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南昌起義決策內幕 張國燾被迫“服從多數”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這個偉大的事件,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標誌著黨獨立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誕生,載入了中國革命的史冊。南昌,因此成為人民軍隊的搖籃,贏得了“英雄城”的美譽。

一、南昌起義的決策醞釀

1927年春夏,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相繼調轉槍口,屠殺曾經是革命戰友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中國頓陷血雨腥風之中。據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革命者達31萬人之多,其中共產黨員有2.6萬多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徹底失敗。

在國民黨反動派要將革命者斬盡殺絕的危急關頭,要不要堅持革命?如何堅持革命?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對此,中國共產黨以武裝起義的實際行動,作出了堅定的回答。正如毛澤東所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到,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1]

1927年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陳獨秀在中共中央的領導職務被終止,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等五人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履行中央政治局職權。為應對大革命失敗的嚴峻形勢,新組建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在武漢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民眾武裝暴動的新政策。隨即,派李立三、鄧中夏等去江西九江指導工作;派聶榮臻、賀昌、顏昌頤組成前敵軍委,聶榮臻為書記,赴九江聯絡葉挺、賀龍部隊,組織革命武裝力量。7月24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根據李立三、聶榮臻和瞿秋白等在九江的同志提出的在南昌實行暴動的意見,作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重大決策,並決定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的中共前敵委員會,負責組織和領導南昌起義。鑑於事情之重大,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隨即報告了共產國際。

中共中央之所以同意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主要是因為當時所能掌握的部隊,已經雲集在南昌附近。主要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所轄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是由共產黨人葉挺指揮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七十五團是以北伐戰爭時期的葉挺獨立團為骨幹編成的,第十師第三十團是為共產黨所掌握的;第二十軍是由接近共產黨的賀龍(在起義後南下途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指揮的。此外,在南昌城內還有由朱德指揮的受共產黨影響的第五方面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隊的武裝等等。這些部隊,是黨在大革命時期培植和給予重要影響的正規革命武裝的主要部分,共計22000餘人。而敵軍在南昌城內的兵力只有3000餘人。兩相比較,起義軍佔有明顯優勢。所以,在南昌發動起義,會有比較大的勝算。

7月26日,周恩來到達九江,隨即向正在研究南昌起義各項問題的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傳達中央的決定:“對在潯同志意見完全同意。 ”[2]並明確指出,“應該以土地革命為主要的口號”[3],把沒收大地主土地列為政綱,從而統一了大家的認識;會議決定由鄧中夏將起義的詳細計劃帶回武漢報告中央。會後,周恩來指示聶榮臻到九江、南昌之間的馬回嶺,將第四軍第二十四師拉到南昌,參加起義。7月25日至26日,葉挺、賀龍所部依次乘火車沿南潯線到達南昌,完成了南昌起義主力部隊的集結。7月27日,周恩來、李立三、澎湃、劉伯承等從九江抵達南昌。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共前敵委員會隨即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周恩來為書記,作為南昌起義的最高領導機關。前敵委員會成立後,立即詳細討論了南昌起義事宜,決定由賀龍任第二方面軍代總指揮、葉挺任前敵代總指揮,統一指揮部隊行動。7月28日,中共江西省委在省立南昌女子師範學校禮堂召開中共黨員、共青團員緊急會議,傳達中央將在南昌舉行一次武裝起義的決定,部署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和工會、農會、學聯、婦聯等群眾團體配合起義軍行動。

正當起義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時,張國燾的到來差點使起義夭折。7月26日,共產國際覆電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4]中共中央分析形勢後,認為南昌起義有成功的把握,當天決定派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傳達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本來就對起義心存猶豫的張國燾在途經九江時,召集還在九江的惲代英與賀昌、關嚮應、廖乾吾、高語罕、夏曦等開會,借共產國際措辭模糊的來電,提出需要重新考慮原定的南昌起義計劃,並兩次給在南昌的中共前敵委員會發電,指示“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候他到再決定”[5]。張國燾的意見遭到惲代英等的堅決反對。7月30日晨,張國燾、惲代英到達南昌。前委隨即召開緊急會議。張國燾繼續借助模稜兩可的國際來電,堅持其重新考慮起義計劃的主張,認為:起義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否則不可發動。又提出:目前形勢,應極力拉攏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起義須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也不可動。然而,此時醞釀中的起義已如箭在弦上,斷不能推遲,更不可停止,任何的遲疑猶豫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嚴重後果,而試圖拉攏革命的敵人蔘加起義,則無異於自我暴露並自毀起義前途。張國燾的意見被前委會議斷然否決。7月31日,得知汪精衛、張發奎等要來南昌,形勢更加急轉直下,前委再次開會,經過激烈辯論,張國燾被迫“服從多數”,會議決定8月1日凌晨舉行起義。

