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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齊洲 王麗娟:採用文獻—傳播學方法可有效確定《水滸傳》的成書年代

《水滸傳》成書年代的討論雖然沒有一致的意見,但大家在討論過程中還是遵守了一些基本準則的,或者說是有某些共同認識的。

戴敦邦繪水滸群英圖

一是大家討論的《水滸傳》,是指供人們閱讀的長篇通俗小說,而不指像《大宋宣和遺事》所載的早期“水滸故事”,這些故事都只是《水滸傳》的來源,而不是《水滸傳》;

二是所謂《水滸傳》的作者,只是指作為這種讀本的早期寫定者,這早期寫定者無論稱其為編著或編撰,都只表明他完成了這部小說的最後定型;

三是說《水滸傳》為“世代累積型作品”,並非指這部小說是由幾代人不斷新增而成的“拼盤”,而是指《水滸傳》是綴集眾多水滸故事而成的“傑構”,完全沒有否定綴集者的創造性勞動的意思。[1]

在這樣的共識下討論《水滸傳》的成書年代,相關文獻的發掘已經基本窮盡,如此眾多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為什麼仍然不能得到大家能夠普遍接受的結論呢?原因也許有很多,最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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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水滸傳》是一部通俗小說,時人視為閒書,有關的收藏、著錄、評論甚少,難以形成系統的資訊鏈,更無人將其作為學問加以研究,為後人留下學術遺產,使得今人在研究《水滸傳》成書年代時既不能完全憑藉事實證據來加以證明,也不能通過前代學者的研究獲得足夠的學術支援,許多結論只能依靠想象和推理,這不僅給研究工作增添了難度,也對其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帶來影響。

明容與堂刻本《水滸傳》

無論是胡適所說明初有百回原本,弘治、正德間有施耐庵七十回本之說;還是鄭振鐸所說南宋時便有《水滸傳》的底本,元代有施耐庵寫著的《水滸傳》,元末明初羅貫中依據施氏之作重為編次以成今天所見《水滸傳》;或者孫楷第所說宋金至元曾有水滸詞話本,明中葉以還才有說散本,凡此種種,其實都是一種揣測,因為他們都沒有能夠給出直接證明材料。

即使是馬幼垣提出的《水滸傳》成書於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也同樣沒有直接證據加以證明。

因為在明弘治、正德時期,直到今天,仍然沒有發現有任何人記錄過、談論過《水滸傳》,也沒有《水滸傳》影響當時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發展的證明材料,更沒有發現《水滸傳》有任何版本存世,無論是稿本、抄本,還是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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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人們過於相信明代刻本《水滸傳》的題署,容易在那些作者署名中兜圈子而跳不出來。

其實《水滸傳》不會給作者帶來任何好處,只有書商才是實際得利者,作品署名是書商的噱頭,大可不必認真。正如周亮工所說:“世安有為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

明刊本《全像忠義水滸傳》

無論是施耐庵,還是羅貫中,其實都是託名,胡適、魯迅、馬幼垣都這樣理解,不能說沒有道理。

今人為何不取明人成說定他們是南宋人或元人,而最終要定他們為元末明初人,這與鄭振鐸等1931年在浙江天一閣發現藍格抄本《錄鬼簿續編》有關,因為《續編》中有戲曲家羅貫中,可確定為元末明初人,他們以為這個寫有《趙太祖龍虎風雲會》雜劇的羅貫中就是編撰《三國志演義》的羅貫中。

然而,中國人姓氏有限,同姓名者甚多,如何確定這個戲曲家羅貫中就是小說家羅貫中,誰也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證明。

1959年上海發現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載《門人祭寶峰先生文》列門人31人,其中一人名羅本。王利器認為此羅本就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生活年代正是元后期[2]。

後來查明,這個羅本在清人王梓材增補《宋元學案》的有關注文中,已明確說他字彥直,其兄羅拱字彥威也是寶峰門人。這就否定了理學家門人羅本作為《三國志演義》作者的可能性[3]。

江蘇大豐、興化施家橋施氏始祖即使名耐庵,也無法證明他是《水滸傳》的作者,道理就在這裡。

《宋元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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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水滸傳》版本繁雜,在涉獵未廣、研究不細的情況下得出結論,往往是禁不住嚴格的檢驗的。

