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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納電影節|肯·洛奇:政治正確應該挑戰自由市場帶來的難關

肯·洛奇。

三年前,當八十歲的肯·洛奇憑藉《我是布萊克》拿到第二枚金棕櫚時,這個拍了一輩子左翼電影的導演把今天全球各式各樣社會問題的根本矛頭都對準了“新自由主義”。正是新自由主義對自由市場放任,對國際自由貿易過度縱容,對諸如金融衍生品等等複雜商業行為缺乏有力監管,讓“一小撮”有產者“仍在以無恥方式變得富裕”,他們躺在家中通過鍵盤上幾個按鈕,就以資產重新配置方式牟得幾輩子都享用不盡的財富。這種極少數的特權階級佔用絕大多數資源和財富的現狀,導致了全球範圍內貧富差距的愈加懸殊以及區域經濟的不平衡。廣大工薪階層的血汗積蓄為金融危機買了單,從希臘到葡萄牙,一系列破產國家則成了“經濟全球化”的受害者。正因此,肯·洛奇——正如他所明言的那個“向權貴演講”的電影傳統一樣,在藝術電影最高殿堂裡大聲疾呼“我們需要另一個世界”,一個“新自由主義”以外的世界。

倘若說,《我是布萊克》的落腳點尚且是一個老人面對官僚主義和技術主義,無所依靠,無力安頓自己晚年。肯·洛奇入圍今年戛納電影節主競賽新作《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則敏銳抓住了當下世界一種新形態的剝削形式。一種以平臺中介為基礎的自我僱傭式的工作形式。影片中,特納先生在貨運快遞中介誘導下以按揭形式買了一輛貨車,自己當上了自己老闆,做起了貨運快遞的生意。但為了擁有這輛貨車,特納一家卻開始走上一條“不歸路”。首先是做老人和殘疾人家政工作的特納太太賣掉了家裡的二手車,導致她每天只能坐公交車往返於她的各個客戶之間,疲憊不堪;而特納先生更是為了早日償還貨車的貸款,增加了自己工作量,延長了自己的工作時間。如此一來,家中一對兄妹變成了無人管教的“留守兒童”。當正處於青春期的哥哥開始不斷在學校和社會上惹麻煩,需要父母從工作中分擔更多精力時,一家人開始陷入財務和時間上的死局。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劇照。

像是對其前作《我是布萊克》的某種延續,影片再次選擇了英格蘭北部城市紐卡斯爾拍攝。正如肯·洛奇過去半個世紀的創作一樣,《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下簡稱《對不起》)再次堅持著一種肯·洛奇式的“普通主義”:他刻畫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英國工薪階層家庭,他們早該擁有自己房產,卻被零八年次貸危機波及,無法繼續貸款買房;兒子從父母並不成功的生活裡也看不到自己繼續接受高等教育意義,與其欠下一屁股債務讀一個大學,到頭來還是隻能做一份工薪階層的卑微工作,他寧願更早離開學校去混社會。

像肯·洛奇之前的電影一樣,《對不起》的主要演員都是從普通人裡挖掘出來的素人,這種去除“表演”這一動作,直接讓生活在拍攝過程中流淌起來的方式,最終和接地氣的劇本一道合力,創造出了一個真實生活質感充沛的電影——來自曼切斯特的父親是曼聯球迷,會在送快遞過程中與紐卡斯爾當地球迷鬥嘴兩隊交戰史;母親服務客戶裡有性格倔強古怪不斷惹麻煩的老奶奶,也有富有同理心不斷與母親聊天交心的殘疾人;小女兒則是一個和平主義小天使,週末陪父親一起送快遞,還努力彌合哥哥和父親之間越來越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

