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周恩來對港、臺問題的戰略思考與鄧小平的新創造_香港

  香港、臺灣歷來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在一個多世紀以前被英國佔領,臺灣被國民黨集團盤踞。因此,如何實現包括香港、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這是擺在新中國領導人面前的重大歷史使命。作為新中國的開國總理周恩來,在港、臺問題上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的思想觀點和方針政策。而鄧小平作為我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同樣對港臺問題極為關注,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形成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本文擬對周恩來關於港臺問題的幾點戰略思考作初步探討,並概要地分析一下鄧小平在這一問題上所實現的創造性發展。

(一)新中國成立後,如何對待英國佔領下的香港,這是一個非常敏感而又緊迫的問題。對於香港,周恩來講的很清楚:“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這是基本立場。在這一點上,周恩來從未有過絲毫動搖。但是,何時收回香港更為有利?這對新中國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也是對新中國領導人智慧的考驗。建國前夕,毛澤東、周恩來等客觀地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做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決策。這個決策是極具戰略眼光的。“暫不收回”香港,並不意味著我們黨和政府承認關於香港的三個不平等條約,或者放棄香港,而是有更加深遠的考慮:其一是從新中國的全球鬥爭戰略考慮。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周恩來就預見到了美國將對新中國實行封鎖。而英國在香港有直接利益,無論如何它是不願意失去這塊寶地的。據此,周恩來認為,如果我們把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上,就等於抓住了英國人的一條辮子,就等於拉住了英國,使其一方面對我採取較為友好的態度,另一方面又不能對美國的反華政策跟得太緊,從而有利於打破美國的封鎖包圍政策。其二是從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考慮。周恩來認為,新中國需要同國外進行經濟上的往來,而在美國對華實行全面封鎖的情況下,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裡,它就有可能成為新中國“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絡的基地”。我國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周恩來的這一決策是極富遠見的。在改革開放前,香港對保持國內與西方的經濟往來,對促進內地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確實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這足見周恩來上述思考和決策的遠見卓識。

(二)在50至60年代,由於恢復行使對香港主權的時機尚不成熟,周恩來思考較多的是如何對待、利用英國佔領下的香港這一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提出了一些具有重大理論價值的觀點:第一,在香港實行不同於內地的政策。周恩來指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因此,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周恩來在這裡實際上闡明瞭這樣一個思想,即在祖國大陸與香港實行兩種完全不同的政策。這雖然是針對英國佔領下的香港而言的,但這種觀點所蘊含的思維方式、思維方法是十分可貴的。如果我們按照這種觀點的內在邏輯和思路來設想一下回歸以後的香港應實行什麼樣的社會制度這一問題,那麼,是有可能得出要在香港和大陸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這一結論的。這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周恩來關於在香港實行不同於內地政策的觀點是探索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香港問題的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第二,保持和擴充套件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周恩來認為,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比如原材料來得容易,聯絡的範圍廣,購置裝置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等等,我們應該充分利用,使其成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此外,香港還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絡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周恩來在50年代提出的這些觀點被後來的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在1978年以前,正是因為有了香港這個陣地,我們才得以從西方國家引進國內所急需的機器裝置,才得以同西方國家進行經濟貿易。如果沒有香港這個陣地,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可能會更加封閉。

(三)如果說周恩來在五六十年代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對待和利用英國佔領下的香港,那麼到80年代,鄧小平所關注的主要問題則是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一雪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1982年 9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說:“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說,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在這一問題上,鄧小平的立場非常堅定,他說,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箇中國領導人和中國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臺,沒有別的選擇。無論周恩來,還是鄧小平,兩人都堅定地認為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中國一定要收回香港。周恩來的說法是“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鄧小平的說法是“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兩種說法何其相似!兩個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何時收回香港的問題。在建國初期,由於“時機”不成熟,周恩來作出了暫不收回,長期利用的決策。到了80年代,國內外形勢大變,“時機已經成熟”,鄧小平果斷做出了將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戰略決策。這個決策對於推進祖國統一的程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使我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應當指出的是,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這兩個具體結論雖然不同,但二者都是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的,都不愧為一種正確的戰略抉擇。

