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沒有管仲,中華文明就消亡了!他是孔子心中中華文明的保護神!

作者:李任飛

古人提出過一個標準,“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達到這個標準,才是聖人。但是歷史上到底有誰達標了,大家說法不一。支援孔子和王陽明的人是最多的。

所謂“三不朽”最早出現在《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當中。具體表述是: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但是這個說法過於籠統,還需要做具體詮釋。於是唐代學者,孔子的三十一世孫孔穎達做了這項工作,他說:

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

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

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

孔穎達所講的立德,顯然不是私德,而是公德。不是個人德道水平有多高,而是社會因為有了他變得有多好。並且這個公德不僅是以自我修養對社會進行道德示範,更為關鍵的是要建立一套能促進國家不斷強大,社會日漸文明的法制體系。因為道德倡導,往往只對自覺的人起作用;而“創制垂法”則可以藉助國家機器來揚善棄惡,最大程度地讓老百姓獲得實實在在的保護和幫助。

然而尷尬的是,如果嚴格按照這個標準,孔子和王陽明在“立德”這一項上似乎都未達標。我們非常敬佩兩位先賢的為人,完全相信他們有“博施濟眾”的強烈願望,但遺憾的是現實並沒有為他們提供“創制垂法”的充分條件。所以,我們不應該拘泥於孔穎達的文字界定,而要看到立德也有客觀條件的侷限。只要在能力範圍內將立德行為最大化,已經可以稱作典範了。從這個角度看孔子和王陽明被譽為聖人,並無不妥。

那麼,本書的主人公管仲,是否達到“三不朽”的標準呢?

顯然,對於不熟悉管仲的讀者來說,這個問題本身就很唐突。在很多人心裡,管仲的形象還存在不少瑕疵。但是在中華世紀壇的所立四十位文化先賢雕像,管仲卻位列第一。認知的反差如此巨大,正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這本書願望之一,就是幫助讀者解除種種誤會,瞭解真實的管仲,從而能夠對照“三不朽”來評判他的人生高度。

首先說立德。

按照孔穎達的標準,管仲當之無愧。因為管仲為齊國建立了強大的國政系統,德法兼治使得百姓越來越富裕,國家越來越強大,社會越來越和諧。比如“九惠之教”就是用制度為百姓創造福利。完全符合“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的標準。在他去世之後,齊國遵其政,仍能常強於諸侯。並且管仲的作為並不侷限在齊國國內,他還為華夏聯盟制定了更加文明進步的盟約,促進了華夏圈的和平、團結、互惠,使得更多百姓過上了平安的生活。因此管仲的公德,無可置疑。

以往人們對他的成見,主要聚焦在私德方面。比如:他跟鮑叔牙合夥做生意時是否多分了紅利?是否真的當過逃兵?為什麼要輔佐政敵齊桓公?為什麼在上任之前要求優厚的待遇?他是不是妓院的祖師爺?為什麼要把家裡搞得那麼奢侈並且還僭越禮制?

其實這些私德問題不在孔穎達界定的範圍之內,本不必細說。但是既然影響了公眾判斷,還是需要在此做一些分析。其中偷利和逃跑,是管仲為了抬舉鮑叔牙所做的自嘲,不可當真;輔佐政敵和要求待遇,孔子已經給了非常肯定的評價,前者是他心懷天下,後者是為了更好地工作;奢侈和越禮,是管仲主動替齊桓公背的黑鍋,為國君的形象所做的自我犧牲;所謂妓院祖師,更是無稽之談,宋元之前的史料當中根本沒有這個說法,這盆髒水是明清之際才潑到他身上的。

一個人貶低自己抬舉朋友,犧牲自己維護國君,看淡小集團利益選擇為國效力,以一國之力促進天下和平,難道不能稱之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嗎?