例如,誰也沒有真正發現郭勳刊刻的本子是啥模樣,鄭振鐸在其所撰《水滸全傳序》裡說他所藏嘉靖殘本(五回)是郭勳刻本,“卻提不出有力證據”;其稱整理《水滸全傳》底本所用清康熙石渠閣補刊本是忠於郭本的,但“郭本不在,又無詳細引文,如何能證明它忠於郭本?”[4]

至於簡本,鑑於主客觀條件,老一輩學者接觸的很少,所得結論也大多有誤。例如,“法國國立圖書館的文杏堂三十卷簡本,鄭振鐸是見過的,但他看不到孫楷第在東京大學(昔日稱為東京帝國大學)檢閱的映雪草堂三十卷簡本,而孫楷第又沒有接觸文杏堂本的機緣。……可是,孫楷第竟指鄭振鐸所看到的本子與他自己目睹者為同書異版。

正如上面所說的,答案即使無誤,所用的方法仍是錯誤和不能效法的。不幸的是,孫楷第這種一相情願式的考據法,涉及四種稀見的簡本,以其盛名所至,大家欣然接受這種解釋,一再沿用,幾成定律。”[5]

又如,“鄭振鐸給餘象鬥刊行的小說很高的評價,說他印書不隨便改動,所以能夠儲存原貌。這句話極有問題。餘象鬥印書,要改就改,隨意增刪並易,和鄭振鐸所說的,剛剛相反。”[6]

《水滸論衡》

即使像馬幼垣這樣收全了所有早期繁簡版本,進行過細緻地比較研究,也仍然只能說:“我自己對繁本簡本的源始問題和相互關係,沒有結論性的看法,主要是覺得目前治《水滸》版本的成績,尚未能完滿解決這些難題。”[7]這充分說明版本的複雜程度超過一般人想象,而嘉靖之前的版本實物並不存在。

既然作者、版本研究無法探知《水滸傳》的成書年代,學者們自然想從其他渠道獲得突破。

內證法是大家試用過的方法,即通過《水滸傳》文內所描述的具有時代特點的事物來確定作品的成書年代。馬幼垣也曾寄希望於內證法以取得對《水滸傳》研究的突破。

張國光較早注意到內證的研究,他在1980年代初期發表的《〈水滸〉祖本探考——兼論施耐庵為郭勳門客之託名》、《再論〈水滸〉成書於明嘉靖初年》等文[8],從“書中不少地名都是明代的建制”、“沒有反映遼、金統治區人民的災難”、“《水滸傳》受《三國演義》影響甚深”、“主要是以正德時的某些走投降道路的人物、事件為藍本”、“極力宣揚道教,也是郭勳藉以迎合世宗之確證”等方面論證《水滸傳》成書於嘉靖十一二年,施耐庵是郭勳門客託名。

《水滸與金聖嘆研究》

石昌渝是將內證法運用到極致並取得突出成績的代表性學者,他先後發表了《從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滸傳〉成書研究之一》、《〈水滸傳〉成書於嘉靖初年考》、《林沖與高俅——〈水滸傳〉成書研究》、《〈水滸傳〉成書於嘉靖初年續考——答張培鋒先生》、《〈水滸傳〉成書年代問題再答客難》、《明初朱有燉二種“偷兒傳奇”與〈水滸傳〉成書》等文[9],從朴刀、杆棒、子母炮、腰刀、土兵、白銀使用、故事型別、人物塑造等《水滸傳》描寫的人事物入手,論證《水滸傳》成書於嘉靖初年,但他的研究結論卻受到一些學者的責難[10]。

其主要原因是,《水滸傳》版本的複雜性增加了內證選擇的困難,內證的選取難以具備典型、唯一、無歧義、不可逆等特性,名物的稱名及其混用容易造成認識分歧,一些內證即使能確立也只能確定上限而無法確定下限,對文獻理解的差異導致不同讀者得出不同結論,等等。

筆者以為,《水滸傳》的成書年代並不一定非要通過作者、版本、內證等的研究來獲得解決,尤其在一些基本問題得不到共識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文獻-傳播學的理論和方法,使這些疑難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文獻-傳播學理論認為,一部作品的形成時間,應該以其有效傳播為根據,所謂有效不是指傳播範圍之大小,而是指傳播物件之有無;

