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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研究 | 藝術的最高境界 ——對當下中國畫創作的反思_文化

“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這是這個時代對藝術“高峰”的評判與鑑賞標準,是這個時代對人文精神與審美理想的殷切呼喚,也是指引傳統中國畫現代轉型與審美旨趣革新進步的燈塔。

中華民族美術史的金字塔是由歷代繪畫大師的精品力作築就的,不僅是民族的精神圖騰,也是數千年來每個時代文化淵源、歷史風物、自然景觀乃至審美理想的精彩呈現。從晚周帛畫到楚器漆畫,從漢唐壁畫到元明清水墨畫與工筆畫,先輩們在民族繪畫以“線”為基因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建構、豐富並發展了中國美術史,拓展出了以“線”為核心的審美正規化。如唐人重法度,用線精巧華麗;宋人重物理,用線精而不苟;元人重意趣,用線灑脫疏放;明清重性情,用線揮灑自如。這不僅體現了不同時代的審美認知與審美風尚,給後世留下了豐厚而輝煌的文化遺產,同時也給當代大眾化美術留下了一以貫之的評判與鑑賞標準。南齊謝赫將這一標準概括為“六法”,即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自此,“六法論”不僅成為世代相傳的對中國畫的評判標準,也成為研究與學習中國畫的普適法則。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僅中國繪畫史就足夠燦爛奪目,展現出了與西方藝術截然不同的人文理念。從具象到意象,中國畫都有著自己獨立的、原發性的認知。其推崇“以人為本”“天人合一”,追尋“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講求“物我一體”“遷想妙得”,注重“以形媚道”“含道映物”。這不僅是一派超凡脫俗的意境追求,同時也強調觀照自然、社會與人生,傳承中國人所特有的哲學思想,並呈現出強烈的悲憫情懷。從歷代大師的作品中,我們隨處可見他們對藝術形式的不斷融合、創新,與對人文精神矢志不渝的傳承、延續。同時,我們也會感受到一代代大師充滿魅力的個性風範與創造精神。從繪畫的角度看,中國美術史與其說是一部繪畫史,不如說是一部創造史。然而,自蔣兆和《流民圖》之後數十年,中國繪畫卻走向了一片愈來愈乾涸的窪地,甚至有整體淪陷的趨勢。這難堪的現實不得不引起每個有識之士的憂患與反思。

中華文化是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三大文化之一。它造就了我們民族文化世代薪火相傳的精神底蘊與血脈,派生出中國美術史的燦爛星河,使我們擁有了富足的文化遺產、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隨著社會的進步,資訊與交通現代化的發展給當代藝術家提供了認識、感悟這個時代的廣闊空間,也具備了良好的創作條件,但為什麼我們的藝術(尤其是美術)在這幾十年裡卻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平庸與衰敗現象呢?“抄襲模仿,千篇一律”、脫離大眾、低階趣味、粗製濫造的“文化垃圾”,更給新型的冒牌官員畫家提供了急功近利、渾水摸魚甚至竭澤而漁的機會。長此以往,必然使文化結殼、創作荒蕪,讓畫壇淪為厚黑的名利場。其危害突出表現在五個層面:

一、人文精神的缺失

“魯迅先生說,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歷代燦若星辰的文藝大師為我們撐起的文化精神大旗。從老子、孔子到李白、杜甫,從魯迅、巴金到梅蘭芳、齊白石,從閻立本、顧愷之到張擇端、蔣兆和,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浩如煙海的文化精品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也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華彩篇章。可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開革開放以後,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很多人看不到甚至拋棄了中華傳統這杆精神之旗,而是跪拜西方,致使自己的文化被擱置,甚至被奴化。“85思潮”後,一些畫家搜奇獵豔、調侃崇高,甚至宣告要顛覆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傳統文化精神支柱在一些人心裡轟然倒塌,人文精神與人文情懷被市場的誘惑所取代,並由此導致了作品人文精神的嚴重缺失。

