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劇

赫爾佐格: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隱藏的風暴 | 紙城PICK

編輯/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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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給了我一切,

也從我這裡拿走了一切。

——赫爾佐格

問:正式開始之前,能否先為讀者提供一些大致的人生見解,好讓他們聽完之後,晚上更容易入眠?

答:我想說的就是,這話適用於所有人類,不管你生活在哪裡,不管你是不是電影人。想要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借用酒店業巨頭康拉德·希爾頓(ConradHilton)的一句話。某次有人問他,有什麼話想要傳給子孫後代的。他答道:“不論什麼時候,只要是淋浴,就一定要把浴簾拖在浴缸裡頭。”此刻我坐在這裡,給出同樣的建議。永遠別忘了浴簾。

問:想當初你是什麼時候有這個意識的,打算一輩子都要拍電影?

答:從我能獨立思考的那一刻起。和絕大多數人不一樣,我沒有那份幸運,可以選擇自己的職業道路。我甚至都沒問過我自己:你究竟能不能幹這個。我只管埋頭接著幹。十四歲那年,我經歷了充滿戲劇性的數月,開始了徒步旅行,還皈依了天主教。也就在那段時間裡,我的想法變明確了。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從家庭生活裡逃了出來。我的父親—一位鬥志昂揚的無神論者—因此暴跳如雷,但我母親似乎只是覺得,我之所以會那麼做,純粹只是因為本地的神父也愛踢足球。其實,是天主教的歷史傳統吸引了我,還有它對於藝術的關注。竟然有那麼多巴伐利亞民間傳說全都根植於宗教,這讓我很感興趣。加爾文教派的嚴苛和基督教的苦修,這些從來都沒吸引到我;我一直都更傾向於天主教,被它更為豐富的巴洛克式元素所吸引。要是我當初出生在德國北部—那邊幾乎所有人都信新教—說不定我也就反過來,更多興趣都放在新教上了。

那次我本想去的是阿爾巴尼亞,在當時,那是一個神祕國度,與世隔絕,由極端派以強硬手段控制,不準外人進入。所以我只好徒步沿著亞得里亞海走,緊貼著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邊界,最多可能也就走了幾百米,始終不敢踏入阿爾巴尼亞那一邊。我數次徒步行走至德國北方,其中有幾次還趕上了極寒天氣,距離最近的小鎮都有好幾裡地。碰到這種情況,我總能靠著隨身攜帶的幾件開鎖工具,開啟附近某棟獨棟小屋的大門。到後來,我已經很擅長於不留絲毫痕跡地潛入此類小木屋了。在屋裡,他們總是備著上好的葡萄酒,有時我還會玩一下填字遊戲再離開。當然,離開前我會像童子軍好小孩那樣,將床重新鋪好,把屋子打掃乾淨,甚至還會留下表示感謝的字條。某次,我在屋內睡得正香,忽然間,樓下燈光大亮,還傳來了說話聲。我立即從視窗爬了出去,跳到車庫頂上。那家人當時正在車庫卸貨,在我跳落的瞬間,四下裡變得鴉雀無聲。然後我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一定是那隻貓啦。”在那樣的天氣條件下,進入那些木屋避難,是你與生俱來的權利。如果當時被警察發現的話,我相信他們也會馬上給我遞上一杯熱茶。當然,我肯定不會為那些葡萄酒買單,而這其實就是我在拍電影的方向上邁出的一小步了。說到拍電影,直至今日,我都很難把它視作一份真正的職業。

問:“真正的職業”,此話怎講?

