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淮海“人民的小推車”:不只是動員,也要靠“組織科學”

馬前卒工作室的上一篇《淮海戰役-中篇》提到,解放軍在濟南戰役的半程已經開始考慮淮海戰役問題,而國民黨方面“徐州決戰計劃”最初也是對濟南解放的反應:

濟南戰役後,杜聿明提出乘華野與中野分開休整之機,將當時 剿總下轄4個機動兵團共十二個軍全部東出徐州,投入對山東解放區的再次進攻,目標在進攻過程中消滅華野主力。

1能執行的計劃才是計劃

杜聿明的方案,本質上是企圖重現當年74師全軍覆沒也未實現的”四面包圍,中心開花”策略。且不說解放軍對付這種戰術是多麼得心應手,國民黨軍官也早已喪失進攻解放軍勇氣,絕不會執行如此積極的攻擊方案,更不要說深入已經完全解放區化的山東內地了。所以,這個計劃在蔣介石批了“可行”後,就因為杜聿明被派到東北指揮遼瀋戰役,無人推動而不了了之。杜氏計劃唯一的影響,就是徐州剿總藉此將馮治安部趕出城區,派到棗莊汪賈一線打頭陣,為後來汪賈起義提供了條件。

從1948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的二十多天,正值遼瀋戰役最緊張關頭,華東野戰軍在曲阜召開師級幹部大會,為即將來到的淮海決戰在思想與組織上做最後準備。與此同時,國民黨方面……什麼都沒做,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直白地解釋:“守徐州責任重,我個人是擔不起的”。

剿總總司令都擔不起責任,那誰能擔起呢?自然只有蔣介石自己了。這裡不得不說說當時國民黨最高指揮系統的畸形情況。

1947年5、6月間,在孟良崮戰役與劉鄧突破黃河防線後,蔣介石認為陳誠、白崇禧分管參謀總部與國防部的格局內耗過大,對“勘亂”不利,便將陳誠派往東北,把白崇禧趕到九江,宣佈親自掌管國民黨最高軍事指揮權。之後一年多時間裡,蔣介石不斷在南京、漢口、徐州、北平、瀋陽等幾個剿匪總部之間來回飛行並直接下令,被部下諷刺為“全國各剿總總司令”。

當然,蔣介石不能真的在各大城市坐鎮,所以那些還能直接控制的各剿總,都讓顢頇無能但聽話老實的老牌將領擔任司令,瀋陽衛立煌和徐州劉峙都因這個理由而上任。當蔣介石坐著重慶號在葫蘆島外指揮反攻錦州時,劉峙自然不可能主動“負責任”。

到了10月底,廖耀湘兵團全軍覆沒,瀋陽已經無兵可守,蔣介石知道下一步就輪到徐州了,才在慌亂之中要求總參謀部趕快重訂“徐蚌會戰計劃”。這時國民黨上下已經全無1個月前妄圖進攻解放區,收復濟南的勇氣,拿出的甲乙兩個方案都是撤退計劃,只在集結地域上有所區別。甲案目標是將兵力收縮至津浦路徐蚌段沿線地區,而乙案則全部龜縮到淮河以南。

國民黨總參謀部在四五天中緊急制定出來的兩個方案肯定相當粗糙,無法和解放軍在制定“小淮海”時上到中央,下到各師旅級領導都充分討論相比。但 “再爛的計劃只要執行也好過沒有計劃”,如果堅持執行任意一案,國民黨軍主力機動兵團應該還能逃脫被迅速全殲的命運。而且當時國民黨各部隊基本都處在隴海-津浦鐵路沿線,完全有能力在解放軍南下前沿鐵路南撤到徐州和南京之間。但國民黨卻因為這兩個執行難度並不大的計劃吵得無法收拾。

