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南有嘉魚:第五回六朝歷史與考古青年學者交流會紀要_評議

“南有嘉魚:第五回六朝歷史與考古青年學者交流會”在2019年4月12至14日舉辦。會議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復旦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為兩校及南京周邊高校中古文史領域的青年學人提供了愉快的交流機會。會議在南大仙林校區展開為期一日半的論文討論,並安排了南京博物院“琅琊王:從東晉到北魏”展覽、馬鞍山博物館、朱然墓的參觀考察。在開幕式上,以“南有嘉魚”這一典故為引子,南京大學胡阿祥教授和復旦大學餘欣教授都強調了學術交流的重要性,希望藉此契機彼此砥礪學問,加強學科間互動,推動中古史研究。

南京大學胡阿祥教授致辭

復旦大學餘欣教授致辭

首場兩篇報告都利用了南京六朝墓葬出土資料。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歷史系鄧瑋光老師的《從溫嶠、溫式之墓誌試析溫氏家族的貴族化之路》一文圍繞溫嶠及其次子溫式之墓誌,分析了溫嶠家族幾代人的婚姻選擇。文中反思以往貴族制研究中區分一流貴族的標準,試圖引入族群研究中的“邊緣”理論,以溫家為例,重新探索貴族形成過程中的競爭與整合。復旦大學中文系張金耀老師作為評議人,進一步補充了一些溫氏家族婚姻關係的情況,並特別提出區分一、二流不僅是對門第、家格的判斷,也在於對人物本身的品評。此外,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講師陸帥則提醒要注意考慮溫氏家族的文化風貌,以及同一家族內部不同房支也同樣存在差異的情況。

南大歷史學院博士生張今的報告利用了獅子衝南朝墓出土的大量散落模印畫像磚。不同於時下流行的七賢磚畫研究,本報告聚焦於鹵簿題材畫像磚,通過散磚畫像與刻劃磚銘的對應關係對影象和拼砌過程進行復原,並注意到這批材料可與蕭齊帝陵墓室磚畫樣式相對比,由粉本之因革或可一窺齊樑禮制發展程序。評議人廈門大學歷史學院林昌丈老師指出,近年來對南朝陵墓畫像磚的關注日漸升溫,通過考古實物及出土文字來複原和展現營造過程,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技術性表達。但落實到具體研究中,還必須考慮整體墓磚中畫像磚的使用比例,畫像主體在墓室中的設定,畫像磚及磚刻銘文的編排系統是否具有地域性與關聯性等諸問題。

張今、林昌丈

第二場三篇唐史論文作者都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博士生。李煜東《猶豫與抉擇——重審安史之亂初期杜甫的行動與心態》通過辨析杜甫自鄜州北上靈武、“陷賊”被捕和奔赴鳳翔三事,釐清杜甫在安史之亂初期的行動,並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政治選擇,將杜甫的心態與外在的行為“立體化”考察,最終還原詩聖的真實形象。評議人南大文學院蒲柏林博士以“經典化的形象並非本來的主體面貌”肯定了本文立意,但從整個學術史來看,對杜甫忠義形象塑造的反思自南宋以來就已經存在,有必要對杜甫的接受史進行梳理、吸收、反思。同時評議人也提醒利用文學作品時要小心落入書寫傳統的陷阱,以詩證史存在微妙的解讀空間,難免產生多重闡釋的可能性。

胡康《安史之亂期間的唐北邊形勢與蕃部動向》一文詳細論述了唐代北邊防禦體系在安史之亂前的形成以及安史之亂髮生後的調整與重建,著眼於直接影響這一變動的內附遊牧民族(即蕃部)的分佈格局,試圖揭示蕃部問題對唐代北邊形勢的影響。本文強調從蕃部的視角出發,報告人提到這是受到以森安孝夫為代表的日本學界的歐亞東部世界論的影響。對此,評議人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周鼎老師補充了相關學術潮流的出現背景,東部歐亞世界論對中國的去中心化,亦即強調周邊民族的主體性,而在本文論述中,蕃部還依然呈現被動裹挾的狀態。另外由於本文討論涉及面廣,相關研究成果眾多,在寫法上難度較大,可再提煉突出主線和自己的觀點。對文章中一些墓誌和文獻史料的使用,評議人也有所補充指正。

嶽思彤的《論定難軍政權的形成》藉助代表“本地”記錄和認知的墓誌,將定難軍的研究從党項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剝離出來,置於唐末五代宋初這一帝國秩序崩潰與重建的時代背景下。文章由拓跋思恭起事論述了從唐代夏綏方鎮到定難軍政權的轉變,用五個個案闡述了定難軍政權官員來源的本土化和結構的封閉性;以政治地理的變遷展示了定難軍邊緣化的格局。評議人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駱詳譯老師提示論文中提到定難軍的“攝授”以及“以醫入仕”的選官體系,與西夏相關制度的聯絡可以加以探討。餘欣老師提示在討論官員的來源和結構時,應考慮宗教和種族背景。

