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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訪談丨哈貝馬斯:面對歐盟的撕裂,如何整合歐洲認同_議會

問題設定、整理 | 徐悅東

作為一名重要的思想家,哈貝馬斯並沒有深藏於象牙塔不聞世事,他有著很深的現實政治關切。他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捍衛自己哲學原則的同時,他積極以公民的身份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他的學術思想與政治公共領域的關係就非常複雜,他的思想在歐洲一體化乃至世界一體化上具有著深切的指導意義。

在近年來全球右翼崛起的背景下,英國脫歐、川普上臺等“黑天鵝事件”屢屢出現,民粹主義的大潮侵蝕著歐盟的團結。在最近的歐盟議會大選中,極右翼政黨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歐洲懷疑論有越演越烈的勢頭。對於歐盟所面臨的危機,在以往的著作中,哈貝馬斯曾經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和看法。

哲學有能力規範共同生活,特別是政治的公共生活

Q:我們知道“海德格爾事件”對你的影響很大。1953年,海德格爾把他在1935年所作的《形而上學導論》一字不改地發表了出來,裡面還聲稱法西斯主義是“一場具有內在真理和偉大的運動”,這引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人們圍繞“海德格爾和納粹”的問題展開了爭論,當時你也參與了爭論。你能談談你對“海德格爾事件”的感受嗎?

A:直到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導論》出版,我的政治信念和哲學立場還完全是兩碼事。它們是兩個互不相干的世界。可是,我發現,海德格爾——我曾在他的哲學中成長——竟然未作任何解釋就把他1935年的講稿公之於世,這使我大為震驚。於是,我寫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法蘭克福匯報》上。我當時很幼稚,這麼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怎麼會做出如此的事情來呢?

(《政治短論集》,(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I-IV))

海德格爾

Q:你作為一名哲學家,也是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你怎麼看待哲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相對於其他專業知識分子的優勢?

A:首先,哲學家可以對現代社會的時代診斷作出獨特的理解。因為從18世紀晚期開始,現代性話語主要表現為理性在哲學層面上的自我批判。

其次,哲學可以更好地和總體性建立起聯絡,並用不同的語言提供具體的解釋。由於哲學與科學以及共同感保持著一種內在的聯絡,由於哲學既能理解專家文化的特殊語言,也能領會實踐中的日常語言,因此,哲學可以對科學和技術、市場和資本、法律和官僚所引起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出批判。

第三,哲學從開始就有能力接手規範的共同生活,特別是公正的政治公共生活的基本問題。哲學和民主不僅有著相同的歷史發生語境,而且在結構上也相互依存。哲學思想的公共功能尤其需要在制度上保障思想自由和交往自由,相反,一種始終受到危害的民主話語也離不開理性這樣一個公共守護神的警醒和干預。

(《真理與論證》(Wahrheit und Rechtfertigung))

面對歐盟的危機,如何整合歐洲人的認同?

Q:面對英國脫歐、歐洲議會選舉右翼崛起的形勢,不少人擔憂歐盟會不會分崩離析。在各地民族主義力量崛起的情況下,歐洲認同面臨著很大挑戰。你認為歐洲到底還有什麼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理念,能讓歐洲人的認同整合起來?

A:基督宗教與資本主義、自然科學與技術、羅馬法與拿破崙法典、資產階級的城市生活方式、民主與人權、國家與社會的世俗主義,所有這些歐洲的遺產全都擴散到了其他的洲,已不足以構成歐洲的特有部分。西方的心靈根植於猶太-基督宗教傳統,的確有其獨有的特質。但是,歐洲國家跟美國、加拿大與澳洲也具有一種共同的心理特質,亦即個人主義、理性主義與行動主義。作為一種精神的形式,“西方”所涵蓋的絕不只是歐洲而已。此外,歐洲是由民族國家所構成,而民族國家的界定本來就極富爭議,由民族語言、民族文學與民族歷史所形成的民族意識,長久以來更是被操作成為一種極具爆炸性的力量。

