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中華民族著名的愛國將領” 鄧寶珊

鄧寶珊(1894年—1968年),名瑜,字寶珊, 甘肅天水人,是民國時期縱橫西北幾十年的智囊人物,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是國軍的陸軍上將,西北軍的重要將領。

辛亥革命時,曾參加新疆伊犁起義。1924年任國民二軍師長,後代理甘肅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新一軍軍長等職。抗日戰爭期間,任第二十一軍團軍團長、晉陝綏邊區總司令,多次到延安與共產黨領導人會晤,贊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聯合阻擊日軍渡過黃河。1948年8月,任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年底代表傅作義同人民解放軍代表談判,達成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協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加入民革,曾任國防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肅省省長;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屆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常委。

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人物經歷

年少參軍

1894年11月10日 在甘肅省秦州直隸州出生(今甘肅省天水市)。父親鄧尚賢,原本是一位窮書生,後改習商,家道小康。他童年時讀過幾年私塾,十三歲的時候,父母先後去世。在哥嫂的撫養下生活。由於家庭經濟日現拮据,只好輟學到蘭州謀生,在父親的朋友、回族人士馬尊義所辦的“駿川成”水煙廠當學徒,1909年夏,新疆伊犁新軍在蘭州招募新兵,鄧寶珊報名應募。當時,他尚不滿十六歲,不夠應募年齡,然而身材魁梧,臉上早已顯露老成之氣。招募者一看,確信他已成年,遂准入伍。

伊犁起義

經過一個多月艱苦的行軍生活,鄧寶珊來到了伊犁,編入新軍標統楊纘緒部,不久被指定為士兵中的司書。從此,他業餘拜師,發奮讀書。後來在長期繁忙的戎馬生活中,他也從不廢讀,琴棋書畫無所不學。1910年,鄧寶珊經新軍協統部書記官金伯韜(甘肅人)介紹,與伊犁同盟會負責人馮特民相識,同年7月加入了同盟會。革命軍與清軍協統王佩蘭的部隊在伊犁以東精河、沙泉子一帶展開了激戰。鄧寶珊屬右翼攻擊部隊,戰鬥中指揮官不幸陣亡,鄧當即挺身而出代理指揮,守住了陣地。此時,楊纘緒前來督戰,鄧建議採取包抄敵人左翼後路。楊首肯後,即令他率部迂迴到敵人後方實行突襲,鄧寶珊等從側背直衝到敵人指揮車跟前,使敵陣腳大亂,後方動搖,一舉擊潰敵軍。此役結束,鄧寶珊因作戰英勇和獻策奏功受到嘉獎,調升為參謀。後來,原清政府鎮迪道兼提法使楊增新,在袁世凱支援下控制了新疆軍政大權。楊陰險毒辣,千方百計分化和鎮壓伊犁革命力量,革命黨人馮特民、李輔黃等慘遭殺害。鄧寶珊也上了緝捕名單。他感到在伊犁已勢難立足,遂潛赴寧遠,設法從沙俄領事館取得護照,經霍爾果斯取道西伯利亞,繞經東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肅故里。

靖國軍

1916年5月,鄧寶珊在陝南鎮守使陳樹藩部胡景翼團任連長,陳樹藩是一個投機野心家,借“逐陸反袁”的聲浪掌握陝西軍政大權後,就通電取消了陝西獨立,不久又投靠了北洋軍閥的新頭目段祺瑞。陝西進步力量發動了“反段倒陳”運動。1917年,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陝西民黨起而響應,1918年1月,鄧寶珊與董振武協助張義安在陝西三原起義,一舉消滅了陳樹藩所屬曾繼賢旅的一個團(團長嚴錫龍)。這次起義導致了陝西多方反陳力量的聯合,為陝西靖國軍的護法鬥爭趨向統一創造了條件。1月27日,曹世英、胡景翼先後由耀縣、富平到三原,共組陝西靖國軍,分任左、右翼總司令,發出檄文討陳。5月,于右任受孫中山之命潛回陝西,抵達三原。8月,靖國軍總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任總司令,統一改編各部為六路,鄧寶珊隸屬於胡景翼的第四路,任靖國軍第四路營長、團長、副總司令。

