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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劇場內外,那些身負時代烙印的人們_中國

編者按:1983年春,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受邀來自中國,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他的頭號大戲《推銷員之死》。這部戲劇植根於強調通過個人奮鬥以獲得更好生活的“美國夢”式的社會背景,對於剛剛從樣板戲的歲月出來,開始展露開放態度的國度而言,它顯得陌生且難以理解。

在排演的兩個月時間裡,米勒以日記的方式,記錄著自己和演員們接觸磨合的過程,和在戲劇之外所見的陌生人的日常生活場景。透過一個外來者的視角,米勒帶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一個國家的歷史、政治和文化是如何影響著人們對道德、集體、理想的理解的。

在劇場內外,那些身負時代烙印的人們

文/阿瑟·米勒

節選自《阿瑟·米勒手記:在北京》

週四晚上,我們為兩位音樂家把戲從頭到尾過了一遍。我放棄了豪華的電影配樂,這兩位音樂家將指揮與協助劇中配樂的演奏。到場的還有三十來歲的在北京執業的美國女律師賀詩禮(Jamie Horsely)、她的年輕司機以及司機的一位朋友。這齣戲顯然征服了他們,包括賀詩禮,儘管她覺得很難跟上劇中極快的語速—雖然她的中文已經說得很流利。人藝的頂頭上司劉厚生也來了。他六十多歲,早年也當過演員。對這齣戲他是為之傾倒。看起來中國人完全能夠看懂這齣戲。這真的可能嗎?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劇中推銷員和保險的概念被解釋得意外的好。威利在對白中講到了他是幹什麼的,他怎樣做那些事情;保險的程式也被提出來,解釋得相當明白—這多少有點奇怪。這會兒我才認識到,這種做法多少能夠解釋,為什麼這齣戲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許多國家都能獲得極大的成功。不過,我仍然做好了遭遇中國觀眾對這齣戲無動於衷的準備。

關於中國文化的封閉,我跟英若誠有過一場有趣的討論。有天早上,我們由這個題目說到中國的兩種主導思想—儒家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我原沒有想到,按照儒家思想劃分的等級,作為商人的推銷員的社會地位很低。儒家思想定義了一個人從出生到入土所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綱常概念如同一張垂直的網,讓想要超出常規的個人無法動彈。在這之上的馬克思主義又加給人們一系列的責任。

看英若誠和波士頓女人在旅館房間這場戲時,我不禁想到“貞潔”這個詞。演員劉駿全憑自己把這角色創造出來—我怕自己會逾越中國人在兩性關係上的禁區,於是由著她自己表演而未加指導。我不知道他們認為哪些是令人厭惡的,哪些是色情的。她隨著音樂上場,一條白紗巾從伸出的手臂上垂下,她一邊輕笑著一邊轉著圈,靠近心事重重的威利。按照劇本,有一處,他們應當接吻。演這一幕時,她投入英若誠的懷中,把臉背向觀眾。在臺下,她對著一長串沿牆的鏡子練習舞步。她請我們去她家裡—她家在郊區,得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才能到—可是當我們答應要去的時候,她又顯得極為慌亂,因為她家只有一個房間。我對她同樣是演員的丈夫的副業很感興趣,他似乎在養殖一種大魚。也許她還會同意我們去她家裡。劇院大廳陳列著演員和周恩來的照片,她也在裡邊。

對於英若誠,我一直在努力讓他變老。他雖然沒有運動員的體型,但明顯不像是60歲的人。衰老是威利的故事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他試著腳步遲緩,做一點事情就會氣喘,可惜他每每演得過火—這也在所難免。要是給他戴上白假髮,也許會容易一些。我發現在末尾的威利種花時遇見本那場,他蹲下把種子口袋放在地上。我向他指出這一點,他看著我,顯得茫然不解。我這才認識到,中國人習慣了蹲的姿式。在路口汽車站等公共汽車時,人們蹲下來休息。其實,那的確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我不再幹涉了。

中午我離開劇院去吃飯,遇到英若誠。他好像很緊張,急著從停在門邊的一堆自行車裡把自己的車推出來。他剛聽說,自己的家門大敞,可能失竊了。我說:“聽起來像是紐約嘛!”他什麼也沒說,騎車快快離去了。到了晚上,他告訴我,是他母親出門時忘了鎖門,什麼東西也沒有丟。他擔心的是自己的電視機、錄音機,還有錄影機—這是他從美國使館的文化參贊那裡借來的,用來看他想看的電影。他笑著說:“社會主義道德毫不動搖。”