然而,對民族主義這種毀滅性力量的反彈,也已經發展出某種價值與傳統,使得當代歐洲具有無比豐富的文化多元性。這正是歐洲在面對非歐洲時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好幾個世紀以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衝突、神權與世俗權力之間的摩擦、信仰與知識之間的競爭、國家與敵對階級之間的鬥爭,相較於其他的文化,歐洲的情況嚴重得多,因此,也已經從痛苦中學會了如何溝通歧異、整合矛盾以及化解緊張。承認歧異的存在——相互承認另類之所以另類——也能夠成為一種相互認同的特性。

以福利國家弭除階級的衝突,以及在歐盟的框架內自我約束國家的主權,則是新近樹立的典範。誠如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所說,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在鐵幕的這一邊,歐洲經歷了它的“黃金時代”,從此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特質,因此,不管是德國人還是法國人,別人總是將我們看作歐洲人——不僅在中國香港如此,甚至在特拉維夫亦然。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同時,在歐洲的社會,世俗主義發展得相當成熟,政治與宗教涇渭分明,對於任何越界的行為,人民都不免質疑。歐洲人對於國家的組織和管理能力充分信任,但對市場功能卻表示懷疑。他們具有敏銳的“辯證啟蒙”意識,對於科技的進步,不會天真地抱持樂觀的期望。他們選擇接受福利國家所帶來的社會安全保證,也接受以團結為基礎的規範。對於暴力的使用,他們所能容忍的門檻非常低。對於國際秩序,他們追求的是多邊的合法管制,與此密不可分的是,他們希望改革聯合國,並在此架構下推行一個有效的全球性政策。

(《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

Q:有人認為歐洲是很難整合起來的,因為政治認同需要某種共同的傳統、歷史或語言,也潛在地導致了歐盟內部的撕裂和紛爭,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呢?

A:歐盟這種令人痛心的狀態,似乎證實了“無人民論”

(no-demos thesis)

,即歐洲不能立憲,因為沒有立憲的“主體”。按照這個命題,歐盟不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自身認同的政治共同體,“因為並不存在歐洲民族”。這個理由建立在如下假設之上,即只有一個通過共同語言、傳統和歷史聯絡起來的民族,才能為政治共同體提供必要的基礎;只有在共同理想和共同價值導向的基礎上,成員國才有能力並準備好接受彼此的權利和義務,才會普遍地信任和遵守這些規範。我想指出的是,這個解釋經不起進一步的檢驗,即便它看起來得到了歐洲民族國家歷史的支援。對於是否存在歐洲認同這樣的問題,今天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這個命題的提法也是錯的。重要的是,它必須滿足的一個條件是:公民能夠將其國民團結拓展到各自的民族邊界之外,並以相互包容為目標。

(《分裂的西方》)

哈貝馬斯

Q:你認為歐盟是後民族民主政治進行中的一個實驗,你還稱歐盟是“歐洲的第二個機會”,但你的歐盟理念會不會太烏托邦?

A:假如說我堅持的烏托邦能有任何一小部分得以倖存,那肯定是這個理念,即民主以及為取得民主的最佳形式而在公共領域展開的努力能夠對戈爾地雅斯難結快刀斬亂麻,解決用其他方法解決不了的難題。我不是說我們將會成功做到這一點,我們甚至不知道成功有沒有可能,但正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仍然要嘗試。

(《作為未來的過去》)

Q:當今歐洲媒體經常討論歐洲難民融入主流社會的問題,在一個多元文化社會裡,民族群體、宗教信仰都越來越多元化,那麼,一個多元文化社會裡的政治體系該怎麼進行調整去維持如此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社會呢?

A:只有當民主不僅體現為自由主義的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而且也體現為社會參與權和文化參與權,多元文化社會才能通過這樣一種長期儲存下來的政治文化加以維持。

(《包容他者》)

康德關於世界公民秩序的設想還有沒有未來?

Q:面對當今加速的全球化趨勢,有人贊成堅決捍衛民族國家,支援某種國家保護主義,也有後現代主義者對全球化感到歡欣鼓舞,認為我們應該徹底超越民族國家。你是怎麼看待這兩種對全球化的看法呢?

