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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 貿易保護和經濟週期

原文資訊

Alessandro Barattieri& Matteo Cacciatore& Fabio Ghironi,Protectionism and The Business Cycle,NBER Working Paper No. 24353, February 2018.

當今世界正遭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困擾,本文首先通過VAR實證分析貿易保護對巨集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接以建立一個基準的小型開放經濟模型來動態模擬貿易保護的巨集觀經濟效應並分析了其傳導機制,得出了與VAR實證分析一致的結論。文章繼續使用該模型進行反事實分析,結合不同的情景進行分析,最終綜合認為貿易保護是暫時的,並且給小型開放經濟體帶來了高昂的代價。

以下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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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貿易保護主義正困擾著世界經濟。主要大國正在採取措施脫離現有的多邊經濟聯盟。美國總統川普領導的政府已經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並對多個貿易伙伴國實施懲罰性關稅。受美國政策影響,其他許多國家也開始紛紛提高進口關稅,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

本文主要研究貿易保護的巨集觀經濟效應。首先,使用VAR方法實證分析貿易保護對巨集觀經濟波動的影響。分別使用三種方式進行VAR建模:(1)第一種為使用季度資料對單個國家進行實證建模;(2)第二種為使用月度資料對單個國家進行實證建模;(3)第三種為使用年度資料對多個國家進行面板VAR建模。

本文VAR實證部分的主要結論為:貿易保護的結果是本國經濟衰退、通脹上升,唯一的積極效應是本國的貿易盈餘小幅增加。從結果上看,貿易保護衝擊可以看做是一種負向供給衝擊。

接下來,本文建立了一個基準的小型開放經濟模型來動態模擬貿易保護的巨集觀經濟效應,並分析其傳導機制。該模型建立在Ghironi和Melitz (2005)的基礎上,將企業異質性和內生出口選擇嵌入模型中,基準模型假定匯率制度為浮動匯率。基準模型的模擬結果與VAR實證結論相一致:貿易保護的結果是本國經濟衰退、通脹上升,唯一的積極效應是本國的貿易盈餘小幅增加。

然後,本文繼續使用該模型進行反事實分析,來檢驗以下兩種情景下貿易保護是否具有積極作用。第一種情景為假設本國經濟受到一種外生衰退衝擊,這種衝擊將本國央行推向零利率下限約束(ZLB)。在衰退衝擊發生之後,考慮對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分析加徵關稅能否將經濟從衰退中解救出來。(由於本文實證分析的樣本國家中都不存在ZLB約束,因此稱之為一種反事實分析)。模型結果發現,貿易保護並不能扭轉經濟萎縮,反而實行更大規模和更持久的貿易保護,還會加劇經濟萎縮的程度。

第二種反事實情景為假定本國實行固定匯率制。(由於本文實證分析的樣本國家中都實行浮動匯率,因此也稱之為一種反事實分析)。模擬結果發現,即使實行固定匯率制,貿易保護也不能扭轉經濟萎縮。

綜上,本文結論為:即使貿易保護是暫時的,即使經濟已處於零利率下限約束,即使實行固定匯率制,貿易保護對小型開放經濟體來說仍然代價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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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分析

本節,我們使用VAR模型來實證分析貿易保護的巨集觀經濟效應。首先,我們分別使用三個代表性國家(加拿大、土耳其和印度,其中印度作為穩健性分析,沒有報告結果)的季度、月度巨集觀資料進行VAR分析;其次,我們使用年度資料,對21個小型開放經濟的年度關稅和巨集觀資料進行面板VAR分析。在VAR迴歸之前先利用貿易政策決策中固有的決策滯後性特徵來識別出結構性貿易政策衝擊。實證分析的主要結論為貿易保護可以看做是一種負向供給衝擊,能夠引起通脹和經濟衰退(滯漲)。同時,貿易保護能夠小幅增加本國貿易盈餘。

1、使用季度資料進行VAR分析:

