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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瘞鶴銘》背後竟然隱藏這麼多祕密!_陶弘景

《瘞(yi)鶴銘》甫一面世,詭譎繚繞,沒有任何人見過完整的拓片,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文字記載可供研究。從大文豪、金石學鼻祖歐陽修發端,後又歷經元、明、清、民國乃至當代,考訂此銘所屬,就成了枉費心機的大事而著錄史牒。毫無疑問,考證《瘞鶴銘》的書撰者,幾乎是絕路。不但如此,書撰者至今還是“連體嬰兒”,一般認為撰文者即是書者,書者也是撰文者。

康熙五十二年,即公元1713年,閒居鎮江的蘇州太守陳鵬年,趁江水退落殘石露出之際,將《瘞鶴銘》打撈上岸。這一壯舉給早已崩落江中的石刻一線生機,後人才能有幸看到那殘損不堪的軀體。2008 年,鎮江市文化局、水利局主持打撈可能散落江中的其它殘石;2010年,上海交通運輸局千噸位“勇士”號出動,再次打撈。這兩次大規模行動幾乎一無所獲,央視有跟蹤報道並製作專題片,轟動當世。

現存於江蘇省鎮江市焦山碑林的《瘞鶴銘》享受著帝王級別的待遇,那五塊字口模糊難以連綴成篇的殘石,在專門建造的亭裡供奉著。它的書撰作者在天之靈有知,亦可得到慰藉。那麼,作者究竟何許人也,讓一千多年的學者專家乃至官方如此勞神費力.....

通俗一點說,《瘞鶴銘》所寫之事就是某人王辰年得鶴,甲午年這隻鶴死了,主人未能實現駕鶴西去的意願,於是埋葬了仙鶴,“立石旌事”,寫了篇銘文。幾分真情,幾分矯情,幾分無奈,幾分惋惜。這所謂的瘞鶴之銘,相比文人雅土的西園雅集、蘭亭的曲水流觴而言,並非是莊重君子所宜為,未可大事張揚而雅集稱頌。

《瘞鶴銘》歷代的考訂很多,雖然文字仍是殘缺不全,卻漸漸接近原文。銘文主人雖無定論,仍有成果。書撰者有王羲之、顏真卿、顧況、王瓚說,已經被後世學者所否定,沒有異議。皮日休、陶弘景說集中在清代,當代亦有持,然而《潤州圖經》記載鶴銘早於皮日休,最後只剩下陶弘景了。

《瘞鶴銘》的書撰者指向了陶弘景。

殘篇《瘞鶴銘》所記的“甲午”,即天監十三年,亦即公元514年。在這一年,梁武帝蕭衍為迎接陶弘景還山,專門為五十九歲的陶弘景建造了朱陽館。

陶弘景享受的是什麼級別的待遇,就是在職丞相也不過如此吧?如果書撰者均為陶弘景,那麼,他在銘文中直接說破天監十三年“立石旌事”不就得了,又何必只用干支紀年,有必要那麼隱晦麼,這多少有點偷偷摸摸的感覺。

更為可疑的是,偌大的茅山,豈無一隻鶴的葬身之地?

鎮江一這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古代曾名為宜、朱方、谷陽、丹徒、武進京口、南徐州、延陵、潤州。臨岸遠眺,浩浩的江水,闊大無邊。北有揚州,南有蘇州,且在南京(金陵)和上海(華亭)之間,這鎮江是如何鎮得住的呢?

精美華麗的金山寺是南北朝梁武帝蕭衍的御作,白娘子悽美的故事,與這所寺廟密不可分。何以水漫金山?如果水能漫過金山,那水該是滔天了。北固山臨江處的多景樓,米芾的名帖所述之地,不坐在那裡,又如何感受“天下江山第一樓”此言不虛?而甘露寺,是劉備相親的地方,周瑜設下的刀斧手又藏在什麼地方? ....

如果我們不做徒勞而無果的考證,而是從典籍到實地進行考察,或許會瓜熟蒂落。那就先從陶弘景與鎮江開始。

陶弘景生於南朝宋孝建三年,歲在丙申,長梁武帝蕭衍八歲。

公元492年,南朝齊永明十年,陶弘景脫掉朝服,掛在了神虎門,辭去“奉朝請”,戴鹿巾徑出東亭。這一危險的舉動使友人十分驚詫,勸他:皇上講究嚴治,不允許臣子們做這種“高奇事”,恐怕會問罪。陶弘景思考良久,還是給皇帝上表陳情。奇怪的是,皇帝並沒有為難他,還賜給了帛、燭等日用品,並有令,按月供給茯苓五斤、白蜜二斗。於是,陶弘景在徵虜亭舉酒揮別友人,轟動江東。尤其是宜都王親自送行,竟至情緒失控,兩人還“彼此鳴咽”,讓眾人好不惋惜。想那陶弘景和友人依依惜別後,告別了生活已久的金陵,許久才平靜下來,端坐在船頭,悠悠盪盪東下,尋覓安身之處,是年三十七歲。

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改長江以北為南兗州,長江以南為南徐州,治所在京口(今鎮江)。陶弘景到達此地,恐怕得上岸了,再乘船就往華亭走了,他在何時何地下船,史無記載。

從鎮江到茅山,地圖顯示直線距離63公里。

下高速往茅山走,看地圖很近,實際行駛在狀如羊腸的路上,曲曲彎彎,又似乎很遙遠。半路不單未見到人影,連一隻飛鳥也不見。道路兩側是樹林,幽靜得讓人發慌。我到達茅山時,山門尚未開啟。

