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財

「原創」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革

張平 楠玉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摘要:1978~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成為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蹟,也重塑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格局。40年間,中國成功地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轉變為全球最大的工業製造國,又從工業化邁入到城市化。2018年中國城市化率預計將達到60%,已經成為以城市經濟為主體的現代化國家。2018年中國人均GDP預計將達到9000美元,再過5~8年或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全面小康後的富裕經濟階段。中國秉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努力完成“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

JEL分類號:N15, N65, O14

一、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國際比較

中國經濟40年增長的經驗事實是持續高速增長,並通過高速增長帶動了世界經濟,重塑了世界經濟格局,2016年中國支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41%的貢獻,國內經濟從高波動、高增長走向了低波動、中高速增長的成熟經濟增長的新常態。

(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保持了近10%的增速,1978~2002年,前25年GDP平均增長率為9.7%,期間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探索期,1978~1984年的“撥亂反正”和農村土地承包制,1985~1988年的鄉鎮企業帶動期,1989~1991年的經濟調整期。1991年鄧小平南方談話迎來了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新歷史時期,1994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奠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期間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2001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衝擊,中國同年12月11日成為WTO成員。

中國1978年以來的25年增長,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從探索到成熟,中國堅定而又自信地走向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績深入人心。2003年中國經濟開始從工業化、對外開放的新起點向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轉變,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超過50%,中國經濟從農業人口占優的農業國轉變為以城市人口占優的現代經濟體。2012年服務業超過工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中國經濟結構服務化程序開啟,中國經濟增長逐步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2003~2018年預計增長仍能保持9%的增長速度。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從各個階段上看均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通過國際比較發現,中國經濟增速超過發達國家一倍以上,比新興東亞國家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等高出30%以上(見表1)。圖1反映了中國與世界各大經濟體增長規模的比較,從總量看中國超過美國仍需時日,但中國經濟增長的斜率遠高於美國,始終保持著世界經濟總量前三的地位,而且具備超越美國的趨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並遙遙領先,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後來的趕超者印度與中國的差距較大,2015年後其增長速度正在超過中國,但印度當前仍屬於中等偏低收入國家,而中國正逐步邁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二)中國崛起重塑世界經濟新格局

從世界經濟格局看,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中國GDP佔全球GDP的比重始終在5%以內,而人口卻高過1/5,人均GDP不到全世界平均值的1/4,而出口佔世界出口的比重更是不到1%,屬於貧困的、封閉的發展中人口大國。改革開放近40年後,中國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18.82%,佔世界的比重從4.9%提升到了14.84%,與之相應的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份額的13.2%,人均GDP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成為全球名副其實的第二大經濟體,世界上開放的中等收入國家,正在完成向高收入經濟體的邁進。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增長已經重塑了世界格局。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GDP中的份額超過了發達經濟體,在GDP新增量中,中國貢獻超過了30%,金磚國家貢獻了60%,全球經濟呈現出新的增長格局。

中國經濟的崛起始於1978年,中國通過對經濟體制的改革和調整,加快了經濟增長速度,使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穩定、持續、快速增長,自此中國整體發展轉變為謹慎務實的改革主義。值得強調的是,中國的新經濟政策是依據中國發展實際提出並踐行的,與蘇聯的“轉型”策略大相徑庭,而中國和蘇聯改革時期的增長表現也印證了中國依據本土特徵踐行的發展策略更易實現增長的平穩過渡和發展。依據世界銀行WDI資料庫計算,1978~2016年近40年間,中國GDP(以2010年不變美元衡量)增長超過30倍,勞動生產率增長近20倍,人均實際收入增長超過20倍。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歸因於效率的提升。農業方面,農民通過獲得生產自主權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積極性。工業方面,由於高額個人儲蓄和外商直接投資,使中國聚集了大量的物質資本,極大地推動了工業發展和工業規模擴張。2002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更是在很大程度上開放了對外貿易,並帶動了外貿的發展。這些變化都使中國經濟中市場的力量逐漸增強,更容易適應和參與外部競爭,增強了自身的增長韌性。