1921年11月,胡景翼接受北洋政府改編,為陝西陸軍暫編第一師,任鄧寶珊為該師嶽維峻旅二團團長。鄧寶珊不同意胡接受改編,1922年夏初,鄧寶珊曾派人向孫中山反映陝西靖國軍情況。孫中山致函鄧寶珊,批評胡的行動是“受奸人矇蔽”,向他“借問勞苦,並以為勖”,鼓勵“堅持初志,百折不撓”,為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奮鬥。

國民軍

1922年4月底,直奉戰爭爆發。胡景翼奉命率部出潼關,與馮玉祥部協同,5月在鄭州附近大戰河南軍閥趙倜軍。鄧寶珊以前敵總指揮名義,指揮胡部李紀才、弓富魁的兩個團攻破敵陣。此後,鄧隨胡景翼駐軍安陽、邢臺一帶。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胡景翼、孫嶽密謀共討曹錕、吳佩孚,鄧寶珊為胡聯絡馮、孫。10月19日,他前往灤平與馮會商,議決了祕密班師回京日期,將部隊定名為國民軍,馮玉祥後來在其《我的生活》一書中是這樣記敘此事的:“我從古北口進駐到灤平,即祕密發信給胡笠曾(胡景翼字,又作立生)派代表前來會商班師日期。等了數日,鄧寶珊奉派前來,我便召集各處的代表在一帳篷中舉行會議。結果規定隊伍總稱為國民軍,因為我們這次革命,是擁護孫中山先生,並歡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黨叫國民黨,所以我們的隊伍也就取名國民軍。”10月22日,當直、奉雙方戰鬥正酣之時,直軍第三路軍總司令馮玉祥從熱河前線回到北京,當晚囚禁賄選總統曹錕在中南海延慶樓內。次日,馮、胡、孫三人聯名通電呼籲和平。他們的反戈,導致直系失敗。戰後,鄧寶珊因促成馮、胡、孫聯合組建國民軍有貢獻,升任國民二軍二師一旅旅長、國民二軍第七師師長,參與了聯合歡迎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的有關事宜。

1924年底,李大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北方組織,開始在國民軍中進行活動。從此,鄧寶珊受到共產黨政治主張的影響。1925年春,隨胡景翼到河南,任右翼總指揮,率李虎臣、蔣世傑兩師擊潰憨玉琨部。此後駐防陝縣。他開辦軍官傳習所、任命共產黨員胡重差為所長,聘用了三名蘇聯顧問。李大釗派鄧的同鄉、共產黨員葛霽雲到鄧部工作,被鄧委以祕書長。8月,鄧率部北上與奉軍作戰,佔保定,經滄州,直抵天津附近。12月初,鄧部參加國民軍第一、二、三軍會戰天津李景林之役。當時,在李大釗策動下,鄧寶珊在馬廠附近領銜發表通電,主張“召集真正代表民眾之國民會議;由國民會議組織國民政府,對內謀全國之統一,對外謀國際之平等”,宣稱“與民眾為友者,即本軍之友;與民眾為敵者,即本軍之敵”。在攻佔馬廠的戰鬥中,鄧任總指揮,率第二軍七師及史可軒的二師一旅,並高桂滋的一個團,會同三軍一部,攻佔該地。接著,配合孫連仲的第一軍,從南路夾攻楊柳青。

國民軍迫使奉系李景林放棄天津,由海路遁逃山東。鄧寶珊在作戰中負傷,戰後被任命為直隸軍務幫辦。

1926年1月,奉直軍閥聯合進攻國民軍。鄧寶珊隨國民軍第二軍在河南與吳佩孚軍作戰,敗於駐馬店後,率部隊西退洛陽。3月6日,第二軍主力在洛陽被豫西紅槍會圍攻潰散。他間道返回陝西,在三原收集、整頓了原留在陝西的第二軍餘部——以及豫西敗退歸來的官兵,9月,馮玉祥從蘇聯回國,在內蒙五原誓師,宣佈響應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他與國民軍其他將領通電擁馮,並表示與國民黨結合為一。國民軍聯軍宣告成立。