這就是聞名天下的茅山,道家的聖地,它曾經叫句曲山。

“春日才看楊柳綠,秋風又見菊花黃。榮華終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陝西咸陽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漢元帝初元五年走進了句曲山。他們在這裡採藥煉丹、濟世救民。在他們之後,句曲山改為茅山。據《華陽陶隱居本起錄》說:“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先生雲:*此山是金壇洞宮,週迴百五十里,名曰華陽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日茅山。'所以自稱華陽隱居,.亦猶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

陶弘景遁入山林之初,就以逍遙的姿態怡然自樂。他弘揚道家學說,所著道家著作豐厚,終為道教上清派宗師。他一生未娶,沒有妻室拖累,又形貌偉岸、精神矍鑠,行動于山水之間,樂哉快哉!當地的人們以為他是神仙下世,好不豔羨。當皇帝問他“山中何所有”的時候,他答小詩- .首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他真的是要與世隔絕,然後修煉成仙,終了駕鶴西去嗎?

非也!

終究,陶弘景不是完全不問世事遁人山林的道士。

人間四月一對於我們的主人公乃至歷史,都是個特殊的月份。江南的自然美景自不待言,重大的歷史轉折,也像事先排練過的劇目一樣,依次有秩序地上演。成也四月,敗也四月。

四月一改朝換代。

公元500年,身為雍州刺史的蕭衍在襄陽起兵反齊,年終圍困建康城未克之際,眾多有名望的大人物猶豫觀望,陶弘景即派弟子假道奉表,後又援引圖讖,奉議國號“樑”。公元502年,干支壬午,這年的四月,梁武帝蕭行成了南朝梁的第一任皇帝,改元天監。武帝“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陶弘景被人們稱之為“山中宰相”。陶弘景一直對儒家的“治國平天下”的主張多有讚許。他之前隱遁的原因,也透漏出其對“治國平天下”的渴望:他的所謂“奉朝請”,無員,也不是官位,與他四十歲做尚書郎的期許實在相差太遙遠了。他給從兄的信中,直言不諱:“今年三十六歲矣,方作奉朝請,此頭顱可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

“無自勞辱”一一這是我最喜歡的詞語與心態,和王羲之不要“貪冒苟進"異曲同工。人活著,所謂的尊嚴,所謂的品性,其實是自己的選擇,並非別人賜予所致無加選擇的“貪冒苟進”,必然得卑恭,卑恭也必然得屈膝,屈膝即“勞辱”也!

史書記載陶弘景為人圓滑,即“圓通謙謹”。他與“竟陵八友”一蕭衍 、沈約謝眺、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伍,大都關係密切。縱觀陶隱居的一生,幾乎未與任何人正面交惡。和他為友,其誼甚濃而綿長,幾乎伴隨一生。悼念沈約詩曰:“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為君盡,並灑秋風前。”濃烈的情感到了至哀無文的境界,令千百年的後人如同親歷。

這是常人難以做到的,也是官迷心竅者斷然做不到的。

既然是“山中宰相”,又為國家定了國號,何不把“山中”二字去掉,直接為宰相,豈不省卻了冠蓋相望的書問不絕。問題在於,梁武帝蕭行並沒有真的認識到陶弘景的政治才能,也或許,陶弘景並不具備宰相謀略。當參謀是一回事,當參謀長是另- -回事。

大位坐定,梁武帝多次想請陶弘景出山未果。陶弘景畫了兩頭牛奉上,一頭散放水草間,另一頭戴著金籠頭,有人手拉韁繩還用棍子驅趕。梁武帝蕭衍是個文武全才的皇帝,當然理解兩頭牛的含義,他還風趣地說陶弘景是要效仿“曳尾塗中”。

在惠風和暢中,君臣之間或者叫做君民之間的關係也彷彿是在“蜜月期”,然而,世事總不會那麼平庸,“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詩句映照了南朝的總體走向,暗示了國家命運的前景,也給梁武帝蕭衍與隱居的陶弘景的關係降下了陰霾。

從茅山的山門進去,順坡而下,兩邊樹木交織。清晨道路恍惚,又無人煙,寂靜得讓人只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我盼望奇蹟發生:或許會見到一隻鶴悠然覓食。待到了華陽洞,我想我現在站的地方,是不是陶弘景曾經站過的地方?抬頭看一眼右邊山坡上的朱陽館,就盯住了摩崖石刻下面的洞口了。我想那茅氏三兄弟,就曾住那裡呀!但在那裡住著,看不出舒服,讓人聯想到的只是壓抑與憋悶。

觀洞臺的平臺上,有歷代華陽洞摩岸石刻圖片,無法接近山體觀摩,看圖片也聊補無米之炊。有好多字的形態,接近《瘞鶴銘》的體勢。

“甲午歲化於朱方”--這句話不難解釋 ,就是在朱方那隻鶴死了。 我的疑問是,若是陶弘景養鶴,放養在茅山就行了,哪裡有必要帶著鶴去鎮江呢?在(樑)陶詡的《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宋賈嵩的《華陽陶隱居內傳》、(唐)李延壽的《南史》(唐)姚思廉的《梁書》乃至其它諸多文獻裡,不但沒有陶弘景帶著鶴到處溜達的記載,甚至鎮江陶弘景也很少去。重要的記載在《南史》中有一次:“後梁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異之, "陶弘景與梁簡文帝之間,那種敬重的關係貫穿始終。依我的淺薄理解,這所謂的化於朱方,大而化之,是謂這個管轄區而已,並非一定是那隻鶴死在了鎮江府上。

“壬辰歲得於華亭”一一話雖然一句, 卻蘊藏著極其複雜的歷史背景。

又是四月一信仰驟變。

公元504年,樑天監三年四月初八日,梁武帝舍道人佛,並在佛前懺悔下了詔書,說耽事老子,染此邪法,要迷途知返了,明確說道教是邪教。問題是他的好友、“山中宰相”陶弘景是因為崇通道家而隱遁山林的,他們的關係又將如何呢?

