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隋書》專題︱鄭巨集宇:南朝詞臣北朝客——樑陳文士在隋朝_隋文帝

開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頒《伐陳詔》,十月晉王楊廣出任淮南行臺尚書令,高熲任元帥長史,大舉伐陳。次年正月隋軍攻克建康,平定陳境,長達三百餘年的南北分裂宣告結束。後主攜妃張麗華、孔貴嬪投景陽殿井中,一同被俘,亡國之君實屬多情。宋人楊備有《景陽井》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而宮崎市定認為,攻入建康城的韓擒虎成為隋軍第一功臣,只是運氣好而已,與真正有戰鬥力的南朝軍隊血戰而建立功勳應該是賀若弼 (《隋の煬帝》,東京中公文庫,2003年版)。

古胭脂井(原景陽殿井已被毀,只餘井欄,欄上紅痕若胭脂,後人在南京雞鳴寺側立井)

陳亡後,皇室與大批貴族被迫北上入關,《南史》載:“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除皇室和王公百官之外,大批學者文人也在入關者之列,在當時或後世有名望者如姚察、江總、阮卓、潘徽、韋鼎、王胄、許善心、虞世基、世基弟世南、褚亮、虞綽、庾自直、袁充等,呈現出“辭人才士,總萃京師” (《隋書·經籍志》)的局面。舊樑陳人士入關,與原北周、北齊人士的交流碰撞,對分道揚鑣數百年的南北文學風尚、文化審美、政治體制等方面均產生了重大影響,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活躍在有隋一代,是研究隋代相關內容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關於隋代的研究概述,參考臺灣學者傅揚《隋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述要》,文載《史原》復刊第一期,2010年版)。

隋代南方人的入隋過程大有不同,在隋統一前,己有一批南方人士北上,根據入隋經歷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四類:樑—西魏—北周—隋,樑—東魏—北齊—北周—隋,後梁—隋,陳—隋。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論及隋唐制度文化的淵源有三:即北魏、北齊一系,樑、陳一系和西魏、週一系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版,《敘論》)。唐長孺先生也提出了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歷史時期中的“南朝化”問題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綜論三“南北統一和歷史的銜接”)。西方學者《劍橋中國隋唐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章)中的觀點則是,隋唐初期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制度是北魏強有力的延續,而南朝的先進之處在於文化、佛學等方面。雖然南朝的諸多方面對隋唐政權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在隋統一後文帝在位的時間內,進展並不順利。

隋繼承北周政權,在南北重歸一統後,對待南方人的態度和政策,隋代兩位帝王有很大不同。隋文帝依舊堅持北周的“關中本位”政策,對南方士人多有壓制和排斥,這一階段江南士人表現較為顯著的地方主要在文學、音樂、禮法、音韻等方面。

安陽隋靈泉寺石窟的那羅延神王像,據說是隋文帝的自我神格塑造(童嶺 攝)

隋文帝不喜南朝文學浮華綺豔之風,曾“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隋書·李諤傳》),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因“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而上書抨擊南朝文風的治書侍御史李諤則得到文帝褒揚,將其奏摺“頒示天下”。這一階段的南方文人,一方面得不到楊隋政權的接納認可,如潁川庾自直,父庾持曾任陳祕書監、羽林監,自直在陳時任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後被楊廣引為王府學士;另一方面剛經歷亡國之痛,去國離鄉,作品多表達亡國之悲和鄉關之思。呂讓僅存的一首《和入京詩》就表達出入隋初期江左士人的心聲:“俘囚經萬里,憔悴度三春。發改河陽鬂,衣餘京洛塵。鍾儀悲去楚,隨會泣留秦。既謝平吳利,終成失路人。”

人生境遇的驟然改變滌盪了南朝文學的浮華之風,開始流露真情實感。這一轉變最典型的是江總,江總在陳時文名大著,但被時人稱為陳後主身邊的“狎客”,文風“傷於浮豔”。江總入隋時已年近七旬,開皇十三年放歸江都,次年卒。入隋後江總詩歌為之一變,與前期詩風大異,如“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共如此,傷心豈復論”之句。劉禹錫遊江總舊宅有詩云:“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悲劇性的人生體驗豐富了文字內容,大部分由陳入隋的南方人均有這種明顯的轉變。

