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一個大寫的音樂家 ——賀綠汀_賀老

作為音樂製作人,我能成為一代音樂大家賀綠汀老人的忘年交,是人生一大幸事。

賀綠汀

(一)

新年伊始,我應上海電視臺的名牌欄目《上海故事》之邀,策劃參與拍攝了紀錄片《難忘的上海歌聲》。為此,我又重新來到音樂巨匠賀綠汀的故居,並採訪了他的女兒賀元元,許多如煙的往事彷彿又在眼前。

作為音樂製作人,我能成為一代音樂大家賀綠汀老人的忘年交,是人生一大幸事。當年,我和胞弟李建國及同道們共同策劃、組織、舉辦的《世界名曲大匯唱》《中國名曲大匯唱》《三軍歌唱家音樂會》《著名歌唱家音樂會》等一系列重大的音樂活動,都是在賀老的直接指導、關心和幫助下,才得以實現的。

記得《中國名曲大匯唱》演出前夕,四十幾位歌唱家齊聚滬上,但就在此時,出現了人為干擾,公演甚至可能夭折。萬般無奈之下,我去賀老家求援。賀老知道緣由後,十分氣憤,並說:“這麼好的、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活動,是一定要辦好的。”正因為賀老的出面干預,此次演出才逢凶化吉,成為上海樂壇乃至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大盛事。

賀老的晚年,我是他泰安路寓所中的常客。因家父李佐華與賀老交往甚篤,他待我如同親人。我甚至不需預約、通報,能隨時登門造訪。而我每次到訪,賀老總要親自為我倒水沏茶,還常讓我分享他的點心,如遇飯點,也定會留我就餐,這些都使我這個小人物誠惶誠恐。和賀老相處久了,他崇高的人品和藝德,深深感染和影響著我。在他身上,總能感受到無限的溫暖,更能汲取到無窮的力量。賀老對音樂的許多醍醐灌頂般的見解和教誨,是我策劃、組織音樂活動的基調,更是我音樂寫作永遠追求的方向和境界。

賀老的生活很簡樸,三餐以稀飯、麵條為主,佐以魚和蔬菜,有時也會嚐嚐家鄉帶來的臘肉。他的點心更簡單,不是白煮蛋,就是麵包片蘸著花生醬。賀老年事已高,衣著都以輕暖為主,內衣經常縫縫補補。而賀老卻把工資的很大部分以及音樂創作的稿酬和香港百代唱片公司匯來的版稅,全部用在了家鄉的築路、架電線、辦學校、支援當地貧困鄉鄰等公益上。賀老雖然住在國家分配給他的一幢小洋樓裡,但有一年的盛夏,酷暑難熬,賀老的兩個女兒自掏腰包,趕緊給他的書房安裝上空調,這才使他安然度過此夏。

(二)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之際,賀老生前捐贈的《游擊隊歌》手稿,首次在中共“一大”紀念館展出。那幾頁已泛黃的樂譜,彷彿在默默敘述著這位音樂巨匠波瀾壯闊的輝煌人生。

在長達近七十年的音樂創作中,德高望重的人民音樂家賀綠汀始終“替時代高歌,為人民吶喊”,並留下了《牧童短笛》《游擊隊歌》《森吉德瑪》《晚會》等一大批各個時期不同題材、樣式和風格的傳世佳作。主持上海音樂學院工作期間,他又把學校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音樂學府,為國家培養了大批頂尖的音樂人才。“文革”時期,面對“四人幫”的淫威,賀老更是表現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的節操,堪稱學界楷模。

“八一三”淞滬會戰後,在上海的音樂和電影圈已大名鼎鼎的賀綠汀,放棄優越的生活,毅然加入上海抗日救亡演劇隊,用音樂、文藝的形式,喚醒、鼓舞國人抗日救亡。賀老的第一首抗日救亡歌曲,就是將塞克作詞的《全面抗戰》譜成大合唱。此歌在當時的抗戰中心武漢三鎮引起了轟動,到處傳唱。

演劇一隊從上海一路輾轉演出,來到晉察冀邊區。沿途,賀老目睹了中國軍民浴血抗敵的悲壯場面,更見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克敵制勝的英勇氣概。當年,賀老在參加廣州起義時,曾寫過一首《暴動歌》影響甚廣,此時他更想寫一首人民軍隊抗擊日寇的作品。

醞釀、構思這部未來的作品期間,這位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寢食難安。賀老當年參加各種戰鬥的畫面和此行的所見所聞,不斷在腦海中閃回、定格。好多天,賀老絞盡腦汁,徹夜不眠,沉浸在創作之中。一日深夜,賀老突然靈感出現:槍聲和人影正幻化成旋律和節奏,一連串的音符噴湧而出,成為抑揚頓挫的樂句。賀老自己也彷彿與神槍手一起,進入密密的樹林和高高的山崗……作品的音樂形象,躍然紙上。流淌在賀老心底的《游擊隊歌》詞曲,就這樣一氣呵成。