《中國通俗小說史》

沒有有效傳播的作品即使真的存在,理論上也不能被認可;因為這裡存在思維盲點和科學風險,承認沒有有效傳播作品的存在,就等於放棄了要求證明的權利,這是違背科學精神的,對學術研究有害而無益;

作者、版本等固然重要,但在這些問題疑莫能明的情況下,確定作品成立的有效證據就是作品的傳播和讀者的接受;如果有證據能夠證明某部作品在社會上流通,無論以什麼方式,只要有人收藏、閱讀或評論,就應該承認該作品的存在,反之則表明其不存在;

證明作品有效傳播的證據,除了作品本身之外,當然是作品傳播時的相關記載,這些記載可以是書目著錄、作品序跋,也可以是資訊傳遞、讀者評論,只要是見諸文字的相關記載都可以作為有效證明材料。

或許有人會問:如果這部作品確已成書,當時也確有傳播記錄,只是作品的版本沒有得到儲存,傳播的記錄已經散佚,我們怎能因現在無法得到有效證明而否認其已經成書和傳播的事實呢?

《水滸傳資料彙編》

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不能成立。這是因為,既然作品的版本並不存在,有關記載的文獻已經散佚,你怎麼知道有這樣的作品存在和這樣的文獻記錄?你的說法既然沒有文獻和傳播的依據,憑什麼將它說成是一種事實呢?

如果說你指的是一種可能,那麼,不可能和可能的比例是一樣的,各佔50%,提出這種可能和沒有這種可能是同時存在的,它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而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的結論一定不是科學的結論。

理所當然,我們不能承認在沒有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得出的任何結論,因為這違背科學精神。這種靠猜測和推理的所謂研究,在方法上也是不科學的,因為科學方法是以事實為準繩的。

或許又有人說:不一定是作品失傳、傳播證據散佚,而是誰也不可能閱讀完現存的全部文獻,所以不能輕易判斷這一作品的版本和傳播記錄事實上不存在。

回答這樣的質疑更簡單:在沒有發現某部作品有效傳播的文獻之前,不能承認該作品的存在,一旦發現了這樣的文獻,就應該立刻修正前面的意見,承認其客觀存在,這正是科學研究所要求的科學方法,也是我們所提倡的文獻-傳播學的研究方法。

《水滸資料彙編》

如果運用這樣的方法討論某部作品的成書時代,就可以將討論建立在可靠文獻證據的基礎之上,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不做無證據的推測,也避免了因作者、版本、內證等疑難問題困擾的窘境。

這樣研究得出的結論,也許不一定正確,但一定是科學的:因為科學並不代表正確,而代表靠事實說話,通過事實去得出結論,也依靠事實去修正結論,不斷推進研究的深入和問題的解決。

我們以為用文獻-傳播學的方法來解決通俗小說研究中的疑難問題是一種有效方法,正是本著這種科學的原則和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文獻-傳播學方法強調利用文獻進行傳播論證時要區分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

一般來說,當時人記當時事是直接證據,當時人記前代事是間接證據;直接證據優於間接證據;直接證據可以作為主體證據,間接證據只能作為輔助證據,除非眾多的間接證據形成了無可置疑的證據鏈,間接證據才可作為主體證據。

《水滸傳》泰文版

通常情況下,我們主張採信直接證據得出結論,而不主張採信間接證據得出結論,因為以間接證據得出結論,不僅掩藏著巨大的證據風險,而且會降低人們搜尋直接證據的慾望和熱情,不利於學術的發展。

在自然科學領域,一切沒有直接證據的結論都被視為“猜想”,不會被視為定論。

有些“猜想”甚至耗費幾代學者心血來尋找直接證據,在沒有被證明之前仍然被稱為“猜想”,為什麼人文科學要將一些沒有被直接證據證明的“猜想”或“推測”當做定論接受下來呢?在科學已經相當普及的今天,這樣的做法顯然是無法理解的。除了用迷信權威來解釋,好像沒有別的理由。

然而,科學研究只尊重事實,不迷信權威;迷信權威而忽視事實,就不是科學研究。因此,我們在討論通俗小說成書年代(包括作者、版本、內證等)時,凡是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的結論,都只能視為“猜想”或“假說”,不能作為定論,更不能把這種“假說”得出的結論作為下一個結論的證據來使用,以致使得有關研究成為一大堆“假說”。今天的通俗小說研究存在著太多的這類“假說”,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