這裡水果很少見,尤其是橙子和香蕉。有傳言說香蕉來不及收穫,爛在地裡。可以想見,對於刺激生產的新制度所引起的貪慾,一些人懷有厭惡情緒。一位歐洲婦女在這裡生活了半個世紀,她對我們說:“這種貪心—人性最壞的方面被釋放了出來。”看到街頭推著平板車叫賣的壯漢,我也聽到類似的感慨。實際上,賣東西—甚至為大眾服務—在一些國家會被當作不光彩的職業。在蘇聯,服務員離飯桌只一步之遙,但她們要過半天才會走過來簡慢地把選單遞給客人。無論如何,中國的服務人員通常都很愉快,即使飄忽不定。

但是報章上總是批評商店對顧客有意冷淡,或服務不周,或存在欺騙行為。這總讓我想起修義龍的口號—“人人都是國王”;他宣揚人人平等,同時達到富裕,在很多方面讓我感到那是我們的第一次文化革命。

今天是我給自己放假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後一天。我在考慮以後幾周的排練。我相信我們可以用十天甚至更短的時間排完這齣戲。過多排練會帶來隱患,厭倦的情緒會影響到表演。也許我們可以坐下來,談一談這齣戲,談一談美國和中國,以及演員們在表演上能做的比較細微的調整。我仍然覺得難以認可他們現在的表現以及這齣戲背後的美國。當然,除非世界上真有那種法語稱之為“le moyen humme”的普通人——他們無論生在哪裡都以同樣的準則“運轉”。

英格和我又騎著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裡穿行,我們逛了三個小時。在這個陽光明媚的早上,每條街道旁邊都有一群一群的人—有時候是一大群—圍著賣東西的平板車。賣什麼的都有,東西都很便宜。以西方人的眼光看,這些東西除了窮人沒有誰會買。可是在這兒,小販們的生意挺紅火。尤其受人歡迎的是按尺賣的白棉布:小販先剪開一個口,然後把布橫斷撕開。十八九或者二十出頭的小青年在賣氣球和小孩的衣裳。多年來,買賣和買賣人在這裡受到歧視,商品在沒有人情味的國營商店的櫃檯上才能買到。現在做生意的人又重新出現,他們賤買貴賣,不知不覺間把商品分配到需要它們的地方去。他們招徠過往的路人,招手、吆喝、抖動貨物使其看上去光鮮亮麗。他們從哪兒學的這些?這也許是天生的本能吧,因為在中國,30年來自由貿易一直被劃為禁區。現在集市又回來了,帶著它原始的興奮:買下,拿回家,穿上,希望它能改變自己的生活。這是一種古老的購買衝動。當然,年輕人因為找不到正式工作才幹上這一行,這種職業被人所輕視。可是,他們並不垂頭喪氣,眼神裡透著典型的推銷員的精明和貪婪;賣貨的抬高了聲音,買貨的掏錢時就不再懷疑。

我們騎著車路過一長段灰色的圍牆,裡面是幾座樓房。大門上有塊銅牌,上面刻著“北京市公安局”。我想起來,到現在,我還沒見到過一個警察、一輛警察巡邏車,或任何警察的跡象。但是有報紙報道,犯罪率正在上升。每個街區都有居委會來防止青少年犯罪、處理日常的小麻煩。家人或鄰里吵架,從來不會鬧到法庭上或是叫來警察—只有事情比較嚴重時才會叫警察。這些警察只在夜晚騎著摩托車在城裡巡視。為應付嚴重事端,城裡也有駐軍。有很多便衣警察分佈在各處,外國人對這一點確信無疑。

下午,我到外國語學院,見了十來位教師和三十多位研究生,開了一個小時的座談會。我在這裡得知,並沒有什麼篩選體制干涉翻譯何種外國作品。海勒(Heller)的《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以及貝婁(Bellow)的《洪堡的禮物》(Humboldt’s Gift)現在很受歡迎。可是,最讓人著迷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她的每本書都至少有五個譯本。這些譯本被冠以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讀者多次向書店抱怨,所謂的新書,他們早已讀過。

外國語學院的建立不是出於文化的考慮,而是出於純粹的實際需要。世界上說中文的人不說別的語言,不說中文的人也不想學中文。英格能流利地說所有的歐洲語言,還非常精通俄語;可為了達到流利的水平,有八年的時間她每天都學中文,另外每週都要去耶魯上課。因此,中國人學外語對國家以及經濟十分重要,而無關乎文學藝術;學外語的學生被認為需要相當高的智力水平。

