的態度,而應採取堅定的、穩健的、謹慎的態度,在工作中努力創造新的經驗。

周總理深入實際、注意調查研究的作風,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1955年1月,我調到北京工作,任國家建委副主任兼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從此經常直接聆聽總理的教導,接受他交辦的任務。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極端負責的精神以及忘我工作的態度、平易近人的作風,使我深受教育。

我剛到北京工作不久,有一次他帶著幾位部長去東北開協作區會議,我也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隨總理出差,也是第一次與他同坐一架專機。登機以後,他與我們親切交談起來,談這次會議的開法,也談了些萬隆會議上的花絮。我們正入神地聽著,他好象想起了什麼事,把服務員叫過來問:“快到山海關了吧?”

“是的,總理。”

接著他把祕書叫來,讓祕書通知駕駛員,飛得低一點、慢一點,飛到山海關的時候,在上空轉一個圈子,讓機上的幾位部長把下面的情況好好看一看。

周總理接著對我說:“你是管工交的,坐在飛機上也可以搞點調查嘛。到山海關的時候,你從視窗往下看,數一數幾分鐘之內有多少列火車進出山海關。山海關是連線東北地區與華北地區的咽喉,東北地區是我們國家的工業基地,從山海關的車輛進出情況,可以看出點我國目前工業交通方面的大情況呢!”

我當然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並和總理的祕書及其他隨員一起十分負責地完成了這個“任務”。當飛越山海關後,我們把記下的數字報告了周總理。他笑呵呵地說:“這個數字在會上還有用吶!”

在同周總理的接觸中,我深受教育的是他指導經濟工作中的求實精神。

1955年,黨內曾開展過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鬥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一有機會,還是要大講堅持實事求是精神、反對脫離實際急躁冒進的問題。1956年2月8日,他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討論《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事項的決定(草案)》時發言說:“商業部、手工業合作總社、供銷合作總社等單位應重視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1956年9月16日,他在黨的“八大”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實事求是地總結了“一五”計劃執行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對那些年裡在領導經濟工作中所感到的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提出了四點重要意見;第一,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第二,應該使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第三,應該增加後備力量,健全物資儲備制度;第四,應該正確地處理經濟和財政的關係。1956年11月10日,他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提出:“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發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經過‘八大’前後的研究,我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比如,原來設想鋼產量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要達到年產三千萬噸,肯定地說,照現在這個速度是不可能實現的。‘八大’的建議已經把這個要求改變了。我們設想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定在二千萬到二千五百萬噸上,將來如果執行得好,有可能超過,但是現在不能走到三千萬噸。因為定到三千萬噸,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會象我們常說的,把兩腳懸空了,底下都亂了,不好佈局,農業、輕工業也會受影響,結果還得退下來。”

周總理上述這些講話,反映了他在領導國民經濟建設中一貫的、基本的指導思想。這些論述,在當時還是能得以貫徹的,但也並非沒有分歧。一年多以後,我國出現了“熱火朝天”的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大躍進”運動,周總理的這些告誡就很難再貫徹到經濟工作的實踐中去了。

1958年的“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困難。隨著許多矛盾的出現,逐漸引起了全黨的重視。1959年初中央召開的兩次鄭州會議,就討論了糾正“共產風”的問題。1959年7月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原定主題是貫徹鄭州會議精神,做一做“冷鍋上的螞蟻”,總結檢查當時的幾項主要工作,通過已經起草的會議紀要,把國民經濟引向健康發展的軌道。周總理基於對經濟狀況的深刻了解,很想把求實精神貫徹落實到經濟工作中去,在會議前期為此深入進行了工作。

當時,我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參加了這次廬山會議。7月21日上午,總理主持召開全體會議,由冶金、煤炭、機械、交通、商業等部門的同志談情況,談問題,一直開到下午4時才散會。散會後,總理又把計委、經委的負責同志留下來開了個小會,要大家討論一下當前的經濟形勢,提出些主張,以便在大會結束前向大家交代,要求我們在兩天內拿出方案來。就在這個小會上,周總理語重心長地講了一段話,使我們的心靈深為震撼。他說:“主席對大家的談話,有時是啟發性的,有時是徵求意見性的。大家聽到以後,不加思考,就以為件件都是主席的決定,就照樣傳達執行,這樣一來,以後主席就不好隨便給大家談話了,那主席的日子還怎麼過法?見了面只好今天天氣哈哈哈,或者只有考慮成熟了,一開口就宣佈命令。那黨內還有什麼民主呢?!這實際上等於封鎖主席嘛!”接著,他又指出,去年的 1070萬噸鋼,本來主席是提出來問問的,我們沒有經過多少調查研究,全黨就行動起來,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總理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情很嚴肅,也顯得很激動。

7月26日下午,我們接到通知去總理住處開會。原來,北京傳來的當年鋼材生產的報表他已經看過了。計委、經委的工作有些責備:“七個月過去了,到現在許多問題還不落實,這怎麼能叫人滿意呢?鋼材,能想辦法多搞一點當然最好,實在不成也不必硬撐了,有多少算多少,但一定要落實。”聽了總理這些話,我們在場的負責經濟工作的同志,都在深入思考“大躍進”的教訓,盼望著會議能通過那個已經起草好的紀要,以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伐,克服當時經濟上的困難。誰也不曾料到,沒過幾天,會議無端地提出了所謂彭德懷同志“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會議方向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糾‘左’”變成“反右”,“冷鍋”又變成“熱鍋”。周總理在會議前一段提出的課題,當然被擱置到一邊了。

廬山會議後,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反右傾、鼓幹勁”的運動,幾個“大辦”一齊上馬。直到1960年後期,迫於國民經濟諸多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總結經驗教訓、度過經濟難關的課題,才真正提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在三年調整中,黨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同志都作了卓越貢獻。周總理作為第一線實際工作的組織者和指揮員,日夜操勞,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艱辛,做出了第一等的工作,起了極為重要的歷史作用。

1960年12月13日,周總理在西花廳召開了由副總理和各口負責人蔘加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作了剖析,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周總理說:“我們做了錯事,看來有一半是由於經驗不足。打仗不就是這樣麼?沒有經驗就打敗仗。經濟工作,看來我們仍是沒有經驗,連我們在座的各位在內。許多事都是我們提倡的嘛。今後必須慎重,要很好地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改變目前的情況,關鍵在於領導,在於決策,在於我們這些人。高指標幾年了,這次允許我們試一次低指標。低了怕什麼?超產麼!如果低錯了,我們承認錯誤就是了。明年減低速度,這決不是什麼消極的措施。這是為了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之後,使我們的經濟工作有更大的改進,是我們主動搞的有計劃的‘馬鞍形’。許多錯事中,人為的因素佔三分之一以上。既然這樣下去不行了,就不得不主動地搞‘馬鞍形’。”

