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從蘇州到鎮江,再從南京到武漢,三國時東吳政權為何如此熱衷遷都_孫權

都城,是一個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一般來說,選擇在哪裡定都,需要縱橫衡量評估各種因素才能加以確定。明代陳建在《建都論》認為都城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即“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

正因為需要考慮的東西太多太複雜,都城地點的選擇歷來都很費腦筋。

簡單粗暴的,如西楚霸王一把火燒掉咸陽,回到彭城定都,反覆糾結的如朱元璋,先後選了南京、開封、鳳陽,甚至還有長安,作為都城的候選地。

當然,還有那種隨著勢力範圍逐步擴大而遷都的,比如北魏,崛起於北方,先是以平城作為都城,後來又有孝文帝打算一統天下而遷都洛陽。

我們今天說的東吳,情況有點和北魏相似,都是因為控制的地盤不斷擴大而適時變更都城的地點。

一、先後有四個城市成為東吳都城

1、吳縣。即蘇州,這裡是秦漢吳郡治所,《吳書》中說孫堅家族一直居住在這裡,“堅世仕吳,家於富春”。

東漢中平元年,即184年,黃巾之亂爆發,孫堅被徵召入軍,帶領兒子孫策渡江跟隨中郎將朱儁南征北戰。初平三年,即192年4月,孫堅在與劉表部將黃祖作戰時被暗箭射中身亡。

孫堅死後,時年17歲的孫策將其葬在曲阿(今江蘇省丹陽市)後,舉家遷到江都(今屬江蘇省揚州市)。

不久,孫策帶兵渡江回到江東,先後奪取吳郡、會稽郡等地。此後,孫策被刺身亡後,孫權繼位初期,依然以吳縣為治所。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說,“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從時間上來看,孫吳前後在吳縣待了14年之久。

2、京口。

從上圖可以看到,三國時期的入海口在今天的鎮江一帶,這裡江面遼闊,寬達幾十公里,浩浩瀚瀚蔚為壯觀。

東漢末年,這裡是吳郡的丹徒縣。《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潤州》說,“本春秋吳之朱方邑。始皇改為丹徒,漢初為荊國劉賈所封,後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孫權自吳理丹徒,號曰京城。十六年遷都建業,以此為京口鎮。”

可見,孫吳定都京口的時間是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赤壁之戰後一年。

3、建業。

建業即南京,古稱金陵,東漢末年叫秣陵,東晉南朝改名建康。

從文獻記載可以得知,孫權建都南京是聽從了謀臣張紘和劉備的建議,其中張紘是從所謂的王者之氣角度說的,稱秣陵“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劉備則是從軍事角度加以建議,“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

因此,孫權在京口僅僅2年便都秣陵,順便將其改名建業。

建業者,建帝王之業也。這也是南京歷史上第一次成為都城所在。

4、武昌。

武昌古稱為“鄂”,兩漢期間,鄂縣屬於江夏郡。赤壁之戰後,為劉琦所控制。公元215年,即建安二十年,劉備與孫權爭奪長沙等三郡失利,孫吳實際控制了鄂縣。

此後,吳國兩次在此建都。

第一次是公元221年4月,劉備稱帝於蜀,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此後,一直到公元229年4月孫權在武昌稱帝,9月還都建業,但是仍然留下儲君與重臣在此鎮守,“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第二次是二十多年後,吳國末帝孫皓於公元265年9月遷都建業,當時有民謠唱道,“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次年12月因為建業局勢不穩,被迫還都。

二、東吳皇帝為何熱衷遷都

從吳——京口——建業——武昌,東吳之所以不停地遷都,是伴隨著它的實力發展壯大而自然做出的選擇。

早期孫吳政權實力弱小,偏處江東,只能在孫堅家族所在地,吳縣。

公元208年爆發的赤壁之戰,阻止了曹操統一中國的步伐,魏蜀吳三國鼎立局勢開始形成。

實力壯大的吳國,再僻處吳縣已經無法及時應對天下大勢,遷都京口、建業事所必然。

因為赤壁之戰後,曹操雖然暫時退回北方,但並未放棄再次南下的企圖。

不過由於劉備勢力的崛起,曹操已然放棄從荊州南下的企圖,而是打算改以揚州為主攻方向,即所謂“四越巢湖”,即經壽春、合肥至巢湖,再沿濡須水南入長江。

史載,公元209年曹操親率大軍出征揚州,“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此外,從地理形勢上看,北方軍隊南下,長江下游有兩處重要渡口,分別是採石渡和瓜州渡。