我、英格和英若誠,面對著七八位教師—他們年紀多在五六十歲—和大約40位學生。桌椅沿著教室的牆壁擺放,不很正規。這座樓建於20世紀50年代,是當時中國典型的方形建築,黑暗的過道,油漆剝落,兩頭的廁所溢位刺鼻的氣味。

這個座談會安排在下午,利用上午和晚上排練之間的空檔。我和英若誠都覺得有些疲勞,因此只是請大家提問,而沒有做什麼演講。過了好長一段令人尷尬的沉默,才有一位極為緊張的二三十歲的男青年站起來提問。他的英語說得很好。他問道:“我不懂為什麼阿比蓋爾(Abigail,《塞勒姆的女巫》中的人物)這樣年輕的女孩會有這樣複雜可怕的念頭。”—有人笑,他仍然繼續著—“她年輕性感,卻奪去了好多人的性命……”他的困惑和天真讓大家都笑了。系主任對他說:“你還需要更多的生活經歷。你現在太年輕,不懂這種事情。”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保持著童貞;他們遵循著種種嚴格的道德觀,並不僅僅在性方面。英若誠後來告訴我,週六我休息的時候,他又把戲過了一遍,觀眾是五十來位劇院工作人員。年輕人都感動得流淚—這種情景在中國不常見到。而年長一些的觀眾,他覺得,雖然也被感動,但“似乎不想陷得太深”。他推斷說,原因可能是這齣戲沒有給出常規的道德框架,尤其是威利和波士頓女人那場。

學生們可能對英若誠和我這個外國專家過於敬畏,經過一些放鬆和鼓勵的說笑,真正的討論才得以開始。大家普遍認為詩歌的形勢很不好。有位教授說:“詩歌應當是不確定的,如果不這樣,何必作詩?可是‘不確定性’這個詞在這裡不為人知已經很久了。”對這番話,沒人反對,也沒人評論。雖然中短篇小說不斷湧現,教授們對此也評價甚高,但他們對新的中國文學的熱情尚有保留。也許他們認為,更真實的新文學是一株年輕還不健壯的幼苗,但是大有希望。

人們好像對我1957年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召的經歷很感興趣。我嘗試著回顧歷史,說:我是在風浪就要過去時被傳召;在心理上比較堅強,因為我身在戲劇界而不是電影界,電影界的人沒有我這種獨立性。但是他們以為我這樣說是因為謙虛,人們更喜歡一種純粹的英雄主義。談起人性的惡,最後談了去年在上海演出的《塞勒姆的女巫》。

這些學生和教師都不會談太深刻的話題,也缺乏有力的哲學反思以形成新觀點。我看這不是因為人們不敢表達非正統的意見,而是他們沒有這種意見。我以為這絕對不只是中國的問題,據我所知,整個世界對大膽的意見都不太感興趣。不論怎樣,這裡的氣氛可以稱為溫和。也許他們的朋友或是父母經歷了太多的動盪,這讓他們認定無動於衷的謹慎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雖然如此,我問到大量湧現的新刊物時,會場氣氛卻有幾分活躍。從人們的笑聲裡可以判斷,有些刊物確實非常前衛。

只要找到一個名義上的主辦單位,個人就可以辦一份刊物。這些單位可以是工會、學校、公司、任何法律承認的團體,而刊物不必反映贊助人的特殊興趣。同樣的程式也適用於戲劇團體的成立,只是所有的小劇場活動剛剛興起,還處於嬰兒期。然而,新興的非主流戲劇已經開始出現了。首都劇場上演過兩部這樣的戲,《推銷員之死》也將在首都劇場上演。

我離開時試圖打消自己的失望情緒。我警告自己,比起其他學術環境,在這裡我只看見幾處不甚光明的陰影。憑有限的個人經歷,我認為,這些陰影已經重複了一代又一代。而且,走出這些陰影尚需時日。

午餐時,有兩位美國記者來採訪。我和英若誠查看了申請採訪的中國雜誌社名單,有幾百甚至上千家。雖然很多雜誌的質量值得懷疑,但是確實有不少持有大膽前衛的觀點。這兩位美國記者讀過一些這樣的雜誌,認為禁錮雖然沒有完全解除,但是不會再恢復。中國像一艘輪船正大膽地開向公海;有些人似乎在等待,以為會有另一組船員來扭轉舵輪,再把這艘輪船開回到舊港灣。兩位記者認為,《推銷員之死》的上演如同北極星,將在以後很多年裡指引著中國戲劇發展的航向。