1927年1月,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在西安成立。這是一個國共合作性質的臨時軍事政府,于右任任總司令,鄧寶珊任副總司令。有許多著名的共產黨員擔任了部、廳、局的領導職務。不論是民政、教育,還是軍事,他和于右任都依靠共產黨人進行工作。駐陝總部創辦了兩所幹部學校,即中山軍事學校和中山學院,均以共產黨人為學校領導。鄧小平時任中山軍事學校政治部主任,陝西中共組織的建立人之一李子洲任中山學院副院長。鄧寶珊對當時在陝西工作的共產黨人,始終予以積極的合作和支援,與在國民軍聯軍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的劉伯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年3月,經他和其夫人張玉燕介紹,劉伯堅與西安進步學生王叔振結婚。劉被迫離開國民聯軍後,其家屬一直由鄧掩護和供養,直到中共派人接走為止。

西北軍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馮玉祥所部由武漢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鄧寶珊任第二集團軍第五軍軍長,奉命出師潼關,策應武漢方面繼續北伐。5月下旬到達河南,按原計劃與武漢北伐軍會合,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會談後,聯合發表通電反共。馮還為蔣與汪精衛合作穿針引線。不久,五軍所在的南路軍指揮嶽維峻率部投靠蔣介石,鄧寶珊無意投蔣,帶領本部撤至駐馬店。後因形勢所迫,離開部隊前往上海暫住,經楊明軒引見結識了周恩來。

大革命失敗後,鄧寶珊同許多共產黨人保持了友誼,對遭受迫害的共產黨人與進步人士、進步青年,不論相識與否,都盡力加以掩護和幫助。同年五六月間,劉伯承在四川發動“順瀘起義”受挫後,輾轉來到西安,一行人只剩下兩塊錢路費。當時,鄧與劉伯承不認識,卻立即叫祕書長葛霽雲設法轉去六百銀元,又開具通行證明,幫助劉伯承等人擺脫了困厄,順利經武漢,轉往南昌,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八一南昌起義”。全國解放後,劉伯承見到鄧寶珊時還提及此事,表示感謝。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邀鄧寶珊回河南,派往許昌協助樊鍾秀的第八方面軍對蔣作戰,樊在作戰中被飛機炸死,鄧接任總司令。10月,馮、閻討蔣失敗,第八方面軍師長焦文典譁變投蔣,並挾持鄧寶珊由許昌南行,準備押解給蔣介石,鄧途中尋機脫身,匿住在河南的原國民軍部隊中。11月,鄧去上海法租界“蟄居”。

在上海,鄧寶珊通過共產黨員葛霽雲、楊曉初等,與中共中央軍委的同志保持接觸。1931年,中共中央軍委派劉仲華向鄧寶珊瞭解吉鴻昌的情況,並經鄧介紹,與吉鴻昌取得了聯絡。這時,鄧寶珊還與從事反蔣的國民黨左派鄧演達有聯絡。同年,劉伯堅從國外回來,先抵上海,鄧寶珊偕于右任與他祕密會面。劉伯堅犧牲前回憶此事說,當時“鄧對我表同情,說我做的事情太早”。鄧寶珊的活動,受當時蔣介石特務的注意,他們勾結租界巡捕房拘捕了鄧寶珊,並企圖引渡南京處置,後由於友人、家屬奔走,請女律師鄭毓秀出面保釋,方得脫險。