電視劇《水滸傳》梁山好漢劇照

遵循這樣的理念和方法,《水滸傳》成書年代這類疑難問題的討論應該有新的思路。首先要確認,凡是沒有得到直接證據證明的結論,都應該懸置,而不管這一結論由誰做出。

例如,胡適說的明初有百回原本,弘治、正德間有施耐庵七十回本;鄭振鐸說的南宋有《水滸傳》底本,元代有施耐庵《水滸傳》,元末明初有羅貫中《水滸傳》;孫楷第說的宋金至元有水滸詞話本;馬幼垣說的《水滸傳》成書於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都是沒有直接證據的“猜想”或“假說”,都不能作為定論,應該存而不論。

至於馬蹄疾提到的“文繁事簡之祖本,其版刻時代約在明初”的《舊本羅貫中水滸傳》,是依靠清人錢曾的著錄和明人的傳說,同樣沒有直接證據加以證明,當然不能信從。

而從現有文獻來看,最早傳遞《水滸傳》傳播資訊的直接證據是李開先(1502-1568)的《詞謔》(又名《一笑散》),其《時調》篇載:“崔後渠、熊南沙、唐荊川、王遵巖、陳後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偽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學之妙者也。”[11]

文中提到的崔銑、熊過、唐順之、王慎中、陳束都是進士出身,李開先和他們是好友,除崔銑稍年長外,他們都在“嘉靖八才子”之列,他們這樣評價《水滸傳》,證明他們都讀過《水滸傳》,從傳播學角度來看,《水滸傳》傳播已經進入公共領域,《水滸傳》在這時已經成書當然是確定無疑的。

李開先畫像

我們之所以強調《詞謔》可以作為《水滸傳》成書時代的直接證據,是基於在嘉靖之前沒有發現任何《水滸傳》文字,無論是稿本、抄本或刊本,也沒有任何人提到過《水滸傳》一書,無論是收藏、著錄、引用或評論。

據陸容(1436-1494)《菽園雜記》可知,孝宗弘治初年在江蘇崑山一帶流行的繪有宋江三十六人影象的“水滸葉子”,依據的仍然還是《宣和遺事》而非《水滸傳》,說明當時《水滸傳》尚未成書。[12]

錢希言(1573-1638?)《戲瑕》載“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學界多以為此事發生在正德(1506-1521)時期,故能證明嘉靖前即有《水滸傳》在社會上傳播。

然而文獻證實,“猶及與聞”的“功父”即明末著名畫家、藏書家錢穀之子錢允治(1541-1628前後),他與文徵明(1470-1559)等一起“聽人說宋江”的時間不能早於其出生的嘉靖二十年(1541),實際時間應該更晚,正值文徵明的晚年,這時《水滸傳》在社會上已得到廣泛傳播。至於他們聽人所說“宋江”是說話故事還是《水滸傳》或者兼而有之,已經無法確證了。[13]

傅增湘《南沙文集跋》

熊過《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言“或說七等《水滸傳》宋江赦者”,有學者認為這是正德七年(1512)以前《水滸傳》已經成書的“鐵證”。然此語並非採自嘉靖之前的原始材料,而是熊過自己對劉七事件的理解或說明,因此,這則材料並不能作為正德七年前《水滸傳》已經成書的證據,更非“鐵證”[14]。

世傳成化、弘治年間的杜堇繪有《水滸全圖》(《水滸人物全圖》),有學者認為此足以證明嘉靖之前《水滸傳》已經成書並流行。然而,此圖乃託名偽作,以此為據來考察《水滸傳》的成書及流傳自然不能成立[15]。

明末人張醜(1577-1643)《清河書畫舫》、《真跡日錄》中著錄的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滸傳》可以肯定在萬曆年間流傳過,但是否為文徵明手書卻難以斷定。

即使確係文徵明手書,也不可能是其20歲至30歲時所書,甚至不可能是其嘉靖二年(1523)做翰林待詔之前所書,而只可能是其嘉靖五年(1526)致仕後所書。由於其致仕後賦閒家居33年,晚年仍能書寫蠅頭小楷,故這一時段的任何時期他都可能用小楷書寫《水滸傳》。[16]