(三)中國經濟從高波動、高增長向低波動、中高速增長的成熟經濟轉變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前25年基本情況是高速增長伴隨高波動,經濟增長起伏波動大,而且通貨膨脹是1997年以前最主要的調控目標,1985年通貨膨脹率為9.3%、1988年為18.8%、1989年為18%、1993年為14.7%、1994年為24%、1995年為17.1%,1997年進入平穩狀態,而後1999年到2001年進入通貨緊縮,價格起伏很大。後15年中僅有兩年價格突破5%,而且沒有出現通貨緊縮。用波動方差(各年的數值與均值差的平方)衡量前20年物價波動比後20年波動大十倍。從增長波動看,前20年經濟增長波幅大,1984年經濟增長超過15%,1989年、1990年回落到4%左右,經濟大起大落,並伴隨著通貨膨脹,通過增長的波動方差衡量,前20年比後20年增長波動大2.55倍,後20年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波幅收斂趨向。2012年後經濟增長明顯低於原有的8%的調控均值軌跡,增長速度從7.8%持續下滑。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意味著政府對增速回落的容忍度在不斷提高。預計2018年經濟增長將維持在6.5%左右,中國經濟從8%~10%的高速增長區間回落到了6%~8%的中高速增長區間。

中國經濟穩定性的加強,直接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市場體系的建立,微觀主體理性選擇和自我風險約束加強;二是成熟的巨集觀管理體系得以建立,巨集觀管理的經驗加強,更能駕馭複雜的經濟局面;三是改革進入深化階段,體制改革對經濟衝擊程度下降。如1988年價格闖關,1998年後的國企改革,都屬於對經濟體系震動加大,而現有的改革秉承了“漸進式”改革的思路,越來越成熟,而且逐步進入法制的軌道,因此改革衝擊相對較小。中國經濟成熟度不斷提高降低了波動,但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外部衝擊的影響會加大,這是中國未來發展需要特別關注和防範的外部衝擊帶來的波動風險。

(四)文獻梳理

國外學者對中國經濟增長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很多學者對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核算問題進行了研究(Ren,1995;Wang & Yao,2001;Young,2003;Holz,2006; Zheng,Bigsten & Hu,2006;Bosworth & Collins,2008;Perkins & Rawski,2008;Holz,2013a,2013b)。

Young(2003)研究指出,改革前20年(1978~1998年)間,中國非農部門TFP增長是溫和的,而勞動力深化包括勞動力從農業部門的向非農業部門的流動是人均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的主要驅動力。直至20世紀90年代,儲蓄和投資的快速增長才使人們關注到資本深化對中國增長的貢獻。隨後,一些學者進一步關注於中國部門間的增長核算問題,研究了部門TFP和部門間資源配置對增長的貢獻。如,Brandt 等(2008)、Brandt和Zhu(2010)、Dekle & 和Vandenbroucke(2010,2012)等文獻嘗試對中國1978年之後的結構轉型和部門核算進行定量分析。Brandt和Zhu(2010)基於三部門動態模型,以考察中國經濟的源泉。其研究發現,農業勞動力再配置和資本深化對增長的影響較小,僅在非農部門中的非國有經濟部分能有效提升TFP,成為驅動增長的核心動力。中國資本錯配現象也較為嚴重,國有經濟部分吸收著超過半數的固定投資,資本配置的改善將會在極大程度上拉動增長。Brandt 等(2013)進一步對中國經濟的空間和部門要素楔子進行研究。另有一些學者對中國經濟的改革效率進行了討論。Song等(2011)構造了包含中國經濟轉型特徵的增長模型,包括高增長、資本持續回報、製造業部門再配置以及大額貿易盈餘等,以考察中國的金融摩擦和融資效率問題。Cheremukhin 等(2015)通過一個兩部門增長模型,對中國1953~2012年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問題進行了探討。其試圖通過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對改革前(1953~1978年)和改革後(1978年至今)兩個階段進行系統討論。其以改革前增長階段為基準來對1978年改革之後的增長效率進行評估,其研究發現,改革開放後的GDP增長率比如果沿用改革前的增長政策和模式高出了4.2個百分點,同時,農業部門的勞動力也減少了23.9%。