在雅樂方面,平陳後,隋文帝從“王者功成作樂”的目的出發,下達定立國樂的詔令。早在開皇二年(582年),顏之推曾上書:“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憑樑國舊事,考尋古典。”然而文帝以“樑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拒絕 (《隋書·音樂志》)。滅陳後,隋文帝設亡陳女樂,對群臣說:“此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為永鑑焉。” (《北史·隋紀上》)之後太常卿牛弘上書稱隋朝開國以來所沿用北魏、後周之樂,是“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求參照樑代雅曲和陳氏正樂為基礎制訂新的國樂。開皇九年(589年)十二月,隋文帝詔太常牛弘、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祕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議定作樂。以上四位國樂制訂者,除牛弘之外,其餘三位都是由南入北的舊陳官員,由此可見文帝最終還是接受了牛弘的建議。陳寅恪先生因此謂:“隋制雅樂,實採江東之舊,蓋雅樂系統實由樑陳而傳之於隋也”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由此可知,隋代雅樂的制定,舊陳士人有很高的參與度。《隋書·音樂志》是東亞樂律學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獻,近年來,日本佐藤大志、長谷部剛等人正從事《隋書·音樂志》的譯註工作 (已有成果為六朝樂府之會編著的《隋書音樂志譯註》,和泉書院2016年版)。

在制定國樂之外,文帝在仁壽二年(602年)下詔令楊素、蘇威、牛弘、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王邵修定五禮。其中楊素、蘇威、牛弘為關隴集團重要人物,薛道衡、王邵是舊齊名士,在周平齊時已經入關,而許善心、虞世基則是出身江左的舊陳官員。這次五禮修訂是三地禮學的一次交流融合,舊陳官員在其中有重大貢獻。

隋代初期的音韻學也有長足發展,其中陸法言《切韻序》中提到,“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此八人分別為: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徳源、薛道衡。其中劉臻、顏之推、蕭該為江左人士,入隋時間有所不同,而《切韻》成為唐代韻書編寫的基礎,對近體詩的發展影響深遠。

在隋文帝“關中本位”的政策下,多數南方士人入隋後的境遇並不好,如舊陳吏部尚書沈君道,遷往長安後只能靠與兒子給別人抄書補貼家用,在之後煬帝朝位高權重的虞世基亦是如此。有“三吳之望”的陸知命,陳亡後在家賦閒,亦是數年不被起用。以上三人均為江南望族,在陳時有很高的地位,但入隋後均不受重用。而其他在隋初擔任官職的南方武將,如麥鐵杖、蕭摩訶、來護兒等,在當時的楊隋政權中同樣沒有擔任重要官職,處於政治邊緣。隋初重臣蘇威對江南士人曾有如此評價:“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 (《隋書·柳莊傳》)文帝朝的舊陳官員,除了少數獲得較高待遇外,大多數境遇落寞。而待遇較高者,如許善心和姚察,文帝均有“我平陳國,唯獲此人”的類似評價,也多是憑藉音樂、禮學、修史等方面的造詣得到賞識,如姚察於隋文帝開皇九年奉詔撰《樑史》《陳史》,與許善心修訂五禮等,並沒有進入權力中心。而晉平吳同為北方統一南方,張華對陸機、陸雲亦有“伐吳之役,利獲二俊”的評價 (《晉書·陸機傳》),但二陸入洛陽後,頗得張華看重,名氣大振,故當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

江南人士為了擺脫困境,則採取了不同的方法。部分舊陳官員利用南朝的文化優勢,投靠藩王,成為王府學士,如東宮學士蔡翼、陸從典、沈君道等人,楊廣晉王府的徐儀、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等人。除此之外,還有部分江南人士以玄象方術附和文帝以求仕進,如蕭吉、韋鼎、袁充等。出身齊樑宗室的蕭吉,與楊素不和,鬱郁不得志,開皇十四年(594年)上書文帝大談符命徵祥,“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 (《隋書·蕭吉傳》),之後逐漸受到文帝信任。此次上書與蕭吉所著陰陽五行重要書籍《五行大義》聯絡密切。袁充在文帝欲廢太子楊勇時,曾雲:“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又曾上奏:“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得到文帝的賞賜。魏徵在《隋書·袁充傳》中評價道:“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嘆息。”由此可見文帝時期舊陳人士的落寞境遇。

蕭吉《五行大義》(日本天理圖書館藏天平鈔本)

隋文帝在平陳後,不僅對舊陳人士的仕進採取壓制政策,對屬於舊陳疆域的江南之地也進行了重大改革,如變更南方行政建制、地方長官多任命北方官員、推行鄉村戶籍制度、灌輸關隴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等。據《資治通鑑》載:“平陳之後,牧民者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五教”即儒家“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強制的政治舉措最終導致了江南大規模的反叛,此時距平陳僅一年。汪文進(婺州、宣州)、高智慧(越州、泉州、閩越)、沈玄懀(蘇州)均自稱天子,“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幹,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育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 (《資治通鑑·隋記》)但是,正如谷川道雄《隋唐帝國をどう考えるか》一文所謂:“隋唐的君主雖然抑壓南北朝以來的門閥階級,但並不能達到本質上的抑壓。” (收入《谷川道雄中國史論集·下》,汲古書院,2017年版)隋文帝派楊素武力鎮壓後,又命晉王楊廣任揚州總管,鎮江都,穩定江南政局。喜愛江南文化的楊廣坐鎮江南,標誌著隋王朝對江南的政策開始做出調整,以懷柔和安撫為主。關於隋王朝對江南政策的變化,另可參考芮沃壽(Arthur F. Wright)《隋朝》 (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D. 581-617)一書第五章《文化指導權的復活》中的有關內容。