二、南昌起義的成功實施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部發動南昌起義。起義打得最激烈的戰鬥是攻打敵軍指揮部。賀龍指揮第二十軍第一、二團向朱培德第五路軍總指揮部發起進攻。由於叛徒事先告密,敵軍得以做些準備。戰鬥一開始,敵人憑藉地形優勢,用猛烈的火力封鎖了起義軍進攻的要道——鼓樓。起義軍戰士在賀龍的親自指揮下,奮不顧身從民房屋頂爬上鼓樓,佔領了制高點,從上往下猛烈射擊,把敵人壓進了總部院內,起義軍戰士乘機展開衝鋒,經過3小時激戰,消滅了敵軍警備團,佔領了朱培德的總指揮部和省政府。凌晨5時半左右,槍聲逐漸由稀疏到零落,最後完全停止。經過4個多小時激烈戰鬥,共殲敵3000多人,繳槍5000多支,子彈70多萬發,還有大炮數門,南昌起義取得了完全勝利。聶榮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的馬回嶺將第二十五師的大部分部隊也拉出來參加起義,於8月2日趕到南昌。

為了爭取和團結國民黨中一部分願意繼續革命的人士,揭露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孫中山革命精神的醜惡嘴臉,南昌起義仍使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起義勝利後,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宋慶齡、鄧演達(均未到任)、賀龍、周恩來等25人為委員,以宋慶齡、鄧演達等7人組成主席團。同時以宋慶齡等人的名義發表《中央委員宣言》。《宣言》痛斥蔣介石、汪精衛等曲解三民主義,背叛國共合作,譭棄三大政策,已經成為孫中山事業的罪人;號召一切革命者以百折不回之勇氣,團結一致,繼承孫中山遺志,“繼續為反帝國主義與實行解決土地問題奮鬥”[6]。

起義部隊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下轄第九、十一、二十軍共三個軍。革命委員會任命賀龍為第二方面軍代總指揮,葉挺為代前敵總指揮。8月2日下午,南昌市工、農、兵、學、商各界群眾隆重集會,舉行革命委員會宣誓就職典禮。

中央革命委員會雖然打的還是國民黨的旗幟,但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汪精衛的武漢政府是完全對立的革命政權。它宣佈了一系列的革命政策。在土地問題上,宣佈“中國的國民革命,第一使命就是實行土地革命”,“我們此次革命的行動,即是為實行土地革命,解決農民問題而奮鬥”[7]。關於財政政策,改變了以前軍閥的籌款辦法,將財政負擔從貧苦工農身上轉移到地主資產階級身上,廢除苛捐雜稅,徵集地主的糧食,沒收土豪劣紳的財產和對土豪劣紳罰款。關於勞動保護政策,制定了《勞動保護暫行條例》19條,規定了8小時工作制,工傷賠償,疾病死亡撫卹,失業保險,童工、女工的保護等。這些政策,雖然由於軍事上的很快撤離和失敗而沒有條件貫徹實施,但抓住了消滅封建勢力、實行土地革命這個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在宣傳共產黨主張、動員和教育人民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8月3日,起義部隊按照中共中央在起義前的決定,相繼撤離南昌,取道臨川、宜黃、廣昌,以期南下廣東,發動土地革命,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奪取出海口,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重新舉行北伐。10月初,起義部隊分別在廣東三河壩、潮汕地區遭數倍於我的強大敵軍圍攻之後,一部分轉入海豐、陸豐地區與當地農軍會合,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的領導下轉戰閩粵贛湘邊。朱德所部在經過贛南整訓和湘南暴動後,奔赴井岡山,與毛澤東所部會師,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主力。