是的,陶弘景處在了尷尬的境地。如不出意外,陶弘景也得像其他道土一樣,卸妝還俗。然而,萬事皆有意外,梁武帝並沒有敕令讓陶弘景放棄信仰。相反,還給了他重要任務--煉丹。

梁武帝文武全才,並非荒唐的皇帝,然而,他在以佛教為國教的同時,還要享受道家的煉丹術成果。他給了陶弘景黃金、硃砂、曾香,雄黃等等,果然煉丹成功。那所謂的丹藥如霜雪般顏色,服用後身體輕盈。但偶然成功,並不代表總會如願,其後,陶弘景再也沒有煉成仙丹。儘管武帝還讓別人替他煉丹,但他不敢服用。

陶弘景的信仰被嗤之以鼻成了邪教,還要利用他的信仰煉丹,這與“山中宰相”實在是大相徑庭,與他自幼所傾心的道家人格相去甚遠。但武帝丹藥的需求,又在他一人身上。他想以死了斷,卻得顧及追隨他的徒弟們,他在精神折磨與肉體勞頓的雙重重負之下煎熬....

依然是四月一逃走的四月。

公元508年,樑天監七年四月一還是一個人間四月天。無論如何,誰都不會忘記四年前的那個四月, 梁武帝舍道入佛。茅山的天,茅山的水,茅山的地,還有那嶺上的白雲,再也沒有了原先的模樣,陶弘景無論如何也不能自怡悅了。整整四年,他在友情、修煉折磨、殫精竭慮中苦苦掙扎。

四月天一這是江南最為愜意的月份。熱浪與潮溼還沒有襲來,而山間的草木,早已生機勃勃。留戀這等美景,享受這個季節,是誰都不會拒絕的。然而,陶弘景卻不再留戀,痛下決心,帶著兩個信徒,託言靜齋,化名王整官,號外兵,夜半之時,悄悄離開了茅山- -這相當於逃跑。

“夜半鐘聲到客船”一陶弘景離開了他的聖地,流浪到了永嘉楠溪青嶂山、霍山、木榴嶼。從天監七年四月到天監十一年十月,離開茅山這四年

多的時間裡,“田少乏糠”,又有“寇掠充斥”,生活艱難不算,不時還有生命危險。

陶弘景失蹤的四年多的時間裡,梁武帝蕭行又當如何呢?他雖然沒有展開大規模的搜捕,卻也沒有忘記他的老朋友陶弘景。他派司徒慧明持敕書到了木榴嶼,而此時的陶弘景,早已造屋,準備住下去。這是司徒慧明斷然不敢答應的,他不召回陶弘景,難以覆命。於是,陶弘景“相隨而還也”,結束了他四年半的流浪生活,史稱“遠遊”。

老友、現任皇帝如此有情有義,並沒有記恨他出走逃跑的行為,還派人在荒嶼找到他,無論如何,陶弘景的感動大於出遊的動機。於是,他在鬱縣即今寧波禮阿育塔,自誓受戒,也算是對梁武帝以佛為國教的一種妥協。陶弘景從寧波即郎縣回返句容茅山,有兩條線路可供選擇,太湖東岸或者西岸。根據文獻顯示,他走的是太湖東岸,由寧波渡海至嘉興、蘇州、常州。

新近有學者認為,“王辰歲得於華亭”,十月從木榴嶼出發,陶弘景根本沒有時間到華亭去買鶴,其實是誤解。誤解之一是,得於華亭,並不一定是購買,也許是人禽相惜呢!誤解之二是,這所謂的華亭即現在的上海松江,陶弘景不一定就得到滬。松江山水佳境,山為浙江天目山餘脈,謂之“九峰”;水為長泖、大泖、圓泖,謂之“三泖”。三國陸遜曾為華亭侯,並非只是現在的松江區,這個地域都可以泛指華亭。按我的理解,這都不是問題。以陶弘景的學識,他一定知道《平復帖》書者陸機的遭遇,那也是君臣間的相遇。無論那隻鶴與他在哪結緣,他都會想起陸機臨刑前“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的悽婉與悲情,也完全有理由寫下“得於華亭"的筆墨。

從新建的朱陽館下來回返,打算兼程去焦山《瘞鶴銘》所在地。

從寧波即都縣渡海如在平湖上岸,經蘇州、無錫走太湖東岸到達常州即晉陵,直線距離不足350公里,即使是走旱路繞行紹興、杭州、宜興走太湖西岸,直線距離360公里。我們認為他是渡海走太湖東岸,除了私心向往那華亭鶴之外,更重要的在於,他如果走西線到達了紫砂的故鄉宜興後,可以走溧陽直接到茅山,而沒有必要再到晉陵即常州了。再次,也不要低估了樑朝的交通工具,以皇家的財力與派頭,應該會水陸兼行,而不會坐牛車趕路。

陶弘景到達晉陵,聖旨也到了,讓他迅速進京面聖。這種急切的心情,在《華陽陶隱居內傳》中表露無疑:“道中書敕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晉陵,辭以疾,乃還華陽。”

梁武帝蕭衍有多麼想見陶弘景呢!他會有多,少朝政大事,想聽聽陶弘景的遠見呢!