周總理還對“八字方針”的含義作了解釋,他說:“‘調整’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擴大再生產;‘鞏固’,是為了再前進;‘充實’,是為了搞好配套,使生產能力得到充分發揮;‘提高’,就更容易懂了。”“執行這八個字的任務是很緊張的,絕不是輕鬆的,問題是我們要主動的有秩序的有計劃的緊張。”

1960年12月30日到翌年1月,由毛澤東同志主持,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議開始時說:“廬山會議以為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也反了右傾機會主義,又提了幾個大辦。那時就迷信大辦,過去大辦過鋼鐵,這次大辦水利,大辦……,大辦副食品基地。一方面壓共產風,一方面又搞大辦,實際又助長共產風。據說這次共產風比鄭州會議前還厲害。”

周總理於1961年1月19日在會上作了發言。他首先說:“情況明,決心才能大,還要方法對。現在看,情況明很不容易。剛說弄得差不多了,過幾天又變了,又不是那麼回事了。糧食原來說入庫190億斤,以後又說180億斤,一天一天在變,只得進口。進口原安排50萬噸,現在是300多萬噸。”“去年2000萬噸鋼,實際不行,但我們一直很久不承認。”“過去是煤炭問題,現在又出了木材問題。總是事情發展到情況嚴重了,我們才知道。”

周總理接著說:“講到這裡,我覺得心情很沉重。在困難面前,希望我們大家能夠同呼吸,共命運,同心協力,把工作搞好。我們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應求之於自己。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應該下決心摸清情況,摸幾個典型。只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還要謙虛謹慎,把情況弄明後再下決心,不能瞎搞。”“許多事情,不能只責難地方,也不能只責難各部,我們也有責任。各部有沒有封鎖我們的地方?把困難挖出來,比封鎖著好。否則,主席問我們,我們只得說如此如此,結果沒有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事實卻是如彼如彼。”

談到具體工作部署時,他表示贊同小平、富春等同志的意見,並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補充。他要求剛剛成立的“十人小組”,認真組織落實這次會議上提出的措施,抓一季度又要照顧今後三個季度,抓重點又要照顧全域性,抓當前緊急的又要照顧長遠的。

周總理的這篇即席講話,既原則,又具體,使我們很受教育,又很受鼓舞。他提到的“十人小組”,是小平同志在當天上午的會議上代表中央書記處正式宣佈的,成員包括薄一波、谷牧、王鶴壽、張霖之、呂正操、趙爾陸、劉瀾波、彭濤、陳正人、孫志遠等,並確定“薄在,由薄為主帥;薄不在,由谷代”。

按照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部署和決定,1961年春夏兩季,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十人小組”。周總理讓我們在養蜂夾道搞了個辦公室。白天,我們各自在自己的部門工作,晚上就到這裡開會,研究問題。當時,國家的經濟狀況已經相當困難,經周總理批准,我們每天晚上開會結束後,可以免糧票並免費吃到一碗麵條。每次開會,周總理都派他的祕書顧明同志來聽,以便及時掌握情況。有時他聽了顧明同志彙報後,對有些情況還要連夜進一步追問。經常有這樣的事情:我夜深回到家裡,剛吃了安眠藥睡下,案頭的紅機子又響了。一接電話,原來是周總理打來的;再看看手錶,已是凌晨兩三點了。在那些為扭轉“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困難局面的日子裡,周總理度過了多少不眠之夜啊!

“十人小組”的工作難度很大,這是因為當時我們研究處理的問題都觸及到當時經濟生活的總神經。比如,要保鋼材的產量、質量,冶金部門就提出要保焦炭的供應和質量;而要保焦炭的供應和質量,煤炭部門就提出要保採掘機械及煉焦裝置的供應和質量;而要保採掘機械及煉焦裝置的供應和質量,機械部門就提出要保鋼材的供應和質量。如此迴圈,問題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從重量到重質,全面提高各個工業部門的產品質量,已成了當務之急。又如,“保煤”問題,既需解決採掘機械,更需解決周總理已經指出過的勞動力問題。煤礦工人在井下作業,勞動強度很大,糧食定量低了不行。而且不僅是糧食,還需要一些象酒這樣的特供品。礦工長年在井下幹活,陰冷潮溼,不喝點酒不行。我們把這些情況都向周總理作了彙報。周總理決定:井下工人,每月保證供應糧食××斤;供應白酒x瓶。“老大哥”的問題解決了,接著又冒出了“老大嫂”的問題。原來,當年安徽、河北、河南等地農業遭災,煤礦工人在農村的妻子兒女難以餬口,就跑到煤礦上去找親人。煤礦工人不忍心看著自己的妻子兒女在一旁捱餓而自己一人吃飽,就得分出一杯羹給妻子兒女,這樣,他們自己又吃不飽了,影響了體力。周總理得悉了這些情況,心情沉重地說:“問題已經成了堆,不動大手術是不行了。”

當年8、9月間,中央召開第二次廬山會議,周總理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了關於落實經濟調整方針的工作安排:“堅決退夠,留有餘地;重點調整,打殲滅戰;綜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統一,分級管理。”毛澤東同志也完全贊同關於貫徹“八字方針”的具體部署。中央領導核心的決定,得到了與會同志的一致擁護。

在這一次廬山會議上,周總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除了大會上已經安排的日程外,他還經常在午間或晚上召開有關會議,研究生產建設中的問題。據我的筆記記載,僅從8月30日到9月14日這半個月裡,他就找我和“十人小組”的其他同志以及有關綜合部門的同志,開會研究煤炭生產、礦山機械問題達6次之多。寫到這裡,我不禁回憶起在那段歲月裡,“十人小組”在總理的具體領導下辛勤工作的幕幕情景。為了解決當時經濟工作中的一系列難題,大家忘我地工作,多方瞭解情況,充分估計各種實際困難,深入研究各種辦法和措施,簡直絞盡了腦汁。在討論問題時,大家有時也會因認識角度不同而爭得面紅耳赤,但最後總是能夠從大局出發,把意見集中統一起來,拿出辦法,報總理裁定。星移斗轉,20多年過去了,現在“十人小組”中的6位同志已經永離人世。我深深地懷念他們。他們為黨和人民作出的貢獻,也應當受到後人的尊重。