(四)臺灣問題是新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又一重要課題。但臺灣問題的性質不同於香港問題,後者是收回失地、恢復行使主權的問題,它涉及中英兩個國家,而臺灣問題則是如何統一,採取什麼方式統一的問題,這純屬中國內政。建國初,我們黨對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武力解決,並且進行了解放臺灣的軍事部署和針對性訓練。但是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將注意力轉移到抗美援朝問題上來。朝鮮戰爭停戰以後,特別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以後,臺灣問題才又被重新提到日程上來。但是,此時國內外的情況較之50年代初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從國內來看,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全面展開,發展經濟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中國迫切需要有一個和平的環境,以便把主要力量用到經濟建設上。其次,從國際形勢看,朝鮮停戰後,特別是經過日內瓦會議達成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協議之後,和平越來越成為各國人民的共同要求,主張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呼聲日漸高漲。最後,由於美國加緊對臺灣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控制,引起國民黨許多軍政人員的不滿。鑑於客觀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周恩來開始考慮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

1955年4月,在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印尼參加萬隆會議之前,毛澤東和黨中央就明確指示代表團:“可相機提出在美撤退臺灣和臺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這表明,此時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放臺灣的設想就已經比較明確了。至1956年初,他又進一步提出了中共準備同蔣介石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這年的1月25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凡是能夠團結的,願意站在我們隊伍裡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麼的,比如臺灣,那裡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他還宣佈:“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周恩來在不同場合多次闡述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政策。1955年5月13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周恩來首次提出了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觀點。他說,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同年7月30日和1956年6月28日,他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和一屆三次會議的講話中又兩次重申這一觀點。根據這種觀點,周恩來進一步提出:“我們願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決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他還真誠地指出,歷史上國共兩黨曾兩度合作,現在,“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的利益為重,我們仍然可以重新攜手團結起來。”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周恩來是我們黨最早提出並系統論證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領導人之一。他不愧為和平統一祖國偉大事業的探索者、開拓者和播種者。事實證明,周恩來提出的這一設想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五)實現和平解放臺灣的目標,一個關鍵環節就是必須排除美國的阻撓。為達此目的,毛澤東抓住時機,及時作出了同美國談判的決策。1955年4月23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周恩來在萬隆發表宣告:“中國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我國政府於同年8月同美國政府開始舉行大使級會談。對於中國來說,與美國談什麼,不談什麼,這又是一個涉及國家主權的重要問題。對此,周恩來明確提出:“只有中美兩國在臺灣地區的國際爭端,才能由中美兩國討論和解決;至於臺灣回到祖國的問題,不論採取什麼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處理,決不容外國干涉。”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和富有遠見的,它劃清了國際和國內兩類問題的界限,使我國在國際和國內鬥爭兩個方面都處於主動地位。主張與美國談判,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政府和人民愛好和平的真誠願望,得到了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同情與支援,從而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而堅持臺灣迴歸方式問題不在談判之列的原則,則維護了國家的主權與尊嚴,避免了自縛手腳,確保了我國政府有權使用各種方式和手段來實現國家主權的統一,從而在處理內政問題上也立於主動地位。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周恩來處理外交問題的高超藝術。