答:我不太拿自己當回事。而且到了我這個年紀,可能我應該找一份相比拍電影要更有尊嚴的工作才對。但是一直以來,電影留給我們的印象,相比其他任何一種現有的意象表現的形式,都要更強烈。電影對於人的境況做了最集中的編年記錄,同樣道理,繪畫當初也曾佔據過這麼一個崇高地位。說到十七世紀最重要的荷蘭作家,絕大多數人都說不出他們的名字來,但同一時期的荷蘭藝術家,大家都知道那麼幾位。那就像是在中世紀盛期,建築也曾享有某種特殊地位是一個道理。同樣,在未來,電影也會被我們視作關於二十世紀社會,關於我們成與敗,最具連貫性的表現形式。

問:你信上帝嗎?

答:卡斯帕·豪澤說過,“我沒法想象上帝完全憑空創造出了一切。”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更願意相信,他其實也和人類一樣,一樣愚蠢、困惑、矛盾且迷失了方向。至於魔鬼,我相信愚蠢就是人類的魔鬼,因為沒有比愚蠢更糟的事了。

問:你時常旅行。

答:我為什麼總要去離家很遠的地方拍電影,這問題要解釋清楚並不容易。但有一點我很清楚,那就是健康的想象力需要空間。偉大的電影,不是你站在廚房水槽邊上就能拍出來的。對我來說,拍的每一部電影,都是我通向世界的一張門票,都是人生在世的重要事。我一路尋尋覓覓的,是那麼一個尚未遭受破壞的、符合人性的地點,能讓人在那裡生存。我要尋找那麼一個值得人類去的地方,我們可以在那裡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類似的意思,在我的電影裡以前也提到過。《陸上行舟》裡的廚子講述說,森林裡的土著,一代接一代,已經流浪了三百年,只為尋找一個既沒有憂傷又沒有痛苦的地方。對於伯格曼來說,一部電影的起點似乎是某張人臉,而且通常還都是女性的面孔。而對我來說,一部電影的起點就是一片自然景觀,不管那是真實的、想象的抑或是幻覺中的。我很清楚,老是停留在同一個地方,我永遠都找不到我想要的東西。尋找永無止境。在《尼斯湖事件》(IncidentatLochNess)裡,你看到我和我妻子—她是西伯利亞人—安靜地坐在那裡。那是俄羅斯人的習俗。去旅行之前,在做完各種準備工作,打包停當之後,先停歇一陣子,這樣子,你可以從一個完全靜止的出發點轉身離去。那會帶給你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

還沒正式畢業之前,我就在曼徹斯特住過幾個月,因為我生平第一位正式交往的女朋友,去了曼徹斯特學英語。幾周之後,我便步她後塵,也去了那裡。當時我身上帶著一小筆錢,跟一群來自孟加拉和奈及利亞的人,合資在貧民區買了棟破房子。按照出資比例,我分到了其中一間房間,和女友同住。它屬於十九世紀造的那種聯排屋,後院堆滿瓦礫,垃圾遍地,屋內則老鼠成群。我的英語,有不少就是那時候在曼徹斯特學的,就靠在街頭跟當地人聊天。我那時候也沒工作,某次出於好奇,和女友一起去了她班上。那位胖乎乎的老師讓所有人反覆念同一個句子—大傢伙齊聲朗讀整整十遍—這句話就那麼銘刻在了我腦袋裡,至今都忘不了。“他又是咕噥又是嘟囔因為他感覺很窩囊。”就在那一刻,我逃出了教室。