二、悲憫情懷的枯竭

悲憫情懷不僅是對生命與自然的感受和憐憫,也體現一個人的價值判斷與道德修為。古人云:“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我國世代相傳的名篇佳作,幾乎都充滿著對人民命運的悲憫,對百姓疾苦的關切。這是一種珍視生命的品格情操,也是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境界。

作為文化藝術,有沒有感情和對誰有感情,決定著文藝創作的命運。老一輩藝術家之所以能創作出“高峰”之作,關鍵是他們能夠把自己的生命融入百姓之中,“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反思當代文藝創作,之所以缺質量、缺“高峰”,就是因為對文化自覺與自信的缺失,對百姓悲憫情懷的枯竭。連對人民大眾最起碼的感情都沒有,就更不要說高尚的人格修為與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責任感了。即使下鄉,也是名義上的“體驗生活”,不過是走馬觀花,拍幾張照片完成任務罷了。有幾個藝術家是長期紮根生活與民眾之中?有幾個能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將百姓命運感同身受?又有幾個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於筆端?

由此可知,當代的藝術創作尤其是中國畫創作,沒有情感、沒有血肉、沒有心跳、沒有脈搏。沒有悲憫情懷也就缺乏真情。將自己關在象牙塔裡憑空虛構,就難免成為矯情、虛假、膚淺、鄙陋、做作與麻木不仁、冷冰冰的作畫機器。

藝術家的悲憫情懷實質上是一種境界與修為。藝術家只有養成了這種境界、修為,才能對社會產生更廣泛與深刻的關注,才能產生對生命意義的社會學透視與深層反思,才能喚起創作時代扛鼎之作的母題構成。一旦悲憫情懷枯竭,再想創作出高境界的“高峰”之作,只能是緣木求魚。

三、創造性思維的萎縮

古人云:“心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自古至今,創造、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誰拒絕了創造與創新,誰就會被社會淘汰。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考工記》中就有“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的名言。從仰韶彩陶到晚周帛畫,從楚器漆畫到漢唐壁畫,從元明清水墨到當代工筆,無不體現了中國畫傳承與創造的關係。所以“創造”應是我們繼承傳統的核心,歷代大師的創作風範應是我們繼承的精神所在。在全球一體化時代,中國畫的時代轉型與契合時代審美趨向的演進是時代的命題;而在與其他異質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使傳統文化重生與發展已是民族文化復興的必由之路。但半個世紀以來,隨著國門開放與經濟的飛速發展,以經濟為目的,萬般誘惑層出不窮,對文化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其危害性與消極性在藝術界尤為嚴重。其一,在“高原停頓”的中國畫界,遍地“炒剩飯”、鸚鵡學舌,甚至把繼承片面地理解為僅僅是技能方面的臨摹。畫家們吃著明清水墨一招半式的涎水,又冠以所謂的“寫意精神”,大肆地臨摹或自命風格。這種典型的民族性固化與所謂的“堅守傳統”實質上是創造性思維的僵化和萎縮,不是智者的艱苦跋涉。由此產生了大量低俗、柔靡、香豔、輕薄、酸腐、甜俗與惡俗的垃圾之作。其二,是殖民性奴化——發端於西方現代表現主義藝術潮流,放棄藝術接受的公眾性,為變形而變形,以醜怪為美,違背藝術邏輯和創作規律,隔絕種族傳統與文化血脈,盲目向西方藝術跪拜獻媚,使作品成為譁眾取寵而失去根本的“浮游生物”,令真正意義上的創造性嚴重枯萎甚至滅絕。