是的,國家的確有極其大的事,那就是《梁書·武帝本紀》記載的“是歲作浮山堰”。淮河上修建的攔河大壩,目的在於水淹魏軍,位於安徽省五河、嘉山及江蘇省泗洪三縣交界的淮河浮山峽內,是淮河歷史上第一座用於軍事水攻的大型攔河壩,也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壩工程。工程浩大,其難度比修築萬里長城要大得多。在陶弘景到晉陵的時候,大壩早已動工,而此時再讓他卜卦吉凶,則是難以扭轉乾坤了。他對此工程無言以對,既阻止不了,也無理由贊同。在武帝與陶弘景的紀傳中均無兩人關於這件事對話的記載,這只是猜想而已。

陶弘景最初嚮往的是尚書郎,嚮往的是與君共謀天下,然而他進了山,當了陶隱居,當然,他還可以著書立說。但正當在他用心於老莊哲學的時候,,道教成了邪教,他還得用這所謂的邪教為邪教的判定者煉丹。他的出走或者叫做出遊、遠遊,多少有點負氣的成分,甚至就是負氣。難道普天之下就沒有我陶弘景一個安靜的地方麼,就沒有一個讓我專修道教上清的地方麼?就讓我做一輩子曳尾塗中的那隻龜行不行?

很顯然,不行。

梁武帝火眼金睛。哪怕陶弘景藏匿在深山老林,哪怕躲藏在沒有人煙的小島,梁武帝都不會讓他徹底消失在視線之外。這不是抓捕,也不是如來的掌心,是八抬大轎,抬著他來。道教成了邪教,而陶弘景的信仰,陶弘景的修煉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如果陶弘景有道觀的話,仍舊可以照常執行,並沒有被打個稀巴爛。陶弘景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多少有點投桃報李的心境。儘管如此,他也不能肯定,梁武帝是他的朋友,還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後世學者對他自誓受戒往往詬病為佞佛。但當年他幾乎以死相拼,他隱姓埋名出走,逃到天邊海角,無論是吃糠咽菜,還是飽受盜賊的侵擾,他都沒有消沉而無所事事,仍舊在上清派的路子上走下去,還能怎樣呢?他把他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他又不想傷害他的老友武帝蕭衍。這一切,又讓陶弘景怎麼見蕭衍呢?他見了皇帝,是相擁而鳴咽,還是論戰佛教成為國教的不妥,還是討論道教的真浩呢?

這讓我立即想起被後世十分推崇的明代書法家、畫家徐青藤徐渭。他可以立即與對他好的朋友、恩人翻臉,也會在癲癇發作時,殺死他的老婆。相比之下,僅僅談論為人,我們更需要陶弘景,而不願意有青藤在身邊。

公元513年,樑天監十二年,歲在癸已,七十三歲的沈約撒手人寰,這讓陶弘景沉痛不已。作為“竟陵八友”之一的沈約,其才華學識並不在陶弘景之下。他與陶弘景的友情致密,一首《酬華陽陶先生》足可表明二人的親近,詩云:“三清未可覿,一氣且空存。所願回光景,拯難拔危魂。若蒙九丹贈,豈懼六龍奔。”自從陶弘景隱遁山林,沈約在最為得意之時,也曾真摯相約出山,陶弘景沒有答應,繼續修煉。

沈約走了,陶弘景應該嚎啕大哭,然而,他沒有,他把嚎啕釋放成“並灑秋風前”的數行淚,而這數行的淚,已經“不落十餘年”,正是他這十幾年心跡的寫照。心裡苦啊!又有幾人能懂得呢!陶弘景不去進京面君而是決意還山,甚為合情合理。陶弘景與梁武帝蕭衍的關係進入了極為微妙的階段。

天監十三年,歲在甲午,那隻華亭鶴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突然死了。《瘞鶴銘》文曰:“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就地掩埋,就有了埋葬仙鶴的銘文。梁武帝給陶弘景建造朱陽館並於翌年冬天落成,敕書讓陶弘景搬進居住,他三次推辭。以陶弘景的心境,他依然不能完全相信武帝蕭衍會放過道教。他將《瘞鶴銘》文,派人呈上武帝,想試探蕭衍的反應,這等於是變相詢問武帝,是否還允許道家繼續存在F去。史無記載,估計梁武帝並沒有回覆。他不得不再次試探。於是,在此後的天監十五年,就有了《上武帝論書啟》和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武帝與陶弘景的書論,並非泛泛之談,許多名言都出自論述之中。君臣之間不再那麼遙遠,彷彿-切都在恢復之中。然而,再也沒有冠蓋相望的情景了。

梁武帝自從將佛教立為國教,佛教即瀰漫天下。梁武帝先是身體力行,不再接近女色, 繼面敕令不得殺生。南北朝時期,南北都有大一統的夙願,於是導致戰亂頻仍,哪裡有不殺生的道理?他所謂的不殺生,無非是佛殿供奉用素食,人藥之物也用植物代替動物而已。更為出格的是,他以皇帝之尊,捨身人佛,還美其名曰“皇帝菩薩”。這所謂的“皇帝菩薩”,是真的要當住持的,並且弘揚佛法,講授經文。數日後,經大臣們出錢把他贖買回來,他才繼續當皇帝一荒唐至極。 如果作為普通人,未為不可,然而,畢竟他有一國的重任與職責,即使日理萬機,也未必能國泰民安。據記載,那所謂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僧侶有十萬之眾,而農桑荒蕪,軍備廢弛,全國大事即禮佛參禪。

這讓陶弘景優心不安,他派弟子潘安文進星《周氏冥通記》。這一-舉動得到了武帝的批覆,肯定了冥通的真實性。也許武帝知道了陶弘景依然有進一步棄世的打算,或許武帝還需要丹藥,這使得陶弘景的道觀沒有被廢棄,他的信徒們也沒有被遺散還俗。然而,君巨關係的漸漸疏離,自不待言。既然武帝對茅山網開-I面,陶弘景再次投桃報李,精心冶制寶刀兩把呈上皇帝,一曰“威勝”,一曰“善勝”。武帝甚為珍愛,幾乎作為鎮國之寶。