嶽思彤、駱詳譯

13日上午共有五篇報告。日本阪南大學國際交流學院小野響老師的報告題目是《後涼天王號考》。以“天王”為君主稱號,在五胡十六國政權中反覆出現,成為這一時期特色之一,本文則聚焦於後涼政權的天王號。後涼的政權基礎可分為“前秦官員集團”和“河西人士集團”,創業君主呂光與河西人士從一開始就存在隔閡,為了更好地籠絡前秦官員集團,呂光繼承了前秦苻堅採用的天王號,以強調自身的合法性。復旦大學歷史系闕海博士在評議中首先肯定了對名號作微觀考察這樣的研究方向,並在三個具體問題上提出意見:一是報告將十六國時期的天王號溯源至周代,但周代的天王號可能是春秋筆法的產物,不必過度聯絡;二是河西士人是否可視作後涼的建國基礎;三是關於呂光以苻堅所賜詔敕為行動依據,需要考慮當時呂光的心態與地位。對十六國“天王”號的起源,南大歷史學院張學鋒老師又談到或可與原意即為天之子的匈奴單于號“撐犁孤塗”相聯絡。

小野響、闕海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汪華龍老師報告了《避籍與同宗:魏晉涼州刺史太守考論》。東漢中後期,涼州地方與東漢王朝呈現出明顯的“離心”態勢,而魏晉以後涼州地區又成為北方保留中原文化最完好的地域,成為陳寅恪先生考慮的隋唐制度的三個淵源之一。因此,魏晉朝廷如何將邊緣的涼州重新納入大一統政治格局就成為一個具有承上啟下意義的重要問題。本文希望以輯考整理涼州刺史、太守官為切入點,考察其中的避籍制度和同宗任用問題,並關照上述問題意識。復旦大學中文系張金耀老師肯定了本文紮實的材料基礎,並建議把涼州與同一時期其他邊州(如幽州)進行比較。仇鹿鳴老師認為報告提出的大問題很有趣,但實際討論尚未能很好地扣回這一話題。

南京師範大學劉可維老師報告了《漢晉之際葬儀所見吉凶儀式的變遷》。從漢代開始,在送葬禮儀中逐漸形成了吉、凶兩部儀式,各自包括車駕、鹵簿等組成。吉凶儀式的中心分別為象徵死者生時形象的吉駕和用於運載屍柩的凶駕。漢魏之際,適用於不同等級葬儀的吉凶儀式“故事”已經形成。西晉時期編定的“新禮”,更是確立了此後數百年葬儀的基礎。本文試圖梳理有關吉凶儀式在漢晉禮制層面上的發展、變遷,對於皇帝葬儀中吉凶車駕、鹵簿的具體形式,以及西晉制定“新禮”的過程中如何面對儒家原典與漢魏故事間矛盾等問題進行探討,從禮制規定和禮儀實踐兩個層面展現吉凶儀式在禮制化過程中的發展實態。評議人復旦歷史系餘欣老師表示很欣賞本文的切入角度,文章注意區分三個層次:儒家儀典文獻、制度性文字與禮儀實踐之間的差異,其中儀式的實踐尤為重要。餘老師認為還有兩個可以拓展的方向:一是石刻和文獻資料中的車駕影象;二是祥瑞災異類文獻中或許還有資料可以補充。朱溢老師認為禮制史研究應當關注制度因子如何形成文字並對今後的制度形成造成壓力,在這一方面,本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個案考察範例。本文重點探討了西晉“新禮”,如果再考慮東漢時期儀式如何形成的問題,可能有助於更豐滿地認識西晉的情況。