1962年是我黨堅決貫徹調整方針、經濟工作由被動轉向主動的一年。在這年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領導同志都作了重要講話。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曾說到:“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有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人家不罵,我們應當自己罵自己。”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統一了全黨各級領導幹部的思想,為順利度過困難時期並爭取經濟工作的新進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周總理日以繼夜地戰鬥在調整工作的第一線。在這次七千人大會上,他在福建組有個發言,嚴肅地提出了“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的問題。他尖銳地指出:“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誇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如果你亂壓任務,結果象同志們所說的,他就會準備兩本帳,揣摩一下才講,看你喜歡聽什麼再講什麼。這的確是一個黨風問題。”“從現在起,不要亂壓任務、亂戴帽子了。要提倡講真話,即使是講過了火的也要聽。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魏徵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們是君臣關係,還能做到這樣,我們是同志關係,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

七千人大會之後,周總理在西花廳連續召開過幾次會議,研究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問題。3月8日下午,總理根據大家議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作了一篇發言。經濟形勢方面,他講了五條:(1)農村形勢所謂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了,是指政治經濟總的情況而言;單講生活情況,目前仍很困難,並未過去。目前春荒早到,有的地方春荒情況不容忽視。(2)工業生產力破壞嚴重,通貨膨脹,工人體力下降,心情不舒暢,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長此下去一定要出問題。(3)市場供應緊張,城市居民生活下降。(4)財政、信貸、物資不平衡。(5)國家和人民個人的底子更薄了。他的結論是,目前處在恢復調整的最關鍵的時期,國民經濟要繼續作大幅度的調整。他提出的措施有十條:(1)計劃安排要從以工業為主轉向以農業、市場供應為主來考慮問題。(2)要從最急迫的需要出發來安排物資分配。(3)要從短線出發安排生產。(4)從現在起就要搞好綜合平衡,而不是在若干年後。(5)要以節約的原則安排生產,消耗大、質量低的企業要堅決停下來。(6)貫徹自力更生的原則。(7)國防建設要循序而進,尖端只能是試驗,不能多搞。(8)基本建設非砍不可,至少要砍四分之一;今後一段的基建,只能是補缺口。(9)關係全體人民的事,一定要穩,不能輕動,如糧食問題,必須由中央統一排程;屬於全民所有制企業內部的事,要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問題,不能拖拉。(10)下一道命令,將所有高階消費品統統凍結。周總理提出的這些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經過黨中央的進一步討論和充實,後來成為他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內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部分中的基本內容。

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在周總理領導下工作所經歷過的那些日日夜夜,周總理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卓越的領導才幹,是令我終生難忘的。

全黨團結一致,是什麼困難都可以克服的。經過三年調整,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到1963年下半年,國民經濟情況明顯好轉,並有了新的發展。

可是也就在這個時期,“階級鬥爭”的弦在我國政治生活中越繃越緊,“以階級鬥爭為綱”開始成為全黨工作的指導思想,而且階級鬥爭的重點開始轉向黨內。在1964年11月中央制定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中,就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概念,以後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中進一步提出要鬥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如鄧小平同志在《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所指出的:“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物件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

對於“文化大革命”,在運動初期,黨內絕大多數高階領導幹部都處於一種“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狀態,我們這些人都是如此。我體會,包括周總理和少奇同志等幾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他們也是在一種很不自覺的情況下被捲入這場政治風暴中去的,他們也是在憑著自己的認識看問題,憑著自己的經驗幹事情,憑著自己的責任感做工作。他們的思想和肩上的擔子都是沉重的。周總理作為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於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作出的決定,是必須貫徹執行的。所以,無論是同我們這些人談話,或者公開對群眾講話,他總是講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勢”。但是,“文革”究竟要幹什麼?怎麼搞法?將來的發展是個什麼結局?他也搞不太清楚。比如他在8月份就向毛主席請示,並得到批准,提出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運動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就可以說明他當時對“文革”的認識。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我覺得有兩條原則總理是抓得緊緊的:一條是,反覆強調執行政策,對於當時運動已經出現的混亂現象,他一經發現,就挺身而出,積極加以糾正。記得1966年7月8日,他在聽取國務院各口彙報“文革”情況時,曾明確指出:“給人家戴‘黑幫’帽子,又要靠人家工作,這種作法不好。組織結論不能輕易做。”他還強調:“被批判的物件,不下放,也不外送,一般留在機關監督改造。”另一條是,在重大問題上經常向毛主席報告請示,爭取毛主席的支援或者首肯,運用毛主席的權威,對運動做一些矯枉和引導工作。在“文革”初期,總理為了將運動納入我黨傳統的軌道,維護黨和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縮小對生產建設的衝擊和破壞,作了極大的努力。當然後來運動的發展實際,使他的良苦用心完全付諸東流了。

對於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這一類言辭,周總理也是聽不順、看不慣的。在7月2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總理曾說,對於這些提法,他同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認為這些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

我們這些人,在這一段已經受到了大字報的“炮轟”,但都在揹著“十字架”兢兢業業地工作。關於三線建設和基建工程兵問題,中央書記處由小平同志主持,國務院由周總理主持,都聽過我們的彙報。我還就西南鐵路前線指揮部存在的一些問題,於7月7日專門向總理彙報過,他表示完全支援我的意見。那天下午,總理還在各口彙報“文革”情況的會議上宣佈:“三線建設與一、二線不同,不能受文革的影響。”在那一段時間裡,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都還能保持運轉,周總理一刻也沒有放鬆對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而且他已經看出這場運動可能給經濟建設工作帶來的不利影響,抓得比以前更緊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把“文革”進一步推向了高潮。這次會上,毛主席非常嚴厲地批評了少奇同志,並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會議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央人事也作了很大變動,林彪成了接班人,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8月13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大叫大嚷:“文化革命要搞他幾個月,大觸每個人的靈魂,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睡不好覺,讓任何單位都滑不掉、漏不掉!”8月18日,毛主席身著戎裝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林彪也登臺亮相講話,“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在全國範圍內鋪天蓋地而來。

這年9月初,經李富春同志提議,毛主席批准,餘秋裡同志和我被通知協助國務院領導同志抓經濟工作,每人分管十個部。

周總理當時最焦慮的是:這場“革命”越鬧越大,將會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產生比“大躍進”更為嚴重的後果。他經常找我們瞭解經濟工作方面的重大情況和問題。有一次,他對我們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對於我們每天彙總的生產報表,他都要仔細審看。哪個鐵路局的貨運量掉下去了,哪個煤礦的產量降低了,哪種產品的原料供應不上了,他都要認真查問原因,並和我們一起商量解決的辦法和措施。