再度四月——公元531年,樑中大通三年,歲在辛亥。事有湊巧,又是一個四月天,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蕭統薨,立晉安王蕭綱為太子。梁武帝將陶弘景給他精心製作的寶刀賜給了太子,這讓太子謝恩父皇的同時,更為敬重先生陶弘景。

《瘞鶴銘》文的題目存有“瘞鶴銘有序”和“瘞鶴銘並序”兩種記錄,都講得通,不必贅言。接著下面另起一行,就是“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後世學者誰也不願意正面公開討論這個有明確記載的事實。歷代考證其作者的名家學者,都將書撰者混為一談。無論將《瘞鶴銘》所屬給予王羲之、皮日休或是陶弘景,毫無疑問地全盤安在一個人身上,讓人好不奇怪。沒有人署名說這是我作的文章,然後再起個名說這書法也是我寫的,如果想表露這個意思,寫某某撰並書即可。“華陽真逸"不用說,這是《瘞鶴銘》的撰文者,這個所謂的“上皇山樵”,並不是銘文的主人,而只是書寫者罷了,歷代大家怎麼會都不知道撰和書的區別呢?是不注意,還是故意躲閃?

有考證書法作者的,除了仍舊把撰文者歸結為皮日休或者陶弘景外,沒有任何其它思路,於是又考證“上皇山”的所在位置。遍查典籍,尤其是《山海經》地理志》,古往今來,華夏大地確乎沒有“上皇山”那座山,於是進- ~ 步牽強附會。典型一例是(清)吳東發《瘞鶴銘考》說:“查地誌無所謂上皇山者....元始有上皇天地之稱,是華陽之教始自上皇,以之名山,隱喻華陽也。”這意思是,茅山的華陽就是上皇山.....

我認為,沒有上皇山,即使有,也不可能與《瘞鶴銘》有任何的關係。

“華陽真逸”和“上皇山樵”是兩個片語,“華陽”是地名,“真逸”是號;“上皇”是稱謂,“山樵”也是號。那麼“上皇”是誰?天下又有誰配得起如此的稱謂呢?

顯然,陶弘景不配使用或者說承受不起“上皇”這個稱謂,可以斷定,《瘞鶴銘》的書法者絕非陶弘景。也不用以井欄的題字與《瘞鶴銘》書法風格體勢相近來考證它的書寫者是陶弘景了。

如果《瘞鶴銘》撰文者是陶弘景,那麼,緊接著又出現了問題。他不可能用“華陽真逸”代替他的真實姓名或者字號。

公元536年,樑大同二年,歲在丙辰,陶弘景卒於茅山樑武帝給他建造的朱陽館。《南史》說他沒有疾病,彌留之際還作了《告逝詩》,極為從容地離開了世間,年八十一歲。詔贈“中散大夫”,益日“貞白先生”。邵陵王蕭綸撰《樑解真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碑》文。至此,和《瘞鶴銘》的撰文者“華陽真逸”只有一字之差。陶弘景對外文書的函札往返,在隱遁茅山之後,自稱“華陽隱居”。“真逸”“貞:白”“解真”乃至別人給他的尊稱“真人”,“真”字到處都是。雖然梁武帝蕭衍和邵陵王蕭綸父子不顧及其父親“陶貞寶”的名諱在他死後封諡“貞白先生”,但他自己若是稱“華陽真逸”,他就有不孝之名。

《瘞鶴銘》的書撰者究竟有多大的隱情,又有怎樣的苦衷,何以如此的隱晦呢?讓我們隱隱約約的蕭衍,除了反思反省檢討,就是得儘量理清後事了。可是,又有什麼好理的呢!他還是不會輕鬆地死去,他還是不能放下國家的過去。

侯景和陶弘景,名字中都有個“景”字,這“景”字,無論好壞,都讓他刻骨銘心,繫於國家和他自己的生與死。他對舉國信佛,對於陶弘景,對於佛教與道教,又有怎樣的反省呢?

“威勝”與“善勝”,這是陶弘景對他過往的稱讚與肯定,以陶弘景對世事朝政的熟諳與洞悉,有沒有對他今後執政的期許與祝願呢?他曾經威勝過,更以他的文武兼備善勝過。問題是,此時此刻,他再也沒有機會威勝了, 更沒有機會善勝了。如果蕭衍翻檢陶弘景與他的函札往返、《瘞鶴銘》的銘文,會多多少少衝淡寺廟香火的薰烘與鐘磬的繚繞。

如果這個解釋大體通順的話,那麼,他書寫一遍《瘞鶴銘》文,並非是奇怪的事情。因性情鍾情於書法的人物都會有這樣的體會和狀態一隨手書寫或者抄錄,可以慰藉失落的情緒,以滿足心理的需求。這隨手之作,這發自內心的書寫,更有可能成為經典。《蘭亭序》如此,《祭侄稿》也是如此。前者是詩集的序言,後者是一篇激情澎湃的祭文而已。

一貫鍾情於鍾繇書法的梁武帝,以他對書法的洞達,以他存世手書《異趣帖》深厚功底,寫《瘞鶴銘》那個水準的書法,似乎並非難事。武帝存世書法《異趣帖》,乾隆御筆釋文曰:“愛業愈深,一念修怨,永墮異趣,君不...