主政甘肅

“九一八事變”後,經于右任斡旋,蔣介石同意鄧寶珊復出政壇。1932年1月,淞滬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準備西遷洛陽。鄧寶珊與楊虎城等被任命為洛陽的“陪都委員”。當時,甘肅地方軍與入甘的楊虎城陝軍孫蔚如部矛盾尖銳。鄧是甘肅籍的陝軍將領,又通達穩練,故楊虎城力薦他入甘調解,安定局面。2月,國民黨中央任命邵力子為甘肅省政府主席,鄧寶珊為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主管軍事。3月,邵、鄧聯袂到蘭州。這時,甘肅的地方武裝林立,各據一方,就地征斂;加之數年間兵連禍結,災害頻繁,民生凋敝。鄧寶珊決計不擴一兵,專務安民,任續範亭為參謀長,王新令為祕書長,悉力整編省內武裝,協調與青海馬麟的關係,爭取和平環境,以利百姓養息,並與邵力子合作,整頓省政。邵、鄧從這時起,建立了友誼關係。1933年4月,邵力子調任陝西省政府主席,鄧暫時代理主持甘肅軍政事務,繼續穩定各派力量,安撫流亡人口。當時,邵力子、于右任曾大力保薦鄧正式為甘肅省主席,但蔣介石對鄧疑懼猶深,未允。1935年,鄧寶珊改任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所轄僅兩個旅,即新十旅和新十一旅,人們譏稱為“新半軍”。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努力。鄧寶珊受此感召,奔走晉、冀、魯三省,會晤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懇勸他們同仇敵愾,抗擊日本侵略者;又到西安與楊虎城、張學良進行了晤談。這時,紅軍長征經過甘肅境內,他對蔣介石堵截紅軍的命令採取消極、敷衍態度。紅軍攻佔會寧後,朱紹良曾命令新十一旅殊死反攻,他婉轉向朱說明,即使犧牲這個旅也無濟於事,朱只好同意撤退。

“西安事變”發生後,鄧寶珊贊同張、楊義舉,他應處境艱難的楊虎城之邀,前往西安相商善後之策。在西安,他根據中共中央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間的團結工作,他認為蔣介石除楊的決心已下,而楊進行武力抵抗又不可能,且牽動大局,經與楊磋商,決定自己出面見蔣,為楊斡旋,由蔣給楊以“出國考察”的名義。到南京見蔣介石時,他從容地對蔣說:“此次西安事變實在是一個非常事件,楊虎城誠然對不起委員長,但委員長素以聖賢之心為之,當按非常辦法對待。這樣會使中外人士更加敬佩!”接著,他又主動提出東北軍、西北軍整編問題,陳述了楊的要求。第二天,蔣邀鄧吃便飯,席間答應讓楊虎城出國。6月,他在上海將楊虎城、楊明軒、宋綺雲等人送上了輪船,才放心地轉回西安、蘭州。 [1]

邊區司令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將駐甘肅的新一軍第一六五師(魯大昌)和駐榆林的第八十六師(高雙成),合編成第二十一軍團,任鄧寶珊為軍團長,駐防榆林,在平綏線西段側翼抗擊日軍西侵;同時也有從北面包圍陝甘寧邊區的意圖。鄧以抗日目的可達,欣然赴任,自己先帶參謀長俞方臬及譯電員經西安飛往榆林。部隊以新十一旅、一六五師、新十旅的行軍序列向陝北開拔。但在途中,蔣介石突令尚在甘肅的一六五師和新十旅停止前進,分別並給了胡宗南和朱紹良,他在榆林旋改任晉陝綏邊區總司令。當時,他指揮的範圍包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駐在吳堡縣宋家川的軍渡到神木縣賀家川一線的河防部隊。初到榆林,他即派人與陳奇涵司令員商談協防事宜。接著,留守處主任肖勁光等到榆林,雙方達成了和平相處的默契。1938年春後,他一直派有兵力駐魚河堡,叮囑帶隊軍官的任務是:“維護陝甘寧邊區到榆林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護來往車輛和人員順利出入!”1941年2月,國民黨政府軍委會西安辦公廳主任熊斌,電令鄧派兵協助陝西保安十三團,給其閻家寨子部隊“送糧”,意在製造摩擦。他看破了這點,覆電說:“閻家寨子乃彈丸之地,深入陝甘寧邊區一百五十多裡,在我無足輕重,派兵送糧,定要與友軍起釁,影響國共團結,不如將部隊撤出。”拒絕執行命令。整個抗戰期間,鄧與陝甘寧邊區一直保持著睦鄰關係。

