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控方到底是應該客觀中立還是一味地追求有罪?

三年前,我從檢察院辭職出來做律師,完成了從控方到辯方的轉換,坐到了公訴人的對面,繼續通過細緻精準的法庭質證、脣槍舌劍的法庭辯論,繼續完成一場又一場的庭審。

做律師後,我發現有的人工作時間久了之後,產生了一定的有罪推定思維和重刑思維,並且帶著這種思維去辦案。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現象在部分辦案民警的身上體現得更加明顯。

單從法條上來看,這不屬於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第五十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

國家為什麼要頒佈《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為什麼要授予公檢查處和指控犯罪的權力?

為何要求法檢收集無罪和罪輕的證據呢?

因為在現代國家,任何一個公民被犯罪行為侵害後,都不被鼓勵和允許私下采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方法進行私力救濟,否則冤冤相報何時了,社會將成為混沌的江湖,將成為蠻野之地,與文明、理性等價值相悖。

那麼該如何處理社會上發生的這些犯罪案件呢?

此時就需要通過立法授予公安機關偵查案件的許可權、授予檢察院審查案件並決定是否提起公訴的許可權,通過偵查,收集證據,去證實犯罪嫌疑人是否構成了犯罪。

但立法的目的和初衷都是為了找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並根據其犯罪情節的輕重做出客觀中立地處理,確保罰當其罪、罪責刑相適應。

辦錯案、判錯人不僅冤枉了無辜的人,耽誤了抓捕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而且浪費了司法資源,也會損害司法威信,對國家和整個社會而言,有百害而無一利。這不是法律的目的,也不是普通民眾願意看到的。

正如德國米特邁爾所說:“檢察官應僅力求真實與正義, 因為他知曉, 顯露他(片面打擊被告) 的狂熱將減損他的效用和威信,他也知曉,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罰才符合國家的利益。” 同時,追訴犯罪是一種權力,可能剝奪自然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這要求控訴機關客觀中立地收集無罪證據和罪輕證據。

最重要的是,從本質上說,公安機關和檢察院偵查、指控犯罪的活動也是一種廣義上的執法行為,即執行法律的行為,因此,需要遵循現代執法的合目的性原則和比例原則等合理性原則。

相對而言,行政執法是侵害公民權利比較輕微的領域,而廣義上的刑事執法是侵害公民權利比較嚴重的領域。兩者都是國家有關部門貫徹執行法律,確保符合立法目的的活動。

現代法律要求行政執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貫徹合法行政原則、合理行政原則、程式正當原則、高效便民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和權責統一原則。而合理行政原則追求公正、權利、平等、正義,屬於實質行政範疇。

其包括三個子原則:

❶ 公平公正對待原則。行政機關要平等對待行政相對人,不偏私、不歧視。同時,面對同等情況應當同等對待,不同情況應當區別對待,不得恣意地實施差別待遇。

❷ 考慮相關因素原則。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決定和進行行政裁量時,只能考慮符合立法授權目的的相關因素,不得考慮不相關因素。

❸ 比例原則。又稱“禁止過分”原則或最小侵害原則,是指行政權尤其行政裁量權的行使應當全面權衡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個人利益,儘量採取對行政相對人和行政相關人權益損害最小的方式,並使其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之間保持平衡。

而比例原則包括以下三個子原則:

❶ 合目的性。是指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必須符合法律目的。在多數情況下,法律會對其立法目的作出明確規定。

❷ 適當性。是指行政機關所選擇的具體措施和手段應當為法律所必需,結果和手段之間存在著正當性。為了達到這一要求,就需要行政機關根據具體情況,判斷擬採取的措施對達到結果是否有利和必要。

❸ 損害最小。是指行政機關在可以採用多種方式實現某一行政目的的情況下,應當採用對當事人權益損害最小的方式。也就是說,行政機關如果能夠用較為輕微的方式實現行政目的,就不能選擇使用手段更激烈的方式。

舉輕以明重,限制和剝奪公民權利更加輕微的行政執法都要求符合合理性原則、都追求公平正義(實際上追求公平正義是所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活動的共同目的和根本目的),那麼可能剝奪公民生命的刑事領域的執法更應該執行合理性原則,更應該注重公平正義。

對這種刑事執法活動而言,合目的性原則體現在貫徹落實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立法目的,即“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辦對案、抓對人,不殃及無辜,儘量避免冤假錯案;比例原則體現在確保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當其罪,體現適當性。

如何避免冤假錯案、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呢?這就需要偵控機關客觀中立,重視無罪證據。

如何做到罰當其罪呢?這就需要控方重視罪輕證據,嚴格依照事實和法律去定罪,減少個人主觀上的隨意和恣意。

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愛濫用權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為止”。故意或無意忽視無罪證據、製造冤假錯案、片面追求輕罪重罰,那麼公正執法處於一種偶然和不可控的狀態,那麼可能會導致權力的濫用,可能會產生不公正的行為和結果。

有權利必有救濟,如果有明確的證據或線索證實犯罪嫌疑人沒有實施該犯罪,那麼辦案機關理應予以核實。如果確實是無辜的人,理應儘快解除強制措施,馬上停止對其進行刑事追訴。如果抓錯了犯罪嫌疑人,那麼辦案機關理應馬上調轉方向去查獲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而不是將錯就錯,人為地製造一位新的被害人(即被抓錯的犯罪嫌疑人)。

所以,對於無罪線索需要重視。因為它能幫助辦案機關準確辦案。

通過收集證實犯罪嫌疑人罪輕的證據,可以讓犯罪嫌疑人感受到公平公正,感受到自己的每一點善和每一點惡都對自己的量刑產生了實實在在的看得見的作用,從而對最終的判決心服口服,從心底去改惡從善,達到最佳的刑罰效果。如果一味地從重,或者對從輕因素無理由地反對,那麼犯罪嫌疑人難免會對辦案人員和公訴行為產生牴觸心理。這樣的辦案效果可想而知。

因而,對於罪輕線索需要一視同仁。因為它能幫助司法機關達到最好的刑罰效果。控訴機關指控犯罪的前提是客觀中立、不偏不倚。因為只有客觀公正,才能有效地避免辦錯案,才能使案件不被自己的偏見所左右。而律師能為辦案人員提供另一種思維和視角,有助於防止其辦錯案。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律師是辦案人員的幫手。

在客觀中立的前提下,儘量避免冤假錯案,該重則重,該輕則輕,這才是控訴部門存在的目的和意義。因此,辦案人員需要及時轉變理念。

我們也要認識到,辦案是通過事後收集證據和線索,會受到部分證據遺失、偵查手段有限、認識產生偏差等多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這需要社會普通民眾理解和接受。尊重司法規律,其實是保護了我們每一個人。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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