近二十年來,國際反傾銷尤為盛行,80%~90%的臨時性貿易壁壘都是反傾銷。全球反傾銷資料庫(GAD)收集了1980年以後主要的國際反傾銷資料,包括髮動反傾銷的時間、形式和涉及的產品。本文使用GAD資料庫中被反傾銷調查的HS-6產品的數量作為反傾銷的測度指標。其他巨集觀經濟資料來源於OECD季度國民經濟賬戶資料庫。

表4、表5分別報告了加拿大和土耳其一單位標準差的貿易保護衝擊(反傾銷)的VAR脈衝響應。使用季度資料(1994年Q1~2015年Q4)的VAR分析結果顯示,貿易保護(反傾銷)能夠引起本國通脹上升和經濟衰退(滯漲)。同時,貿易保護能夠小幅增加本國的貿易盈餘(淨出口/GDP)。

2、使用月度資料進行VAR分析

月度資料分析中,本文使用工業生產增加值來替代實際GDP變數。另外,在巨集觀經濟變數中又增加了名義利率和名義有效匯率變數。月度資料顯著增加了樣本的數量,這有利於在VAR迴歸中,將經濟制度的因素控制住。因為,土耳其在2001年危機以後進行了國內金融和貨幣政策改革。因此,本文將土耳其的月度樣本期選擇為2004年1月~2015年12月,加拿大的樣本期為1994年1月~2015年12月。

表6、表7分別報告了加拿大和土耳其一單位標準差的貿易保護衝擊(反傾銷)的VAR脈衝響應。使用月度資料的VAR分析結果顯示,貿易保護(反傾銷)能夠引起本國通脹上升和經濟衰退(滯漲)。同時,貿易保護能夠小幅增加本國的貿易盈餘。

3、使用年度資料進行面板VAR分析

由於反傾銷政策僅僅是一國進口限制措施的一小部分,接下來,本文將使用一種更全面的貿易保護指標,即一國加權平均的進口關稅率。由於關稅資料只有年度資料,為了保證樣本量足夠大,接下來本文將構建一個包含21個國家的面板VAR模型。21個國家在樣本期內均實行浮動匯率制,而且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約束(ZLB)。

表9(Panel A)報告了一單位標準差的貿易保護衝擊下巨集觀變數的脈衝響應圖。使用年度資料的面板VAR分析結果顯示,貿易保護(提高關稅)能夠引起本國通脹上升和經濟衰退(滯漲)。同時,貿易保護能夠小幅增加本國的貿易盈餘(淨出口/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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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開放經濟DSGE模型

接下來,本文建立了一個基準的小型開放經濟模型來動態模擬貿易保護的巨集觀經濟效應,並分析其傳導機制。該模型建立在Ghironi和Melitz (2005)的基礎上,將企業異質性和內生出口選擇嵌入模型中,基準模型假定匯率制度為浮動匯率。

3.1正常環境下(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約束)貿易保護衝擊的動態模擬

下圖給出了浮動匯率條件下,一單位標準差的正向關稅衝擊的脈衝響應。(其中實線表示基準模型的脈衝響應,虛線為沒有工資粘性的脈衝響應)。脈衝響應結果與前文VAR結果一致,即關稅上升使本國通脹上升、產出下降、貿易盈餘增加。

3.2 存在零利率下限約束(ZLB)時,貿易保護衝擊的動態模擬

假定經濟受到一種外生風險溢價衝擊,使得本國經濟陷入衰退,同時將本國央行推向一種零利率下限約束(ZLB)的貨幣政策環境。與正常經濟環境相比,ZLB有兩個關鍵性區別:第一,加徵關稅之前,本國經濟已經出現衰退,實際收入和總需求已經很低;第二,貨幣政策達到ZLB下限,本國名義利率不能繼續下降。