關於中國當前所處的中等偏高收入階段,一些學者對中國可能面臨的增長路徑進行了分析。如,Eichengreen 等(2012)以中國是否會經歷增長減緩從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為研究出發點,圍繞快速增長經濟體何時或在何種條件下會出現增長減緩展開研究。其研究發現,從人均收入水平來看,增長減緩較容易發生以2005年不變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達到17000美元時,並且預計中國在2015年不久之後即將達到這一水平。同時,從國家的增長特徵判斷,增長減緩較容易出現在維持實際匯率低估的國家,同時,較高的老齡人口依存率以及高投資率等特徵也較容易使得經濟體面臨增長減緩。Eichengreen 等(2014)進一步研究表明,增長減緩並非只出現在單一時點上,而是在10000~11000和15000~16000兩個收入區間內發生減緩的可能性均較大,多數快速增長經濟體在向高收入階段跨越過程中都曾經歷過兩次增長減緩過程。同時指出,較少出現增長減緩國家的主要特徵為:受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較高、高技能產品出口份額較大等。也就是說,快速增長經濟體在發展到較高階段時,需要重視高質量的技能勞動或人力資本,以及向更高階的價值鏈攀升,形成高附加值的經濟發展形態,這樣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ADB(2012)也強調,正是由於中國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滯後,才使得經濟始終是以低附加值的傳統產業為主導,而人力資本對轉變當前增長模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國內學者就中國經濟增長問題也進行了詳盡的討論。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從2012年開始關注中國工業化結構性加速和服務化結構性減速問題,提出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結構變革方向是一個最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如果結構性變革導致低效率,降低了全要素貢獻就會出現經濟結構性減速,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對中國結構性減速和效率衝擊問題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和討論(課題組,2013,2014)。張斌(2015)通過國際比較提出了中國經濟結構服務化的轉變。袁富華等(2016)重點就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可能面臨的三方面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展開研究。實際上一國結構性扭曲是導致外部和內部不穩定的根本因素,因此結構性轉變對於中等收入國家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些學者就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展開詳細討論。如從風險防範角度,姚枝仲(2015)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風險是要防範貨幣、債務和銀行危機。張平(2015)指出,中國經濟轉型的根本是改革政府的干預性體制並防範外部金融衝擊,從而激發創新活力,促進經濟平穩發展。從增長動力和穩定增長角度,張德榮(2013)發現,制度和原創技術進步對中等收入國家尤為重要;李猛(2013)指出,中國經濟減速90%歸因於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10%緣於資本積累不足。李靜等(2015)分析了經濟減速與穩定的因素,認為自主創新、人力資本具有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作用。靳濤和陶新宇(2015)分別從生產要素、結構因素和體制因素三個方面對中國經濟不同階段的增長動力機制進行了實證分析。

中國當前發展階段,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創新和效率對突破增長陷阱的重要性。蔡昉(2011,2013)強調,中國經濟面臨從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向新古典增長階段的轉變,最重要的是要突破人口紅利消失和“劉易斯拐點”到來造成的增長瓶頸,應藉助政策調整重新配置資源,著力提升人力資本,促進技術進步和體制改善提高效率,實現向全要素生產率支撐型發展模式轉變。其他一些學者也著重強調了中國當前發展階段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姚洋,2013;巫和懋等,2014;張林秀等,2014)。姚樹潔等(2015)認為,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我國面臨著企業博而不精、科研活動述而不作和傳統產業大而不強等問題。課題組(2015)則是突出強調新要素供給對中國突破增長減速的重要影響。研究指出,在物質資本驅動增長動力減弱的背景下,以知識部門為代表的新要素供給是實現增長跨越的關鍵。袁富華等(2016)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表明,中國要跨過中等收入階段,就應順應服務業要素化趨勢,協調工業與服務業發展,通過制度改革推進以知識要素和人力資本要素積累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過程。

二、增長階段的跨越與體制轉型

1978年中國人均收入僅為200美元,依據世界銀行2015年最新給出的增長階段劃分標準,1978年中國屬於低收入國家(人均收入

Reference:理財生活通

看更多!請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轉載請附文章網址

不可錯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