肯·洛奇電影裡的老百姓從來都是這樣一群善良、可愛的普通人,他們雖然性格各異,也不乏各式各樣的缺點,但也總是富有尊嚴和愛心,會對陌生人報以溫暖的擁抱,會用勤勞工作來為自己爭取一個體面生活。在全球經濟結構趨同的今天,這樣一群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普通人,其實是超越國別的,他們可能和我們在中國社會裡遭遇的快遞小哥、外賣員、做衛生的阿姨也並不離得特別遠,是我們的親戚,我們的鄰居,甚至是我們的朋友和同學。肯·洛奇的“普通主義”旨在向我們傳遞這樣一種道德訊號,電影中所呈現那種家庭困境其實離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並不遙遠,一種新制度化的剝削其實在我們每個人身邊普遍存在著,為此電影人和每個觀眾都不應該熟視無睹。

事實上,這樣一種剝削在歷史中並不新鮮,只是在網際網路金融時代,在形式和修辭上做了改頭換面的變化。網際網路經濟表面上瓦解了傳統公司的僱傭制度,個體看似有了更多選擇,可以自己做主選擇客戶和工作時間。但正如《對不起》向觀眾呈現的那樣,平臺作為客戶的真正所有者,可以通過制定繁冗的獎賞和懲罰制度,在事實上對自我僱傭的勞動者進行控制。比如電影中,快遞站管理者嚴格要求貨運快遞司機每天到崗,完成巨量快遞任務,如果有拖延或者曠工,就直接進行經濟和信用上懲罰,而導致高額罰款甚至停止分配客戶。在這種高壓制度之下,父親完全被剝奪了和家人團聚的閒暇時光。在《對不起》裡,我們甚至發現這種經由現代技術升級化的剝削制度變得更加高效和冷血——在電影最後,觀眾會發現,自己給自己當老闆的這套說辭,更像是一個美麗的陷阱。它以“自我僱傭”為名義,規避了在勞工法保護下的僱傭合同,導致電影裡的工薪階層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勞工權益保護,最低薪水不復存在,八小時工作制度也不再存在,因為這都取決於你自己做“老闆”後的勤勞程度。可事實上,自我僱傭者因為依賴平臺的派單,他們的工作時間和工作計劃完全可能因為平臺任何一項制度的推出,而喪失所有自由。這就讓一種新形式剝削甚至奴隸制度隱祕的誕生。

對此,我們採訪了導演肯·洛奇和他的編劇保羅·拉弗蒂,和他們一起談了談這部電影內外的故事和他們對當下社會的思考。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劇照。

澎湃新聞:

你曾經說過《我是布萊克》是你最後一部電影。

肯·洛奇:

是的,拍《我是布萊克》的時候,我真的很累,於是我想,“好吧,這也許就是我的最後一部電影了”。其實,這種想法時不時會出現。 然而上部片之後,我跟編劇保羅·拉弗蒂發現一類沒有合同的自我僱傭工作。這是一種新形式的剝削。新的故事的想法因此出現了。當真的你在做新片的時候,你想的就是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不要想得太長遠。

澎湃新聞:

所以,可以說是自我僱傭這種新形式的工作讓你產生了拍新片的靈感。

肯·洛奇:

在做上一部片的時候,我們就討論到這些年“工作”形式的改變。對於工人、保安這樣藍領,甚至是中產階級來說,現在的工作遠遠沒有之前穩定。大公司用盡各種方式減少在員工身上的開銷,使他們越來越脆弱、無助,像機器一樣可以被開關。這樣類似現象是如此之多。於是,這個故事在我腦海裡已經有好幾年了,我一直在嘗試找到一個合適的說故事的方式,最後發現家庭是恰當的切口。一般人在崗位上要保持體面,但回到家之後,就會釋放負能量。對孩子的失責,情感上的愧疚、無力、疲憊,以及經濟問題、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問題,都是工作的負面影響的體現。

澎湃新聞:

是的,比如說在電影節前方記者,大量也都是自由職業者,並沒有合同,只是一種臨時僱傭。

肯·洛奇:

