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欒保群︱《陶庵夢憶》中有多少亡國之痛?_張岱

張岱在《史闕》中說:“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因南渡後想見汴京舊事,故摹寫不遺餘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正不足觀。嗟乎!南渡後人但知臨安富麗,又誰念故都風物,擇端此圖,即謂忠簡(宗澤諡忠簡)《請回鑾表》可也。”張岱從《清明上河圖》中看到了張擇端的懷念故國之思,這畫現在誰都能看到複製品,不知有哪位能看到故國之思。其實看不出來也無妨,因為據專家考證,張擇端作此畫時,北宋還沒有亡。

現在《陶庵夢憶》 (下簡稱《夢憶》,其實此書的本名就叫《夢憶》)已經被評論家認定是明亡之後的作品,甚至有人據此說,既然這些散文作於清代,那麼就應該劃入清代的文學史。於是一個用回憶往日繁華來寄託亡國之痛、懺悔舊日荒唐的形象便漸漸成型,而閱讀者也往往被動地接受了這一形象,雖然讀起《夢憶》的感覺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真有人能從《王月生》《柳敬亭說書》等名篇中能體會到張岱的“痛”和“悔”,那也是稀如星鳳了。能讀出來的是奇人,讀不出來的也不必著急,因為這些文章中根本就沒有什麼“痛”和“悔”;沒有也不能怪張岱,因為他寫這些文章時明朝還沒有亡。

但張岱的《夢憶》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究竟還不一樣,因為張岱在《夢憶自序》中如是說:“飢餓之餘,好弄筆墨”,“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這不明明白白地說明,《夢憶》就是張岱在逃亡流離的日子裡追憶往昔而寫成的麼?而且他談《清明上河圖》說的“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正不足觀”,不正是談自己《夢憶》的創作體驗麼?

依我的鄙見:張岱說的不可不信,也未可全信。可信的是,《夢憶》中有的文章確是明亡後所寫;不可全信,則是因為《夢憶》中有大量明亡之前的舊作,只是在張岱心裡已經注入了別樣的情感。

《夢憶自序》寫於順治三年。順治二年,弘光小朝廷覆亡,在是年秋九月之前,張岱參加了魯王朱以海的抗清政權,奔波於浙東各地。至年底,他見事不可為,才徹底脫離魯王政權,入山隱居,此為流亡生活之始。他先是隱居於紹興西南百餘里的越王崢,後來行跡為人發覺,又逃往剡中。除去往來奔波,他能安安靜靜坐著捱餓的時間頂多也就十個月左右,而其間《石匱書》的寫作最少也要佔去一半光陰。張岱在不足半年的時間內完成二百多篇高水平的散文,這是做夢也夢不到的奇蹟。而且,他在五十歲時“井噴”出晚明最燦爛的小品之花,那麼五十歲之前幹什麼了?他寫的東西哪去了?所以把《夢憶》的創作全部歸於順治三年,或是由於沒有認真閱讀《夢憶》,或者是對《自序》的誤讀。

張岱從來沒有說《夢憶》中的文章全是明亡後所寫,而且他也並不掩飾明亡前舊作的寫作時間。如卷三《南鎮祈夢》作於十六歲,卷三《絲社》中的小檄作於二十二歲稍後,卷三《鬥雞社》中提到的“檄”寫於二十六歲(本篇實為此檄之小序),卷二《表勝庵》的啟文寫於二十九歲之前,卷八《露兄》寫於三十七歲,卷三《龍噴池》中的“銘”作於四十三歲(銘前文字是敘其緣起),卷八《閏元宵》中的《張燈致語》寫於四十四歲,卷六《水滸牌》的緣起和卷八《合採牌》中的“敘”不知作於何年月,但肯定是在明亡之前。這九篇多為駢體和遊戲文字,而誰也不會相信:《夢憶》中明亡前的舊文只有駢體而不收散體。