昨天,我和英格騎車在城裡轉了三個小時。儘管有不少貧窮和落後的景象,整座城市讓人覺得如此親切。街上有人聊天,路邊有人買賣東西,沿街的店鋪有人閒逛,老人、小孩都被照顧得很好,有人在修自行車,有人比較各自買來的東西。小至青菜,大至整張的聚合板,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能用自行車攜帶。對比之下,新建的住宅樓顯得冷漠蕭索,少了小院的人情味。古老的小院,地上鋪著磚,這裡眾人品評眾人的花草,無疑更知道彼此的隱私。我又想起來離開機場經過那些高樓時,英若誠說:“這不正是威利討厭的公寓樓嗎?”人們是否正沿著瘋狂而諷刺的軌跡奔向布魯克林?也許觀眾根本不會做這樣的聯想。

兩位美國記者告訴我,有很多住房專案中途停止(我們也注意到了這個),原因是幹部罷工。這些幹部是技術最熟練的工人領導,他們要求無論如何自己也要先分到房子,不然就拒絕完工。我不免想起哈皮在“輓歌”那一幕的臺詞:“那好吧,老兄,我要叫你,叫所有的人看看,威利·洛曼沒有白死。他的夢是好夢,人只有這一個夢好做—壓倒一切,天下第一……”這段臺詞人人都能懂,對此我確信無疑。

我們和賀詩禮還有使館的一位經濟學家一起吃晚飯。我們四人都很關心近來中美關係的變化。《推銷員之死》能否成功表現兩國人民的共同人性,在此時顯得尤為重要。

賀詩禮的寓所和辦公室在新建的現代而舒適的北京飯店的高層,從這裡可以俯瞰天安門廣場。這時一排排街燈剛剛亮起,戈壁來的持續的沙塵把天空染成了黃色。為了節約用電,路燈瓦數偏低而顯得昏暗,這似乎也喻示著中國人較慢的生活節奏。這種節奏讓我們回想起美國南方一些地區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的失落,令許多移居到喧鬧的紐約或芝加哥的人們感到惋惜。在這裡,人們在街上停下腳步,從容地聊天。整個城市由一群如村落般的居住區構成,只有一兩處有著大賓館的街區,才給人毫無特色的大都市的感覺。

我問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形勢如何。他說,過去一年半消費水平有所下降,我懷疑這是計劃導致的結果,這裡做什麼都有計劃。但是他說:“這裡沒有詳細的統計,會有什麼像樣的計劃?計劃經濟的想法顯得非常可笑:沒有完全的統計數字,計劃完全不可能;而統計數字差得不是一星半點。”

蒙古飯館的晚餐辣而美味。空曠的屋子裡有兩座巨大的蘑菇型燒烤臺,下面燒著明火,食客自己把切成薄片的牛肉醮上醬汁和佐料再去烤。後來又上了蟹肉、鴨肉、炒田螺。這場晚宴之後,英格睡了五分鐘,我睡了一小時。

前面那座烤臺的顧客是蒙古人,他們的桌子鋪著白色的油布。後面的這座有幾桌是日本人,再加上我們。我猜兩座的價錢差不到哪裡,我們每個人花了九美元,其中還包括好幾升啤酒的費用。

注:文內圖片均為《推銷員之死》排演劇照。

《阿瑟·米勒手記:在北京》

阿瑟·米勒 著

三輝圖書/中國華僑出版社

ISBN:978-7-5113-7780-7

阿瑟·米勒是20世紀最偉大的劇作家,被譽為“美國戲劇的良心”。1983年春,他受邀來到中國,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他的頭號大戲《推銷員之死》。除去語言不通和文化差異,阿瑟·米勒面對的是一個正處於歷史交會點的古老國家:樣板戲的歲月剛剛過去,一個高速狂飆的時代迎面而來。這本書是以米勒1983年的排練日記為基礎寫成的。

在這本手記中,阿瑟·米勒敏銳而犀利、坦率而真摯,他記錄了一次驚奇的劇場冒險,觀察著身負烙印的人們,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思考文化、歷史、人性。透過劇場、透過北京,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縮影浮上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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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咬咬

責任編輯:

Reference: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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