鄧寶珊還多次到延安,與毛澤東、朱德、賀龍等同志晤談。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佈解散,蔣介石乘機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鄧寶珊曾電邀南漢宸到榆林,共商對策。6月,當蔣介石電令鄧繞道寧夏去重慶時;他有意經過延安,並留住二十多天。他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人的熱情接待,相互徹夜長談。毛澤東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後指出:當前國際局勢處於大變化的前夜,法西斯快要土崩瓦解,日本帝國主義就要走投無路了。在談到胡宗南以大軍包圍陝甘寧邊區時,毛主席指出,胡不過是挑兩筐雞蛋叫賣而已,我們給其丟兩個石頭,就全部砸爛了。這對堅定鄧團結抗日的信念,起了重大作用。7月,鄧經過西安時,適遇周恩來、林彪。當週恩來前往訪問他時,鄧傳命謝絕一切客人,認真傾聽了周恩來的談話。這次談話使鄧堅持團結抗戰、爭取民主建國的思想更加明確。他到重慶後,看到國民黨內反共聲浪甚囂塵上,感到憂慮,在最後一次見蔣介石時,斗膽向蔣忠告:“我願把領導擁護成華盛頓,不願把領導擁護成拿破崙。”這使蔣介石內心十分震怒,放棄了調任鄧寶珊為甘肅省主席的打算。同年秋,回榆林再經過延安時,毛澤東等對他此行爭取和平民主的努力至為讚揚。鄧還參觀了邊區軍民大生產的成果展覽,並以來賓身份參加了勞動模範大會。他在會上講話時說:“我是大家的朋友。”續範亭在毛澤東、周恩來住處贈了一首詩給鄧寶珊,詩曰:“三十年來土與塵,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總同路,一世交情有幾人?”

榆林守衛

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2月,鄧寶珊作為國民黨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出席了在重慶舉行的二中全會。會後,他回到三原家中,託詞“養病”,表示不願再去榆林,以免捲入內戰漩渦。由於胡宗南再三催促,他才返回榆林。不久,所部曹又參旅在三邊起義,陝北保安副總指揮官胡景鐸在橫山起義。鑑於榆林的戰略地位。胡宗南將整編二十八旅徐保部兩個團,在1947年4月空運榆林;同時在榆林軍隊中安插了眾多的特務,對鄧進行監視和控制。同年夏,愛國民主人士劉紹庭攜朱德及續範亭的信來榆林見鄧,要他當機立斷舉行起義。他在覆信中表示:“只要有機會,決當為人民革命事業盡一番力。”

1947年8月,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從戰略需要進攻榆林。當時,鄧寶珊因還在起義問題上徘徊,故仍倉促應戰。8月12日,胡宗南整編三十六師師長鍾鬆率部星夜兼程援榆,人民解放軍撤榆林之圍,後來彭德懷又打了一次,還是沒有成功,為此,鄧很有意見,認為自己保境守土,沒有惹起任何麻煩,為什麼還要來打他,建國後,他還專門為這事責問過毛澤東。

北平鑰匙

1948年4月,國民政府召開“國大”。鄧寶珊不是代表,但他特意到南京去了解國民黨內對時局的看法。目睹“選舉”中的種種醜劇,鄧感到心灰意冷。當於右任徵求鄧對自己競選副總統一事的意見時,他說:“以現在的情況,於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賣字,中策是繼續當監察院長,下策是出馬競選。”從南京回來,他又“養病”三原家中。8月,馮欽哉銜命到三原,傳達“華北剿共”總司令傅作義的意見,邀鄧以“副總司令”的名義駐包頭,舒彼後顧之憂。8 月17日,鄧與馮欽哉飛榆林,25日飛北平,就“副總司令”職,晉升為上將(鄧在國民軍時期已晉上將銜,蔣介石時期任軍職後一直為中將銜),在北平住了一個月。

12月,傅作義開始接受人民解放軍的和平談判倡議。經馬占山建議,傅以鄧寶珊和共產黨歷史關係較深,又有威望,如出任談判代表,將有利談判的進行,因此派“追雲號”飛機把他接往北京,鄧寶珊和傅作義經過反覆商討,明確了面臨的形勢,分析了傅部和北平其他國民黨部隊的情況,設想了和平起義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事態及應付之方。與此同時,鄧寶珊還與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崔月犁等人祕密接頭。一見面,他就說,“我是瞭解共產黨的政策的,我有個孩子在延安學習過,我見過毛主席,陝北電臺的廣播我經常聽。”接著,兩人交談了國際和國內形勢。他表示蔣介石敗局已定,自己將全力勸傅作義走和平起義的道路。崔問他在榆林的部隊怎麼辦?他認為,北平和平解放,自己起義後,榆林問題將迎刃而解。