《新校注陶庵夢憶》, [明]張岱著,[清]王文誥評,欒保群校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那麼《夢憶》中還有哪些文章作於鼎革之前呢?其實不難判斷,因為《夢憶》中有不少文章是在同一時段內寫成的一組文章,只要找到一篇的寫作年代,其他就自然歸類了。但張岱故作狡獪,把這些文章打散,“不次歲月”,“不分門類”,讓讀者有一種錯覺,好像全是在深山中隨想隨寫,想到什麼寫什麼。好在張岱愛惜皮毛,不肯對舊文隨便改動,總是留下或時間,或地點,或風格的痕跡。我不會寫考據論文,卻偏有妄測之習,也摸索出一些“民科”級的妄測之法,下面就嘗試著從不同的角度略呈鄙見,限於篇幅,不多舉證,和讀者一起探討一下《夢憶》諸篇的大致寫作年代。

(一)《夢憶》中有不少摹習竟陵派,具體地說是摹習劉同人《帝京景物略》風格的篇什。這些文章主要是寫園林小景的,如卷一《筠芝亭》《砎園》,卷二《梅花書屋》《不二齋》《岣嶁山房》,卷七《山艇子》《愚公谷》,卷八《巘花閣》等。崇禎八年,劉侗的《帝京景物略》刊行,一時名噪海內,張岱對劉同人的傾心,我在別處已經專門談了,此處略過。只說《帝京景物略》的文章古奧幽深、字錘句煉,劉侗和於奕正關在南京的屋裡寫了一年,心血為枯,刊出不久就相繼辭世。那麼張岱在顛沛流離中有這樣的閒暇和心境來字錘句煉麼?最主要的是,五十歲的張岱已經在散文創作中達到隨心所欲的成熟境界,他還會去模仿別人麼?竊以為上舉諸篇,甚至可以擴充套件到其他風格的園林小品,全是鼎革前的舊作,具體些說,以崇禎十年左右的作品為多。

(二)從文章中對所寫人物的態度,可以判定有些篇不可能是順治三年所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卷八的《阮圓海戲》。阮大鋮早年投機東林,被逐出後又投靠閹黨,名列逆案,從此與東林為仇。張岱與他結交是在崇禎十一年,交集點是對阮大鋮戲劇才華的欣賞。但在南明弘光時,正如張岱在《石匱書後集》中所說,阮大鋮“在先帝時每思辨雪逆案,蓄毒未發;至北變後,遂若出柙之虎,咆哮無忌”。弘光亡後,到張岱寫《夢憶序》的時候,阮大鋮不僅是南明亡國的罪魁禍首,而且是賣身投降的漢奸,人人恨不得生嚼其肉的國賊。馬士英流竄浙東,張岱曾親自領兵要去殺他;阮是馬的謀主,比馬還要陰毒,如果張岱遇到這位“故識”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回過頭再看《阮圓海戲》,那樣的文章能在此時寫出來麼?文章中只有一句“詆譭東林,辯宥魏黨”,對他禍國投敵一字不提,這像是張岱麼?與此相類的還有卷四《牛首山打獵》一篇,這裡涉及的人物有南明時先與馬士英為一黨,後又開門降清的趙之龍,對這樣的一個民族敗類,張岱會在此時把他添上一筆麼?即使是張岱那些描寫正面人物的文章也存在著這樣的疑問。如卷八《王月生》,張岱結識王月生是在崇禎十一年,此後王月生先後為孫武公、蔡香君所佔有。崇禎十五年,張獻忠攻陷廬州,月生的結局雖然傳聞不一,但慘死的訊息是確實的,而且事過四年,張岱不可能沒有風聞。張岱在《朱楚生》一文中尚且有一句“勞心忡忡,終以情死”的嘆息,難道王月生就不值得補上一嘆?與月生同為“行情人”的柳敬亭不僅會說書,在南明政局中也扮演過一個不可小覷的角色,他在左良玉幕中時曾往來於駐地與金陵之間,站在正直士大夫一面與馬阮奸黨角鬥。那麼如果《柳麻子說書》一篇寫在明亡之後,是不是也應該為柳麻子多加上些光彩呢?