四、評判標準的模糊

藝術自古有雅俗、高下之別。世界上所有的文化藝術結構都應該是金字塔形的,塔底是一些通俗的東西,而塔頂是一個國家與民族最高的文化成就。當代中國畫的創作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筆墨情趣層面。這個層面較為普遍。其大部分畫者以臨摹古代畫家,尤其是明清畫家作品為能事,以期把握住古人的中側鋒用筆與提按、反轉、頓挫、疾徐、皴擦點染及色彩運用,進行創作。他們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以傳統筆墨形式呈現於畫面,達成某種追隨古人的超然、隱逸之“情懷”,或稀薄、淡遠的古典“趣味”。二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與承載。這一層面建立在筆墨情趣層面之上,一般泛指全國美展與重大題材的命題之作。其在技術上有一定難度,有自身的語言特徵,對藝術規律有一定的理解與把握,在創作上也有自己的甄別、見解和追求。三是最高境界的靈魂之作。其作品不僅讓人動心,而且讓人的靈魂經受洗禮。創作者有從傳統到現代的整體把握,有從生活到藝術的創造性昇華,有對時代審美需求準確而清晰的判斷,兼及自身的修養、情操、人生閱歷、社會責任感、悲憫情懷及對所處時代的審視思考,各種複雜、綜合因素在創造力的統攝下參與到創作之中。這三個層次,第一、二層較易實現,能達到第三層的則寥寥無幾。中國畫的審美與評判,歷來以謝赫的“六法論”為圭臬。“六法”為中國畫的鑑賞、提高與研習提供了重要參照。但是,時代在發展變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責任,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審美期待、審美情感與審美風尚。時代精神變了,意識形態變了,審美標準必然會隨之變化。藝術是時代的心聲,也是時代對精神世界的深層呼喚。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集時代之心聲,明確了文藝的發展方向。他在確立作品是文藝工作者的立身之本的同時,還提出了文化藝術最高境界——“高峰”的評判標準。“高峰”作品“反映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和水平”。可迄今為止,好幾個春秋過去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單位、藝術院校、社會團體也幾經學習,但貫徹在哪裡,落地有聲嗎?文化單位一波接一波地集體下鄉,最後的成果就是一些花樣繁多的“彙報寫生展”。數十年來,國家級展覽舉辦了數百次,僅獲獎的就有成千上萬人次,有幾幅作品“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了?不是筆墨情趣或工匠製造之作,就是迎合口味與沒有情懷的命題之作。造成這種弔詭現狀的原因很多,比如有的評委本身就沒有創作過什麼代表作品,充其量只搞了一些程式化的小品,眼界、修養、胸襟、情懷與責任擔當都令人質疑。他們往往拿自己的利益當選擇標準,為親朋好友、弟子門生搞暗箱操作,按親疏、遠近分配利益與光環,而將真正的好作品拒絕在展廳之外。由此,嚴重模糊了“高峰”作品的評判標準,混淆了畫壇的大是大非,侵害了美術事業的健康肌體,破壞了中國文化藝術的創造潛力與發展程序。

五、文化腐敗致使“高峰”之作錯過了“高峰”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各級黨委要把文藝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要選好配強文藝單位領導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備、能同文藝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幹部放到文藝工作領導崗位上來”,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對藝術家來說,“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可是在當下,有些投機取巧、以權圈錢的官員書畫家不是以作品、人品和責任、良知為立身之本,而是以官銜、權力來謀取利益最大化。

在經濟大潮中,許多畫家失去了藝術創作的方向,找不到民族文化傳統在世界體系中的座標,也找不到自己在社會框架裡的位置,失去自信、失去自覺、失去信仰、失去靈性、失去人文精神,關閉了悲憫情懷,是非顛倒,創造思維萎縮。文化腐敗造成了藝術的評判標準唯權力馬首是瞻,使“高峰”藝術創作大多淪陷於“高原停頓”的現實窪地。

苦難是財富。一切過往的苦難都是民族復興的精神力量。上世紀四五六十年代人的記憶中銘刻著民族的滄桑與苦難,又有著數十年來的人生波折與苦旅苦修。這幾代人本應是“高峰”藝術創作的主力軍,但他們卻把最有效的二三十年光陰消耗在經濟浪潮中,雖有想法與思考,但各種活動繁多、誘惑頻仍、事務纏身,覺醒後年事已高,精力衰竭,只能慨嘆錯過了創作的最好時間。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文化腐敗捆綁並浸透在功名利祿之中,干擾、阻遏、窒息著當下藝術的創作,並殘害、腐蝕、毀滅著民族文化的未來。倘若一直這樣下去,高境界的藝術作品將很難出現。這對於歷史來說可能是段悲劇——上對不起前輩,下對不起子孫後代。就此,有識之士理應進行反思!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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