通過辨析可知,以上幾則材料其實都不能證明《水滸傳》在嘉靖以前就已流傳。

《清河書畫舫》

從社會政治文化環境來看,英宗天順及以前,朝廷都嚴禁雜劇、小說、詞曲,《水滸傳》也不大可能在那時產生和流傳。

弘治五年(1492),孝宗接受內閣大學士邱濬建議,詔令朝廷蒐集收藏曆代典籍,包括陰陽藝術、稗官小說,提倡民間獻書並給予獎勵,為通俗小說的生產和傳播提供了動力。《三國志通俗演義》有弘治七年(1494)蔣大器序,不能說與這種社會政治環境和文化氛圍無關。[17]

如果說《三國志演義》只是弘治年間的產物,而《水滸傳》的誕生還在《三國志演義》之後,那又有什麼證據來證明《水滸傳》成書時間在元末明初呢?

我們強調《詞謔》可以作為《水滸傳》成書時代的直接證據,還因為這條記載早於嘉靖時期的所有關於《水滸傳》的記載。

李開先雖然與高儒、郎瑛、田汝成等是同時代人,但他關於《水滸傳》傳播資訊的記載則要早於他們。這是因為,《詞謔》中提到的崔銑(1478-1541)為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王慎中(1509-1559)是嘉靖五年(1526)進士,熊過(1507-1581)、唐順之(1507-1560)、陳束(1508-1540)和李開先本人都是嘉靖八年(1529)進士,嘉靖八年至十三年(1529-1534),王、熊、唐、陳、李均在京城做官[18],交往密切;

崔銑《洹詞》

崔銑雖因“大禮議”於嘉靖三年(1524)罷官家居,卻與李開先多有聯絡,書信來往頻繁,並於嘉靖九年(1530)、十九年(1540)兩度進京,王慎中、陳束等在嘉靖九年結識崔銑,以後遂有與崔的交往;

而崔銑與楊慎(1488-1559)同於嘉靖三年受貶,關係非同尋常,崔銑雖比楊慎大10歲,卻引楊為知己,稱楊為“小座主”,博學且喜愛通俗文學的楊慎不知有《水滸傳》而崔銑卻讚揚《水滸傳》,則可知嘉靖三年以前《水滸傳》並未成書,至少未曾流通;嘉靖九年崔銑入京後從李開先等人處得見《水滸傳》,並給出了自己的評論。

王慎中從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自京謫任常州通判後,又歷任南京戶部主事、禮部員外郎,後又擢山東提學僉事,改江西參議,進河南參政,一直都在京外任官,直至嘉靖二十年(1541)落職為民;唐順之嘉靖十四年(1535)二月致仕歸家,直至嘉靖十八年(1539)才復職;陳束嘉靖十四年(1535)出為湖廣僉事,後升福建參議,改河南提學副使,卒於河南任上。

可見嘉靖十三年以後,王、唐、陳、熊、李是很難聚會在一起討論《水滸傳》的。因此,可以斷定,《水滸傳》的成書時間當在崔銑離京的嘉靖三年至崔銑入京的嘉靖九年之間(1524-1530),而不是通常所說的元末明初。[19]

《李開先全集》

《詞謔》所記崔銑等人對《水滸傳》的評論是現在已知時間最早的評論,這一評論毫無疑問是《水滸傳》早期傳播的直接證據。

而鄭曉(1499-1566)《今言》所言“郭勳欲進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於太廟,乃仿《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記》”[20]發生於嘉靖十六年(1537),高儒的《百川書志》序刊於嘉靖十九年(1540),郎瑛的《七修類稿》初刊於嘉靖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之間(1545-1547)[21],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初刊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這些書中所記載或著錄的與《水滸傳》相關的傳播資訊,時間上顯然遲於《詞謔》所記載的傳播資訊。

需要說明的是,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是相對而言的,具體證據會因證明物件的不同而發生性質的改變。

例如,要證明《水滸傳》的成書時間,《詞謔》是直接證據,《百川書志》、《七修類稿》、《西湖遊覽志餘》、《今言》、《古今書刻》也都是直接證據,它們都證明了嘉靖時期《水滸傳》在社會上的傳播,而清初成書的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則是間接證據,其所謂“《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遊覽志》又云此書出宋人筆”云云,都只是轉述明人說法,對於《水滸傳》的成書時間沒有證據價值。