Arthur F. Wright(芮沃壽)《隋朝》書封

宮崎市定《隋の煬帝》書封

與“素無學術”、“不悅詩書” (《隋書·高祖紀下》)的隋文帝不同,楊廣素來喜愛江南文化,於開皇二年(582)納妃蕭氏,蕭氏為後梁明帝蕭巋之女,“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 (《隋書·后妃傳·煬帝蕭皇后》),深受楊廣寵敬。蕭氏為楊廣瞭解江南文化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徑,而擔任晉王諮議參軍的柳䛒,由後梁入隋,“王以師友處之,毎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 (《隋書·柳䛒傳》),則讓楊廣進一步接觸到江南文化。在楊廣即位前,王府學士中江南人士之數堪稱眾皇子之最。《隋書》載:“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並“常令修撰”,其中虞世南、虞綽、庾自直在煬帝即位後,與江陵蔡允恭“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詔,恩盼隆洽” (《隋書·虞綽傳》)。

煬帝即位後,“狹殷商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建東都、修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溝通南北,加強了南北文化、經濟等方面的交流,推行與文帝截然不同的開放融通政策,成為隋唐時期走出“關中本位”、實現“南朝化”的重要人物。而在文帝時處於邊緣化的南方士人,在煬帝朝的地位則有顯著提升,部分進入權力中樞,執掌大權。《隋書·蘇威傳》載:“(蘇威)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五貴”中的裴蘊和虞世基乃舊陳官員,虞世基在文帝時曾境遇窘況到靠替人抄書謀生,後參與制定國樂和五禮,並無實權。而在煬帝朝則“顧遇彌隆”,成為煬帝的核心官員,“專典機密”。而裴蘊則進一步掌握了司法和監察大權,“(煬帝)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 (《隋書·裴蘊傳》)。

出身南方的武將們在煬帝朝也多有功勳,來護兒、麥鐵杖、周羅睺等位列十二衛大將軍、將軍之列,參與煬帝平叛楊諒或征討高麗,並表現出為國盡忠、求戰立功的心態。如麥鐵杖在徵高麗前曾對其子說:“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最終亦是戰死沙場。周羅睺最終在平漢王楊諒叛亂時陣亡,煬帝贈其柱國、右翔衛大將軍,諡號“壯”。來護兒則在平楊玄感之亂中功勳卓著。同是入隋的南陳名將蕭摩訶則有不同的命運,他參與了楊諒起兵,但最終兵敗被迫自殺。在之後的楊玄感之亂中,也有不少南方士人的身影,而這些人一度是楊廣身邊的核心人物,如虞綽、王胄、潘徽等人,後來在煬帝集團中不得志,受到楊玄感“虛襟與交”,最終被煬帝流亡誅殺。在楊玄感起兵後,亦有不少南方士人降於玄感,被委以重任,如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周羅睺子仲等。

《隋唐演義》中的“四猛”之一來護兒

在隋煬帝開放的文化政策之下,南方士人在文學、經學、著述等方面多有建樹。煬帝“是一位有著深厚美學意識的人” (宇文所安著《初唐詩》,賈晉華譯,三聯書店2002年12月,第二章),主張“典麗”的文學觀,《隋書·文學傳序》稱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在意氣怏怏的陳文學之中,融入剛健、清新的氣質,詩歌創作反映出南北文學融合的大趨勢。煬帝評當時的文學名家為:“氣高致遠,歸之於(王)胄;詞清體潤,其在(虞)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隋書·王胄傳》)以上三位均是由南入北的南方人,可見煬帝所尚。

而在文帝朝下詔廢除的南朝豔曲, 煬帝即位後又予以恢復,“大制豔篇,辭極淫綺” (《隋書·音樂志》),因此曾經在南朝大力創作宮廷文學的士人們,一變文帝時的悲涼,繼續沿著樑陳宮廷文學的道路發展,創作了眾多奉和酬唱作品。如奉和煬帝的詩歌中,僅《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一題,就有諸葛潁、虞世南、蔡允恭三人的作品傳世,宰相楊素的《出塞二首》,則有薛道衡與虞世基的和詩。以上奉和作品雖是宮廷文學的衍生,但南北文人的共同創作,促進了南北文人間的交流和南北文學融合。除奉和作品外,入隋的舊陳文人中,明餘慶、陳子良、孔紹安等人,雖存世作品不多,但也有不少佳作,呈現出與在陳時不同的文學風貌。如明餘慶《從軍行》“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兩句,已有唐代韻味。