1949年1月13日,鄧寶珊由周北峰陪同,前往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部隊駐地談判。當天下午到達通縣馬各莊,解放軍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陶鑄,參謀處長蘇靜負責接待。次日下午,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來到馬各莊會見了他。他以為天津能守3個月做條件,做為全軍加入解放軍做為聯軍的條件,結果天津30個小時就失守了。經過三天談判,達成了北平30萬軍隊出城改編,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電達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等領導後,毛主席表示,經鄧先生達成的協議是可行的,我們對鄧先生完全信賴。17日,他回北平向傅作義覆命。正當和平協議付諸實行之前,蔣介石派其前軍令部長徐永昌飛北平,企圖以徐和傅、鄧的私人關係,煽動傅部與人民解放軍一戰。但傅、鄧決心已定,不為所動,由鄧出面,促徐離北平,排除了和平起義的干擾。21日,傅作義在中南海召集高階軍官會議,說明了起義決定,當場宣讀了和平解放的實施辦法。鄧寶珊有意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由於事先安排周密,會議進行順利。22日,正式宣佈北平和平起義。當天,他赴通縣迎接人民解放軍工作人員。接著,成立了聯合辦事處,葉劍英任主任。31日,人民解放軍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舉世聞名的文化古都終於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北平《新民晚報》曾發表文章,標題是:“北平和談的一把鑰匙——鄧寶珊將軍”。北平和平解放後,毛澤東、周恩來等在西柏坡和北平多次會見他,共商建國大計。國民黨立即宣佈開除他的黨籍。

傅作義、鄧寶珊乘鐵甲火車頭前往綏遠,協助董其武完成了“九一九”綏遠起義。此前,蔣介石又派徐永昌到綏遠,企圖阻止綏遠起義。徐以“稱病”為由,賴在包頭不走。傅、鄧相商後,由鄧出面請徐吃飯,即席指出:“次辰(徐永昌字)兄,聽說你‘病’了,氣候不好,請注意一點,潤之、玉階先生來電,歡迎你去北平,宜生(傅作義字)已讓其武給你安排治療,並請你領導綏遠起義,起義後我們一起去北平。”徐感到形勢已不可逆轉,第二天就離包頭飛廣州。事後有人問何以不扣住徐永昌?鄧說:“徐無起義覺悟,他奉命而來,要回去覆命,是可以理解的。放走他,減少了起義阻力,也打消了一些人對起義的疑慮,於大局有利。”在綏遠期間,鄧寶珊還為寧夏馬鴻賓部隊的起義。

新中國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鄧和傅作義一起被授予一級解放勳章,以表彰他們在人民解放事業中的功績。1956年,在民革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副主席。

1958年12月4日,民革舉行四屆一中全會。會議選舉李濟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何香凝、程潛、蔡廷鍇、張治中、熊克武、鄧寶珊、陳紹寬為副主席。

以後,鄧寶珊和毛主席、周恩來、朱德等黨中央領導同志,一直保持著友誼。每年到京開會,毛主席總要在中南海約見他,以老朋友相待。五十、六十年代,鄧小平、賀龍、陳毅、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同志以及楊明軒、南漢宸等到蘭州,都要親自到鄧寶珊家中去,和鄧傾心暢談,親密無間。朱德同志到蘭州,也和他親切晤談。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鄧寶珊也受到衝擊,但在病中他還是深深懷念遭受迫害的老同志、老朋友。

周恩來總理聞訊後,派飛機把他接到北京。在這場浩劫中,已是古稀之年的鄧寶珊時刻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擔憂,到京後即入住解放軍301醫院接受治療。後因大面積心肌梗塞搶救無效,於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逝世。

鄧寶珊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追悼會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主持,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致悼詞。鄧小平、葉劍英、宋慶齡、鄧穎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

Reference: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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