那年的8、9、10三個月,是學生們來京“大串連”的高潮階段,給鐵路運輸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和困難。為了維持起碼的鐵路運輸秩序,保證起碼的生產建設物資運輸任務的完成,周總理要我們花些力量,精心編制鐵路運輸計劃明細表,並多次指示我們:“無論多麼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連與生產建設的關係。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需的貨運力量,然後,安排好客運計劃,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餘力以應付學生串連之需。總之,無論如何不能讓生產受到影響!”9月12日,總理還親自給我打過電話,要我給他整理一份鐵路貨運情況的材料。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決定10月份再放手讓學生串連一個月,再鬧幾個回合,要求我們按進出北京的學生各150~170萬人的盤子安排運力。我找到總理叫苦說:“上海等地都來電話告急,說交通運輸情況很緊張,進出北京各150萬人很難安排。”總理說:“你可以搞上、中、下三個方案,把每個方案的安排辦法和困難都寫出來,由我報送常委討論決定。多拉一些學生是有困難,但我更擔心的是鐵路停斷和阻塞。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10月7日,我找了鐵道部負責同志,整整用了一個上午才勉強搞出了運輸學生170萬、150萬、120萬三個方案,報給了總理。為了保證鐵路交通運輸,總理還在9月底要我突擊起草一個不得隨便干擾鐵路、航運秩序的通知稿。

十一

這期間,“文革”的風浪已經衝擊到地方黨政領導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工礦企業。國家機關中,也鬧起了群眾組織,與社會上的紅衛兵相呼應。學生衝擊機關的事件不斷髮生。8月25日,就有建工學院和琉璃河水泥廠的200多人包圍建材部,揪鬥賴際發部長,罰站罰跪,還動了手。9月中旬,有兩派學生組織進駐了國家經委,分別支援經委的兩派群眾組織,互相爭鬥,嚴重干擾了國家經委的正常工作。我們將這些情況報告了總理和富春、先念同志。他們立即研究,並指派我去處理此事,說服兩派學生都退出經委大樓。說服工作相當難做。兩派學生開始都不買帳,後來我不得不說“這是總理和富春同志的命令”,兩派學生才同意退出機關。後來,我就此事的處理情況給他們寫了一個報告,提出:學生不能到工廠搞串連,更不能進駐各部委機關,干擾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周總理在此報告上批示:“堅持不讓學校革命師生進入部、委設聯絡站,但可派聯絡員經常到部、委取連繫。周恩來九·十六。”(附原件1)他完全支援了我們提出的意見,之所以要加上“可派聯絡員經常到部、委取連繫”這句話,顯然是為了敷衍那個形勢,以使我們的主要意見能得以通過,於大局有利。

也是在此前後,北京國棉一廠兩派組織在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工作隊的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和激烈爭論,隨時都有釀成“武鬥”的危險。9月15日深夜,總理在一份《快訊》上看到了這個訊息,十分不安,馬上打電話找我。我當時剛剛入睡。電話鈴聲一響,我即醒來,馬上披衣去接,一聽是他的聲音,忙說:“總理,這麼晚了,您還沒有休息啊!”他說:“一大堆事情纏著,睡不下啊!剛才看到一個訊息,是北京國棉一廠的……”他談了大致情況,要我抓緊處理好這件事。我當時考慮,現已深夜,再找部長們不太方便,便回答說:“總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緊處理好此事,請您放心!”他說:“好!”通完電話後,我就睡下了。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就在案頭上見到了他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這張快訊,我已來不及等你明天處理了。我已直接打電話給錢之光,請他於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負責處理此事,而且必須解除對少數派的圍攻。並告錢,今早向你彙報。周恩來九·十六,二時。”(附原件2)看罷批示,我深深為總理對人民的極端愛護和負責的精神所感動,紡織廠的工人,不管這派那派,畢竟都是工人群眾啊,總理深怕延誤一夜,釀出更大的事端;我又十分愧疚:這件事本應由我連夜處理,無須麻煩日理萬機的總理再加過問,但結果還是麻煩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裡仍深感不安。

十二

如果說,1966年8月份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第二個大動作(第一個是《五一六通知》的發出),那麼,這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則是第三個大動作。在這次會議上,所謂“劉鄧司令部”的問題提出來了,少奇、小平同志被迫在會上作檢查,失去了作為中央常委的實際權力。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經過幾個月的經營,此時攫取了實際領導權。“文革”運動的底牌到此揭開了,周總理的處境益發困難了。

記得就在那次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我們曾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向他彙報過經濟建設遭受嚴重干擾的情況,並請示了一些問題,但都沒有得到明確答覆。當時他雙眉緊蹙,嚴肅地說:“你們提的問題我都認真聽了,但需要中央常委研究才能定下來!”一聽此話,我們就明白了形勢的嚴峻。令人欽佩的是,就是在這種困難境地中,周總理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仍然努力發揮小平同志在《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中所說的那種“中和作用”和“減少損失的作用”。

在這一段時日裡,哪裡發生了武鬥、打砸搶事件,總理就派聯絡員去調查,進行干預處理。哪位部長被揪鬥了,總理就指示有關同志和我採取措施加以保護。10月29日,國家經委副主任陶魯篇同志的辦公室被造反派砸開,搶走了一部分檔案。我們於夜裡12點報告總理。他當即明確地批准了我們的建議:將國家經委過去的檔案檔案全部集中起來,由國務院加封條,非經國務院批准,任何人不準擅動。為了使關係國計民生的經濟工作不致遭到更大挫折,總理更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他的講話和他組織起草的檔案中,總是強調“抓革命、促生產”,這在當時是誰也不能反對的。我記得11月9日,總理親自主持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時,反覆強調生產建設不能中斷停滯的重要性,嚴肅批駁了只強調“抓革命”而根本不講生產建設的錯誤論調,堅持按他的意見定稿,並決定社論稿翌日立即見報。

那時,林、江一夥對此當然是十分惱火和懷恨的,他們公開汙衊周總理是“救火隊長”,汙衊我們這些人是“救火隊員”。王力在一次會上攻擊說,工人鬧革命的高潮,被“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和其他有關檔案壓制下去了。稍後一些時候,戚本禹等人更加明目張膽地攻擊說:“文革中存在著新文革和舊政府的矛盾。”面對這些汙衊和攻擊,總理巋然屹立,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無私無畏的本色。

