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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嗎?(上)| 社論前沿

摘要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於2010年發表題為“Hukou system and government land ownership: Effects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on rural and urban hukou residents”的文章。研究通過使用對廣東省5個城市1500名農民工的問卷調查資料、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和中國城市社會經濟指標(CUSI)的合成資料,來研究在戶籍製度和土地國有化背景下,中國城鎮化對農民工、城市戶籍居民和農村戶籍居民的收入等方面的影響。

結果表明,城鎮化顯著提高了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但其預防性儲蓄比例仍較高,儲蓄的主要動機是子女教育。關於城鎮化對城市戶籍居民和農村戶籍居民的收入等方面的影響,我們將在下期具體介紹。

研究背景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城市農民工的數量為1.44億。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截止2008年,農民工的數量已增至2.25億。若以人口/遷移來衡量城鎮化,可知在2000-2008間,中國城鎮化發展迅速。但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資料顯示,中國的居民消費自2000年開始顯著降低,而美國此時開始上升(中國2000年47%,2007年33%)。中國的居民消費不僅比美國低,比日本、韓國、印度、巴西和南非也低大約20%。也就是說,自2000年以來,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但居民消費水平卻顯著降低。周小川曾指出,1992到2007年,居民儲蓄並沒有明顯的增加,而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均增加了2倍,這是因為中國的工人沒有共享企業利潤。兩位經濟學家也指出,居民收入的緩慢增長是低消費的主要原因。

以往經濟學文獻大多認為:第一,城鎮化會降低預防性儲蓄。因為城市人口密集,方便提供集中的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的成本較低且豐富;第二,城鎮化會提高居民收入。城鎮化是現代化和工業化的自然伴隨物,它不僅影響經濟增長的效率還影響收入的分配。那麼,在當前戶籍製度和土地國有化的背景下,中國的城鎮化會對農民工、城市戶籍居民和農村戶籍居民的儲蓄和收入產生什麼影響呢?

中國的城鎮化特點中國的城鎮化是兩種相對力量的共同作用。一種是市場化的,即大規模的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一種是政治性的,即政府對城市邊界的空間擴張。由於空間擴張涉及土地交易,土地產權又是被政府掌握,所以中國的城鎮化是一個政治性的過程。

1.戶籍製度的存在

1978年城市常住人口占中國人口的18%,2005年達到43%。若以擁有城市戶籍的人口來衡量城鎮化,中國的城鎮化率就偏低,1978年為15%,2005年只有30%。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城鎮化率為什麼在1978-2005年就翻了一番?最可能的原因是城鎮邊界的擴大。一位學者曾說過,“一個人站著不動也可以變成城鎮人”。戶籍製度的一個特點是它不是基於職業、定居地或者出生地,如一個擁有城市戶籍的人可能在鄉村地區務農,在工廠上班的可能被劃分為農村戶籍者,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還是被劃分為農村戶籍。戶籍製度對擁有農村戶籍者存在諸多歧視。

2.政府擁有對土地的所有權

圖1顯示,城市和農村戶籍居民總數增加,但顯然是因為更多的農民被納入到城市管轄區內而不是從農村人口到城市人口的轉變。這表明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更多的是城市的地理擴張,而不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圖2顯示,中國城市的人口密度降低。

圖1

圖2

由上可知,中國的城市化是城市數量的增加,而非現有城市規模的擴大,所以中國城市人口密度較低,且保持平穩。此外,中國的城市由司法確定,而非經濟指標,這表明中國的城鎮化是政治性的一個過程。

城鎮化對農民工的影響(一)資料

分析資料是筆者與中山大學公共管理中心於2009年7-8月間合作完成的對廣東省5個城市(廣州、佛山、深圳、東莞、珠海)的1500名農民工的問卷調查收集的資料。之所以選擇以上5個城市是因為它們是農民工務工的主要目的地。20名中山大學的學生在工廠宿舍、公交站臺和農民工聚集居住區收集資料,通過逐個詢問被訪者的方式來完成問卷。調查共獲得1453份完整問卷,其中39份缺失值較多,因此剩下的1414份問卷納入分析當中。