A:新的國家保護主義無法闡明,一個世界社會如何會被重新分解為不同的環節——除非依據一種世界政治,而它又認為這種政治純屬幻想。一種自我解放的政策,同樣也難以讓人信服,它想讓一個國家徹底融入後民族的格局當中。後現代的新自由主義無法闡明,國家層面上形成的稅收能力和合法化的缺失,如果沒有新的政治調節形式,在跨國層面上又如何能得到補救。由於衡量正當權力的標準注重的效果不同於經濟效果,因此,政治權力不能隨便用金錢來取而代之。

(《後民族結構》)

Q:在二戰後,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國際法的憲法化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許多國際組織也建立了起來,但許多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者們並不認為國際法能夠擁有實際的權力,你怎麼看國際法憲法化的未來?

A:自兩極世界秩序終結以來,美國成為絕對的超級大國,世界公民憲法的發展呈現出另一種可能。世界雖然還是由民族國家所統治的,但已經在向世界社會的後民族格局過渡。各國失去了其自主性,陷入了這個全球社會的水平溝通網路之中。但是,在這樣的處境中,康德關於世界公民秩序的設想不僅要面對傳統的“現實主義者們”的詰難,這些人聲稱權力在社會本體論上優先於法律;而且其另一個反對者今日也以自由的世界倫理

(Weltethos)

之名粉墨登場,它要代替法律的原有位置。

按照現實主義者的看法,用法律對政治權力進行規範性控制,只有在主權國家之內才是可能的,後者的存在以暴力的自我保障能力為基礎。在這一前提下,國際法必須永遠不能擁有制裁權。康德式的理想主義者和卡爾·施米特式的現實主義者之間,關於國際關係法律化的邊界之爭端,今天與一種更為深刻的衝突交織在了一起。美國的政府官員們所要實施的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喊出了“美國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

的口號。它引發了一個問題:國際關係的法律化

(Verrechtlichung)

是否應被一種由超級大國決定的世界政治的倫理化

(Ethisierung)

所取代。

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在於,在民族之間的關係中,正義是否可能;最新的爭論是,為了維持和平與國際安全以及在世界範圍內實現民主和人權等目標,法律是否仍是合適的手段。對於用何種方式來實現這些目標尚存在爭議,即究竟是用法律上確定的程式,還是用一個善意霸權的單邊秩序政策的力量。聯合國包括大量的成員國,其決定是可選擇的,但其決議是無力的。當巴格達的薩達姆雕像倒下時,這個問題事實上已經得到了解答。美國政府在2002年9月宣佈了國家安全戰略,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這樣它已經兩次棄國際法於不顧。此外,它還將聯合國拋在一邊,將其自身的、在倫理上正當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甚至忽略了其盟友的異議。一心開戰的超級大國將聯合國邊緣化,這對現行的法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薩達姆的雕像倒下

如此一來也就出現瞭如下的問題:從規範方面看,這種帝國主義行徑到底錯在哪裡?——前提是,美國的參與本可更為有效地實現聯合國的目標,即使美國對該目標是三心二意和敷衍了事的。或者,在這種與事實相反的情況下,我們仍應堅持很久以前已經開始的國際法的憲法化,並全力支援讓未來的美國政府接受其世界歷史的使命,後者在災難性的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被當時的威爾遜總統和羅斯福總統視為己任。只有當美國回到1918年和1945年之後其所代表的國際主義,並且重新將自己的使命認定為從國際法向“世界公民狀態”的演化,這項康德計劃才能繼續。

這樣一種處境受到了恐怖主義和戰爭、不均衡的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被伊拉克戰爭的不幸結果所激化。這迫使我們重新反思這個問題。今天,哲學至多能在國際法和政治學所進行的專業討論之後,提供一種概念澄清。政治學描述國際關係的狀況,法學對現有國際法的概念、有效性和內涵做出陳述,哲學則可以嘗試在現有框架和有效規範的幫助下,對法律發展的一些基本概念進行整體上的澄清。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哲學才能對此問題有所助益,即康德計劃是否還有未來。

(《分裂的西方》)

作者:徐悅東 編輯:徐悅東

校對:翟永軍

責任編輯:

Reference: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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