依照過去幾年的傳統,國民黨最龐大的機動集團戰略後撤,必須蔣介石親自到徐州坐鎮才能保證執行。而據其私人醫生回憶,當時蔣介石受遼瀋戰役戰敗的打擊,:“連續吐血,幾已不能起床”。所以打算讓桂系首領,華中(武漢)剿總總司令白崇禧出面,到蚌埠設立國防部指揮所,統一指揮華中與徐州兩個剿匪總部百餘萬軍隊南撤。但白崇禧從桂系派系利益出發,在考察了徐州實際情況後,基於四個理由拒絕了任命。

首先,自己肯定無法指揮邱清泉這種中央系“老蔣悍將”。

其次,一旦徐州方面戰敗,自己作為指揮者要背鍋,桂系會被削弱。

再次,蔣介石可能因此要求調動桂系老本張淦兵團投入徐州。

最後,自然是希望坐視徐州方面中央系部隊大敗,和李宗仁聯手問鼎國民政府最高權力。

白崇禧拒絕擔任此職務後,國民黨當局又希望華中剿總副司令宋希濂轉任徐州剿總副司令兼剿總前進指揮部主任,進行戰役實際領導。但作為蔣軍嫡系的宋希濂以邱清泉“驕橫跋扈”,無法指揮為理由拒絕去徐州。實際上是不想離開自己的鄂西地盤。最後不得不讓專職欽差杜聿明返回原任,但這時他還在東北指揮葫蘆島和營口國民黨撤退。到11月9日東北行動結束,杜聿明回到南京準備赴任。粟裕方面已經策動了汪賈起義,華東野戰軍開始圍攻黃伯韜兵團了。

為什麼國民黨執行這樣難度不大,純粹內線行軍的計劃卻如此困難,光確定人事就要輾轉花費半個月之久?這就涉及到馬前卒工作室多次提出的國民黨軍隊 “再軍閥化”問題。上一篇我們指出,在抗戰發展與美國援助下,國民黨中央軍已經從軍閥集團進化成一支半法西斯軍隊。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環境下,法西斯意識形態不可能長期維持穩定,隨著經濟崩潰,國民黨統治區域日漸狹小,美國援助時斷時續,國民黨軍隊喪失了城市知識青年的認同,“自然地”迴歸軍閥傳統。

所謂軍閥化,就是軍隊對個人與派系的忠誠高於意識形態。這時國民黨主要派系首先包括桂系這個老對手,其他派系都是從蔣介石“舊”嫡系中分裂出來的新集團。因此國民黨新軍閥的派系形態,與過去那種各佔一省的舊軍閥不同,除了所謂“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三大派,剩下的往往都自稱何應欽顧祝同派。但實際上,這兩位總參謀長對中小軍閥並無沒什麼實際控制力,各級軍官在複雜的排資論輩中形成幾十個小集團。各集團的頭目幾乎全是黃埔前幾期畢業生,資歷接近,都能直接通天(蔣)。蔣介石為了制約各大派系,也樂於見到中小型集團的出現,便於自己作為最高統帥-仲裁者進行指揮。現在蔣介石吐血失去指揮能力後,國民黨指揮系統順理成章地完全癱瘓。

就淮海戰役計劃而言,桂系劉斐與陳誠系郭汝瑰共同制定了作戰計劃,交給十幾個中將兵團級幹部執行。在這些幹部中,邱清泉和杜聿明為一系,李彌與宋希濂為一系,孫元良與李延年是已經失勢的湯恩伯系,而黃百韜則自以為顧祝同唯一嫡系。即徐州幾個機動兵團中沒有明顯的主導派系,唯有李彌因為輩份較小(黃埔四期),所以願意和邱清泉一起服從杜聿明的指揮。宋希濂不願趟渾水,也算是有自知之明。。

剩下較弱的將領,如劉汝明,馮治安,孫良誠都是前西北軍餘部,對徐州剿總的態度近乎於”聽調不聽遣”,國民黨中央對他們也十分猜忌。10月份,蔣介石把劉汝明與馮治安召到南京,要求他們發表“反共宣告”以示忠誠,留在部隊的張克俠、何基灃反而因此得到了起義機會。

