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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原行長警示:老齡化問題越晚解決越難解決

問題的本質並不是人口動態的變化,左右問題嚴重程度的是對待變化時的應對能力。根據觀察,在人口動態發揮著有用作用時,社會很容易傾向於過度自信。不陷入這種傾向,早早地採取對策,不管對哪個國家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遺憾的是,主流巨集觀經濟學直到現在,對日本所經歷的這些問題,都沒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從這點來說,不管是先出現人口問題的日本還是現在的中國,都必須創造出自行解決人口問題所需的知識架構體系。

——日本銀行原行長 白川方明

圖片來源:沙沙野

本文系白川方明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RI)聯合舉辦的第九屆中日金融圓桌閉門研討會上所做的主題演講。

今天我在這裡要介紹的是少子老齡化為經濟所帶來的挑戰。我也曾就這個題目和中國的朋友進行過交流,感覺中國對日本的這方面的經驗進行了非常縝密的研究。今天,我將一邊考慮中國的現狀,一邊與大家分享日本的少子老齡化的經驗。

對於這個問題,我也經常被批評說“少子老齡化雖然也很重要,但是這並不是中央銀行應該考慮的問題吧”。這些批評我的人應該是站在央行應著眼於今後幾年可能會出現的狀況並專心營運貨幣政策這個立場上的。但是,少子老齡化會對巨集觀經濟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遺憾的是日本在應對這個問題上已經落後了。基於這點反省,我從在日本銀行任職開始,就一直致力於公開表達我自己對於少子老齡化問題的看法。

白川方明在第九屆中日金融圓桌閉門研討會上發表演講

先概況一下我今天的主要觀點。第一,少子老齡化雖然非常重要,但它的影響卻很容易被低估。第二,理所當然的事情,對這個問題越晚著手解決,問題就越難解決。

日本老齡化快於其他國家的原因

為了讓大家對日本的人口動態有個印象,請大家先看勞動年齡人口和總人口的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在1990年代後期迎來高峰,而日本的總人口的高峰則是在2008年~2009年。勞動年齡人口一開始是緩慢減少的,之後減速加快,截止到最近大約每年減少100萬人,減速約為1.1%。另外,總人口目前雖然以每年20萬人左右的幅度在逐年減少,但今後減速肯定會加快。總人口的變化不僅僅依靠出生率和死亡率,還跟外籍勞動人口的流入有關。比如日本的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就綜合考慮了這些因素,預測2060年日本的總人口將跌破9000萬人

日本的老齡化進展快於其他國家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出生率的急速下降。比較二戰後的日本和美國的出生率,可以看出日本的嬰兒潮很快就結束了。第二是死亡率的急速下降。這兩種情況組合出現的最大原因是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由於衛生環境的改善,嬰幼兒的死亡率下降,並且伴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社會保障制度完善,人們對由成家所帶來的社會保障的需求下降,這些原因導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另外,由於醫療環境的改善,老年人的死亡率也下降了。

就這樣,雖然日本的人口動態在二戰後很快地開始發生變化,但人們的意識要發生改變則需要更長的時間。也就是說,人們一貫將人口過剩視為一個問題,事實上也往海外進行移民。有象徵性的事情就是開往巴西的最後一艘移民船是1973年出發的。這是因為,當時的人們還沒有意識到,日本的人口會有減少的趨勢。反過來說,大家開始關注少子老齡化的影響並加以討論,其實也就是最近的事情。

如果出生率能維持在2.1左右的置換率水平的話,日本的總人口就可以保持穩定。但是,儘管日本的實際出生率呈下降趨勢,但根據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的預測,出生率大幅低於置換率這個前提是在1992年設定的,在那之前,設定的前提一般都是出生率會逐漸恢復到和置換率同水平。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 影響遠超預期

對於人口減少對經濟的影響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在1980年代後半期也就是泡沫時期興起的。但當時主流的看法比較樂觀,認為只要通過創新改善生產率的話就沒有問題。這種看法過度信賴市場機制,我自己在當時,也認為擔心人口減少並沒有太大的意義。當然,雖然日本經濟所有的問題都是由人口動態引起的這種想法不合適,但現在日本還是很深刻地理解意識到了阻止老齡化的程序和出生率急速下降的含義。

以2000年為100,將G7的實際GDP指數化的話可以看出,日本是經濟增長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對於這個事實,大家會比較想提“失去的20年”一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2000年以後的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均GDP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甚至超過了美國。單純地僅看總人口的人均GDP增長率的話,日本在G7中也是處於平均水平的。從這點可以看出,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很大的。