當時,總理是抱著什麼心情對待那場動亂和浩劫的?他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話,一直銘記在我心中。那是在1966年11月19日下午,總理來到我主持召開的工交座談會上,同大家見面並作了長篇講話。他對當時的形勢概括為“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因勢利導”四句話,要大家抱著“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態度,挺身而出,善於因勢利導,為了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個人被沖垮了也要毫無抱怨。“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這是總理的偉大心聲,這是總理身體力行的崇高實踐。敬愛的周總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過的嗎?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裡仍然時刻惦記著同入“苦海”的廣大幹部和億萬同胞,日日夜夜操勞著為這些人們分憂解難。

十三

說到這次工交座談會,工交《十五條》的始末是不能不說的。此前,總理曾找餘秋裡同志和我談話,要我們兩人,一個抓計劃會議,一個組織一個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這後一個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11月13日中午,陳伯達把他們“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工交系統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給了我,要我們在一週之內提出意見。11月14日上午,總理召開各口碰頭會,我把此事向他作了報告。我說,原來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瀋陽、武漢、廣州的同志和各大區管工業的同志找來,商量一下工交系統的“文革”問題,現在陳伯達他們既已搞出了一個檔案,能否開一個工交座談會商量一下。總理表示同意,會期定在16日到20日。

會議期間,同志們對陳伯達一夥的稿子提出的“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問題,都表示反對。於是,我們就起草了一個修改稿,明確寫上“十七年來,工交戰線基本上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這個總精神,除此之外,還對原稿作了一些增刪合併,增加了以下三條實質性的內容:(1)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不能停產鬧革命,只能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蔘加“文革”活動,只能在業餘時間內進行,八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3)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修改後的稿子,由原來《十二條》變成了《十五條》,第15條就是一句話:“此件精神也適用於財貿系統。”這是按照當時主管財貿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見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說:“你的列車上一定要多掛一個車皮,把財貿捎上。”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時,陳伯達打電話要我和餘秋裡同志立即去他那兒。秋裡有事遲到,我先到了。陳伯達一見面,就拿出一本線裝書,怒氣衝衝地要我讀讀他指定的一段話。我一看題目,是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要我讀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因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意思是,寫文章的,搞歷史的,研究天文的,是類似算命打卦一類的下九流人物,本來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戲弄、被娼妓戲子所豢養、被社會習慣勢力所輕視的。我一想,不知是什麼地方把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時,還是沉默為好。陳伯達見我不作聲,就問:“這篇文章你過去讀過沒有?”我說:“讀過。”陳伯達接著就大發牢騷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了,有本事你們自己寫一個嘛!”我這才明白,他之所以發火,是因為我們改了他們搞的《十二條》。我說:“情況沒有這樣嚴重,我們不過是結合工交系統實際,加了那麼幾條,使檔案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說了許多蠻橫不講理的話。我們看解釋也沒有用,就退出來了。

我們回到中南海後,就徑直去找周總理。總理正在聽宋任窮同志彙報東北局的工作,我們就插進來談了剛才的情況,又談了我們所以要作那些修改的理由。總理說:“沒有這麼嚴重吧!明天午間,我和陶鑄同志再聽一次你們彙報。”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志一起,商定了進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間,參加了總理、陶鑄、富春同志主持開的碰頭會,並在會上彙報了昨日下午到陳伯達那裡的情況。晚上10點我接到富春同志電話,說我彙報的情況,他和總理已經報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礦企業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文革”;(2)八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業餘時間鬧革命;(3)檔案提出後,讓谷牧帶個班子到上海、天津、瀋陽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繼續進行修改,爭取12月份發出;(4)原稿上把當權派劃寬了,同意我們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壓制群眾”等幾類人去掉的意見。有了這個底,我們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後的稿子批印上報。

萬萬想不到的是,我們這個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彙報後,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們說,工業系統的問題,比文教系統還要嚴重;如果工交財貿系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鬧一鬧,變修了,文教系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張春橋則指著我說:“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派的情緒。”在12月6日的會議上,陳伯達氣勢洶洶地站起來,指責《彙報提綱》沒有同他商量,發這個提綱是“突然襲擊”。當我正在考慮對這一無理指責如何回答時,周總理馬上嚴肅地對著陳伯達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寫的,……是開夜車搞的,來不及徵求意見。”在當天下午的會議上,林彪也發了言,他說:“這次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次批判幹部的運動。幹部當權了這麼多年,光講光榮,成績偉大,不許人家講缺點,非蛻化變質不可。這一回,硬是要發動群眾大批判一下!”就這樣,我捱了三個半天的批。

令人尋味的是,林彪主持的這三個半天會,周總理雖然參加,但在會議進行中很少說話。直到林彪作了長篇批判講話後,他才講了一番話,主要是談過程,說他們(指我們這些人)有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怕運動影響國民經濟建設,反過來再影響運動的進展,我多次找他們談過話,但他們還是轉不過彎來,所以在這個檔案中,又出現了這方面的觀點。總理的這些話,實際上是為我們開脫責任。

12月9日下午,周總理又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碰頭會,研究工交座談會精神如何傳達,此事如何處理。我表態說:“如決定把《十五條》發下去公開批判,我沒意見,但希望不要把與《十五條》無關的一些事扯上。”(因為王力在會上發言攻擊了陶鑄同志,說工交座談會是受了陶鑄同志的影響。)坐在我身旁的聶帥,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講了一段鬥爭藝術很強的話:“我以為不宣傳達,不宜公開批判。谷牧的錯誤,僅是一次沒有形成後果的錯誤,不過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面並不知道。如公開批判,觀點就會流傳,就會干擾當前鬥爭的大方向,後果值得考慮!”聶帥講完後,葉帥等老同志立即表示贊同。“文革小組”那幾個人雖然強詞奪理地繼續叫囂了幾句,但也說不出什麼站得住腳的反對理由。於是,周總理拍板決定:批判《十五條》的事,不再擴大範圍了;由今天出席會議的各大區同志回去後,在常委範圍內講一講。

十四

《十五條》的風波暫時過去以後,我於12月28日離開北京,到四川、雲南、貴州瞭解三線建設的情況。前後近一個月時間。在出差途中,除了看報紙外,我幾乎每天深夜都要到大街上去看一次大字報。陶鑄同志被點名批判的訊息,上海“一月奪權”事件,我都是從大字報上最先看到的。我意識到,“文革”是越問越邪了。在此期間,國家建委機關的造反派還給我發來幾份“通碟”.要我立即“滾回北京”接受批判,聲稱如再不回去,就要派人來把我揪回去。但是,我仍然堅持完成了任務,於1967年1月30日中午乘飛機回到北京。

一下飛機,我就感到氣氛不對。一群不相識的人迎面走來,態度十分蠻橫,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們的車。我抓緊公文包不放,站著不動。於是,上來兩個彪形大漢,從左右兩邊把我一挾,推上了他們的小汽車。此情此景,使我油然想起1936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時被綁架的情景,那次也是兩個高大的警察,一左一右把我挾上他們的囚車。不同的是,那一次上的是卡車,這次上的是小汽車,闊氣多了。還有,那一次是夜裡,這一次是白天。當時我想,我真的能再一次進北京的監獄嗎?