劉可維、餘欣

復旦大學歷史系秦光永博士《九曜與十一曜:唐宋星命術中的計都與月孛》一文,認為唐宋之際西來星命術本土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由九曜推命變為十一曜推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梳理密教星佔典籍和《廣成集》相關文字,對十一曜中月孛的形成原因和過程進行了探討。南大歷史學院張仲胤博士評議認為本文論述了星命知識由西域傳入中國後歷經的“中國化”過程,論證頗為詳實。但邏輯推斷的基礎仍有可疑之處:一是並無明確文獻證據表明計都的行度在某個“符天類”星曆裡的情況;二是根據《孫途司馬本命醮詞》推斷月孛具有虛擬彗星的含義似仍有商榷餘地。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朱溢老師報告了《南宋大禮鹵簿制度及其實踐》。鹵簿制度在北宋時受到空前重視。南宋建立後重建了大駕鹵簿,卻因面臨很多困難而對制度有所更改,一是因為汴梁淪陷後禮器盡失;二是受臨安的城市空間限制,鹵簿人數無法過多;三是面臨來自金朝的軍事壓力,統治者在宮室、輿服的花費上都比較節制。因此相比於北宋,南宋的大駕鹵簿縮小了人數規模,所用器物材質也多有改動。南大歷史學院於磊老師在評議中談到幾個可能的拓展思考方向。一是如果對比與南宋情況有些類似的南朝,由於晉宋政權一直以恢復中原為旗幟,在劉宋孝武帝以前並未措手改造禮儀制度,不知南宋時是否也存在這種心態。二是大禮鹵簿也可作為皇帝與大臣交流溝通的場合,這似乎也是我們考慮這一禮儀的實踐層面的一方面。三是大禮鹵簿需用樂,不知《宋史·樂志》是否有關於鹵簿的材料。

會議現場

本日下午的報告共計六篇。復旦大學周金泰博士《孔子辨名怪獸——試築一個儒家博物學傳統》一文認為,文獻中多次提及孔子具有“辨名怪獸”的能力,反映了儒家本身一個長期為人所忽視的博物學傳統。從上古到春秋,命名者的身份存在“由巫及王”、“由王及聖”的兩次轉變。孔子的博物事例,反映了博物中的早期巫術色彩已基本被剔除,命名朝著人文主義、理性主義的方向發展。而“博物洽聞”,也由之成為儒家君子的標準之一。南京師範大學陸帥老師提示了研究《山海經》鬼神的伊藤清司的數篇論文研究,長廣敏雄也梳理過《山海經》中的畏獸圖,雖然畏獸和怪獸有所區別,也值得關注。文章利用的資料多產生於比孔子晚得多的漢代,且時代越晚材料越多,似應考慮這種博物傳統是否是儒家取得優勢地位之後才進入儒家體系的。

復旦大學歷史系馬孟龍老師的報告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十八年、十九年伐趙紀事校勘與解讀》。今本《史記》載秦伐趙史事作:“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此段文字文意混亂,難以卒讀。通過辨析上下文文例等線索,報告認為此節本應作:“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圍邯鄲城;羌瘣將□□,取東陽。十九年,伐趙,端和、王翦、羌廆盡定趙地,得趙王。”根據當時的軍事地理態勢,“羌瘣將□□”之脫漏當為“東郡”。報告人還推測今本《史記》的行間文字錯訛應是抄本狀態傳寫所造成的。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蘇芃老師在評議中贊同上述文字復原方案,認為在《通鑑》編纂的時代,《史記》這段文字恐怕已經錯訛難通了。關於寫本的形制問題,《史記》古本除最常見的15—17字一行,也有12字一行的,所以以行數字數為線索進行復原雖然很巧妙,但也存在危險。餘欣老師藉此報告,再次倡導超越物質和文字的界限,建立真正的寫本學和寫本文化研究。關於文字復原,本文是相當成功的個案,但文字復原問題需要因事制宜,恐怕很難建立起能夠簡單複製的模式。

馬孟龍、蘇芃

南大歷史學院聶溦萌老師報告了《正史孝義傳的成立——官僚制對正史的雙重影響》。通過梳理中古時期正史孝義傳的形成過程,探討了史傳編纂與官僚制運作的融合互動。有關孝義的事蹟從東漢史以來大量出現,且呈現出模式化的傾向,其背後有著察舉制度運作的影響;而隨著官修史體制的發達,官方修史與行政運作的聯結越發密切,並對孝義傳體例造成影響。報告還強調了文獻學的基礎工作,尤其是合理對待類書中的諸家後漢史、晉史佚文。評議人復旦大學中文系夏婧老師也談到中古時段的歷史文獻很大程度上會受限於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材料面貌的侷限,還圍繞南朝、唐代的幾條材料,提示從多重利益方的立場發掘察舉、旌表運作中的更復雜過程。林昌丈老師提醒文中談及的某些人物身份“低微”,只是政治身份之低微,應加以限定。討論中古的孝義人物、孝廉察舉等話題,應當特別小心我們習以為常的中央政府視角可能遮蔽某些有趣的現象。陸帥老師也提示《宋書·孝義傳》所收人物多來自三吳地區,可引申出對建康政權的更多理解。

