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真的是因為宋代太弱被蒙古人給滅的嗎?

公元1280年,一場爆炸讓揚州舉城皆驚。

一位城中居民寫道:“聲音像火山爆發,像龍捲風吹來,全城震恐。”衝擊波,或時人所謂“炮風”,震得屋樑飛出3英里(約4.8公里),屋瓦吹到30英里(約48公里)之外。

城中百姓最初以為是打仗了——他們數代就生活於戰火之中,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一場事故。揚州武庫辭退了最有經驗的一批火藥技師,而初出茅廬的新人研磨硫黃時常常馬虎大意。火星不慎濺落,點燃了一些火槍,火槍如“受驚毒蛇”一樣噴吐火舌,場面煞是好看,直到火焰引燃了火藥。整個武庫發生了爆炸。一百名衛兵身亡,屍骨無存。彈坑超過了10英尺深。

爆炸發生時,歐洲人大多還不知火藥為何物。西方人對火藥的第一條記述是學者羅吉爾·培根(1214—1292)所錄,為爆炸發生的十多年前,而這種物質在歐洲戰爭中發揮重要用途就要到五十年之後了。然而,在1280年,中國的那些居民,已經在火藥時代生活了幾個世紀。

五代時期的敦煌壁畫,目前已知最早的關於火槍的描繪(右上方)

學者提出,中國人在慢慢探索火藥的各種可能性的時候,歐洲人真正掌握了這種新技術的用途。就連漢學家都這麼認為。不過,中國將火藥付之應用真的很慢嗎?我們馬上就會看到,完全開發出這項技能有許多技術難關,但是如果我們從火器演化的全球背景去看,中國人的發展速度是很快的。這一速度完全可以和14—15 世紀西方火槍的演化速度相比。

載有早期火炮武器的宋代樓船

想想1127年到1279年,也就是南宋時期,人類經歷了從使用最初級的火器,比如火藥箭,到發展出一整套精密武器,比如火槍、各種原型槍的過程。在後一階段的末尾,終於出現了真正意義的槍。算上之前的北宋(960—1127)——那時一件火器都沒有,在宋朝統治的三個世紀裡,人類在軍事技術上取得了21世紀前最為迅猛的發展。演化的速度當真驚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戰爭從中國宋朝開始。

我們將其與現代相聯絡的其他很多事物也出現於宋朝。

宋朝,960年—1279年

宋朝一直以來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據宋史專家迪特·庫恩(Dieter Kuhn)說,宋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 表現出“現代資本主義啟蒙最為顯著的特徵”。這或許過譽,但毫無疑問的是,宋朝在技術、經濟、科學、文化方面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巔峰時代。

中國的歷史學家已經表明,直到18世紀晚期,城市中心居民最多的一個時代就是宋朝,宋朝的城市化率至少達到了10%,歐洲社會在1800年左右才達到這個比例。

當時歐洲最大的幾個城市,人口都在10萬左右——塞維利亞15萬,巴黎11萬,威尼斯7萬,倫敦4萬。而那時宋朝都城開封的人口已經超過了100萬。

南宋在杭州建都時,杭州的人口也非常稠密,超過了100萬(有估算達到了250萬),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城市。

南宋行在臨安想象圖

連線中國那些繁華都市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交通網,在中國廣袤的平原(Great China Plain)上建起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貿易區”。這一交通體系為歷史學家所謂的宋朝“經濟革命”奠定了物質基礎, 有的學者乾脆將之稱為“工業革命”。

從鐵器、陶瓷到先進的金融體系,經濟的發達必然會促進軍事技術的進步。不提火器,宋朝及其鄰國的發明者還製造並改進了遠距離弓弩、新型的速射弩盒、巨大有力的炮弩(artillery crossbows)、雙活塞壓力火焰噴射器,還改進了鍛造劍、矛和盔甲的技術。

宋代步人甲復原圖與介紹

宋朝的先進是眾所周知的,而悖論也是舉世聞名的:即便作為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宋朝也沒有在東亞稱霸。