三、南昌起義的歷史功績

一是開創了中國革命歷史的新時期。即由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轉向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關於中國革命由大革命時期轉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常以八七會議為轉折點。[8]我們認為,這兩個革命時期的轉換經歷了一個過程,即從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民眾武裝暴動的新政策開始,到八七會議正式確定這一重大決策結束。而南昌起義處在這個過程的中間,是黨獨立領導的並以“土地革命”相號召的武裝暴動,打響的是石破天驚的第一槍,所以我們認為以之為革命新時期的轉折點更為合適。正如胡錦濤同志所說:“南昌起義,連同隨後黨發動和領導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其他許多地區的武裝起義,開啟了我們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建立人民軍隊、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時期,揭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9]

二是拉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建立和領導人民軍隊的序幕。這次起義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第一支革命軍隊,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軍隊的開始。1933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通過決議,指出中國工農紅軍是由南昌起義開始組建的,因此“批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規定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10]。這就是“八一”建軍節的由來。1949年,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議,中央軍委決定在軍旗、軍徽上以“八一”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標誌。199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70週年之際,江澤民同志親筆為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題詞:“軍旗升起的地方。”2007年,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稱南昌起義是“黨獨立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誕生的重要標誌”[11]。

三是鍛造了人民軍隊的傑出將帥。南昌起義誕生了人民軍隊,許多將士從起義的實踐中獲得了進行革命武裝鬥爭的經驗。他們中的一些人在以後漫長的革命征程中百鍊成鋼,成長為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傑出將帥。前委書記周恩來成長為人民共和國的政務院(國務院)總理。在1955年授銜的開國將帥中,直接參加南昌起義的朱德、劉伯承、賀龍、陳毅、聶榮臻、林彪6人為元帥,粟裕、陳賡、許光達3人為大將,蕭克、楊至誠、趙爾陸、周士第為上將,另有中將7位,少將6位。十大元帥中的葉劍英雖未直接參與南昌起義,但在九江參與了南昌起義的策劃,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軍事負責人之一的葉挺成長為新四軍軍長,遺憾的是皖南事變後長期被國民黨關押,1946年獲釋後前往延安的途中遇難。這些從南昌起義走來的將帥,與其他應運而生的傑出英才一起共同支撐起人民共和國的大廈。

四是培育了偉大的“八一精神”。南昌起義不僅是革命史和建軍史上的創舉,而且鑄造了“聽黨指揮,敢為人先,百折不撓,為民奮鬥”的“八一精神”[12]。“八一精神”中最根本的一條是“聽黨指揮”。這是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是人民軍隊優秀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人民軍隊不朽的軍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南昌起義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隊歷經艱苦、浴血奮戰而最終走上正確革命道路的根本保證;以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為代表的起義部隊指戰員,堅決聽從黨的指揮,是南昌起義部隊昇華為人民軍隊的內在動力。“八一精神”隨著人民軍隊的成長而不斷豐富,成為人民軍隊克敵制勝的法寶、發展壯大的精神動力。

主要參考文獻:

1、胡錦濤:《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週年暨全軍英雄模範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7年8月2日。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

3、尹世洪、餘伯流、何友良:《偉大的壯舉 不朽的軍魂——紀念南昌起義八十週年》,《人民日報》2007年7月28日。

4、羅慧蘭:《偉大的壯舉 歷史的豐碑——紀念八一南昌起義80週年》,《江西日報》2007年7月30日。

5、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親歷南昌起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著:《1927-1937:中共中央機關在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注 釋:

[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頁。

[2][3][5]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親歷南昌起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52、48頁。

[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6]南昌《民國日報》,1927年8月1日。

[7]《江西工商時報》,1927年8月3日。

[8]比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304頁就是持這個觀點。

[9][11]胡錦濤:《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週年暨全軍英雄模範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7年8月2日。

[10]《中央政府關於“八一”紀念運動的決議》(1933年7月11日),《紅色中華》(1933年7月23日),第九十五期。

[12]尹世洪、餘伯流、何友良:《偉大的壯舉 不朽的軍魂——紀念南昌起義八十週年》,《人民日報》2007年7月28日。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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