理應出現的都沒有出現,那是因為這些文章都是寫在當時而不是在若干年之後。湊巧涉及以上四人文章的背景都在崇禎十一年的南京,我再妄斷一句:除了所舉四篇之外,卷二《燕子磯》,卷三《閔老子茶》《棲霞》,卷五《姚簡叔畫》,卷七《過劍門》,這一組南京紀事的文章都是崇禎十一年或稍後所寫。如果進一步類推,那麼卷一《日月湖》《天台牡丹》,卷六《天童寺僧》,卷七《阿育王寺舍利》,卷七《定海水操》,這一組遊歷寧波至天台一帶的文章也是寫於同一時期人,即崇禎十一年的上半年。

(三)新近發現的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夢憶》鈔本,讓我們知道《兗州閱武》一文中的“敵人”“敵騎”等字,原稿實為“胡人”“胡騎”“胡兒胡女”。這“胡人”就是“滿人”,此時已經佔領浙東,正在利用告密者來清剿抗拒或不服的頑民。如果此文寫於順治三年,張岱避禍不及,是不會為在文字上討句便宜而做無謂犧牲的。而如果不寫於此時,最大的可能就是作於閱武之後不久,也就是崇禎四年。由此而推測,凡是涉及兗州探父期間諸事的文章,如卷一《金山夜戲》,卷二《孔廟檜》《孔林》《魯藩煙火》,卷六《魯府鬆棚》《一尺雪》《菊海》,卷七《冰山記》,都大致寫於崇禎二年至四年期間或稍晚,而不是亡國之後。還有一卷本中的《蘇州白兔》和《草妖》,都存在不為清廷所容的違礙字句,顯然是崇禎年間所作。

上舉這些文章雖然是若干年前的舊作,但張岱在國破家亡之後重讀,猶如看到荊棘叢中的金狄銅駝,摩挲前塵,當年雄偉壯麗的宮闕現在只剩下荒煙野草,產生黍離麥秀之思也是很自然的事。他把這些舊作編入《夢憶》,就是對舊作注入了新的情感,而故意打亂編排順序以造成錯覺,也是為了引導讀者追隨他自己的懷舊情緒。但我們雖然能理解張岱的懷舊體驗,卻不能用張岱的體驗代替我們今天的閱讀感受,更不能強行改變那些篇章的創作時間,以遷就文學批評家們塑造的張岱形象。

那麼《夢憶》中有哪些篇能確定是明亡之後所寫的呢?當然首先是文中能看到時間記錄的一些,但不多。如卷一《鍾山》,起碼最後一段是明亡後所補寫,卷二《三世藏書》,卷四《祁止祥癖》,卷七《鹿苑寺方柿》,卷八《瑞草溪亭》和《嫏嬛福地》,還有僅見於一卷本的《魯王》《祁世培》,不過十篇而已。(但也未必皆寫於順治三年的山中,如《嫏嬛福地》一文就是在《夢憶自序》脫稿的若干年之後。)但如果大膽妄測一下,尚可發現一些,也僅列三條。

(一)張岱自言“飢餓之餘,好弄筆墨”。此時他已經在山中忍飢挨餓幾個月了,這時如果弄筆,首先會寫些什麼呢?而今七十歲以上的朋友回想當年自己的經歷,恐怕答案很是“形而下”,那就是一個字:吃!我們當年的“飢餓之餘”,只要能說話,就是談吃,美其名曰“精神會餐”。凡人皆如此,張岱也不能免俗。現在《夢憶》中談吃的文章,多是這時寫出來給自己精神會餐的,卷四的《方物》《乳酪》,卷五《樊江陳氏橘》,卷七的《品山堂魚宕》,卷八的《蟹會》皆是。再擴大一些,談喝茶的《蘭雪茶》《禊泉》也有可能在內。或有讀者認為我“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口”,張岱佳公子總不會如此不堪吧。我只能說“飽人不足語餓”,張宗子如果不餓那麼一年半載,他可能永遠不會寫這幾篇美食文章。以他四代仕宦的底氣和自己的教養,儘管他的家財不足今天富豪的百分之一,他也不會在網上晒菜盤子的。可以這樣說吧:張宗子美食家的名聲實出自他的飢腸轆轆。另外,有疑問的朋友還可以讀一下張岱的詩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本的《瑯嬛文集》),那裡有《詠方物》三十餘首,把《夢憶》中談到的地方美食都更細緻地在腦海裡咀嚼一遍,可以看到此時宗老的饞相。