一九六一年,我十九歲了。期終考試後,我認識了一些從慕尼黑往雅典和克里特島運二手卡車的人。我拿出身邊不多的一小筆錢,投在那些舊卡車上,也算佔了一股。之後靠參加這支小型車隊,我賺了一筆。抵達克裡特島之後,我又坐船去了埃及亞歷山大,打算要去從前的比屬剛果旅遊。但結果沒能去成,後來想想,始終覺得真是萬幸。因為我事後瞭解到,當時去了剛果東部省份的那些人,幾乎全部丟了性命。當時剛果才剛獨立不久,立即陷入了最混亂的無政府狀態,爆發出最黑暗的暴力事件。文明的各種痕跡一一消失,秩序和安全的所有形式全部喪失,重又回到了部落制度和吃人肉上。一直以來,有種說法很讓我著迷:文明就像是一層薄冰,漂浮在黑暗與混亂的深海之上。在當時,我希望能通過觀察非洲,更好地理解納粹主義在德國的起源,我想知道那一切是怎麼會發生的,為什麼不過幾年的時間,一個國家就能將所有的文明丟失殆盡。表面來看,那時的德國是個文明、安定的國度,在許多領域有著優良傳統—哲學、數學、文學還有音樂。但到了第三帝國時,忽然之間,這國家所有具有致命危險性的東西,全都一下子暴露了出來。搞了半天,就在歐洲的核心地帶,竟有著一個內心深處仍舊還未開化的野蠻國家。

問:你打算拍電影,對此你父母親何反應?

答:主要還是我母親,因為父親很少出現。我跟他從來就不怎麼熟悉。在我的孩提時代,他只扮演了一個很小的角色。

我母親名叫伊麗莎白,她是位生物學博士,曾經師從卡爾·馮·弗裡施1。她和我父親是在維也納的大學裡認識的,兩人當時都還是學生。我爺爺家藏書極多,但我們平時不怎麼去他家,所以我也沒什麼機會在那裡博覽群書。總體來說,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並沒有很特別的知識分子氛圍。她完全靠自己一個人,在當時的西德,獨自拉扯三個男孩長大;再加上她先前在奧地利取得的那些資歷並不被德國承認,所以那段時間裡,我們沒能完全趕上那個所謂的“Wirtschaftswunder”(德國經濟奇蹟)。於是,她被迫變成了一個非常現實、務實的女人。一度,她還當過清潔工。所以直至今日,隨便什麼時候,只要是有這個需要,我完全不介意為了餬口去掃大街。我母親—她在一九四八年和我父親離了婚—至今都是我所見過最有勇氣、最能冒險的人。七十歲時,她開始學習土耳其語,因為她在慕尼黑認識了一些幾乎不怎麼會說德語的新朋友。後來她甚至還去了安納托利亞東部旅遊。

說到拍電影的事,她當時採取了很明智的做法,她希望我能對這選擇做些現實考量,瞭解自己將要面對什麼,該怎麼做才算明智。她向我解釋了西德當時的經濟情況,在那些來信中,她懇請我三思而後行。“太可惜了,我們以前從沒仔細討論過這問題。”她寫到。不過,不管我做什麼事,母親向來都很支援。她從沒想過要在我將來擇業的問題上出謀劃策、指手劃腳。有時候,我會跑出去,一連幾星期不見人影。她雖不知道我身處何方,但她能感覺得到,我可能又得走開一陣子了。她很清楚,我就屬於那種沒法總被學校留住的人,所以母親會馬上給學校寫封信,說我得了肺炎。在學校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因為相比我那些同學,我有著不一樣的目標和興趣。我不信任學校發給我們的課本。上數學課時,我對那些被視為基本公式的解題方法表示質疑。難道就不可能有人會想出另一種做法來嗎?我不否認,教書育人是一門崇高職業,但只要是在學校,我就從來都沒有過自在的感覺。我始終都不信任老師。說實話,我那時候極度厭惡學校,甚至醞釀了一個計劃,打算哪天晚上去把學校付之一炬,只不過這計劃最終沒有執行到底。回頭想想,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我在學校裡體會到的。那是在歷史課上,我們經常能讀到一手資料,而非課本。直至今日,對於那種在相關事件發生多年之後才來討論某個特定主題的書籍,我仍舊不太相信。我小時候讀過的那本古希臘文的《奧德賽》(TheOdyssey),至今都還擺在我書架上,上面寫滿了潦草的鉛筆註釋。