聶溦萌、夏婧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陳大海老師結合最新的考古成果,報告了《越城與長幹裡——以考古發現為中心》。越城是文獻記載中南京主城區最早的城邑,其所在的長幹裡是南京歷史上著名的居住區。2017至2018年,中華門外西街地塊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收穫,發現並清理了300餘處灰坑、井、環壕、溝、墓、牆基、道路、窯等主要遺蹟,時間跨度早至西周,晚至明清,以六朝時期堆積最為豐厚。部分環壕與牆基推測與文獻中的越城有關。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鄧菲老師評議認為西街遺址揭示了一個動態而立體的社會,其中的一些材料對於理解各個時段尤其是六朝時期的長幹裡提供了很多重要證據,還關涉六朝都城中軸線等重要問題。期待隨著發掘的持續展開,對於這處環壕聚落的性質,及其與越城的直接關聯等方面能有更多收穫。

陳大海、鄧菲

南大歷史學院段彬博士的報告是《共同體的虛與實——造像記所見北朝晚期的肆州地域社會與魏齊政治》。本文根據山西忻州一帶陸續出土、發現的十方造像記,探討了肆州地方性大族與普通民眾的構成、來源及其政治態度,重點分析造像記中的政治性內容與高歡禮佛影象,並由此引出了對並肆核心區及東魏北齊政治地理格局的思考。復旦大學中文系唐雯老師評議認為,本文圍繞造像記的文字、影象資料探討了幾個不同側面的問題,並串聯成為一個豐富精彩的地方社會個案研究。唐老師還提示《山西東魏北齊時的軍事地理》一文值得參考,並對文章寫作結構和造像記錄文的一些技術性處理提出了建議。關於高歡禮佛圖的解讀,仇鹿鳴老師也提出了值得繼續深化的方向。

作為壓軸報告,仇鹿鳴老師帶來一篇學術史的回顧反思:《事件、過程與政治文化——近年來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評述與思考》。改革開放以來中古政治史日益邊緣化,近十餘年這一現象有一定改觀。本文將其概括為“縱的停滯”與“橫的拓展”。前者指以“政治集團”或“黨派分野”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日漸衰微。關於這種研究方法,過去分析政治集團時往往未意識到還有“社會網路”這一與之相關而又有差異的層面,再加上今人對政治史結果的後見之明,很容易使政治集團分析蒙上主觀色彩。本文倡導同時考慮這兩個不同的面向,指出基於庇護關係形成的社會網路是一種廣泛寄生於官僚體系內部的結構性存在,而政治集團則是圍繞著明確政治目標的集合。中古政治史研究的“橫的拓展”是指“政治過程”與“政治文化”這兩個觀察維度的引入。除了這些拓展方面,文章又重提了本是傳統史學核心的“事件”,提出事件史亦不應完全拋棄,通過改換解讀方法,嘗試抓住“決定性的瞬間”而賦予事件以意義,使“事件”成為觀察結構的視窗。

鄧瑋光老師在對評述的評述中提煉了“事件”一詞作為通貫的核心詞彙,並在對西方史學研究路徑轉移的回顧中提出對仇老師述評的理解。關於陳寅恪先生的政治集團分析方法,鄧老師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它暗示著對普遍性結論的追求,即容易適應不同時代不同材料,可以催生出很多具體研究,但也會導致將劃分集團這一手段錯覺為研究目的,為劃分而劃分。基於對政治集團的反思,仇老師提出政見-庇護複合結構,但新的分析工具是否能完全避免舊工具的缺陷,或還值得繼續探索。對於報告最後所歸結的倡導政治研究“轉向以政治行為為中心”,令人聯想到韋伯構建其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基石也是“社會行動”,對這一倡導拭目以待。關於理論工具、借鑑西方學術的問題,餘欣老師指出目前我們對西方理論或漢學的瞭解一般是建立在翻譯作品的基礎上,儘管當下國際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國內學術和西方的代差已經大大縮短,但作為中國中古史領域的學人,還很少有人能夠真正進入西方核心的學術脈絡中。想要真正進行跨學科國際對話,創造出源生於中國古代研究的新正規化、新理論,需要深入瞭解西方學術思想的源流脈絡。

仇鹿鳴、鄧瑋光

兩天的會議討論漸進佳境,張學鋒老師表示對年輕一輩學人研究內容、視角、方法等全方位的新追求印象深刻,但也對餘欣老師指出的對其他學術傳統“進入不夠”的問題深有同感。在時不我待,不進則退的壓力和焦慮之下,如何平衡學問所必要的沉澱積累,張老師對會場上來自復旦、南大和南京其他高校的同學們說道:“想成為專業史學者的話,道路很艱難。”相比相對遙遠的國際對話,餘欣老師提議“包郵區”高校的中古史青年師生可以增進來往,通過緊湊有效的學術討論,取長補短,共同進步。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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