(二)《夢憶》中談及家族姻親世交的多有亡國之後所作。無他,天崩地坼之後,蘭折桂焚,死的死,亡的亡,張岱棲身荒山,四顧孑然,自然要興起對親故的思念,對往事的緬懷。同時也無須顧及恩恩怨怨的糾結,可懷念,可反省,可譏諷。卷四《張氏聲伎》《世美堂燈》《祁止祥癖》,卷五《麋公》,卷六《韻山》《朱氏收藏》《仲叔古董》《噱社》《曹山》《齊景公墓花樽》,卷七《懸杪亭》《松化石》,卷八《樓船》《瑞草溪亭》,都屬此類,其中總有一多半是此時所作。

(三)人們常把《夢憶》比作晚明的《清明上河圖》,我很贊同,但我認為只有《夢憶》中的一部分才是。張岱談《清明上河圖》的那句“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正不足觀”,這正是他用筆寫了一幅自己的《清明上河圖》時的體會。他這裡說的“繁華富貴”不是他自己的家族,而是明末的江南。他深情地回憶了明末江南民間的繁華和平民的歡洽,記紹興有《越俗掃墓》 (卷一)、《楊神廟臺閣》 (卷四)、《嚴助廟》 (卷四)、《目蓮戲》 (卷六)、《紹興燈景》 (卷六)、《及時雨》 (卷七)、《閏中秋》 (卷七)、《龍山放燈》 (卷八),杭州有《西湖香市》 (卷七)、《西湖七月半》 (卷七),蘇州有《葑門荷蕩》 (卷一)、《虎丘中秋夜》 (卷五),揚州有《二十四橋風月》 (卷四)、《揚州清明》 (卷五)、《金山競渡》 (卷五),南京有《秦淮河房》 (卷四),嘉興有《煙雨樓》 (卷六)。這些文章幾乎是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張岱散文在此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張岱在這些描寫都市風情的文章中寄託了他的故國之情,不能自已,字裡行間多有流露。

讀者或許要問,《夢憶》中是有很多亡國前的舊作,你也對諸篇的寫作年代做了大致的分辨,但這有什麼意義麼?太深的意義是沒有的,但總能證明兩點:

一是張岱的《清明上河圖》中不包括他家的樓亭園池,不包括牛首山的圍獵和兗州閱武,更不包括包應登的八卦房和阮鬍子的戲班。張岱在飢餓之餘還沒有顧得上想王月生,想“過劍門”。他沒有想,所以也不會為此而懺悔自責。他想到了當年的美食,那是因為他餓,而不是有什麼“朱門酒肉臭”的罪惡感。所以我們也不必到每篇中去尋覓“亡國之痛”和“懺悔”的主題,以拔高張岱的“思想境界”。

二是張岱早期的文章並不會因為失去了後人附加的“主題”而黯然失色。它們仍然是明代散文小品中的明珠,張岱在文章中所注入的可貴人性依然有它的光芒。張岱的《清明上河圖》是一幅都市平民生活的畫卷。明末當然不是盛世,平民只有在節日才難得歡樂一天。張岱在流亡之際想到的就是那些粗俗樸實、狂放自在的歡樂已經蕩為灰煙。相比之下,張岱對自己失去的精緻生活反而處之淡然。

“張岱在文字中注視他的城郭人民。他失去的一切,他權當未曾擁有的一切,他竟無怨憤,無哀傷。”李敬澤先生的這段話我很是喜歡,因為只有看懂張岱的《清明上河圖》才說得出。

責任編輯:

Reference: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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