我回京後即被造反派綁架的訊息,周總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聯絡員找建委機關造反派談判,說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場,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聽我的出差彙報。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這是因為象我這樣的當權派,機關內外的各種造反派都要搶著批鬥,萬一被別的派搶走了,他們是要承擔一些責任的。就這樣,我在第二天被他們批鬥了5個小時後,造反派頭頭親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門放下。總理已讓人給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東面安排了間房子,與餘秋裡同志為鄰。當晚,富春、先念同志都來安慰我,我向他們談了出差觀感。這個地方,成了以後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場所。在那年春節前後,總理幾乎是天天找我們開會,研究通過了關於停止學生徒步串聯的檔案,研究了三線職工不能向一線跑等等問題。

過不幾天,即發生了所謂“二月逆流”事件。由於我和餘秋裡同志被稱為“二月逆流”的“小夥計”和“幫凶”,打那以後,我們抓工作就更困難了。社會上對我們的批判不斷“升溫”,而我們需要做的事卻越來越多,最緊迫的是鐵路、交通問題。3月21日,周總理通知我,根據3月19日毛主席關於“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實行軍事管制,迅速恢復正常秩序”,“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的批示精神,立即研究擬出一個對鐵、交、郵三部及其所屬重點企業實行軍管的決定稿。3月26日清晨,總理又親自打電話通知我,統計一下鐵、交、郵三部軍管需要派遣的解放軍人數;通知交通部的某些直屬單位可以先行軍管,說六個對外港口批准軍管的電話稿已經批發了。我們起草的對鐵、交、郵三部實行軍管的檔案,在政治局碰頭會上討論時,中央文革小組一夥挑剔說“對軍管後軍管會如何執行毛主席路線、如何堅決支援左派鬧革命”寫得不夠。林彪當時有個提法是,軍管如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4、5月份,鐵、交運輸情況日壞,工人、學生扒車來京上訪的事件不斷,嚴重干擾了鐵路運輸秩序,各個鐵路局客、貨車受阻的訊息接連傳來。周總理十分擔憂,一面抓緊實施先行軍管鐵、交兩部的具體方案,一面讓我研究起草關於維護鐵路運輸秩序的命令及軍管鐵、交兩部的決定。5月31日,鄭州、徐州、金華都同時發生鐵路阻塞事件,僅徐州一處,就停開貨車69列。周總理瞭解到這些情況後,於中午親到毛主席處,說明鐵路輪船關係到全國的交通命脈,一旦中斷,國民經濟不可收拾,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的問題不可再拖。總理的這些意見,得到了毛主席的贊同。下午,總理召集富春、先念、葉帥、秋裡等同志和我開會,傳達了向毛主席彙報的情況,並一起商定了如下一些具體對策:(1)儘快公開發布關於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運輸的命令;(2)將全國十八個鐵路管理局分給附近駐軍實行軍管包乾,將沿海沿江輪船交給海軍實行軍管包乾;(3)參加軍管的軍隊人員均與當地軍分割槽、武裝部分開,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統一鐵路、輪船運輸的管理,免受干擾;(4)責成總參負責擬定調動部隊的實施計劃,次日拿出方案。這些決策,後來均付諸實施了。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對鐵、交兩部實行軍管,對鐵路全線和沿海沿江航運實行軍管包乾,對於挽救國民經濟危局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

十五

周總理在“文革”動亂中的另一個卓越貢獻,就是千方百計地保護黨內外老幹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改朝換代”的陰謀難以得逞。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說,倖存的或逝世的我們黨、政、軍各方面的大批老幹部,都直接或間接地得到過他的關懷和保護。在“文革”初期,是周總理親自擬定了一份黨內老幹部和民主人士的重點保護名單;是周總理親自擬定了不準隨意改變被批鬥幹部工資的電報稿;在揪鬥部長風潮最甚之時,又是周總理制定了讓被鬥部長輪流進中南海休息的制度;執行中遇到造反派阻撓時,他總是親自派聯絡員前去交涉,使得部長們在緊張的工作和頻繁的被揪鬥中,得到一點喘息的機會;70年代初期,又是周總理藉著農機部部長陳正人同志突發心臟病、未能得到及時治療而不幸逝世的事件,商請毛主席同意,恢復了高階幹部的醫療保健制度;“李震事件”出來後,周總理又做工作,實行了部長級以上幹部的警衛制度……這些,黨內外許多老同志在許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我在這裡只講兩件我親身經歷的、迄今人們不大知曉的事情。

一件是1966年9月22日,三機部部長孫志遠同志聽傳達說“炮打司令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十分高興,由於過度興奮,當晚突發腦血栓,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我於9月23日上午去看過他,並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總理。9月25日晚上又去看他,總理也來了,當時在場的還有劉瀾波、呂正操、段君毅等八位部長。望著奄奄一息的志遠同志,總理心情沉重地說:“你們‘八大尚書’都在這裡,能不能從外地再請位專家來會診呢?!”我們說,上海、四川都有治療這種病的高手,但眼下這個時刻,誰能有辦法啊!總理說:“派專機也要接來嘛!”我們說,那只有您能下這個決心了。總理真的做到了,連夜從上海調來了兩位醫生,第二天四川的醫生也趕到了。醫生進行了精心搶救,可是由於為時已晚,志遠同志還是逝世了。但這件事給了家屬和我們這些人以極大的溫暖,大家的心與總理貼得更緊了。

另一件事是,1966年底煤炭部部長張霖之同志被造反派武鬥和逼供致死。周總理有一天接見群眾時,眼裡含著淚水,手裡拿著霖之遍體傷痕的遺體照片,悲憤地說:這麼一個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麼交代啊?!如果連一個部長的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國家還有什麼希望?那不真的是無法無天了……看著他那悲慼的面容,聽著他那激憤的聲音,我們無不為之動容。此後不久,周總理即主持搞了一個不得對被批鬥幹部進行體罰的規定。