一九六一年八月,母親給我寄來兩封信—隔天連著寫了兩封。當時我正在克里特島。她在信裡提到,我父親急於想要說服我放棄做導演的打算。應該是我在動身離開慕尼黑之前,便已宣佈了回家後就要開始拍電影了。大概是在十四歲時,我開始寫電影劇本,還交過提案給製片人、電視臺。

在信裡,母親想勸說我從克利特島直接回德國,那樣我就可以去某位攝影師的暗房做學徒了。她覺得那對我來說會是件好事。在她看來,這事得抓緊。我一定要在九月之前回來,以免耽誤了再等來年。她和某位就業輔導專家談過,瞭解到想要從事電影導演這門職業,入門很難。專家告訴她,鑑於我只參加過高中考試,所以理應從暗房做起,以此為基礎,再爭取能進電影公司,做到副導演。對此,我顯然有不同的想法,根本不可能被說服。數年之後,母親開始收集關於我電影的每一篇文章、影評和採訪,她把能找到的,全都剪了下來,做成好多本巨型剪貼本。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那些本子就擺在我慕尼黑辦公室的書架底下積灰。之所以那麼做,部分原因是她為我感到驕傲,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她很清楚我自己是絕不會去收集這些東西的。她對我說過,說不定某一天,我可能會需要這些東西。

像我母親那一代德國女性,真是非常了不起。一九四五年,隨著戰爭結束,她們擼起袖子,清掃廢墟,投入重建。我母親也不例外,她總是作為表率,為我們這三個兒子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某天,我哥和我買了輛摩托車,但上路之後小事故不斷—至少一週一次。那時候,只見她漫不經心地掐滅了手裡的香菸,對我們說,“我覺得你們該和這摩托車說再見了,因為,我也剛和我的最後一根香菸說了再見。”很快我們就把車賣掉了,而吸菸多年的她,在那之後再也沒抽過煙。剛一開始,有那麼很短暫的一陣子,她也認為在德國出現的納粹,是一種積極力量。其中的緣由,或許是因為她在維也納長大,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祖上又是來自克羅埃西亞的民族主義者—為了自己的身份去戰鬥,那是克羅埃西亞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而且她自己年輕時,也在政治上相當積極。她有兩位親戚,據說是參與了一九三四年在馬賽謀殺南斯拉夫的亞歷山大一世的行動。她自己也曾在二戰前坐過很短一陣的班房。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權。許多人內心深埋著的國族意識被激發出來,那種情感可能要比現如今的德國人更強烈。這種想要爭取獨立的巨大推動力,在有些情況下就轉化成了對於法西斯的支援。但我奶奶的情況卻又不一樣。雖說我們從沒討論過政治方面的事,但很明顯,她對希特勒全無好感。她覺得那就是個小丑,她敏銳地感覺到了,那人身上有些地方不太對勁。

我父親迪特里希,祖上是信奉胡格諾派的法國人,他也是生物學博士。二戰時他在部隊,但我估計他應該沒親眼見過硝煙。作為戰俘,他在法國被關押了將近兩年。他就像是一本活的百科全書,能說多門外語,包括日語和一些阿拉伯語。但他這個人,永遠都在逃避責任。他不願參加任何實際工作,總愛說他正在鑽研的那套漫無邊際的宇宙科學理論。他堅稱,總有一天會大功告成,儘管我們全都明白,他壓根就沒寫出過任何東西。他總是要求家人為他的科研工作創造便利條件,這意味著他可以不用上班掙錢、養活全家。於是,照顧所有人的重擔就一直落在我母親肩上。有一次,他又在那裡嚷嚷他的大作,我碰了碰他的肩膀,對他說:“你明明一個字都沒寫出來過。”他看了看我,表情像是在承認我說的很有道理。但才過了五分鐘,他又開始胡吹他那本壓根不存在的著作了。納粹給德國帶來了巨大災難,這樣的事實,他得過了好些年才肯承認。不過我覺得那裡面可能涉及一個文化霸權的問題。戰後,因為美國軍中廣播電臺的關係,好些英語單詞被引入德語之中,美國文化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起了重要角色。於是父親開始懷念那看似更加美好的往昔歲月。時月累積,我從他的缺點中,學到了究竟該如何為人父。從小我就明白,他沒怎麼參與過我的成長過程,這對我來說反而是因禍得福。