宋之前的朝代,漢唐登上了無可置疑的權勢巔峰,宋的後來者,明清也一統天下,威震四鄰。但宋朝作為國家卻往往軍事失利,敗多勝少,締結過不少城下之盟。

澶州城牆今日殘址

這個悖論讓學者們疑惑不解,他們認為這是“困擾宋朝三個世紀之怪現象”。歷史學家為了解釋這個現象,強調宋的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作用。在儒家的影響下,宋人重文不重武。學者認為,在宋朝,儒家倡導文(文字、文化、文明),貶低武力,信奉君主和大臣以德行就能垂拱而治,訴諸武力是野蠻和不文明的做法。假使宋人對戰爭加以應有的重視,它便能當之無愧地成為東亞霸主。

但是,近期研究宋朝的著作表明,宋朝並沒有忽視戰爭,且重視程度並不弱於上文的建議。王元康寫道:“在考慮是否動武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實力對比,而不是文化上對戰爭的厭惡。”與此類似, 唐·維亞特(Don Wyatt)寫道,在宋朝,“中國人……用盡一切辦法維護國家在地域上的統一”“訴諸戰爭的傾向絲毫不遜求和”。學者進一步發現了宋朝尚武的一系列有力證據。朝廷監督進行了大量軍事生產專案,並且他們研製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就連《宋史》也注意到,“他們的戰爭工具極其高效,近代前所未見”。然後接著寫道,“他們的部隊作戰往往沒那麼有力”,但“他們的武器和盔甲非常好”。

那麼,我們如何解釋宋未能駕凌四鄰的難題呢?答案不在於宋有多弱,更在於它的對手有多強。宋朝前後319年,有四個主要敵人,最出名的(也是最致命的)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不僅壓制了宋,從基輔到巴格達,從喀布林到開封都是它的戰利品。蒙古人之前,宋還有三個從中亞到北亞的死敵——西夏的党項人、遼國的契丹人和金國的女真人。

北宋時期全圖

南宋時期全圖

他們可不是粗夯的遊牧民族。他們治下的國家同樣厲害。保羅·雅科夫·史密斯寫過:“10-13世紀,內亞國家治國手段迅速優化,這使它們能夠駕馭一支可怕的軍隊,在北方前線平抑掉農業大國宋在財富和兵力上的優勢,從而阻止了宋成為中國治下世界秩序的霸主,將之壓制為東亞多國體系中的普通一國。”宋統治中國時恰好是中亞列國國力超常卓絕之時,宋的弱勢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

在歐洲,國際體系中國家間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被理解為是有益的,因為這種態勢有選擇地製造了壓力,促使精密工藝、管理結構和科學技術向前發展。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把宋未能凌駕於鄰國看作孱弱的標誌,而不是其發展的動力來源呢?

宋朝的戰國時代

宋的創新不是孤立出現的,遼、金、西夏以及蒙古的貢獻也很重要,他們互相刺激,互相挑戰。宋和這些政權長期為敵,也長期往來。為尋找機會或者逃離匱乏,宋的臣民會跨疆遷徙,官員叛逃亦是常事。雖有禁令,但貿易仍然流動。

此外,儘管宋的四鄰都非漢民族建立的政權,但他們都深為漢的文化和制度所影響。相繼控制中國北部的遼國(916—1125)和金國(1115—1234),本質上是內亞人階層佔統治地位的中華文化國家。實際上,遼國君主自認為承襲了唐朝,金國君主也有相似的表述。統治西部的西夏確為異質,但它同樣深受中華文化和制度的影響。漢語是東亞的通用語種。軍事著作雖然禁止出口,但也能流出國境,比如作為戰利品它就非常搶手,戰爭後勝利者裝運戰利品的車隊就滿載著書籍和文獻。

遼、金、西夏的戰爭策動者不但讀漢文的軍事經典,還出錢把它們翻譯成契丹文、女真文、党項文。刺激是雙向的,宋朝軍事史專家寫道:“契丹、女真、党項的軍事統帥拜服中華文明,他們研究漢人軍事科學的同時,也正向地刺激了宋的軍事科學發展,推動中國軍事科學的第二次大繁榮。”(第一次是在春秋戰國時孫子的時代)