總之,在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高官都不能到場負責的情況下,國民黨軍必然一動就亂。所以,明知態勢不利,國民黨軍依然原地靜坐,等遠在東北的杜聿明先完成任務,再來指揮撤退。杜聿明11月11日回到徐州,這時淮海已經進行到第5天,但國民黨軍隊還基本保持了9月底的部署:以十字形遍佈徐州四方,完全是被動挨打的格局。

淮海戰役發起時局勢圖

2束手就擒

11月4日華東野戰軍下達《淮海戰役攻擊命令》,5日全軍進入預備陣地,6日各縱隊從四面八方向徐州外圍據點進攻。同樣在11月5日,國民黨軍決定執行“徐蚌會戰甲案”,但正如本文上篇所說,位置最為突出的黃伯韜兵團在新安鎮耽擱了2天等待海州撤退的國民黨軍,到11月9日——也就是汪賈起義第二天,黃伯韜兵團連同海州撤退守軍才開始向西渡大運河,向徐州靠攏。同日,由於擔心解放軍直接越過已經起義的第三綏靖區,直取當時完全空虛的徐州。劉峙慌亂之中將參謀部預案全部拋開,把徐州東南西三面3個軍團全部緊急調回徐州,造成各兵團之間出現了空虛的缺口——東面本來準備接應的李彌十三軍團沒等黃伯韜兵團接防,就退回徐州。解放軍從這個缺口插入,南下切斷隴海線,將黃伯韜困在運河西岸。

黃伯韜部主力在11月10日已經渡過運河,派部隊佔領了後來解放軍堅守的曹八集與大許家,距徐州市中心40公里。當時解放軍從缺口南下隴海線只有一個縱隊,如果黃伯韜5個軍全力西進,完全有機會衝到後來國民黨援軍打到過的地方。但黃伯韜基於軍閥的本能,在前進遇阻的情況下不相信邱清泉會全力救援,決定以自救為先,把部隊收縮到運河西岸的碾莊地區固守。國民黨因此再次產生“中心開花”的幻想,要求黃伯韜固守碾莊,就地決戰,其他部隊從徐州向東攻擊,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此外,11月9日劉峙全面收縮兵力固守徐州,卻產生了一個意外效果。毛澤東將這一舉動理解為國民黨徐州集團即將“總退卻”(實際甲方案預計要繼續固守徐州),因此下定決心把“小淮海”擴大為“大淮海”,將殲滅黃伯韜兵團的計劃擴大為殲滅整個徐州集團。中原野戰軍本來只負責牽制邱清泉兵團,現在邱清泉兵團也退回徐州,於是被調往宿縣,插入國民黨各兵團之中,切斷了徐州集團南撤和獲取補給的唯一通道。

中野攻佔宿縣是淮海戰役最重要的轉折點,但從戰場態勢看來,這也是一個非常冒險的舉動。南線李延年劉汝明共兩個兵團離宿縣不足70裡,北邊守備徐州南面的孫元良兵團離宿縣不過80裡,而黃維兵團也已經到達百里外的蒙城。此時在以宿縣為中心,方圓百里之內國民黨共有四個軍團十二個軍,約三十萬軍隊。中野只有不滿編且缺乏重武器的六個縱隊,共約十二萬人,等於是自處於三面險地。因此,在11月15日之後的幾天裡,劉鄧非常緊張,給中央電報中彙報:“困難頗多”。

淮海戰役國民黨軍行軍計劃及實際路線要圖

但由於國民黨內部根深蒂固的派系衝突:南線劉汝明與李延年互相猜忌,不能合力北上。李延年擔心劉汝明起義,劉汝明害怕李延年讓自己去送死,兩個兵團互相觀望。11月22日黃伯韜兵團覆滅,劉汝明見華野大規模南下,便藉口守備蚌埠,讓部隊全部逃回淮河以南。得知劉汝明撤退,李延年也跟著逃跑,南線威脅因此解除。