問:可以說,你長大成人的那些年,正好經歷了德國的戰後重建。

答:就在我出生的幾天之後,一九四二年的九月,一顆炸彈飛向我們在慕尼黑的家,鄰居家被整個摧毀,我家也嚴重受損。能活著逃出來已很幸運。據說母親發現我躺在搖籃裡,身上壓著碎磚和玻璃渣,好在人毫髮無傷。她把我和我哥送出城,去了薩赫朗。那是個很偏僻的小山村,距離德奧邊境不到三裡,而從慕尼黑開車過去,需時大約六十分鐘。薩赫朗四周都是森林,就像是童話故事裡寫的那樣。我們在那兒生活了十一年,然後才搬回了慕尼黑。環繞著薩赫朗和奧地利蒂羅爾的凱塞伯格山脈,那是戰爭末期德軍零星抵抗的最後幾塊區域之一。在當時,狼人隊—那是第三帝國黨衛隊裡最瘋狂的一支部隊,直至最後仍在負隅頑抗—在逃跑時就途經我們村,他們把武器和制服藏在了農民的乾草堆裡,再穿上平民的衣服,躲進深山。

有天晚上,在我們家背後的小河邊,有個男人坐在了一堆熊熊燃燒的篝火旁。從他眼睛裡和臉上,都反射出火焰的光芒。我當時對德奧兩國的分界線瞭如指掌,因為母親經常會帶著我們兄弟兩個,穿過邊境線,去奧地利的維爾比克(Wildbich)。我們會把在德國不太容易搞到的各種貨物走私回來。她會用沙子來清潔鍋碗瓢盆,有一次她過生日,我們兄弟倆在附近的河灘上裝了一大袋沙子,送給她當禮物。那沙包實在是太沉了,花了我們幾乎一整天時間,才扛回家。那是我記憶中她最最快樂的一天。

我很能理解帕西法爾(Parsifal)這個人物,因為我小時候也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我們完全與世隔絕。去村裡上學的時候,路上會經過一片森林,我深信那裡頭住著女巫。即便是現在,當我走過那地方,我仍覺得那裡面有些東西不太對勁。那時候的薩赫朗是個非常閉塞的地方,我直到十二歲才知道香蕉是什麼東西,十七歲才第一次打電話。如果哪天有汽車出現,那絕對是全村轟動的大事,小孩全都跟在後面跑,就為看個究竟。所以時至今日,看到成百上千的汽車在彼此相連的路網上風馳電掣時,我仍會覺得莫名的興奮。一直以來,我始終覺得偏遠山區裡的生活最自在,在我身上留有那麼一部分,至今都還沒真正地適應現代科技。無論什麼時候,只要電話鈴聲大作,我都會猛地蹦起來。我們的房子裡沒有自來水,也沒正式的床墊。母親用乾草塞滿了亞麻布口袋,我們就睡在那上面。還有我們穿的衣服,她會用手頭能找到的最厚的面料來縫製。冬天時,每每醒來,我都會發現毯子上結了一層薄冰。屋外的廁所常被積雪覆蓋,有時候房門都會被雪堵住,我們只好從視窗爬出去。有時我們會滑雪去上學,而到了夏天,孩子們一連好幾個月都不穿鞋,從頭到腳只穿一條皮短褲。