至於我自已,在那些歲月裡如果不是得到總理多方面的關懷,也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1967年春節以後,造反派對我的批鬥升級。我每次被拉出去,總理都要派個聯絡員跟著,並讓聯絡員預先跟造反派“約法三章”:只能批兩個鐘頭,到時放人;不能搞體罰;不能讓別派搶走。有了這些“約法”,我挨鬥時的處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個造反派是真聽話的?!說是批兩個鐘頭,往往是四、五個鐘頭,捱罵不說,有時還要被揪頭髮,扭臂膀,水當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渾身就象散了架,喉嚨幹得冒火,連飯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裡,在一次國務院會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幾次,身體受不了,而且也貽誤工作,改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總理說:“什麼一次兩次?不出去了。令後出去,必須經我批准。”此後一段時間裡,我出去扶斗的次數確實少了很多。

在那陰霾蔽日的年代裡,周總理是雲層中透出來的亮光,是維護花草樹木少受風暴摧折的大樹,是全國人民寄託希望和尋求慰藉之所在。正如小平同志在《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中所說的那樣:“‘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十六

我是在1968年春季離開中南海,回建委機關接受進一步“審查”的。

19 6 7年4、5月間,我們一邊挨著批鬥,一邊協助總理抓經濟工作,外面造反派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日漸升溫,先是“走資派”、“三反分子”,後是“招降納叛”、“反黨篡軍”,到5月31日,也就是周總理召集我們開會研究關於對鐵路、交通實行軍管的具體部署的那一天,滿街貼滿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字報。

我1936年在北平“左聯”從事地下工作時被捕過,敵人在審訊中抓不到我是共產黨員的具體證據,最後把我具保釋放了。這段歷史,黨早已審查清楚。但到了“文革”中大抓“叛徒”的年代,又成了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為此,周總理親自找我談過話。我說:“這已是老問題了,讓他們查吧。”總理說:“已決定從×××專案組中抽出兩個人突擊查一下你的問題。你不必背什麼包袱,還要象往常一樣,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叛徒”的問題未了,“特務”的問題又出來了。造反派從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的檔案裡,查出解放戰爭初期給特務發餉的名單上有一個少校,與我原名相同,僅僅是三個字,既無年齡,也無籍貫和經歷。造反派把這張名單拍了照,交給中央審查,同時,在大街小巷貼出“打倒大特務谷牧”的大字報。

“叛徒”、“特務”這兩頂大帽子一扣在我頭上,我就很難再出面工作了。造反派在中南海北門外搭起帳篷,打起“揪谷兵團”的旗號,安營紮寨,夜間也在狂呼口號,鬧得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晝夜不得安寧。我出面主持開會也很難有什麼效果了。記得有一次,周總理讓我找鐵道、交通兩部抓業務的同志研究交通問題,就有人拒絕出席,聲稱不能和“大叛徒、大特務”坐在一起,說是這樣做,就成了“叛徒、特務主持開會,走資派參加(影射國務院業務組的其他成員),軍管會執行的局面,那還搞什麼文化大革命”?!

如果說,所謂“叛徒”問題由於以前查過,現在再查也容易搞清,還不至於置我於絕處,那麼,所謂“特務”這個新鮮問題由於一時很難查實,就使我陷入十分艱難的境地了。我在這種困難情況下又勉強做了一段工作。後來,富春同志找我談話說,總理和他商量了多次,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很難再出面工作;這樣長期地與群眾對立下去,也不是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叛徒”、“特務”問題,經過這一段審查,已大體弄清楚了,群眾要查讓他們繼續查去。另外,建委機關實行軍管後,秩序已得到控制。因此,他和總理的意見是:讓我回機關去,與群眾見面,接受群眾的審查。為此,他們已向建委軍管會作了交代,相信我回去以後,不會發生什麼大問題。我當然完全理解他們的苦衷,表示一定要“正確對待”,願意到群眾中去接受審查和批判。富春同志緊握著我的手說:“我們相信你會正確對待的。總理還讓我轉告你,自己要珍重,要經得起磨鍊!”我點著頭,記在心裡。臨離開中南海的前兩天晚上,先念同志來看我,他義憤地說:“你當時不是當華東局祕書長嗎?管著機要,如果你是特務,華東戰場的勝仗還怎麼打?”又說:“堂堂的共產黨華東局祕書長,怎麼才當了個國民黨少校特務?真是奇談怪論!”在這以後長達兩年的“牛棚”生活中,正是總理和富春、先念等同志的這些話,給了我勇氣和力量,使我在艱難困苦中沒有混滅希望之火。

直到1969年下半年,所謂“特務”問題才算徹底搞清楚了。專案人員總算找到了那個與我原名相同的國民黨少校特務的小老婆,證實那個人是比我年歲大得多的河南人,是與我完全無關的另一個人,這才宣佈我的歷史問題查清楚了。經歷了這麼多的曲折,我總算獲得了“解放”。但就在這時,林彪又發出要老幹部“疏散”到遠離北京的地方的所謂“一號命令”。

我也屬於“疏散人員”之列,建委軍代表親自到周總理那裡彙報“疏散”我的方案,提出讓我到江西幹校去。總理說:“幹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對三線建設感興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參與組建過,讓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隊去搞些調查研究,總結經驗。一旦有事,還可以帶部隊去前方服務。”就這樣,我後來到四川江油和泯江紫光鋪工地的基建工程兵部隊裡當了半年兵,又在江漢油田當了半年工人。直到1970年秋後批判陳伯達時,我才奉調回北京參加批判。

1971、1972年,在我沒有正式恢復工作之前,周總理讓我做了兩件事:一是當第三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的顧問,忙了一、兩個月;一是讓我抓抓港口建設。後一個題目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後國務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定的。那次會議,通知我也去參加。我到了會議廳時,周總理已坐在那裡了。這是我自1968年搬出國務院後第一次見到總理,心情很激動,急忙上前與他握手,他也緊緊握住我的手。我見他瘦得厲害,就說:“幾年未見,想不到您瘦成這樣!”總理說:“你想我能不瘦嗎?”是的,總理能不瘦嗎?!“文革”鬧了這麼多年,他日夜操勞,其中辛苦,國人皆知。所幸的是,人間自有正氣在,“文革”中的那些跳樑小醜,或折戟沉沙,原形畢露;或多行不義,猙獰日現。而總理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卻更加崇高。就在這次會議上,總理宣佈:“谷牧同志在沒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我們讓他抓一抓港口建設問題。”他站在很高的角度,講了搞好港口建設對於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意義;要我和粟裕同志一起組織一個小班子,深入搞些調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設計劃,爭取三年改變港口面貌。