《游擊隊歌》的曲調工整無瑕。無論其樂句的音韻,還是歌詞的平仄,抑或節奏的變化和調性的對比,甚至整首作品的起承轉合,都是那樣的自然、流暢,沒有一點矯揉造作、刻意而為的痕跡,顯示其爐火純青的作曲功力。在輕快、愉悅又剛毅的旋律中,充分體現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和革命必勝的信念,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作品的思想和藝術能如此完美的結合,在中國音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游擊隊歌》的首演,是在山西臨汾劉莊的八路軍高階幹部會議上。賀老親自指揮演劇一隊的演員,縱情高唱。那時而舒緩、時而激昂的歌聲,感染了在場的每一位八路軍高階將領。朱總司令聽後,連連讚揚:“寫得好,寫得好。”

因為通俗易唱,《游擊隊歌》很快就在人民軍隊中廣為傳唱。後來,賀綠汀又譜寫了《嘉陵江上》《墾春泥》《中華兒女》等一批抗日救亡歌曲。

1937年“八一三”後,賀綠汀參加抗日救亡演劇隊在河南時的留影

(三)

1903年7月20日,一代音樂巨匠賀綠汀,降生在湖南邵陽東鄉馬王塘的一個祖輩務農之家。父親賀生春請人給其起個大名:賀楷,號:抱真。但很多年後,已到上海國立音專求學的賀楷,目睹了外面風雲變幻的世界,斷然給自己改了個新名字:賀綠汀,希冀祖國能成為和平安詳的“綠洲”。

賀綠汀在中國樂壇的崛起,緣於他創作的鋼琴曲《牧童短笛》。1934年5月,俄籍鋼琴大師齊爾品,委託上海國立音專的校長蕭友梅,出面舉辦一次有獎“徵求有中國風味之鋼琴曲”的活動,要求“來稿者必須是中國人”“需有中國風味”“曲體不限、作法不論”,但“長度不得超過五分鐘”的鋼琴小品。

賀老得知這一訊息後,覺得這是一個能展現自己音樂才華和抱負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心緒久久難平。賀老最熟悉也最難忘的生活,莫過於他年少時在家鄉村野牧牛的悠閒時光,這也成了他此次創作的題材。進入狀態後的賀老,無論眼簾還是腦海,全是揮之不去的詩情畫意般的田園風光,而胸中湧動、升騰著的,則是那空靈飄逸的雋永旋律……

那時,賀老借住在襄陽南路84號一家裁縫鋪的三層閣上。此屋矮小且不透風,夏日熱得沒法進去,更不可能放架鋼琴來試奏作品的效果了。因此,賀老只得一大早趁太陽還未出來,就從晒臺爬到瓦面上寫作。就這樣,經過多日的斷斷續續,一首清新脫俗、卓而不群的鋼琴曲,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完成了。經過反覆斟酌,才把新作定名為《牧童短笛》。幾天後,賀老又陸續創作了鋼琴小品《搖籃曲》和《思往日》,用這三首曲子去應徵。最終,賀老的《牧童短笛》一舉奪魁,他的《搖籃曲》也獲名譽二獎。

獲獎後的賀老,用二百大洋的獎金,買了一架“精藝牌”鋼琴。從此,這架鋼琴成了他音樂生涯的夥伴。如今,鋼琴已捐贈給了賀老的安息地“福壽園”,在那裡永遠地陪伴著他。

《牧童短笛》的成功,也開創了中國音樂創作“洋為中用”的先河,奠定了賀綠汀在中國樂壇的地位。當年他翻譯普勞特的《和聲學理論與實用》一書,原本已被商務印書館打入冷宮。但就在賀老獲獎見報幾天後,對方突然通知賀老:譯稿已通過審閱,即將付印,而且還給予世界名著的規格。不久,齊爾品帶著《牧童短笛》去世界各地巡演,當地的媒體對此作好評如潮,於是它的樂譜也在各國出版。

1961年賀老家的全家福

左起妻子姜瑞芝、二女兒賀曉秋、賀綠汀、三女兒賀元元、大女兒賀逸秋

(四)

1932年春,聶耳隨明月歌舞團去武漢公演時,邂逅了正在那裡休學當音樂教員的賀綠汀。兩人初識,便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從此結下莫逆之交。

翌年初秋,賀綠汀重返音專學習,在上海與聶耳重逢。此時,聶耳在上海電影圈已聲名顯赫,作品等身。但這位無師自通的年輕人,並不滿足。他一直想找一位專業老師,系統地學習作曲理論。因此,賀綠汀熱心地為他介紹音專的白俄教授阿富夏洛穆夫,教他作曲技法和鋼琴。就這樣,每週一課,聶耳從不缺席,一直堅持到離開上海東渡日本為止。