為了更詳細地看一下這點,我試著將實際GDP增長率分解成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和就業人員人數的變化。假定性別和分年齡段的勞動參與率是固定不變的,估計到2010年代,就業人員的減少對實際GDP增長率的影響為-0.3個百分點,2020年代為-0.7個百分點,2030年代為-1.2個百分點,負面影響一直在擴大。這對日本經濟而言是非常嚴峻的。

儘管處於這種情況,在過去的20年,日本並沒有直面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問題。在這期間,反而是通貨緊縮經常被視作巨集觀經濟政策的焦點。提升通脹率被認為是優先度最高的政策課題。但是,即使通脹率上漲到2% 的話,工資也會同比率上升,實際工資並沒有發生變化,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其實也沒有得到解決。我認為,通貨緊縮並不是本質問題,只是日本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因素的影響通過通貨緊縮一詞表現出來了而已

目前勞動年齡人口以每年100萬人的頻率在減少,在這種情況下,要顯著提高實際GDP增長率是非常困難的。不過,不僅僅是日本,在討論一國的經濟政策的時候,最終最重要的,不是實際GDP的增長率,而是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而這是由兩個要素所決定的:一個是就業人口的人均實際GDP,也就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另外一個是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就是人口依存率(的倒數)

隨著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度的上升,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上升。理由就是希望繼續對社會做出貢獻,或者想獲得一些收入等等。不管怎麼說,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的上升是一件好事。在全球範圍內,現在日本的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是最高的,但這種參與率上升的特點是發達國家共有的。健康年齡在不斷上升,同樣都是65歲,但過去和現在的健康程度是不一樣的。從平均剩餘壽命來看,1970年的65歲相當於2016年的77歲。將這些也加上去重新計算日本的人口依存率,結果就從45%降到14%。其他國家也存在同樣的狀況。不過,75歲的人為了撫養80歲以上的人還需要不斷工作,怎麼想都是難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說,隨著健康年齡的上升,勞動參與率也會上升,由此勞動人口也會增加,但這種模式是有限的,這種“人口紅利”今後估計只能維持四五年左右

第九屆“中日金融圓桌研討會”現場

老齡化急速發展 能否維持有活力的創新?

因此,長遠來看,提高生產率是最重要的。我自己雖然很多時候不同意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經濟理論,但對他說的“生產率不是全部,但是,從長期角度來說,可以說它意味著一切”還是非常有同感的。

另外,有人認為即使人口減少了,但靠創新可以改善生產率所以沒有問題的,我們應該慎重地對待這種樂觀的觀點。這種觀點的依據基本上是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經驗。根據增長核算將實際GDP增長率分解開來看,在1955年-1970年代初的經濟高速增長期的時候,雖然勞動和資本的貢獻度很大,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貢獻度也很大。以此類推,如果TFP能持續擴大的話,即使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實際GDP也能維持在一個相應的水平,這一命題是對的嗎?

命題本身是對的,但是,說它是對的只是說從定義上來講是對的而已。真正的問題是,老齡化急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是否能維持有活力的創新?樂觀派認為,在應對老齡化時AI技術和機器人應用創新也在發展,它們可以代替勞動力所以沒有問題的。確實這種創新可以改善個別企業的生產率,但是,這些是否可以與提高巨集觀經濟整體的生產率相聯絡,還得看社會整體對創新的可接受程度。換句話說,經濟資源從生產率低的領域向生產率高的領域轉移,結果就得看巨集觀經濟的資源配置是否有效率

要判斷這種可能性,重點要關注以下幾點。

第一,老齡化影響到了政治決策。最近日本國民的年齡中位數達到了47.6歲,與1950年代的20來歲有著顯著差距。老年人變多了之後,社會整體就變得更多地關注如何維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將經濟資源儘可能多地配置到對經濟增長有用的領域變得越來越困難。

第二,不同地區的老齡化問題的影響是不同的,事實上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從2005年-2015年的市町村(基層行政組織)的人口變化來看,人口減少的市町村非常多,其中只有首都圈,關西圈以及福岡周邊的一小部分的地區人口是上升的。而且,根據預測,2015年-2025年,人口減少的地區還會再繼續增加。居民要維持生活的話,需要道路、自來水、醫院、學校等公共基礎設施,但這需要一定的人口規模。民營企業提供的各種服務也是一樣。人口減少的話,規模經濟無法正常執行,效率和生產率也會下降。長期來看,如果不能把人口減少的市町村的人集聚起來的話,維持這些低效的基礎設施就會拉低社會整體的生產率。不是說要讓所有的市町村都像智慧城市那樣子高效率。從巨集觀的生產率來看,加上這種站在政治經濟學立場上的思考也變得重要了。