下圖的前兩行分別為當外生衝擊(風險溢價衝擊)發生後,不加徵關稅和加徵關稅的脈衝響應。實線代表不加徵關稅,虛線代表加徵關稅。(當風險溢價衝擊造成經濟衰退時,本國經濟也到達了零利率下限ZLB狀態)。脈衝結果顯示:(1)貿易保護在零利率下限(ZLB)約束下,並不能將本國經濟從衰退中擺脫出來,反而產出下降的幅度更大。

下圖的後兩行分別為在正常情況下(無風險溢價衝擊)加徵關稅

和在經濟衰退後(風險溢價衝擊造成經濟衰退)加徵關稅的脈衝響應。實線表示正常時期,虛線表示衰退時期。 脈衝結果顯示:(2)相比正常情況,在經濟衰退(到達零利率下限ZLB)時,實行貿易保護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更大,產出下降的更大。

3.3(固定匯率條件下)貿易保護衝擊與巨集觀經濟動態模擬

傳統觀點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加徵關稅對經濟具有擴張效應。這種擴張效應主要來源於兩種渠道。(1)固定匯率下,本幣不會升值,從而出口緊縮效應不存在,而進口替代效應更明顯,即由消費進口品轉向消費本國產品,對本國經濟產生擴張效應。(2)固定匯率下,加徵關稅會給本幣帶來升值壓力,本國央行為維持匯率穩定,需降低本國名義利率,貨幣政策擴張對本國經濟產生擴張效應。接下來,本文將通過模型的動態模擬來驗證以上結論。

下圖給出了固定匯率條件下,一單位標準差的正向關稅衝擊的脈衝響應。其中還包含了三種簡化版的模型設定:(1)假定國際金融環境是完全封閉的,即本國家庭不能購買國外債券;(2)假定沒有可貿易最終品廠商的進出市場動態,即假定可貿易最終品廠商的數量是固定不變的;(3)假定不存在廠商進出市場動態,也沒有物質資本積累。

基準模型的脈衝結果顯示,固定匯率條件下,加徵關稅對本國經濟並沒有產生擴張效應,反而具有收縮效應。具體地,導致本國產出下降、通脹上升、貿易餘額增加。

但是,在三種簡化版的模型設定下,加徵關稅確實會對本國經濟產生擴張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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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研究了貿易保護的巨集觀經濟效應。首先,分別使用包含貿易政策限制的不同時間頻率的巨集觀經濟資料,構建VAR模型為貿易保護的巨集觀衰退效應提供了新的證據:三種不同時間頻率的VAR脈衝響應結果均證明,貿易保護類似於負向供給衝擊,對巨集觀經濟存在收縮效應,短期內導致本國產出下降和通脹上升,貿易保護充其量只能小幅增加本國的貿易盈餘。其次,本文構建了一個具有企業異質性和內生出口選擇的小型開放經濟模型,研究貿易保護對巨集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渠道。模型模擬結果與VAR的實證結論相一致。最後,利用該DSGE模型進行反事實分析,來檢驗以下兩種情景下貿易保護是否具有積極作用(零利率下限約束和固定匯率限制)。主要結論為,以上兩種情景下,貿易保護政策顯然也不是巨集觀經濟刺激的有效工具。

ABSTRACT

We study the consequences of protectionism for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First, using high frequency trade policy data, we present fresh evidence on the dynamic effects of temporary trade barriers. Estimates from country-level and panel VARs show that protectionism acts as a supply shock, causing output to fall and inflation to rise in the short run. Moreover, protectionism has at best a small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rade balance. Second, we build a small open economy model with firm heterogeneity, endogenous selection into trade, and nominal rigidity to study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protectionism affects aggregate fluctuations. The model successfully reproduces the VAR evidence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ggregate investment dynamics and micro-level reallocations for the contractionary effects of tariffs. We then use the model to study scenarios where temporary trade barriers have been advocated as potentially beneficial, including recessions with binding constraints on monetary policy easing or in the presence of a fixed exchange rate. Our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in all the scenarios we consider, protectionism is not an effective tool for macroeconomic stim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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