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張愛玲:草爐餅_姑姑

前兩年看到一篇大陸小說《八千歲》,裡面寫一個節儉的富翁,老是吃一種無油燒餅,叫做草爐餅。我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個悶葫蘆終於打破了。

二次大戰上海淪陷後天天有小販叫賣:“馬……草爐餅!”吳語“買”“賣”同音“馬”,“炒”音“草”,所以先當是“炒爐餅”,再也沒想到有專燒茅草的火爐。賣餅的歌喉嘹亮,“馬”字拖得極長,下一個字拔高,末了“爐餅”二字清脆迸跳,然後突然噎住。是一個年輕健壯的聲音,與賣臭豆腐乾的蒼老沙啞的喉嚨遙遙相對,都是好嗓子。賣餛飩的就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乾也要黃昏才出現,白天就是他一個人的天下。也許因為他的主顧不是沿街住戶,而是路過的人力車三輪車伕,拉塌車的,騎腳踏車送貨的,以及各種小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裡走著吃——最便當的便當。

戰時汽車稀少,車聲市聲比較安靜。在高樓上遙遙聽到這漫長的呼聲,我和姑姑都說過不止一次:“這炒爐餅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現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說,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聲。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餅油條是平民化食品,這是貧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這樣想。

有一天我們房客的女傭買了一塊,一角蛋糕似地擱在廚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闊的大圓烙餅上切下來的,不過不是薄餅,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許略灑了點芝麻。顯然不是炒年糕一樣在鍋裡炒的,不會是“炒爐餅”。再也想不出是個什麼字,除非是“燥”?其實“燥爐”根本不通,火爐還有不幹燥的?《八千歲》裡的草爐餅是貼在爐子上烤的。這麼厚的大餅絕對無法“貼燒餅”。《八千歲》的背景似是共黨來之前的蘇北一帶。那裡的草爐餅大概是原來的形式,較小而薄。江南的草爐餅疑是近代的新發展,因為太像中國本來沒有的大蛋糕。

戰後就絕跡了。似乎戰時的苦日子一過去,就沒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見過一次,擦身而過,小販臂上挽著的籃子裡蓋著布,掀開一角露出烙痕斑斑點點的大餅,餅面微黃,也許一疊有兩三隻。白布洗成了勻淨的深灰色,看著有點噁心。匆匆一瞥,我只顧忙著看那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食品,沒注意拎籃子的人,彷彿是個蒼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沒想到與那年輕的歌聲太不相稱,還是太瘦了顯老。

上海五方雜處,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反而少見。叫賣吃食的倒都是純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而且黑中泛灰,與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較像南太平洋關島等小島(Micronesian)與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從前進的中學,舍監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稱與黃浦對立,想來都在黃浦江邊——生得黑裡俏,女生背後給她取的綽號就叫阿灰。她這同鄉大概長年戶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舊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戶為了防賊,位置特高,窗外裝凸出的細瘦黑鐵柵。街邊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筆直的白圓筒樹身映在人行道的細麻點水泥大方磚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紙上忽然來了這麼個“墨半濃”的鬼影子,微駝的瘦長條子,似乎本來是圓臉,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見嚇人一跳。

就這麼一隻籃子,怎麼夠賣,一天叫到晚?難道就做一籃子餅,小本生意小到這樣,真是袖珍本了。還是瘦弱得只拿得動一隻籃子,賣完了再回去拿?那總是住得近。這裡全是住宅區,緊接著通衢大道,也沒有棚戶。其實地段好,而由他一個人獨佔,想必也要走門路,警察方面塞點錢。不像是個鄉下人為了現在鄉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無法存活才上城來,一天賣一籃子餅,聊勝於無的營生。

這些我都是此刻寫到這裡才想起來的,當時只覺得有點駭然。也只那麼一剎那,此後聽見“馬……草爐餅”的呼聲,還是單純地甜潤悅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異樣的人。至少就我而言,這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噪音,背景音樂,不是主題歌。我姑姑有一天終於買了一塊,下班回來往廚房桌上一撩,有點不耐煩地半惱半笑地咕嚕了一聲:“哪,炒爐餅。”

報紙託著一角大餅,我笑著撕下一小塊吃了,幹敷敷地吃不出什麼來。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沒有,還是給了房客的女傭了。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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