這《瘞鶴銘》殘卷又暗藏怎樣的玄機呢?這是一種懷念,這是一種反思,還是武帝對自已的最後救贖。

午後,到達象山廣場。隔江而望,焦山就在對 面,江中孤山一座,甚是奇異。羅勇來先生給我介紹焦山碑林博物館長J超先生,我乘坐輪渡去找他。就要到焦山了,就要親眼看見《瘞鶴銘》原石了,那期待,讓我這個老夫彷彿成了青年。

存放《瘞鶴銘》原石的亭子外觀設計非常精巧,仿如古建築。裡面很大,那五塊殘石就嵌鑲在人工的山體上,字跡隱約可見。看到古人留下的遺蹟就在眼前,如何不讓人激動呢!而這激動之餘,不免有些嫉妒。室內清潔一塵不染,溫度舒適,你不得不佩服當地對於文化古蹟的珍視。我家附近的封龍山上有個漢碑堂,《祀三公山碑》就躺在裡面,還用鐵鏈子捆綁鎖著形同死囚。《祀三公山碑》無論從中國文字史還是書法發展史看,都有劃時代的意義。可是,它沒有焦山《瘞鶴銘》殘石那麼好的運氣,這真有晏子“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感覺。問題還在於,《祀三公山碑》不僅是橘子而且是貢橘,為啥處境是那麼地酸楚?

摩崖石刻書法,遍佈大江南北。泰山、武夷山、丹霞山、秦嶺、響堂寺、舟山普陀....三山五嶽,遊人所到之處,幾乎都有呈現,少有專門研究。“中國摩崖石刻書法群”的實地考察一有文化、歷史、人文、藝術四重價值並形成規模,《瘞鶴銘》在“焦山摩崖石刻書法群”考察範圍之中。詩人、書法家旭宇先生鼓勵我著書《瘞鶴銘》,理清補全銘文,考證作者。一千多年聚訟紛紜的懸案,我也不會有超人的能力。因此,我不做考證,做文獻和實地考察。對古今所有學者,無論考證的正確結論,還是錯誤的判斷,都給予足夠的尊重。

“通經博古,世其家學,專心六書,尤嗜金石文字”的張昭考訂的銘文,是實地考察三天後補訂的。他還做了《瘞鶴銘復原圖》,相當嚴謹,並對水中露出的石面做了拓片,與原作應該最為接近,比較可信。通過現存的五塊殘石看,張召本的確理順了流傳下來的各種混亂版本失序的銘文。本文考察的銘文文獻,以此為藍本。下面銘文框內字是根據別的版本補上的,未必準確。補“紀爾歲辰”四字,多為人不允,如補“西竹法裡”更為後人不從,但根據前後文銜接,“紀爾歲辰,厥土惟寧”比較通順,符合整篇文風,姑且存之。“等”字原為“竹”字,替換為“等”。替換和根據其它版本補字共計13字,勉強算是史上沒有空白字的版本了。

依我愚鈍的想法,如果是陶弘景撰、武帝蕭衍書,絕不會有“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條嶽徵君、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這兩行,這兩行是後加:上去的。陶弘景不避諱高堂、梁武帝自稱“上皇”,都與中國文化傳統不相符。書撰者若是一個人,在古代也順理成章。因為古代文人都會書法,就像今人使用硬筆- -樣。如果書撰者同是陶弘景,那麼,正確的署名是:華陽陶隱居撰並書,這是最簡約的了,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再編造另一個“上皇山樵”書。

實地觀摩,這兩行是後補的想法就更加強烈。儘管字口漫漶,又經千年反覆折磨、剔鑿、別刻,與原作相比早已經失真,然而,那藝術的原種並不會銷聲匿跡。

浮玉崖壯觀亭上有米芾諸多名家的題字,往前走即可見到一塊巨石,人們通常稱它為“雷轟石”。據說,這塊石頭的位置就是《瘞鶴銘》落水處。上面山體上,就是歷代聞名的摩崖石刻《瘞鶴銘》的原來處所。我一直對雷轟的說法不以為然,如果:

科學可以鑑定那些石頭是否遭到過雷擊就好了。銘文中說,在這座山下,選擇一塊高而乾燥的地方,埋葬了仙鶴。這焦山江水環繞,到處都是溼漉漉的。尤其夏季,大雨滂沱,山水傾瀉,又有江水波浪翻滾,沖刷岸基,哪裡有乾燥的地方?況且,焦山石質密度很低,山體表面彷彿石塊堆積,山崖石頭還崩落江中,掩鶴之冢隨時都有可能被山水或者江水沖毀,何以虔誠?華亭鶴的禽冢絕非在焦山,而在茅山更合理。

疑問頗多:大致從公元514年算起,到1048年丹陽郡守錢彥遠得江中殘石並建“寶墨亭”為止,在534年漫長的時間裡,歷經了南朝陳、隋朝、唐朝和北宋部分,為什麼就從來也沒有人見過完整的摩崖石刻在山壁之上?難道五百多年曆代大家都熟視無睹,從來沒把《瘞鶴銘》摩崖石刻放在眼裡?非得等崩落江中撈出一塊來才寶貝似的建“寶墨亭”?唯一的解釋是,摩崖石刻《瘞鶴銘》完成之後,即遭到了人為的破壞,使得後人第一次看到它,就是殘存於“壯觀亭別刻”鶴銘的上半部分內容,絕非鶴銘遭到雷擊而崩落江中。

更讓我不能理解的是,這所謂的《瘞鶴銘》豎寫行文,竟然從左邊開始,也被浮誇成行文排版“奇特”。這就是個低階的錯誤,不能原諒也幾乎不能犯的起碼的常識性錯誤,有違基本規矩的錯誤,根本沒有什麼奇特之處。