我們都很有想象力,自己發明了不少玩具。屋後的大樹上架著鞦韆,那種在空中飛翔的感覺,我永生難忘。而那些黨衛軍遺留下來的槍支軍火,也成了我們的玩具,某次我們還用炸藥炸掉了一小段下水道。我和當地大約十幾個孩子一起,組成了一個小團伙,其中還包括一個女生,我們所有人都很尊重她,因為她各方面都很厲害。我們那群人還發明出了一種用櫸木做成的箭矢,我對空氣動力學全無認識,但不知怎麼就研究出瞭如何讓它飛遠的辦法。你像是抽鞭子那樣,把它扔出去,它能飛一百二十多米。吃完午飯,母親會讓我們兩兄弟快點出去—不論是寒冬還是酷暑,也不管室外有幾度—不在外面待上幾小時就不準回來。她覺得這能讓我們體質強健。我小時候有不少時間都是獨自度過的,就此培養出了很強的自立意識。人人都覺得,在已淪為廢墟的德國城市中長大成人,那一定是種可怕的經歷。確實,對於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大人來說,的確如此。但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那卻是最美妙的時光。慕尼黑受到的打擊不像其他城市那麼厲害,雖然你也能看到某些房屋消失後,街道上留下的巨大空隙。裝滿碎磚瓦的卡車,由我們窗外經過,開向城郊;碎石堆起,形成小山。那些被炸過的街區,則成了我們這些孩子的天下,在殘垣斷壁間,在暴露出來的地下室裡,常有各種神奇的發現。那些被廢棄的建築物和工廠,都成了我們體驗各種刺激冒險的遊樂園。那真是一種超現實主義的環境,我所認識的每一個曾在戰後德國的廢墟中度過童年時光的人,無一例外,都對那段經歷讚不絕口。既沒有愛教訓人的父親,也不存在什麼規矩要去遵守,那根本就是無政府主義,最積極意義的無政府主義。我們由零開始,創造一切。

數年前我看過一部電影,用到的全都是二戰期間在列寧格勒被圍城之前、之中和之後所拍到的素材。一切看著都是那麼的平和,絲毫不見危在旦夕的跡象。人們在街頭漫步,在路邊的咖啡館閒聊,孩子們在公園裡玩耍。從這些人的臉上,你完全看不出即將到來的災難。稍後,轟炸開始了,嚴重饑荒接踵而至。死亡悄悄逼近那些街道、咖啡館和公園,空氣中充滿了難以言說的恐懼。當我回顧自己的童年,我能很清楚地感悟到,如今的歐洲正處在一個安寧的時期,而這是整個人類歷史上很少見的。

問:你最初的記憶是什麼?

答:某天晚上,母親把我們兄弟倆從床上拖了起來,帶著我們—一手抱一個,用毯子包裹著—上了我家後頭的斜坡。遠方的天空呈現一片橘色和紅色,像是整個在震動。那是我童年時代一份永遠無法磨滅的記憶。“我把你們從床上拉起來,因為你們必須看看這個。”母親告訴我們,“羅森海姆(Rosenhaim)1正在燃燒。”羅森海姆,在我們心目中等同於世界盡頭的那座大城市,此刻正被轟炸。薩赫朗位於山谷之中,十二公里開外就是阿紹(Aschau),那兒有所醫院,還有個火車站。再過去,就是羅森海姆了。對於當時年幼的我來說,那裡就像是宇宙的盡頭。另一段記憶則是,大約三歲的時候,我見到過上帝本人。那一天是聖尼古拉斯日,聖人尼古拉斯會帶著一本書出現在你面前,書上記著你這一年裡所有做過的壞事。還有那個像是魔鬼一樣的克朗普斯,也會一起出現。那天我是真被嚇壞了,逃到了桌子底下,還尿了褲子。就是這時候,就像是老天爺派人來救我一樣,門忽然打開了,一個男人站在那裡。他身穿棕色工作服,腳上光著,手上都是油。我當時覺得,那一定就是上帝,他來是為了把我從克朗普斯手裡救出來。後來我才知道,那人是電力公司的,他只是正巧路過我們家。

大約在我五六歲時,有次病得很重。因為四周積雪很深,所以也沒打電話叫救護車。母親用毯子把我裹好,再綁在雪橇上,連夜拉我去了阿紹的醫院。八天之後,她徒步穿越積雪,來醫院看我,見我毫無抱怨,母親十分驚訝。那段時間裡,我從毯子上扯出來一根細線,就那麼玩了八天,絲毫不覺得無聊。對我來說,那縷線上滿滿地都是故事與幻想。

問:平時你有過覺得無聊的時候嗎?