第三,我想指出的是,在制定經濟政策的時候需要明確政策目標。伴隨著老齡化的程序,預計今後對醫療護理的需求也會擴大。但是,這些領域的生產率本來就很低,如果巨集觀上擁有大份額的比重的話,就會與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產生衝突,社會整體的生產率就會下降。但也並不是說不應該將資源配置給醫療護理領域。政策決策時必須考慮平衡效率和公平。雖說具體如何取得平衡取決於政治,但效率和公平卻不一定是對立的。比如說,將經濟資源投入到醫療護理領域的話,短期來看社會的生產率會下降,但長期的話由於外部效果等會對社會整體產生作用,可能會拉高經濟增長率。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是現在國際會議討論的最多的一個議題。這種觀點,與為了解決平民主義問題,該如何保持國家、市場以及社群三者之間的平衡這一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我自己認為,這種觀點,比過去的任何時期都來得重要。

考慮外籍就業人員的影響

目前我主要講的都是老齡化,少子化跟老齡化還是有些不同的觀點的。比如,“只要實際GDP不斷擴大,就不需要擔心人口減少的問題”,我對這一說法比較懷疑,這個命題是對是錯應該重新考慮。如果這個命題是對的,日本的人口從1.2億人不斷減少,比如說即使降到了100萬人也沒有問題。要維持日本的人口規模的話出生率應達到2.1,而日本的實際出生率為1.4左右,遠低於前值。這對日本來說意味著什麼,我們應該更認真地來探討這個問題。

不過,我自己認為對於這一點是不存在特效藥的,應該將接收外籍就業人員(移民)也一併考慮在內。根據OECD的資料,從外籍就業人員佔總人口的比例來看,不管是外籍常住人口還是淨流入人口,日本的這一數值都要低於其他發達國家。但是,根據OECD的統計,從2014年的外籍人口的總流入人數來看,日本已經是世界上接收人數很多的國家之一了。從社會角度來看能接收多少外籍人口,應該是每個發達國家都應該考慮的難題。

在考慮外籍就業人員的影響的時候,要考慮它們跟國內的就業人員的關係是替代還是補償的,關係不同的話結論也會發生改變。從更大的方面來講,有必要深入考慮外籍就業人員和國內就業人員之間的“可持續均衡”是什麼這個問題。如果是經濟均衡的話,估計它即使發生了偏離也能恢復。但是,這邊說的均衡的情況,在恢復均衡的過程中可能會伴隨一些社會摩擦。近幾年有很多發達國家就外籍就業人員問題發生了很多摩擦,而這些摩擦就無法作為經濟均衡的問題被理解掌握。

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人口問題

作為前中央銀行工作人員,我也想簡單闡述一下在貨幣政策上的觀點。

第一是老齡化和通脹率的關係。觀察2000年代之後的24個發達國家的經濟,可以看出人口增長率和通脹率是成正相關關係的,我對這件事情非常感興趣。雖然主流學派的經濟學者傾向於認為這只是表面上的關係,但我認為這可以作為參考資料。

第二,人口動態可能會影響到金融體系。回顧過去的經驗,依存率降到最低的時候,也就是人口紅利最大時,房地產價格也會達到峰值。不僅僅是日本,英國、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家都是這種模式。勞動年齡人口迎來高峰,意味著人們對住宅的需求也達到最大,同時經濟增長率上升,更容易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抱有樂觀的期待。由此導致的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就成了泡沫的契機。關於這一點,日本的經驗應該是有用的。

中國老齡化程序將快於日本

最後,從日本的老齡化經驗來考慮一下對中國的教訓。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比日本晚了近30年。基本可以確認中國的老齡化程序今後會快於日本。雖然人口動態的問題很像慢動作播放的電影,但是,畫面卻是一直都在發生變化的。等到問題變嚴重後,政策應對也會變得困難。不要輕視這個問題,為將來做好準備極為重要。

問題的本質並不是人口動態的變化。中國和日本的政治體制雖然不一樣,但左右問題的嚴重程度的,都是對待變化時的政治和社會的應對能力。但是,根據觀察,在人口動態發揮著有用的作用的時候,社會很容易傾向於過度自信。不陷入這種傾向,早早地採取對策,不管對哪個國家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將長期性的經濟增長率下降和低通脹率這些現象,誤認為是短期的巨集觀經濟和貨幣政策的問題,是非常危險的。遺憾的是,主流的巨集觀經濟學直到現在,對日本所經歷的這些問題,都沒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從這點來說,不管是先出現人口問題的日本還是現在的中國,都必須創造出自行解決人口問題所需的知識架構體系。

Reference:理財生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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