1973年春天,我恢復了建委主任的職務。再一次見到周總理時,他顯得更加瘦弱了。我問候他的病情,他說:“你還不知道嗎?我已經得了癌症了!”我心情突震,驚愕萬分。他遂換了一個話題說:“你恢復工作了,擔子很重,還得好好幹吶!現在不是時興‘爬坡’、‘拉車’那些話嗎?我們這些人,一輩子就是為國家、為人民拉車啊!一息猶存,就得奮鬥!”聽了他的話,我十分難過,也很激動。周總理已經知道自己身患不治之症,每時每刻想到的還是國家和人民,還在勉勵我們為國家和人民“拉車”,這是一種多麼崇高的精神境界啊!那以後不久,他就住院治療了。我們只能從一些檔案上,看到他的批示;從電視廣播報紙裡,聽到他會見外賓的訊息,看到他瘦弱的身體和堅毅的風采……

十七

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上,我再一次見到了周總理。此前,“四人幫”妄圖四屆人大由他們“組閣”的陰謀遭到了毛主席的訓斥。周總理帶病主持了這次中央全會的幾場主要活動。在這次全會上,正式選舉鄧小平同志為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並討論通過了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名單。1月18日晚上8點,四屆人大的新聞公報及人事名單發表,周總理繼續擔任總理,小平同志擔任第一副總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總理先是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談了國務院各副總理的分工問題。他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了,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次面……”接著,他又主持召開了各部部長都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他和小平同志都講了話。記得那一次會議開始前,我還將帶去的一本從舊書店中買到的有周總理親筆簽名的書,送給總理看。他笑著說:“謝謝你啊,你把這本書給我收回來了!”他問我這本書是從哪兒買到的,我說是在琉璃廠。他說:“琉璃廠很有名氣,可不能毀掉!”北京市後來搞的琉璃廠文化街修建工程,就是按照他的遺願進行的。

自那天以後,我就很少見到周總理了。周總理的一些指示,我們是從小平、先念同志那裡聽到的。1975年4月27日上午9時,先念同志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談了一個多小時的話。先念同志說:“今天早晨6點,總理把我找去,談了很長時間,他要我轉告你:在抓緊港口建設的同時,也要注意抓飛機場的建設,海運空運,我們都很落後。”我懂得這些都是總理十分關心和重視的大事,都及時作了部署安排。

1975年是個不平凡的年頭。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叱吒風雲的革命氣概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大刀闊斧、有聲有色地全面整頓“文革”留下的爛攤子,在飽受“文革”煎熬的神州大地上吹起了一陣春風,全國人民又看到了國家的希望。“四人幫”對此恨之入骨,利用他們所掌握的宣傳輿論工具不斷製造輿論,到年底就精心策劃了一場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國的天空上又烏雲翻滾了。人們憑著多年動亂悟得的經驗,體察到這股陰風的矛頭所指,都在為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和他的親密戰友鄧小平同志擔心……

十八

剛過1976年元旦,就傳來了周總理病危的訊息。

1月6日半夜12點,王震同志來到我家,向我談了總理病危的情況,還談到一些當時同“四人幫”鬥爭的情況,我們的心情十分沉重,憂心如焚。王老說:“明天准許我們去探望總理,我們一同去!”送走了王老,我在凜冽的寒風中性立很久,感到政治氣氛和自然氣候一樣嚴酷。當晚,我輾轉反側,怎麼也不能入睡:將近一年沒有看到總理,現在讓我們探望,必是大廈將傾。總理啊!在這個緊要關頭,我們多麼希望您活著啊!全國人民又多麼希望您活著啊!您不能走啊!

1月7日上午9時半,主老和我一起去看總理,走到總理的病床前,見他已昏迷不省,面容憔悴,鬍子很長。王老看到這種情景,就悲痛地轉身去找醫生詢問情況。我的淚水奪眶而出,在他身邊呆呆地站著,期望他能睜開眼睛和我說上一句話,但已經不可能了。良久,我實在忍不住,哭出聲來,走了出去……

1月8日上午,一顆偉大的、赤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敬愛的周總理永遠離開了我們。

1月9日早晨,廣播裡傳出總理逝世的訃告。我在哭泣,我們一家人在哭泣,整個北京城和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1月10日下午4時,我去瞻仰周總理的遺容,同他作最後的訣別,從1938年第一次見到他到此時,整整38年了。

1月12日上午,我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為總理守靈,接待外國使團的弔唁,不少外賓也淚水盈眶,有的女外賓還哭出聲來……

那幾天,天安門廣場上哀樂低迴。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青年人滿含淚水,肅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總理獻花圈,開追悼會,徹夜不散。敬愛的周總理的逝世,使他們變得更成熟了……

1月12日晚上,我在日記裡寫下了當時的感受:“一個政治家在世界上聲譽如此之高,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應如此之強烈,古今中外能有幾人?!”

1月15日下午,我們參加了總理的追悼會。當小平同志在致悼詞時說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為失掉我們的總理感到深切悲痛時,全場一片哭聲。追悼會後,總理的靈車前往八寶山途中,十里長街兩側,幾十萬群眾冒著嚴寒,佇立迎送,哭聲不絕,人類歷史上有過這種場面嗎?!

十九

“莫道浮雲終蔽日,嚴冬過盡綻春蕾”。

總理逝世後不到3個月,天安門廣場上爆發了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雖然“四人幫”對此進行了殘酷鎮壓,但那也只是加快了他們自掘墳墓的程序。

總理逝世後不到9個月,黨中央執行了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十年浩劫。

1978年12月,黨中央召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此,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揭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篇章……

在向四化進軍的征途上,黨和人民不會忘記周總理,不會忘記這位為了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出生入死、屢建豐功的人,不會忘記這位人民共和國的建築大師,不會忘記這位在三年困難時期指揮若定、力挽狂瀾的人,不會忘記這位在“文革”動亂極其複雜的歷史情況下,竭盡全部精力,發揮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國航船免遭沉沒之危的人,不會忘記這位把整個身心都獻給共產主義事業,與人民群眾甘苦與共、心心相印的好總理……

作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個老兵,我更永遠不會忘記周總理,不會忘記協助他工作的日日夜夜,不會忘記他的關懷、支援、勉勵與批評,不會忘記38年間他所給予我的諄諄教誨,不會忘記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構築起來的高尚品質和偉大風範……

《我們的周總理》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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