同樣在11月9日,遠在平漢線駐馬店地區的黃維十二兵團也從駐地出發,向宿縣前進。一開始國民黨指揮機構想讓黃維先南撤到信陽,再經過光山六安到合肥,最後通過鐵路運往宿縣。路程雖然遠了一倍,但全程是鐵路和平坦公路,遠離解放區。摩托化的黃維兵團預計只需要一週即可到達蚌埠,與李延年兵團合力北進。

但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把桂系利益擺在第一位,嚴密控制自己轄區內軍隊,不許蔣介石調往徐州戰場參戰。所以南京方面不敢讓黃維兵團南下穿越桂系地盤,要求黃維從駐馬店向宿縣直線進發。這條路不但要橫穿淮河及其6條支流,沿途還都是新解放區。黃維花半個月時間才走到離宿縣還有100裡的蒙城。到達蒙城後,為了等待因派系鬥爭(詳見淮海戰役上篇)而臨時編入其兵團的八十五軍,黃維又停了五天。所以直到11月22日黃伯韜被全殲,在宿縣等待的中野部隊並未等到預期中的三面圍攻,反而可以從容地出擊外線反包圍黃維兵團。

11月25日,來救人的黃維已經陷入華野與中野的聯合包圍,蔣介石才開始要求徐州與蚌埠部隊“南北對進打通津浦路”。但事實證明,國民黨最精銳的嫡系邱清泉兵團面對華野最弱的兩廣縱隊,依然無法達成突破。華野因此發出通報:“國民黨軍隊進攻能力已經遠低於我們此前估計”。

毛澤東致電提醒淮海前指,指出: “敵人很少有進攻能力,但有某種程度的防禦能力”。黃維兵團是陳誠系最核心戰鬥力,所轄十八、十、十四軍,這三個主力軍都是陳誠長期精心培養的嫡系部隊,裝備與幹部配置非常充實。而解放軍的參戰主力是華東野戰軍,忙於阻擊徐州與蚌埠兩個援軍集團,圍攻黃維只能靠從宿縣轉出的中野十二萬人。很難完全困住兵力相近的黃維兵團。

但在解放軍壓力之下,國民黨潛在派系之爭紛紛爆發,直接導致了黃維兵團覆滅。黃維在蒙城等來的85軍與其他三個嫡系軍不同,核心110師是西北軍與黔軍整編,23師是程潛湖南老部隊,都是歷經坎坷的雜牌部隊,所以地下黨員110師長廖運周在被派去打頭陣時,很簡單的把部隊拉走起義,黃維兵團行軍佇列因此被衝散,被迫轉入就地防禦。12月10日又是23師帶領八十五軍餘部全部起義,讓出外圍陣地,把黃維兵團總部直接暴露在解放軍攻擊之下,5天內就被殲滅。

至此,三個國民黨野戰集團只剩杜聿明身所率3個兵團,國民黨將官們完全喪失了與解放軍進行決戰的信心,一心指望黃維多抵抗幾天,拖住解放軍主力,讓自己逃跑。可惜封建化的國民黨軍既無紀律,也無人願意留下來掩護其他部隊,快速行軍通過400公里解放區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務。11月29日,徐州集團開始撤退,經過五天時間,杜聿明集團前鋒才走到離徐州百里外的永城縣。此時蔣介石下令部隊轉向,去救黃維,雖然杜聿明聲稱這是自己被全殲的原因,但實際上他心裡也清楚,就算不救黃維,徐州集團也很難走到國統區。

3小推車的細節

讀到這裡,讀者應該已經意識到了,本文並未詳述雙方將帥的決策與博弈——這根本不是勝負的重點。在雙方兵力、火力沒有數量級差異的情況下,部隊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已經預示了戰役的結果。本文最後一部分將談談淮海戰役的最後一個勝負要素——小推車後勤的組織方式。

淮海戰役從11月6日攻擊黃伯韜兵團開始,到1月10日殲邱清泉李彌兵團結束,在這兩個多月裡,解放軍戰線從山東內地延伸到河南江蘇安徽。單線里程超過800裡。60萬解放軍能在如此大的範圍內連續作戰,粟裕清晰地總結了原因:“淮海戰場的勝利離不開山東人民的小推車和大連生產的炮彈”。