南北朝時期,經學形成了不同的學術風格,如《北史·儒林傳序》所言:“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隋統一南北後,經學的融合也在進行中,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 (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七章《經學統一時代》中所云:“隋平陳而天下一統,南北之學亦歸統一,此隨世運為轉移者也;天下統一,南並於北,而經學統一,北學反並於南,此不隨世運為轉移者也。”煬帝時曾徵集天下儒術之士,聚集於內史省講論,其中有不少江南士人,如吳郡褚輝以《三禮》聞名,撰《禮疏》百卷;餘杭顧彪通《尚書》《春秋》,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餘杭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吳郡張衝,撰《春秋義略》《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許善心任禮部侍郎後,向煬帝舉薦徐文遠為國子博士,陸德明、褚徽、魯世達等授為學官,其中陸德明受學於同樣由陳入隋的張譏,張譏則受學於樑陳大儒周弘正,一脈相承 (見童嶺《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五章)。而南北朝至隋這一時段的《孝經》學研究散佚嚴重,隋代重要著述劉炫的《孝經述議》同樣不存,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日本發現此書,後由林秀一整理復原,可窺得大概 (林秀一復原《孝經述議》的解題譯文收入《秦漢魏晉南北朝經籍考》,中西書局2017年版)。

除經學之外,煬帝也重視其他圖書的編撰,為晉王時就組織王府學士編撰圖書,如潘徽等編撰《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即位後又令虞綽、虞世南、庾自直編撰《長洲玉鏡》四百卷,虞世南在隋任祕書郎時所編《北堂書鈔》,為現存最早的類書。對楊廣下令編撰的圖書,錢穆雲:“此等皆沿齊、樑故習。” (《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二十二章)《資治通鑑》雲,煬帝從晉王到在位的二十多年中,組織完成“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豐富的學術成果體現了有隋一代南北文化和學術的系統整合,而在這一過程中,江南士人和南方學術文化的作用舉足輕重。隋代禮制的因襲,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中案雲:“此隋制禮服不襲周而因齊之例證也。齊又襲魏太和以來所採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晉,上溯於漢,故曰漢晉。”關於隋代禮制,可參考顧濤先生新著《漢唐禮制因革譜》 (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版)中“出禮制極盛期(581-741)”的隋之部。

由南朝入隋的江南人士在煬帝朝獲得了遠超文帝朝的機遇和待遇,在文學、經學、著述等方面光彩斐然。部分南方人進入煬帝的權力核心,但因為故國已亡,根基缺乏,最終成為附和聖意,“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之臣。如虞世基,對煬帝徵高麗、各地起義等狀況,“恐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性意”,甚至最終到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 (《隋書·虞世基傳》)的地步。而煬帝出身關隴豪強,卻喜愛江南文化,在位期間三次巡幸江都,長達數年,並在最後一次巡幸中於江都宮變中被宇文化及等人所殺。在江都宮變中,除隋煬帝被弒之外,據《隋書·恭帝紀》記載,虞世基、裴蘊、許善心、袁充、來護兒等皆遇害。煬帝死後,大將陳稜葬其於吳公臺下,後李淵在622年又下令將煬帝陵遷往雷塘,2013年在揚州曹莊發掘了隋煬帝墓。為煬帝發喪的陳稜,則同樣是舊陳入隋人士。

隋煬帝墓出土的蹀躞帶(南京市博物館“鏟釋三城”特展,虞薇 攝)

二炎精舍藏隋大業殘磚

在天下烽煙並舉,關隴士人極力反對南下江都、建議返回長安時,虞世基、裴蘊等出身舊陳的重臣們,則紛紛支援煬帝巡幸江都,並在李淵攻陷長安後,建議以丹陽為都。於是關隴集團與舊陳官員的衝突便爆發了,直接導致了江都宮變。而在宮變中,江南士人則表現出了忠貞凜然之氣,甘願赴死。如虞世基子虞柔在宮變前得親族虞極密報,可先逃難,但他以絕不“棄父背君”拒之,並在宮變後“競請先死”。亦有不少江南士人謀劃為煬帝復仇,如麥鐵杖之子、武貴郎將麥孟才,“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仇之志”,並謂武牙將錢傑曰:“事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殺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 (《隋書·麥鐵杖傳》)籌謀擊殺宇文化及。由此可見,此時的江南士人們已將煬帝視為生死可託的所忠之“君”,足以見得煬帝待江南士人的榮寵之重。

南朝詞臣北朝客,江南士人經歷國破離鄉,在隋代的命運也屢屢起伏動盪,從文帝時的邊緣化進入煬帝時的權力中心,歸根結底還是以文學修養和文學造詣為依託,進而謀求更深更遠的發展。隋歷二世而亡,而南北文化、政治的交融依舊沿著煬帝的道路持續進行。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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