1933年的深秋,聶耳得知賀綠汀因經濟拮据而準備輟學回家的訊息,急邀他來家長談……

聶耳把原本已列入自己創作計劃的兩部影片《船家女》和《馬路天使》,請賀綠汀來作曲配樂。這樣既解決了他的經濟來源,得以在音專繼續學業,又能使他開闢一條新的音樂創作之路。那時的默片已過渡到有聲電影,音樂已成為影片的重要部分。聶耳為電影《桃李劫》和《大路》所配插曲《畢業歌》和《開路先鋒》已傳遍了北國南疆,正在喚醒億萬中國軍民的鬥志和激情。賀綠汀也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便欣然接受聶耳的盛邀和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賀綠汀譜曲的《馬路天使》一炮打響。影片中的兩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在街頭巷尾,婦孺皆唱。影片也成就了第一次擔綱女主角、日後成為一代影后的“金嗓子”周璇。極具天賦的周璇,在賀綠汀悉心點拔和諄諄教誨下,對歌唱的技巧、音樂的理解和作品的把握,有了質的飛躍。為此,周璇對賀老一直心存感恩。在以後的幾年間,賀綠汀又陸續為《十字街頭》等二十多部進步影片譜曲,社會影響廣泛。

賀綠汀手稿

“文革”後,賀老在與自己相伴一生的“精藝牌”鋼琴上創作

(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賀綠汀風塵僕僕地從華北解放區趕到闊別多年的故地上海,接管曾經的母校上海國立音專,擔任上海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正值創作高峰期的賀老,從此把所有的工作重心完全轉向學校的建設和人才的培養之中。

賀老到來時的上音已是一派蕭瑟,教師隊伍良莠不齊,總共不足20位,在校的學生幾乎跑光,連教學必用的鋼琴也僅存22架,而且其中有些已不能彈奏。為了儘快地收拾這副爛攤子,早日把這座百廢待興的昔日名校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現代化音樂學府,賀老身先士卒、嘔心瀝血。他甫上任就旋即在海內外不拘一格地廣泛招賢納士,還不斷地在上海本地的報刊上求購舊鋼琴及學校教學必須的教材。

在賀老的不懈努力和帶領下,新上音的教學已循序漸進,各種教學器材也基本完備。鋼琴一下猛增到150架,賀老還親自掛帥,組織編寫了一批新教材……

但為了上音更美好的明天,在賀老不遺餘力地呼籲和奔波下,學校二次搬遷。起初由狹小簡陋的江灣舊址,搬入新建造的漕河涇校區(今上師大東部校區)。雖然新校舍的硬體和師生的工作、學習及生活條件都得到了極大的改觀,但新校地處近郊,那時的交通和通訊還很不發達,晚上沒有公交車往返學校,而上音作為藝術院校,師生經常要去市中心的劇場舉辦或聆聽各類音樂會,參加許多學術交流,這就成了新的問題和矛盾。

為此,賀老多次向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面陳上音發展的新瓶頸。一向重視教育和文藝的陳毅市長,在親自調研後決定,在他任期內一定要把上音校舍置換到市中心。1957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即將離任赴京任職的陳毅市長,親自陪同賀老驅車去為上音尋覓合適的新址。幾經勘察、對比和平衡後,賀老最終選定了汾陽路上的一家外國人俱樂部,也是今天上音大院的所在地。

在賀老先進的辦學理念指導下,上音先後設立了附中、附小,體現了現代音樂教學的合理和科學性,還在學校設立了原本沒有的民樂系,並在聲樂和作曲系中分設民族教研室。賀老在學術和教學上,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洋為中用”,用人則更注重:任人唯賢、人盡其才、唯才是舉。在賀老的引領下,那時的上音,可謂人才濟濟、人才輩出又碩果累累,呈現一派和諧蓬勃向上的景象。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有位上海盲人青年王叔培報考上音鋼琴系。這在常人看來無疑是天方夜譚式的荒唐和不可思議。不料賀綠汀得知這一情況後,竟破例親自主考。經過一系列嚴格的考試,由賀綠汀拍板,王叔培竟奇蹟般地被破格錄取。在其五年寒窗生涯中,賀綠汀是無微不至地關懷他,不僅請專人為王叔培單獨編寫鋼琴盲譜,另派鋼琴專家為他開小灶,還託人專門照顧他的生活,並經常給他精神上的鼓勵。面對賀老如此的厚愛,王叔培更加倍地刻苦努力,以優於常人的成績畢業。最終,還是由賀老點將,將其留校任教。由此可見,賀老對培養人才的渴望。像王叔培這樣的事例,在國內外都是絕無僅有的。上影廠曾以王叔培為故事原型,拍攝了一部影片《石榴花》,影響甚廣。