宋代富有競爭性的國家體系中,還有另一個關鍵因素也方便了這種相互刺激的模式:它的穩定性。

宋朝的“戰國”之間達到了軍事平衡,雖然宋偶爾表現得弱於遼金,但它也證明了自己不是那麼容易被擊潰的。1127年宋朝政府被趕出了開封,在南方重新建都,從此宋朝分為兩個階段: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

但其他幾個政權就沒那麼堅韌了。西夏、遼、金要麼互相殘殺,要麼被13世紀初崛起的蒙古人剿滅。而征服了大部分已知世界的蒙古人,打敗宋,也花了將近五十年。

“上帝折鞭處”釣魚城

這樣的穩定性,恆常的敵對態勢,對於“戰國”的發展動能極為關鍵。混亂與穩定之間的平衡創造出一種高產的均衡態,宋朝的“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都不常見的穩定和持久的形態。

戰國時代的原型(前475—前221)當然也是出了名的持久,七雄並起,爭鬥超過了兩個世紀,或者更長——取決於我們假定何時為“體系形成”的時間。那個時期見證了許多軍事創新和行政管理創新,從此結構既定,隨後秦漢承襲舊法,這樣的結構就成了中國王朝的祖制。

漢朝既滅,中國進入了又一個穩定競爭的階段——三國時期(220—280),但接下來,從280年左右到581年,大量國家進入視野又消失不見,顯然缺乏穩定狀態。兩晉南北朝這段歷史混亂不清,以至於大多數教科書都對之草草記述,或是作為一個整體略去不提。“很長時間都沒有劃分出邊界來,”一位歷史學家說,“這段三個半世紀的政治史是中國史裡最複雜的一部分。”終於隋朝(581—618)帶來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隨之是繁華的唐朝(618—907),混亂才終止。唐朝覆滅後,中國又進入了列國競逐的樣態,直到宋在960年建立統治。

相比於原版的戰國時代,宋朝的“戰國時代”呈現了一種緊張的穩定。

宋朝的大部分時間裡,大致都有三個主要對手同時存在,形成緊張的均勢,由此我們可以把宋朝的“戰國”體系劃分為三個獨立階段。

第一階段是10世紀晚期到1125年,宋的西北是党項人的西夏國,東北是契丹人的遼國。1125年,遼國被新近崛起的金國所滅,後者代替遼雄踞北垂,並向南面宋的國土擴張,逼宋偏安建立了國土小一號的南宋,但國力依然強大。從此第二階段拉開帷幕。

第二階段從1125年到1234年,此時南宋北面抗金,金西拒西夏,形成一種新型的三國態勢,直到成吉思汗於13世紀初登臺。成吉思汗於1227年滅西夏,他的繼承者於1234年滅金國。

1234年之後,變為宋和蒙古二虎相爭。宋朝“戰國”體系的第三階段結束於1279年,宋最終被蒙古人滅國。

南宋末三帝之一趙昺

正是這樣的地理政治競爭讓宋朝文化繁榮、經濟發達、科技昌明, 從而舉世聞名的嗎?

我們不能把宋朝的發展動力簡單地歸因於地理政治競爭,正如對於近代歐洲,我們也不敢這麼說一樣。諸多變遷盪滌了宋及其四鄰:農業的、商業的、財政的、技術的。戰爭僅僅是這個複雜、活躍的時代中的一個變數。

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地理政治上的緊張關係引發了大量軍事創新,尤其是說到火藥武器上,更是如此。歷史文獻中對火器戰役的記載在宋時持續增加,尤其是南宋時期。

歷史學家粟品孝寫道:“在南宋, 尤其是南宋晚期,火器廣泛使用,(在歷史文獻中)說到軍事裝備時大量提及,在戰場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宋朝第二階段,大概是1120年到宋滅亡的1279年,是火藥戰爭飛速發展的時期。

我們將看到,這些發展都遵循了傑弗裡·帕克所說的“挑戰—迴應的動態模式”,這是由持久的軍事對抗造就的。撐完一個回合的國家有所領悟,改革它的技術和組織結構,再將其運用到新一輪的戰鬥中。宋朝的“戰國時期”分毫不差地展示了“挑戰—迴應的動態模式”。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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