(六)在實現臺灣與祖國大陸統一的程序和步驟上,周恩來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戰略思想,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長遠目標和近期策略的高度統一。50年代中後期,美國要蔣介石放棄金門、馬祖二島,企圖劃峽而治,割斷大陸與臺灣的聯絡,搞兩個中國,以達到它長期霸佔臺灣的目的。蔣介石則不願意放棄,他仍然做著以金門、馬祖為跳板而“反攻大陸”的美夢。為了挫敗美國的陰謀,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用這種奇特的方式“幫助”、“支援”蔣介石守住金門、馬祖,並把臺、澎、金、馬和大陸“聯絡”起來,從而維護一箇中國的局面。周恩來親自組織、指揮了炮擊金門的戰略行動。為什麼要“支援”蔣介石守住金門、馬祖?周恩來在1959年12月接見溥儀等人時明確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今天美帝國主義要把侵佔臺灣合法化,想把金門、馬祖給我們,把臺灣、澎湖留給自己,把蔣介石搞掉。我們認為臺、澎留給蔣介石比留給美帝國主義好,將來這些地方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懷抱。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不給美帝國主義以機會。”11這就意味著,我們今天不要金門、馬祖這一兩個小島,正是為了將來能把臺、澎、金、馬一起收回。基於這種考慮,儘管當時我軍完全有能力解放金門、馬祖,但並沒有這樣做。事實證明,當年把金門、馬祖留給蔣介石,對於穩定和維護兩岸的關係,對於防止兩個中國的傾向,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七)改革開放以後,圍繞海峽兩岸之間的關係,鄧小平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思想。第一,在大陸和臺灣為什麼要統一的問題上,鄧小平認為,這首先是一個民族感情問題,民族問題。他說:“中國的統一是全中國人民的願望,是一百幾十年的願望,一個半世紀了嘛!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統一是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不是哪個黨哪個派,而是整個民族的願望。”12其次,“臺灣不實現同大陸的統一,臺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會被別人拿去。”13鄧小平說,現在國際上有好多人都想在臺灣問題上做文章,一旦臺灣和大陸統一了,形勢就穩定了,這個熱點也就消失了,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嗎?基於這樣兩點分析,鄧小平堅定地認為,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干年也要統一的。第二,根據客觀情況的發展,鄧小平及時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戰略方針。1979年1月1日,中美實現關係正常化,從而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掃清了一大障礙,提供了新的可能。鄧小平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戰略方針。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時公開宣佈: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只提臺灣“歸回祖國”。這是我們黨對臺政策的一個重大發展。此後,鄧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的講話中又明確地把“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作為我們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為了促進和平統一的早日實現,鄧小平建議國共兩黨進行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鄧小平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即在統一祖國的問題上,“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14第三,在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同時,鄧小平還提出了決不承諾放棄武力方式的戰略思想並進行了深刻的闡述。1979年1月5日,鄧小平在回答美國記者的提問時說,我們多次宣告,臺灣迴歸祖國,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實現了同美國關係的正常化。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承擔這麼一個義務: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實現統一祖國的願望。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反而會妨礙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這個良好的願望。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他把話講得更清楚:我們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做這樣的承諾。“如果臺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的統一?”15言外之意非常清楚:如果臺灣當局一意孤行,拒絕和平統一。那我們只能以武力方式來實現統一。在統一的問題上,武力是一種決不能放棄的威攝力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既不能向美國人承諾放棄武力(因為這是中國的內政),也不能向臺灣當局承諾放棄武力方式(因為我們不能放棄國家統一)。總之,“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重點號為引者所加)16歷史必將雄辯地證明鄧小平這一“戰略考慮”的正確性。

