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話語的方式 | 邵麗_苦難

邵麗

話語的方式

文 | 邵麗

“當代”期刊編委會,聖彼得堡。從左到右是 托爾斯泰和Д.В.Григорович。 坐者:貢恰羅夫、屠格涅夫、 亞歷山大·德魯日寧 奧斯特洛夫斯基

對於寫作者而言,寫什麼固然重要,怎麼寫好像尤其重要。對前人作品的回顧,還沒怎麼說到內容,總是先說到什麼什麼流,什麼什麼派。就像是江湖上的武術派別,門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莫衷一是。不過,不管怎麼講,寫作總是一件手藝活兒,它講究套路和風格。它是另一種說話的方法——誠如周作人所言,是“風乾的談話”。既然是談話,就要有談話的藝術,或者叫“說功”,其實它的藝術旨趣恰恰是在這裡。像相聲一樣,我們喜歡老派人說的相聲,如侯寶林,馬三立,他們完全是靠“說”來解決問題的,不動聲色,暗藏玄機,包袱抖開讓你喜不自禁。不像現在那些說相聲的,什麼都整到舞臺上去了,看見觀眾不笑,恨不得躺地上跟你打滾。現在有的寫作者也是如此,說到盡情處,怎一個“脫”字了得!眼見著要把一個文壇變成聲色場。

極度發達的物質社會和我們不斷膨脹的需求慾望正在勾肩搭背相互調情,這是我們所驅使的現代化邁進的一個新門檻。文學在物化的世界裡正在漸漸失寵,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過去我們曾經用文學點燃生活,那麼現在,如果說生活是一隻炮仗的話,我們的慾望就是一盒乾燥的火柴,文學只是爆響後沉默的灰燼,但又不是“一把健康的骨灰”。

不過,雖然文學已經淪落如此,但它絕對不會消失到無,更不能忽略不計——熱愛文學就是熱愛善和希望。一個失去文學的世界,將會變得慘不忍睹——首先我要申明的是,我竭力為文學和那些皓首窮經的作家們聲辯,所捍衛的並不是一個藝術門類和消遣的途徑,而是對這個世界深邃的渴望和熱愛。

作家的道義和責任感,有時候也反映在說話的方式上,使作家的生活態度在作品裡顯影。像十九世紀以來的俄羅斯那些偉大的作家和他們彪炳千秋的作品,儘管大多數述說的都是苦難,但我們從苦難裡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對生活的悲憫和對生命的熱愛。崇高的悲劇美、對人性不竭地追尋、對苦難寬容的態度,是俄羅斯文學的最偉大之處。他們雖然沒有對個人的磨難置之不理,但絕對沒有狹隘的謾罵和咬牙切齒的嫉恨。在作品所反映的個人的苦難背後,是整個社會的悲憤,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風雪,覆蓋後的廣袤的西伯利亞平原,蒼涼而又博大,而又有凜然的尊嚴,而又有深長的意味。

而我們的一些作家,還沒開始說話,就先被自己激動得不能自持,話一出口,就變成了一支支粘滿毒液和唾液的利箭,漫無目的地橫飛。他們被自己的情緒牽著走,悲憤和不平都是一己的,和別人幾乎沒有關聯。對於苦難,他們好像理解成就是悲哀,姿態比苦難本身還低,被苦難壓迫著,根本無法超越它。有些人靠描摹苦難的細節煽情,這不能顯示他們的悲憫,充其量只是可憐,因為真正的悲憫是要有足夠的尊嚴的——不管是悲憫者本人還是被關注的人,而且它是通過微笑來表達的,而不是咬牙切齒。有些人只會躺在自己的傷口裡呻吟,把個人的痛苦看得高於一切,哪怕是隱私,也被塗上了藝術的光環。有些人靠自己的痛苦賺取市場和同情,如果是寫社會的不平,肯定是“洪洞縣裡沒好人”,高高在上的官僚一律該斬,生活在底層的全是聖潔的天使——因為他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象徵。人在他們的作品裡泯滅了,只有慾望、痛苦、邪惡和呻吟在那裡脫竅而出,像一片片漂浮的磷火,模糊而又遙不可及。

托爾斯泰

俄羅斯文學泰斗托爾斯泰一生所探索的都是如何解脫人類的苦難,孜孜追尋人生的真諦。他被尊奉為“人類的良心”。他的作品首先改變了傳統的述說方式,有時候他會義正詞嚴地站出來,公開他的道德宣言,對作品裡的人物指手畫腳。這奮不顧身像基督一樣的獻身精神,被那些學院派的評論家所譏笑,指責為“天才的外行”。這不但無損於他的光輝,而且一百多年時間的裁判更說明了他的偉大——因為他熱愛的,永遠是勞動者和弱者,是善良的人。他述說的總是苦難和社會的不公,但是除了設身處地的理解和同情,沒有置身事外的怨懟和罵街式的暴跳如雷。飽經磨難、憂心忡忡的俄羅斯,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在他的筆下,被澆灌成了一片充滿生命力的森林和一株株傲岸的白樺樹,在苦難裡錘鍊了信念,在打擊面前護住了尊嚴。惟其熱愛這片土地、這個國家、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才會進而熱愛整個世界。也因為對整個世界的愛,才贏得了世界對他的尊崇。他倡導的“勿以暴力抗惡”,雖然為那些所謂的革命家所不齒,但是歷史和實踐證明了他的正確——飽經戰亂,民不聊生,一個動盪的國度,遭殃的永遠是那些手無寸鐵的貧民百姓。他不是孵生一時一事斤斤計較的理性,而是永恆的道義,是言行一致的人格力量,是與那些他所熱愛的人們同命運的博愛精神。正如一個後來者所評價的那樣:“有的作家只給了我們一條明亮的道路。而他給我們的卻是整個原野——有縱橫的阡陌,不息的河流,巍峨的高山,和手足般的人們。”