“大字無過《瘞鶴銘》”——此摩崖石刻在黃庭堅眼裡是為世間之最,可想而知,工程之巨大。大致磨平山體,直接書丹或根據小字放大描出字形,然後刻鑿。這個工程需要腳手架,不然沒法操作。無論古往今來的考證者將作者給了誰,他們都不可能到焦山直接書丹。種種跡象表明,《瘞鶴銘》摩崖石刻是一一次祕密行動。我說它多少有點偷偷摸摸的感覺,是因為,這麼大的動靜,歷代史籍包括地方誌乃至人物內外傳,沒有絲毫的記載;書撰者姓名字號又是隱蔽暗指;只用干支紀年而不敢堂皇用朝代紀元;文字敘事含糊其辭地有意迴避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如此種種,逼迫我們再次回到那個過往的年代,那個可能發生別樣故事的年代。

驚心動魄的四月---

公元549年,南朝梁太清三年,歲在已已,震天動地的大事頻發。多少有點宿命的感覺,還是-一個四月天,樑京城連續兩次發生地震。“一念修怨”,讓梁武帝蕭衍萬劫不復,四月剛剛過完,餓死在了淨居殿,遷棺至太極前殿終年八十六歲。同年底,追尊為武皇帝,廟號高祖。

世間已無先生陶弘景,如果他在世,縱然不能柄握朝政、左右乾坤,卻可以在危難之際給蕭衍個指引。時局混亂動盪,南樑朝權柄其實已經旁落,皇家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侯景手中一殺害 太子、王子等二十餘人。梁簡文帝蕭綱在梁武帝蕭衍駕崩之後即皇帝位,樑太清三年五月即位,到太清五年十月遇害,在位不到兩年半的時間裡,實際上就是侯景的囚徒。

諸多的驚悚事件,悲慘的處境,讓梁簡文帝蕭綱如何不深深懷念先生陶弘景呢?梁簡文帝曾經所作的《華陽陶先生墓誌銘》,本為官樣文章的悼念之作。就是在這官樣文章的墓誌銘裡,深情與懷念也得以隱隱的表解。在“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之後,他在銘文中說:“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涯為真....無名之道,不死為.......鬱郁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鶴,何時復還。”以皇帝之尊位,呼喚白鶴的復還,暗示我們他早就知道鶴銘。這裡的“真”,與華陽真逸的“真”,又有什麼區別呢!陶弘景號“華陽隱居”,此情此景,站在簡文帝的位置,將“隱居”改為“真逸”,再確切不過了。而“上皇”,只有站在簡文帝那時的位置才會有如此的稱謂,是在位的皇帝對駕崩的父皇或者太上皇才能有的恭敬。“上皇”配搭“山樵”,說明簡文帝更願意他的父皇不是被餓死的,即使成為砍柴的樵夫,也強於慘遭毒手,含淚而作“上皇山樵”。這個稱謂非“梁武帝”莫屬。“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隱含多少無奈,隱約間似隱似現。

侯景弒殺了太子以及諸多王子,而蕭綱的命侯景何時來取呢?作為侯景囚徒的梁簡文帝,他能幹些什麼呢?在他被囚禁的日子裡,曾憤然於牆壁寫道:“有樑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始終如一....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不稱朕而以字自稱,是因為他早已經不把自己當皇帝看了,他更願意成為一個土人,遠離這宮殿的大監獄。他更向往茅山,更為敬重的是他尊稱先生的陶弘景。

依《瘞鶴銘》的原意,是要在茲山之下鶴冢旁立石的。現在焦山的摩崖石刻,可以即名為“石刻”或者“刻石”,更準確的叫做“勒石”或者“上石”,“立石”二字不夠準確。不要認為這是古人的疏忽,這僅僅是無奈和時差造成的。

如果陶弘景所作《瘞鶴銘》僅僅為武帝因懷念、反思而抄錄,侯景不但看不懂,也不會對一張紙片有什麼興趣。但翻檢文案,看到父皇的手書,曾經著作過《老子義》《莊子義》的簡文帝,如何不動容呢?而此時, 在憂憤與懷念雙重的簇擁之下,他完全可以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 將《瘞鶴銘》刊石,這也是他唯--能做的大事了。選擇-一個隱蔽的地方,最好不被侯景發現,即使發現,也不會給參與者造成殺身之禍。於是,他另紙寫下了“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至於後補於五號石的“條嶽徵君、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則完全是自我封號。無論徵君、外仙尉還是真宰,都是一個願望而已,並非可以作為官職考證的官銜。

從所謂的雷轟石仰望《瘞鶴銘》原址,看那並不堅固的山體,想象著遙遠的年代。奉簡文帝之命將《瘞鶴銘》刊石,這只是猜想而已,沒有任何記載。如此隱匿書撰者,如此的行文隱晦,如此的勒石詭祕,只有是在非常狀態下,才會發生的事情。奉命刻石是慌亂而急迫的,應該是前面書丹,工匠即跟著在後面鑿刻。也許將“瘞鶴銘有序”和“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鑿刻之後發現順序錯了,也就將錯就錯吧!或許,為掩人耳目,故意排錯,讓人一時難以讀通,免於禍端。我更傾向於這是個故意的錯誤排版,而非慌亂之下所為。在侯景篡握朝政之際,為簡文帝做這等偷偷摸摸的事等於玩命。

