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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清朝的一起強姦幼女不作為案_扶格

發生在清朝的一起強姦幼女不作為案

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閏七月十八,這是歷史上平淡無奇的一天。但這一天,在道光皇帝釋出的上諭中,有被史官視為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關於發生在直隸文安縣的一起強姦幼女案。

道光皇帝的憤怒,源於都察院的一封奏摺。奏摺中說,有一名女子到都察院控告鄉人高扶格強姦她年幼的女兒。告狀人是王呂氏,這個鄉下女人孤身上京城,不知道歷經了怎樣的艱險辛苦才找到負責監察和彈劾的都察院。

首先,王呂氏和丈夫把高扶格告到了文安縣衙,知縣接到了案子後,叫縣衙裡的女役查驗了受害者的傷痕,卻並未當即將高扶格關進大牢,而是在二十多天後,才再次派遣差人,傳令王呂氏等到縣衙“復行審驗”。

奏摺中彙報的情形讓道光皇帝憤怒,他認為,這很有可能是縣官在徇私枉法。於是,道光在上諭中說,高扶格強姦王呂氏之幼女,有縣衙女役的“供單”證詞,嚴加審問,應該不難定罪。然而,知縣遲遲不肯定案,“其中顯有別情”。

在清代,強姦幼女是“犯奸”罪名中最嚴重的一種。對一般的強姦案,《大清律例》中規定,強姦者絞監候,即判處絞刑,秋後再審,決定是否執行。強姦未遂者,則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輪姦良家婦女者,為首斬立決,同案犯絞監候,而雖為同謀,但並未參與輪姦的案犯,要發配到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而對強姦幼女案則規定:“強姦十二歲以下幼女,因而致死,及將未至十歲之幼女誘去強行姦汙者,照光棍例斬決;其強姦十二歲以下、十歲以上幼女者,擬斬監候。”即便幼女與案犯通姦而非被強姦,也要按照“雖和同強”之法,判處絞監候。而倘若強姦十二歲以下幼女未遂,但經過審查,確有其事的,案犯也要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

所以,文安縣的強姦幼女案,人命關天。高扶格即便強姦未遂,也要被髮配黑龍江;若強姦既遂,則必死無疑。

事實上,《大清律例》所定的強姦幼女罪,延續的是明代法律中的規定,只是將絞刑改成了緩刑,在秋後執行,同時對強姦十歲以下幼女的進一步加重了處罰。這種對幼女特別保護的法律傳統可以追溯到南宋。

南宋寧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宰相謝深甫等編撰成《慶元條法事類》,其中對強姦幼女案有了特別的記載:強姦十歲以下幼女,即使是通姦也按強姦論處,流放三千里到險惡的地方去;未遂者流放五百里。倘若在強姦時使幼女身體受傷,則判處絞刑。

隨後,元代的法律大體沿襲了宋代的律法,但是,刑罰更為詳細和嚴酷。《元典章》中規定:諸強姦人幼女者處死,雖和同強,女不坐。凡稱幼女,止十歲以下。元代法律中還區分了強姦者的年齡。年老者姦淫幼女,杖責一百七十,不許以財物贖罪;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男性,與幼女和姦,也按強姦罪論處,但是免去死刑,改為杖責一百七十,幼女無罪。而強姦十歲以上的女性,處罰也都是杖責一百七十。倘若三名男性強姦一名女性,則男子皆處死。

回到道光四年的這起強姦幼女案,皇帝憤怒地將案件發給了軍機大臣、負責管理刑部的蔣攸銛,要他立即提取犯罪證據證詞,要“秉公嚴審”。

根據軍機大臣蔣攸銛的調查,知縣何熙績接到王呂氏報案後,因為文安縣發生蝗災,他便親赴鄉下,指導撲殺蝗蟲之事。蝗災在當時是大事,事關百姓飢寒生死和地方安定,理當優先處置。所以,地方官並非故意將案件拖延不辦。而根據調查,高扶格強姦王呂氏十一歲幼女,實際並未成功,屬於強姦幼女未遂,按律應發配煙瘴之地充軍。 

而清代文獻中,關於強姦幼女案的記載遠不止這一條,有“雖和同強”,即使幼女同意也按強姦論處的原則在,即便真有幼女引誘在先,犯案者也絕無因此赦免的可能。

蔣攸銛很快就將調查結論回報給了道光皇帝,說知縣“並非無故延遲,應免置議”,並請皇帝稽核他對案件的審判結果。

一個帝國官員的汙點被排除了,而敗壞人倫的惡徒也受到了處罰,這意味著皇帝的處治還算清明,自己的勤勉並非沒有回報。於是,道光皇帝滿意地批准了蔣攸銛的奏摺,將案件交刑部處理。

(本篇完)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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