答:我的字典裡沒有這個詞。看到我可以一連好幾天就那麼站在窗邊,望著窗外,我妻子都驚呆了。乍一看,那時的我好似表情呆滯,但其實內心並非如此。維特根斯坦曾經說過,由屋內關閉著的窗戶望出去,看到路上有個男人奇怪地揮舞著手臂。你沒法看到或是聽到外頭的暴風咆哮嘶吼,所以你不知道這男人光是想要站定,就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隱藏著的風暴。

問:你曾說過,你對幸福這種東西,並不怎麼感興趣。

答:我覺得幸福的概念挺奇怪的,有些時候我確實也會納悶,怎麼我就和美國人看著有那麼大區別呢,他們甚至會把幸福的“權利”寫進《獨立宣言》裡。但那從來就不是我的人生目標,我壓根就不考慮這些。某次在邁阿密機場,我大聲呵斥了一位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1的信徒,因為他非讓我收下他分發的一本小冊子。“難道你對幸福這件事不感興趣嗎?”他問我。“沒興趣!”對我來說,正義感要比幸福更重要,而且正義感肯定也比金錢和好評更寶貴。那些公認的這世上最好的大學,包括劍橋,包括紐約某所大牌學府,都說要給我頒榮譽學位,但都被我禮貌地回絕了,具體次數已經多到我記不清了。我對這些裝點門面的頭銜完全沒興趣,我的興趣在別的方面。

問:哪些方面?

答:通過我的作品,讓我的存在具有意義,這才是我努力追求的東西。簡單來說就是這些,但說實話,我自己究竟幸福不幸福,跟我自己其實沒太大關係。我一直都很享受這份工作,也許用“享受”並不確切;我愛拍電影,能從事這一職業,對我來說意義十分重大。我很清楚,有許多渴望成功的電影人,明明有很好的想法,卻始終沒法贏得一席之地。我十四歲那年便意識到了,拍電影就是我想推也推不掉的責任,從此以後,我就別無選擇了,唯有一路繼續下去。電影給了我一切,也從我這裡拿走了一切。

本文由出版社授權轉載,節選自《陸上行舟》部分問答部分

《陸上行舟:赫爾佐格談電影》

(德)維爾納·赫爾佐格 / 著

(英)保羅·克羅寧 / 採訪

黃淵 / 譯

雅眾文化·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12月

維爾納·赫爾佐格是德國電影新浪潮的靈魂人物,一生拍攝電影逾六十部,在劇情片和紀錄片領域都有著極高的藝術成就。他的作品大多以狂熱、孤獨的狂想者為主人公,強調人力與天意的對抗,很多作品具有寓言性質。著名導演弗朗索瓦·特呂弗曾稱讚他是“當今最重要的電影導演”。 在本書中,赫爾佐格全面回顧了自己的電影生涯,其中涵蓋了《阿基爾:上帝的憤怒》《陸上行舟》《卡斯帕·豪澤之謎》《諾斯費拉圖:夜晚的幽靈》等代表作品的臺前幕後,以及他為拍攝這些作品而深入荒漠、雨林、高山等蠻荒之地進行的冒險與探索。赫爾佐格在這本書中給予觀眾的除了藝術上的啟示以外,還有超越電影與藝術的人生洞見。它關乎勇氣、真實與意志力,而這正是赫爾佐格那些“瘋狂行徑”背後的實質。

紙城君拉你入群

Reference:Man's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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