陀思妥耶夫斯基

另外一個被指責為不懂自己手藝的“天才的外行”是與托爾斯泰齊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先哲般的思想、誇張的熱情和手術刀式的批判,讓我們在他的作品裡提心吊膽,就像穿行在陰森森的地獄裡,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他是敏感的、偏執的、透著熱情和悲憤的道德審判官。“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景遇裡,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他用另一種方式愛著他筆下的那些人物,為他們開啟道義懺悔室的門,讓他們面對自己的心靈——只有看到自己的醜惡,才會是善行的開始。他噴湧的熱情和冷靜的思索,形成了作品跌宕的旋律,讓我們因沉澱得太久而麻木的情感得到徹底的清洗。他一瀉千里、泥沙俱下的敘述好像是直奔著黑暗、愚昧和壓迫而來,而蘊涵的卻是無盡的同情和熱愛,也許還有忍從。他把俄羅斯民族的善良和殘酷刻畫得淋漓盡致——這是個矛盾的民族,是個矛盾的國家。過去、現在和將來,好像都不會被改變。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俄羅斯最懂得小說“經濟和建造術”的作家。他的敘述方式既沒有托爾斯泰那樣的恢巨集,也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深邃。他是沉著的、冷靜的和隱忍的。他用思想取代了情緒,用描寫取代了陳述。他和被敘述者拉開了一段距離,遠遠地看著他們,然後對他們的作為畫龍點睛地做一些概括。他不願意多說一句話,甚至一個字都不想多,那是貴族式的簡潔和果斷。他和托爾斯泰一樣,並不是一個飽經苦難的人。但優越的生活條件,不但沒有使他失去愛和思想——同情和思想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來自於富貴的滋養啊!他的悲哀既浸染著俄羅斯的民族精神,也沉澱著一個善良的作家的藝術良知。他好像比任何人都關注普羅大眾,但他的作品不是寫給他們看的。他是寫給他們以外的人看的,比如貴族,但一定是和他一樣具有良知的貴族,比如那些閒適的人——他不動聲色地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然後讓他們慢慢地感動,讓他們知道該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和不做些什麼。有一個時期,他的聲望甚至超過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當然,這既因為他說了什麼,也更因為他是怎麼說的。

其實有時候,文學比哲學的羅嗦事還多,它至少比哲學更不規範。所以這激起了很多人的發言慾望。既然文學是人學,那麼人人都有發言的權利。“某某的層次太低,我從來不看他的作品”,這雖然並不是光鮮的武器,但殺傷力卻極大,往往成了這些人結束戰鬥的利器。而且,寫作這種很通俗的手藝,吸引了更多的人蔘與進來,如果再加上網路和因話語權擴大而造成的衝擊,文學真的被熬成一鍋“堅硬的稀粥”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寫作變成了“個人的事情”。私慾在文字裡袒胸露背,呻吟被當作了抒情,偉大、崇高和悲憫被貶做了俗套。進入文學越來越容易了,而離心靈卻越來越遠了——儘管是絮叨自己的心靈,但那只是一個器官而已,並不具備思想的功能。

如同用身體寫作一樣,網路寫作也以前所未有霸權方式與傳統文學爭奪越來越疲憊和麻木的讀者。有些寫手的技藝越來越精湛,因為他們更懂得市場,知道這個以快餐文化盛行的文明古國正像一個急於擺脫農村身份的鄉下人,只要是能表明城市化和現代的東西,哪怕是核廢料,都會讓他們如獲至寶。因此他們聯手製造了這次“宮廷政變”。真正的作家讓出了自己的領地,要麼沉默,要麼賣身投靠到這場新的“平神”和“造神”運動中去——他們也急於證明,自己並不是落在時代後面的滿身泥點子的阿鄉。在某些人的作品裡,生活被一些瑣碎的細節和大段大段的“思想”(有的只是剛剛被泊來的口號)所堆砌,他們用後現代的東西演繹出了新的假大空。如果一部作品,沒有了對人類的關注和對生活的熱愛,無論到何時,無論到何地,都不會成為一部偉大的作品。

漸漸平復的心靈,雖然不會再有盲目的激情,理性使我們在生活裡更真實了。我相信,仍然有人會刻苦地寫作——有人是為了生活,有人是為了愛生活,有人是為了詛咒生活。寫作成了最安全的話語方式,也成了最世俗的方式。我不記得是誰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從來沒有讀過西方偉大的經典的人,怎麼可以妄稱是受過教育呢?”這句來自上上個世紀的文化箴言,是否可以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墓誌銘呢?對於每一個作者和讀者而言,首先要讀的,不是偉大的著作,而是這句話。

邵麗,女,漢族,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現任河南省文聯主席,河南省作協主席。創作小說散文詩歌數百萬字。作品發表於《人民文學》《當代》《十月》《作家》等全國大型刊物,作品多次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等選載,部分作品譯介到國外。曾獲《人民文學》年度中篇小說獎,《小說選刊》雙年獎,第十五、十六屆百花獎中篇小說獎、第十屆“十月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家大型刊物獎。中篇小說《明惠的聖誕》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量》入圍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目錄

長篇小說

中篇小說

短篇小說

明亮的星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看更多!請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轉載請附文章網址

不可錯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