(八)妥善地解決統一以後臺灣的前途問題,是實現兩岸統一的關鍵因素。對這一問題,周恩來作了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許多具有戰略意義的思想觀點。首先,在臺灣軍政人員的個人前途問題上,周恩來提出,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只要他們在和平解放臺灣的事業中發揮了作用,立了功,政府就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置”,“他們就一定能夠得到祖國和人民的信賴和照顧。”17周恩來還多次談到蔣介石、陳誠、蔣經國等國民黨主要領導人的個人前途問題,認為統一之後,他們除繼續掌握臺灣黨政軍大權之外,肯定會在中央政府、人大或政協安排一定的職務。對此,中共自有善處。事實證明,這種態度和政策,對於消除臺灣某些軍政人員的擔心和疑慮,對於緩和兩岸緊張關係,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其次,對兩岸統一後中央政府對臺灣的方針政策,周恩來也作了深入思考,明確提出了“一綱四目”的方針。“一綱四目”是60年代初,由毛澤東提出並由周恩來歸納、概括而成的我們黨對臺灣的基本政策。“一綱”是臺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是:一、臺灣歸回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臺灣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二、臺灣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四、雙方互約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這裡,“四目”的第一條即是講許可權問題,從這一條可以看出,統一之後臺灣是高度自治的。第三條實際上是講社會制度問題,這一條表明,對臺灣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可以“從緩”,即暫時還可以繼續保持其原有的社會制度。這說明,周恩來當時對臺灣未來前途的思考確實已深入到了社會制度這個層面。儘管這種思考還是初步的,不繫統的,但它畢竟為後人繼續思考和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一條新思路。

(九)與毛澤東、周恩來相比,鄧小平對祖國統一大政方針的思考,大大地向前發展了。由於歷史條件的侷限,毛澤東、周恩來主要考慮了兩岸統一後中央政府的對臺政策,並未涉及港、澳。而鄧小平則不僅考慮了對臺政策,而且全面思考港澳迴歸後的政策。毛澤東、周恩來等提出和概括的“一綱四目”雖然也涉及了社會制度層面的問題,但是,他們更主要的還是從許可權劃分、人事安排、經費等等這些具體問題上來考慮基本政策。而鄧小平則抓住了社會制度這個關鍵因素,重點考慮了社會制度層面的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戰略構想。所謂“一國兩制”,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8鄧小平把“一國兩制”作為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總體方略。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方略,我國政府先後與英國、葡萄牙達成協議,順利解決了香港和澳門迴歸中國的問題,並且香港已於1997年7月1日順利迴歸祖國。問題之所以能夠這樣圓滿的解決,除了歷史的機遇之外,關鍵是靠“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高超之處就在於它允許差別存在,並把它法律化、制度化了。允許差別存在也就易於為各方所接受。更為重要的是,允許港、臺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也有利於繼續保持這些地方的繁榮與穩定,而這對祖國大陸也是有益的。所以,“一國兩制”確實是鄧小平的偉大創舉,對祖國統一大業,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都是歷史性的貢獻。

縱觀周恩來、鄧小平對港、臺問題的戰略思考,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在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上有這樣幾個共同特點:第一,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無論是周恩來還是鄧小平,他們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都貫穿著一條紅線,這就是實事求是。從武力解放臺灣到“和平解放臺灣”。再到“和平統一祖國”;從在香港要實行不同於內地的政策到“一國兩制”,這一系列的發展和變化無不是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結果。第二,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是原則性極強的人,在原則問題上他們從不妥協退讓。但同時他們又是很講靈活性的人。在涉及國家統一、主權與領土完整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他們都寸步不讓,而在一些非原則性的問題上則又能採取靈活、務實的態度。第三,立足長遠、立足大局看問題。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是戰略家。他們思考問題總是從國家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或國家的總體戰略出發,從不拘泥小節,不拘泥於眼前和區域性利益。以上三個方面是周恩來和鄧小平思考港、臺問題的共同特點。當然,通過分析、比較我們也發現,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許多新的重要論點和構想,這些是毛澤東、周恩來在他們那個年代不可能提出的。

(作者單位:華北航天工業學院)

注 釋:

、、《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52、第354、第352頁。

、轉引自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第273頁。

、、10、17《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02頁、第202頁、第201頁、第202-203頁。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70頁。

11《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397頁。

、12、13、14、15、16、18、1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頁、第219頁、第219頁、第31頁、第86-87頁、第87頁、第58頁、第215頁。

《周恩來百週年紀念論文集》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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