再說立功。

每個時代都有具體的需要。所以分析古人立功,也需要考慮到現實情況。在和平年月拍出《流浪地球》很了不起,而在戰爭年月則需要把敵方趕盡殺絕。管仲所在的時代,華夏社會有兩大突出矛盾:一是周王失去威信,華夏秩序紊亂,諸侯之間戰爭頻發;二是外敵不斷侵略,諸侯無力抵抗,華夏眼看不保。在這種危難之際,周天子提出過好辦法麼?沒有;同時代的各國諸侯,比如魯莊公、鄭文公、燕莊公、衛懿公、晉獻公提出過好辦法嗎?同樣沒有;還有天下精英,比如宰孔、單伯、曹劌、子文等等提出過好辦法嗎?仍然沒有。於是,山河破碎幾乎成了必然趨勢。

但是,管仲從貧寒之士經過個人奮鬥,在當上齊國宰相之後,通過壯大齊國實力,擔負起天下興亡。孔子在這個問題上的評價是——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論語》

沒有管仲,中華文明就消亡了。所以管仲是孔子心中中華文明的保護神。

管仲僅僅是一國宰相,但他解決的是整個華夏的問題。他所促成的華夏聯盟規模最大時,有齊魯宋陳衛鄭蔡燕楚江黃曹許滑滕邾大大小小等幾十個諸侯國。各國諸侯有了盟主調停關係,變得和平團結,於是有精力發展經濟,對抗外敵,中華文明從而得以保全。如果管仲本身就在輔佐周王,建立這樣的功績會相對容易。但僅僅是憑藉司馬遷所說的“區區之齊”就做出這種效果,實在令人深深敬服。這樣的功績稱作“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無疑是恰如其分的。

最後說立言。

公元前500年左右,被很多學者稱為“軸心時代”。那段時間,無論東西還是西方都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他們的智慧照耀著人類發展路程,即便是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在不斷地在他們的著作當中尋找答案。管子、老子、孔子,則是屹立於那個時代的巨人。

管仲身後的《管子》一書,包羅永珍,巨集博精深,“遠非他書可及”。與老子專心於道,孔子專心於仁所不同的是,管子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思考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權威和獨到的,被歷代政治家奉為經典。他提出的“以人為本”、“以百姓為天”、“以法治國”、“百年樹人”、“禮義廉恥”、“和諧”“誠信”等等思想觀念,放在今天也可謂主流高階,經世致用,無疑符合“言得其要,理足可傳”的標準。

但是,《管子》一書後來也遭到質疑,焦點在《管子》是否為管仲親著上面。產生質疑的原因很複雜,既有學術探究,也夾雜著門派之爭和政治目的。因此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可全面接受。在此只提醒學者們注意如下問題:

第一,管仲有《管子》一書流傳下來,是韓非子和司馬遷都確認過的。他們與管仲在時間上更接近。他們的說法後世可以質疑,但在找到過硬的證據之前,是不能把質疑當結論的。

第二,管仲是宰相,他的職責並不是做一門學問,而是要博採眾家之長治國理政。但在那個時代思想成果極為有限,因此管仲需要思考很多問題,並提出自己的觀點。所以他的話題涉及哲學、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科技、教育、衛生等等多個領域並不奇怪,“雜”恰恰符合他的職業需要。

第三,目前普通認為《管子》當中有管仲親著、史官記錄、後人整理補綴等多種情況,基本結論是非一人一時之作。但是即便有後人整理和補綴等成分,只要體現了管仲的思想和實踐,就不能切斷它和管仲的聯絡。其中一些重要言論,仍然可以看成出自管仲之口。這就彷彿弟子們整理的《論語》,仍然體現了孔子的思想一樣。《管子》一書當中的政治和經濟智慧,沒有經過實戰錘鍊的書生們是編不出來的。

現在,將前面的論述綜合起來,管仲無疑完全達到了“三不朽”的要求,理當被尊為聖人。

其實年少的管仲就被鮑叔牙視為賢人,去世之後齊桓公便開始稱他聖人,到了孔子口中他甚至是中華文明的保護神。即便過了兩千七百年之久,他的思想依然能夠穿越時空,為現代中國人撥開迷霧。回望歷史,管仲在世的那八十年當中,華夏社會有誰比他更為出色?管仲去世之後的兩千六百多年裡,又有幾位能夠與他相提並論呢?

這樣一位中華民族偉大的祖先,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

選自:《穿越春秋品管仲》的結尾一篇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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