此外,問卷調查期間,訪問員也對部分被訪者進行了詳細訪談。同年11月份,筆者前往東莞,對10位農民工進行了訪談。

(二)實證結果

1.戶籍製度與農民工的預防性儲蓄動機

農民工的儲蓄率比他們的城市戶籍同行要高得多。官方資料顯示,2007年,廣州城市戶口家庭儲蓄率是5.6%,深圳是27.5%。相反,在廣州的農民工2007年家庭儲蓄率高達41%,在深圳的農民工家庭儲蓄率則是42%。這遠遠高於Chamon和Eswar 2005年提出的中國城市平均儲蓄率25%。

對此,一種解釋認為外出農民工處於自身工作早期的年紀,本就屬於高儲蓄群體。另一個解釋則認為這部分工人在城市缺乏社會安全網,因此與城市戶口居民相比,他們有著更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如果後一種解釋成立,那麼我們可以認為:盡管中國特有的城鎮化道路顯著提高了中國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但由於農民工無法公平享有依附於城市戶口上的社會發展成果,因此,他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更強,進而消費水平更低。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樣本均為農業戶籍人口。其中只有29%的被訪者表示希望獲得“城市戶口”,但沒有一個人真的獲得了城市戶口,這初步證明瞭改革開放30年來戶籍製度依然嚴格。研究將“長期居住”定義為在一個地方居住超過六個月,資料顯示53%的被訪者2003年或更早時候就離開了家。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長期居住在城市的群體。但多數被訪者卻反複強調自己並不期待成為完全的城市市民,所以他們並不認為現在的定居是永久性的。研究者在調查過程中走訪發現,農民工的住處生活設施簡陋,大宗耐用消費品難見蹤影。

戶籍製度作用於農民工預防性儲蓄動機的一個渠道是教育。城市戶口意味著可以享受免費或優惠的基礎教育。但農村戶口則面臨著兩個獨立的劣勢,其一是不能夠在其居住區獲得本地教育,農民工一般會把孩子送到企業家創辦的私利學校,這意味著學費會很高。另一個劣勢是農村基礎教育不是免費的,盡管中國政府說是要降低農村學校費用,但在本次調查中很多被訪者表示,孩子在家鄉上學還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調查資料分析顯示,2008年,農民工家庭教育支出平均為4684元。同年,他們總的消費支出平均是14678元,教育支出佔到了1/3。如果僅考察那些有學齡孩子在上學的,那麼教育支出就一躍達到了平均每戶6000元。當被要求列舉兩個存錢的主要理由,教育居於榜首(40%),其次還有家鄉建房(32%)和看病儲蓄(28.5%)。原因很直接,因為農民工被排除在城市戶籍及其衍生福利之外。

2.城鎮化與農民工收入

廣州市居民的收入比廣州市的農民工收入高30%,但如果從廣州市居民的收入中扣除所需繳的稅,彼此的收入差距縮小到16%。由於本研究的調查物件均是有工作的農民工,因此比較農民工與有工作的城市居民的收入更有意義。結果顯示,兩者的差距較大,廣州有工作的城市居民收入是有工作農民工收入的2倍多,其次是深圳、東莞、佛山,最小是珠海,比率是1.35。

資料顯示,農民工家鄉的家庭平均收入是8277元,在城市的平均收入為31195元。有學者可能會認為存在選擇性偏誤,即去城市務工者均是強壯勞動力,繼續留農村的則是生產力低下的勞動力。因此,研究詢問被訪者與其年齡、家庭規模和能力相當的家鄉的人的收入,平均為15159元,大約是在城市務工農民工的1/2。因此,遷移到城市顯著提高了其收入。

小結以上分析結果表明,在高度歧視性的戶籍製度尚未完全消除,人口流動和土地國有化大規模推進的製度背景下,城鎮化大大提高了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但可能限制了他們的消費,強大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並沒有因中國的城鎮化而減輕。戶籍製度作用於農民工預防性儲蓄動機的一個渠道是教育。

那麼,城鎮化對城市戶籍居民和農村戶籍居民的收入等有什麼影響呢?敬請期待!

Yasheng Huang(2010), Urbanization, Hukou system and government land ownership: Effects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on rural and urban hukou residents.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utlook 2010 Shifting Weath: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p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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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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