一般的戰史文章都喜歡關注大連新建公司的炮彈如何生產,卻很少有人詳細分析人民的小推車是如何轉動。而官方宣傳只喜歡渲染人民自發自願的積極支援,似乎黨一聲令下,人民群眾就能自動從山東後方走過一千幾百里路把糧食運往戰火前線,淮海戰役的後勤史在過度簡化中逐漸變成神話。

淮海戰役運輸線圖

但當事人陳毅明確指出,淮海戰役的後勤不是神話,而是:

“一門巨大精深的組織科學,這是在我黨領導下中國人民高度的政治覺悟與組織天才的偉大表現”。

過去解放軍在外線作戰,大多後勤物資靠就地解決。到了淮海戰役,數十萬軍隊冬季遠征,至少一半物資要來自山東根據地,甚至來自遠在渤海之濱的濱海區與膠東區,否則就要斷糧。千里調糧,方圓幾千裡的農業社會要抽出10%的勞動力參與遠征,這是自古未有的動員,必然需要自古未有的複雜組織。

早在豫東戰役結束後,華野就下大力氣組建後勤部門。在濟南戰役開戰前的1948年8月建立起一套複雜的預決算與會計制度,為了執行這套制度,從華東軍隊到團級部隊都建立了四大野戰軍中獨一無二的審計與財經處/科/室/組。在地方上自然建立了對應的各級管理機構。

華東軍區及華東野戰軍後勤結構圖

為了使這套複雜組織正常運轉,華東軍區發行了九種票證,頒佈了六七本相關條例,事無鉅細地制訂了新建道路規模、各地黑豆與黃豆兌換比例、臨時僱傭保姆的口糧與工資等等非常細碎但廣泛的需求,建國後的計劃經濟慣性很大程度上就源於這一時期的軍事動員。

為了在標準混亂的農業社會精確計算物資,華東軍區還同步下發了公曆日曆與秤砣,標尺等標準度量衡工具,酷似秦始皇出關東征,滅六國的同時統一度量衡。

最大的難點是民工管理與動員,東北野戰軍以鐵路為運輸主力,簡單將民工按地域來源簡單分為大大小小的單級民工團就能管理。華東野戰軍以人力運輸為主,不得不將民工分門別類進行量化管理:

按支前狀態不同,民工分為三種:

1. 隨部隊移動,負擔軍事後勤,脫產三個月到半年的常備隨軍民工, 24萬人。

2. 把後方糧食運到前方兵站,脫產一週到三月的二線轉運民工。120萬人。

3. 把自己糧食從鄉村運到周邊集中點,不脫產民工400萬。

按工種不同,民工又分為擔架,挑子,小車,大車工。以地域來源,分為支隊(專區)大隊(縣)中隊(鄉)分隊(村)。十幾個專區,編出十幾個旅級的民兵支隊。在不同等級的“隊部”裡,有人數不等的脫產幹部進行管理,都由民工所在地抽調地方幹部組成。

教科書中多次提到那位將地名刻在竹竿上的唐和恩,就是一位二線轉運民工小隊長,他出勤88天,剛好在二線民工脫產三個月的要求內

只靠由上而下的命令和懲罰,當然無法調動幾百萬農民的積極性。所以,這個空前複雜的動員體系,最核心的工作是量化民工的付出,並和物質-精神獎勵掛鉤。

直接的物質獎勵首先就是各種形式的工資:在當時的貨幣體系下,單純紙幣無法取信於民,必須以實物與可靠的票證付款。而不同的民工參戰程度不同,生活待遇也必須有所區分。粗略地說,民工待遇分“供給”與“包運”兩類。其中“供給制”主要針對常備與臨時民工,常備民工享受解放軍戰士待遇,臨時民工則由所在地糧食站提供伙食與茶水,運輸時間也算入村裡互助工,保證本戶生產不受影響。