從所謂的雷轟石仰望《瘞鶴銘》原址,看那並不堅固的山體,想象著遙遠的年代。奉簡文帝之命將《瘞鶴銘》刊石,這只是猜想而已,沒有任何記載。如此隱匿書撰者,如此的行文隱晦,如此的勒石詭祕,只有是在非常狀態下,才會發生的事情。奉命刻石是慌亂而急迫的,應該是前面書丹,工匠即跟著在後面鑿刻。也許將“瘞鶴銘有序”和“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鑿刻之後發現順序錯了,也就將錯就錯吧!或許,為掩人耳目,故意排錯,讓人一時難以讀通,免於禍端。我更傾向於這是個故意的錯誤排版,而非慌亂之下所為。在侯景篡握朝政之際,為簡文帝做這等偷偷摸摸的事等於玩命。

從所謂的雷轟石仰望《瘞鶴銘》原址,看那並不堅固的山體,想象著遙遠的年代。奉簡文帝之命將《瘞鶴銘》刊石,這只是猜想而已,沒有任何記載。如此隱匿書撰者,如此的行文隱晦,如此的勒石詭祕,只有是在非常狀態下,才會發生的事情。奉命刻石是慌亂而急迫的,應該是前面書丹,工匠即跟著在後面鑿刻。也許將“瘞鶴銘有序”和“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鑿刻之後發現順序錯了,也就將錯就錯吧!或許,為掩人耳目,故意排錯,讓人一時難以讀通,免於禍端。我更傾向於這是個故意的錯誤排版,而非慌亂之下所為。在侯景篡握朝政之際,為簡文帝做這等偷偷摸摸的事等於玩命。

《瘞鶴銘》完工之後,歷經五百多年,竟然沒有任何人看見過完整的《瘞鶴銘》石刻,也沒有銘文全文的文獻記載,更沒有一個完整的拓片。這個疑;問再次湧上心頭。合理的解釋是,石刻完工之後即被人為破壞了,那麼,這個人是誰?沒有別人,這個人就是侯景。侯景囚禁梁武帝,武帝活活被餓死。侯景暴戾與人性的極度扭曲,不僅僅使得皇室遭到空前的屠戮,也讓戰爭成了沒有休止的常態,百姓遭殃,這一切使他異常心虛、恐懼與多疑。儘管刊石進行得很祕密,那麼大的工程,密不透風也是難以做到的。當他得知簡文帝派人祕密刻石,他--定認為這些文字很可能記錄他的惡行。他用麻袋裝土,將無辜的簡文帝生生地壓死,這種殘忍而喪盡天良的事都幹得出來,何況搗毀《瘞鶴銘》呢!

中國書法文化,包含著廣闊的歷史背景,更有地緣文化的浸潤,乃至人文的滲透。《瘞鶴銘》距今1500年了,在這漫長的時間裡,自然的侵蝕,人為的剔鑿、割裂破壞,使得它遭到了肢解、分化、變形。別刻、偽刻、原石拓片混在一起,原作幾乎成了個遙遠的影子,影影綽綽,似隱若現。尤其大量偽刻氾濫,造成了極度的混亂。

“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今傳瘞鶴銘”_歷代欣賞《瘞鶴銘》書法的大家,恨不得說這就是王羲之或者顏真卿的遺蹟,認為只有書聖和宗師才會寫出這樣的傑作,將鶴銘推到了浪尖。更有甚者,不惜貶損書聖,說王羲之的字只配當

判定書法傑作,僅僅靠美言和誇大其詞的熱情是遠遠不夠的。書法字勢之祕笈,無非是斜畫緊結和平畫寬結兩種。斜畫緊結的典型例子是吳昌碩,形成了中宮緊密的字形態勢;平畫寬結的實踐者最為典型的是康有為,字形散而筆劃不遊離於字勢之外。《瘞鶴銘》字勢結體基本屬於斜畫,即橫畫由左下向右上傾斜,其它筆畫則互相呼應。然而,這種習慣並沒有造成緊結的狀態,鶴銘在斜畫字態的同時而寬結才是高明之處,形成了飄逸消散的書法狀態。就目前殘石以及各種拓本而言,字勢取向並不統一,多有突兀變化,是由於天然風蠹水剝漫漶,後人剔鑿、偽刻.別刻所致。就整體留下的痕跡而言,很多字取橫勢,即拓展字的橫向空間,壓迫上下結構,如“山之下”“後”等。然其前後章法疏密有致,字的大小隨心所欲、自然錯落、粗細相間、變化不拘,給人以活潑俏皮而又古樸凝重之感,如此等等,這才是它一經被發現,就讓人愛不釋手的原因所在。

至此,《瘞鶴銘》是誰撰與書,還那麼重要麼?縱觀書學的考據史,古代不論,就是近現代、當代,也是徒勞無功。考證鬧得沸沸揚揚幾成事件的《蘭亭序》仍舊在王羲之名下;褒者認為天下草書至寶、貶者抨其草書失矩的《古詩四帖》仍然是非張旭莫屬;《自敘帖》也有長篇大論考證為偽書,卻因找不到歸屬仍為懷素所有。無論考證還是考察乃至評說,擯棄放情地浮誇、有意貶損,胸懷豈不寬廣很多?將古代經典遺存、遺蹟納人書法文化的範疇,真心地保護它、擁抱它更有意義。

仰觀峭壁山崖,俯瞰浩渺大江,時間流經之處,空間的座座豐碑,皆成至寶。金石甲骨乃至簡牘,隨著斗轉星移,在進一步地漫漶乃至消失。縑帛紙張,亦有壽限,而交流轉手過程中也難免遭遇滅頂。古人留下的寶貴財富,後人唯珍惜才是。只有今天的科技才能做到影像的數字化處理,是以往所不能及。惟願爰集志士同好,共同完成天下書法文化的數字化工程,永久地儲存承繼,資訊全球共享。

豈不然哉!

責任編輯: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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