我覺得主要是自由市場導致的。歐盟的建立也是基於自由市場的。小公司被大公司所吞噬,最後變成了大集團之間的競爭。為了成功,他們努力降低產品價格,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減少人力支出是降低價格的主要方式。這自然使工人們變得脆弱。這中間的邏輯關係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只能重新思考對於自由市場的定義。所謂的政治正確,不僅僅是對於少數族群、非異性戀族群的公平對待,現在更應該挑戰自由市場帶來的難關。一天不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就永遠處在困境中。

澎湃新聞:

而且這種自我僱傭形式,是否也瓦解了英國傳統的工會制度?本來,工會至少可以團結起來保障工人們一定的權利。

保羅·拉弗蒂:

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自我僱傭這一形式的結果就是個體之間互相疏離。 母親艾比作為看護者她需要自己排時間表,一個人跑來跑去,快遞司機也是如此。自我僱傭常常是沒有合同,在一套很好聽的修辭編織下,每個人看起來都是在做自己的生意,但其實並不是。我基本認為自我僱傭這種形式是一個巨大的謊言,工會因此也很難被組織,組織起來的,也都是藉此獲取利潤。這不僅是發生在英國的現象,也發生在歐洲和美國。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劇照。

澎湃新聞:

事實上,因為網際網路技術,自我僱傭也是今天中國最常見一種工作形式,您的這部電影放到中國去拍,也會非常恰當。但如果我們沿著工會話題繼續聊,我很好奇您二位是如何看待最近在法國發生的黃馬甲運動?英國工人們對此有什麼迴應嗎?

肯·洛奇:

我喜歡他們每週組織一次,這是很好的。接下來的難題是,我們需要分析造成社會問題的原因,然後解決它。人們需要做政治解讀,而不是直接喊口號和訴求,也就是說,不能治標不治本。這樣遊行帶來的問題是,人們很容易在大方向上達成一致,比如大家都想要解決貧窮問題,但分析原因,找到解決方法,其實是難度特別大的。

保羅·拉弗蒂:

我覺得黃馬甲運動的訴求的面向是很多的,但人們的憤怒是普遍的,存在於各個國家,包括英國。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在最近的五十年以來,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如果不面對人民解決問題,怒火是可能會加劇的。

澎湃新聞:

如果賦予您某種權利來解決自由市場的問題,您會怎麼做?

肯·洛奇:

建立在不同機制下的同一個歐盟——不是建立在自由市場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人民共有的經濟的基礎之上。我們需要一個民主的,不是利用人民,而是滿足人民的需求,服務於人民的,可持續的機制。但是當然,你需要得到二十八個歐盟國家的同意,這也是非常困難的。當然這是基於人民權利的機制,不是基於經濟發展的機制。

澎湃新聞:

最後,迴歸一個和電影有關問題。這一部同《我是布萊克》故事都發生在紐卡斯爾市,而且演員再一次是我們不熟悉的面孔,您是怎麼樣做到讓人物如此生動的?大量的排練嗎?

肯·洛奇:

首先,劇本創作是最重要的。其次,需要找到適合的演員。需要持續尋找,直到發現有活力的,讓你感覺可以相信的演員。需要有天賦的人,之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比如說,母親這個角色。她本來是一位助教。她溫暖、慷慨、風趣、充滿直覺。我們並不排練,只是做一些必要的準備,來營造基本的家庭內的感情聯絡。拍攝前我會讓他們一家人一起去咖啡館,去快餐店,建立家庭內部的活力。

保羅·拉弗蒂:

我在寫作階段就給兩位主角寫了人物小傳和他們的過去,然後見縫插針地把這些融入劇本里。所以即使在現場的即興時刻,我們也能把握人物的方向。

肯·洛奇:

所有父親工作場所的演員,都是真正的司機。他們來到現場,掃描包裹,裝車,做得是他們日常的工作。所以一切都非常自然,不需要他們表演。

Reference:Man's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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