將糧食補給從後方集中點運到前線部隊是動態補給線的主體。為了保證二線民工積極性,在“工資低於商運,但又使其有利可圖”的原則下,在物資送達後,民工每運輸百里可以拿走運量的15%作為提成工資。以大車隊為例,一輛車兩人兩馬(騾),一天能拿到得30斤左右的報酬,如果全隊能夠較好協調伙食支出,計入來回消耗,全程每人每天大概能夠額外賺4斤糧食作為額外工資,已經高於山東普通季節性長工每月百斤工資的水平。華東軍區以充裕的工資保證了民工積極性,但這也意味著補給線超過500裡後運量補助將超過貨物本身,代價巨大。

華東軍區一直強調支付工資要儘量發給現糧,但實際上地方政府保證前方軍隊糧食供給已經很困難,只能以公糧抵扣糧票或者政府公債進行兌付。就筆者所見,一直到1956年公社化改造前,山東省農業廳依然在檔案裡規定,解放戰爭時期公糧抵扣糧票可繼續抵扣公糧。這也從側面反應了淮海戰役動員成本支付週期之長,以及解放區政府信用的可靠。

淮海戰役過程中,除了人力運輸外,我軍還儘可能利用火車與運河,事後總結,河運的百公里綜合成本為5%,而火車只有1%。充分體現了現代工業對農業社會的巨大優勢。東北野戰軍的後勤問題相對簡單,原因就在於發達的鐵路網。

精神榮譽方面,除了土改之後形成“倒蔣支前,保家衛田”的大背景之外,還在民工中廣泛展開“立功運動”。立功運動以民主互評為基本方式,量化換算,五個三等功可“兌換”為一個二等功,五個二等功又可兌換一等功,而特等功則需要縱隊或者專區特批。雖然原則上立功除了獎狀外並無其他物質獎勵,但對於底層普通農民本身而言,政府所授予的官方榮譽也是一種自古難得的獎勵。而且作為政治積極可靠的保證,立功民工回鄉後,無論是入黨,參軍或者提幹都有一定優先權。

在1954年全套引進蘇聯後勤體制前,這套體系是中國最複雜的後勤制度,是為中國革命決戰而量身定製的“社會軟體”,探出了中國農業社會動員力的短期極限。通過這次動員,新中國的領導人得出了兩個結論:

(A)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驅動下,藉助土改建立的基層組織,可以在短期內動員起來相當驚人的人力物力。

(B)基於農業社會的短期動員成本巨大且不可持續,在真正的工業力量面前不值一提,下一階段的目標必須是全面工業化。

4總結

蔣介石把華東統帥權交給杜聿明之前,提醒杜聿明這是國民黨中央軍最後的機動力量,如果丟給解放軍,結果必然是是蔣系政權的崩潰:“你放下槍(投降),我脫軍裝(辭職)!”。

1949年1月杜聿明集團覆滅,蔣介石能指揮的正規部隊只剩下胡宗南,宋希濂,李延年四個兵團約五十萬人,而且精銳程度遠不如丟在淮海、遼瀋兩大戰場上的主力。在解放軍與桂系的內外夾擊之下,蔣介石不得不兌現了與杜聿明的沉痛承諾,宣佈辭職。國民黨再也撐不住全國政府的面子,開始土崩瓦解。而解放軍這時總兵力已經接近三百萬,如陳毅所言,此後“已無大戰”,解放戰爭的結果不再有任何懸念。

清末以來,人人都說“三千年大變局”,但從維新派到國民黨,每一派走上前臺的勢力都不知道如何應付這個“大變局”,更不知道從哪裡得到應付變局的力量。在連年的內外戰爭中,共產黨逐漸找到了正確結論——只有工業化能應付大變局,只有改造農村才能得到變革的力量。淮海戰役就是這一路線的總檢閱,既是動員農村力量的高潮,更是為工業化積累資源的開始,新中國就此完成了奠基。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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