其中瓜州渡的對面正是京口,所以孫權若是繼續屯兵於吳,已經不符合時局的要求。

在京口定都兩年後,孫權發現了更好的地方,這就是秣陵(南京)。

和京口相比,這裡有三大優勢:

1、地勢險要。“遠近群山,環繞拱衛,鬱蔥巍煥,形勝天開”,《丹陽記》稱“因山為城,因江為池”,所謂“鐘山龍蟠,石頭虎踞”。

2、治理水軍。秦淮河水道寬闊,入江口有大型港灣,可以停泊大型艦隊,也是孫權考慮在此定都的重要原因。

3、居中兼顧。曹軍的進攻路線,除了水師由濡須口入江外,還可以經和縣從採石磯渡江。所以在秣陵建都,既可以照顧到瓜洲渡,又可以及時對採石渡做出反應。

我們知道,三國鼎立的形成之戰是赤壁之戰,真正定型的則是爆發於公元221年的夷陵之戰。 公元221年7月,劉備為了給關羽報仇,揮兵攻打東吳孫權。孫權求和不成後,決定一面向曹魏稱臣,避免兩線作戰,一面任命陸遜率軍應戰。

陸遜與劉備相持七八個月後,最終於夷陵一帶打敗蜀漢軍。

由於長江的獨特地理形勢,自古以來,東南立國的政權都必須控制荊襄一帶,才能偏安東南。

孫權奪回荊州後,考慮到上游“一旦有警,水道溯流二千里,不相赴及”,意思就是距離太遠,來不及反應,做出了遷都武昌的決定。

三、從孫權到孫皓——吳國為何對武昌念念不忘

早在偷襲關羽的時候,孫權就將其軍隊主力調往湖北,應對可能的大戰。公元221年4月,劉備稱帝后,孫權將駐蹕地從公安遷到鄂縣,隨後在此建都並改名武昌。

這是因為孫權奪取荊州後,勢力範圍再次急劇膨脹,“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防守壓力隨之增大。

此時的東吳,不僅需要抗擊三峽和襄陽方向的蜀國魏國軍隊,還要照顧到後方的安全,防止曹魏突然發兵南下。

位於長江中游的武昌,順理成章進入孫權的視野,這裡建都屯兵既能兼顧東西兩線戰事,又能方便軍隊沿江調動。

事實的發展,也證明了定都武昌的正確,就在夷陵之戰的次年,曹丕下令三道伐吳,其中“曹休、張遼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圍南郡”,結果孫權居中排程,應付闕如,成功擊退了魏國氣勢洶洶的進攻。

不僅如此,武昌和建業一樣,都位於長江南岸的重要渡口,都有長江支流可以停泊軍隊(武昌有樊川,建業有夾江),此外,建業有前湖、玄武湖、清涼山,武昌有洋蘭湖、三山湖和梁子湖、西山。

從外圍來看,還有虎林、夏口、沔口、邾城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予以護衛。

武昌還富有銅鐵等礦藏,可以鑄造兵器、錢幣等。陶弘景《刀劍錄》記載,黃武四年,即公元225年,孫權遷都武漢第三年,採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三尺九寸,刀頭方。

公元229年,考慮到蜀吳重修和約,東吳已經無法再向長江上游發展,同時迫於廣陵方向面臨曹魏空前軍事壓力,孫權不得不重新調整戰略重心,再次遷都回到建業。

不過因為有著以上諸多優越的因素,武昌在吳國的戰略地位始終未曾下降,如229年開始,孫權便以重臣陸遜鎮守武昌,直到245年去世,武昌始終是吳國首屈一指的重鎮。

可惜的是孫皓看到武昌處於長江上有的重要性,卻因為種種因素制約未能遷都成功。

不僅如此,他對荊州防務作出的種種變更導致兵不足用,將非其才,“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御也。”

丹陽太守沈瑩的預言最終成真,最終西晉伐吳的時候,幾乎兵不血刃拿下武昌,“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與王浚將兵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降。”

小奔說:

當初孫權初見魯肅的時候,後者向其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是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第二步是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第三步是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周瑜在赤壁之戰後,提出“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可見,無論是魯肅還是周瑜,都敏銳地看出來立國東南只能偏安,要想進取中原,必須沿著長江逆流而上,掃除劉表、劉璋所在的荊州、益州,與北方形成對立,繼而才可進取中原。

後來孫吳的遷都其實也正體現這樣一個思路,吳——京口——建業——武昌。

可惜的是,孫權死後,東吳陷入內亂(諸葛恪輔佐孫亮時,曾打算遷都回武昌,但沒有成行,自己就被人幹掉了),最終不能守住荊州,被西晉數路並攻最終亡國,所謂“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從哪裡來還打回哪裡去。

唏噓。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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