1958年,賀老為了促進中國民族聲樂更好地發展,他委託王品素教授掛帥,率先在上音開辦民族聲樂班,在全國範圍的少數民族青年中遴選歌唱好苗子。經過幾輪嚴格的篩選,二十多名各族青年脫穎而出,他們中的才旦卓瑪、何紀光、傅祖光、古蘭、高娃等,都成為中國的民歌大家。

“洋為中用”是賀老一生音樂創作和辦校的理念。他一貫重視中國民族音樂的挖掘、傳承和發展,並一直告誡上音師生:民族民間音樂,是我們音樂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為此,賀老請來全國各地的民間藝人、曲藝大家、戲曲流派的創始人等來上音執教兼課,讓他們破天荒地登堂入室,而上音的學生又能最大限度地接觸、瞭解到中國傳統文化。有時,賀老還親自上講臺,教學生唱民歌,並明確規定:所有上音學生必修民族民間音樂課,這樣能彌補生活在都市中學生的藝術和知識盲點,更拓寬他們創作的視野。

三年困難時期,時任農墾部長的王震將軍,為了更好地建設新疆,發展新疆的音樂文化,向老友賀綠汀求援,希望能有音樂學院的學生去那裡工作。賀綠汀也一直認為:我們的音樂應該為祖國的建設和人民服務。當他動員學生,並把新疆招人的海報在校園張貼後,許多熱血青年學子積極報名響應,其中有19位上音附中即將畢業的學生奔赴新疆。雖然以後的局勢風雲變幻,但賀老對這批學生一直關注、牽掛著。當他晚年見到其中的幾位學生,學生們向他講述他們多舛的命運和跌宕的故事,賀綠汀激動得潸然淚下……

1963年的春夏之交,音樂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法國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音樂評論集《克羅士先生》,當時炙手可熱的文藝評論家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請看一種新穎而獨到的見解》的文章來抨擊德彪西。由於姚文元對音樂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因此文中有不少處斷章取義,通篇有失偏頗,有一定專業音樂知識的讀者看後都頗覺可笑。賀老看到此文,旋即就打電話給《文匯報》表達自己的不同看法。第二天,《文匯報》就派記者來賀老家。賀綠汀認為音樂出版社出版德彪西的書是存在不足之處,原因是沒有掌握好批判吸收的精神,但德彪西是處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人物,他對當時陳腐、世俗的音樂創作和表演的各種框框條條發表了許多尖銳的意見,是值得肯定的。由於德彪西有他的時代侷限性,因此我們不能用今天馬列主義的標準來評判他。而且姚文元文中的許多話,大部分是歪曲了德彪西的原意。更搞笑的是,原本德彪西是用來反面諷刺的話,姚文元竟當作德彪西正面的藝術見解。對於外國音樂作品和新書,我們應該多介紹,以開闊我們的眼界,增強我們的學識,現在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得多了,而是太少,現在剛出一本新書,還沒看明白就劈頭蓋臉地一棍子打下去,實在不該,而且此風不可長。

為了來訪的記者更瞭解他的本意,賀綠汀又解釋說:我不是要為德彪西辯護,而是要維護《文匯報》的影響和中國音樂人的尊嚴,否則國外的同行會認為中國的音樂家和評論家是那麼的膚淺。臨別時,那位《文匯報》記者就邀請賀老把剛才的那通談話,寫成一篇文章給《文匯報》刊用。賀綠汀不假思索地應允了,一個星期後,賀綠汀通知報社把他寫的文章取走,文章的標題是《對批評家提出的要求》,但文章沒用賀綠汀的真名,而是取了個“山谷”的化名。文章三個多星期後才刊出。四天後,《文匯報》又召開了有關德彪西音樂的座談會。打那後,不斷有文章來批評、攻擊賀綠汀一文。

正是賀綠汀的這篇文章惹下了大禍。“文革”中,姚文元成為權傾一時的新貴,而賀綠汀則飽受折磨凌辱、九死一生。但他一身正氣、鐵骨錚錚、從不屈服,表現了一個真正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的氣節。

1992年,本文作者李定國曾拜訪賀老並在其書房合影

賀老劫後餘生、重見天日後,以更大的激情,繼續譜寫不朽的旋律。在其生命最後的歲月,他仍一直致力於整理自己過去的理論、學術著作,並對一些管絃樂作品總譜進行修改,準備重新結集出版。

1998年寒冬,賀老因年高體弱,只能在華東醫院度過。原本準備來年開春回家,但病情忽然開始惡化,最後不省人事。有一天,賀老突然睜開眼問陪伴在旁的小女兒賀元元:“是誰在唱《四季歌》《天涯歌女》?”這是賀老彌留之際最後的話語。

責任編輯:

Reference: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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