清貫華堂刊本《水滸傳》

如果要證明《水滸傳》的作者,則上述文獻又都不是直接證據,《詞謔》、《今言》等未談作者,其他文獻雖記錄過作者,卻有施耐庵、羅貫中兩說,時代又有南宋、元、洪武初之不同,均非當時人記當時事,而是得自於傳聞。

要證明這些說法的可信,必須提供南宋或元代或明初的直接證據,否則便得不出令人信服的可以稱為科學的結論。

文獻-傳播學方法在注意尋找文獻傳播的直接證據的同時,還要注意區分文獻傳播資訊的真實與虛假。

一般來說,直接證據是當時人記當時事,來自耳聞目驗,真實度自然較高;而間接證據是當時人記前代事,往往來自傳聞,真實度自然會低。然而,事情往往會有反例,具體到《水滸傳》傳播資訊,直接證據也並非一定真實可靠。

例如,明末金聖嘆自稱得到貫華堂古本《水滸》七十回,這應該是直接證據,是當時人記當時事,故胡適認為這說法可信,以為“金聖嘆無假託古本的必要,他確有一種七十回本”[22]。

魯迅像

魯迅不同意這一判斷,後來學者也多不同意這一判斷,並證實了金本《水滸》其實是擷取《水滸全傳》前70回及第71回前半回,加上盧俊義驚噩夢的尾巴而形成。這說明直接證據也可能提供虛假資訊,造成人們的認識混亂。

這種假託古本,偽造版本資訊或任意題署作者,在通俗小說傳播中是普遍現象,這與通俗小說不是“正經”讀物,政府不予監管,學者不予重視,書商以盈利為目的,故意編造虛假資訊、製造賣點有直接關係。

而經、史等官刻書籍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例如,嘉靖十一年(1532)提刑按察司牒建寧府:“議呈巡按察院詳允會督學道選委明經師生,將各書一遵欽頒官本,重複校讎。字畫句讀音釋,俱頗明的。《書》、《詩》、《禮記》、《四書傳說》款識如舊,《易經》加刻《程傳》,恐只窮本義,涉偏廢也。《春秋》以《胡傳》為主,而《左》、《公》、《谷》三傳附焉,資參考也。刻成合發刊布,為此牒仰本府著落當該官吏,即將發出各書,轉發建陽縣。拘各刻書匠戶到官,每給一部,嚴督務要照式翻刊。縣仍選委師生對同,方許刷賣。書尾就刻匠戶姓名查考,再不許故違官式,另自改刊。如有違謬,拿問重罪,追版剗毀,決不輕貸。”[23]

《書林清話》

可見官刻書籍有規定的版本、細緻的校對、嚴格的監管和問責機制,版本及作者的來龍去脈是可以考察的。而《水滸傳》這樣的通俗小說,是不可以靠版本題署和書商宣傳來作為直接證據的。

最後還想指出,我們對近百年來《水滸傳》成書時間討論的回顧,旨在揭示有關研究出現的困窘,並非根本否定人們進行作者、版本、內證研究所取得的成績。正是前人艱苦卓絕的研究而仍然不能解決疑難,才啟發我們要另闢蹊徑,選擇更科學更有效的方法。

因為通俗小說採取的是大眾傳播手段,所以不能用研究經、史的傳統方法來研究通俗小說的傳播,而文獻-傳播學方法正是適應著通俗小說這一特定物件、能夠為世代累積型作品的成書時代進行準確定位的有效方法。

(上下滑動檢視註釋)

註釋:

[1]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雲:“意者此種故事,當時載在人口者必甚多,雖或已有種種書本,而失之簡略,或多舛迕,於是又復有人起而薈萃取捨之,綴為巨袟,使較有條理,可觀覽,是為後來之大部《水滸傳》。”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17頁。馬幼垣在《水滸論衡·呼籲研究簡本〈水滸〉意見書》中也說:“以《水滸》版本系統的複雜,內容文字的分歧,說它是一人一時,或二人異時之作,是很難理解的事。當然這並不否認會有一個或者多過一個卓越的編輯總其成,定取捨,排次第,甚至增刪其述事,使《水滸》達到明中葉後廣為流通時的狀況的可能性。但這不是我們一般通用的著作權的定義,也不能抹殺最後定型前的長期演易過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30-31頁。

[2]王利器:《〈水滸全傳〉是怎樣纂修的》,《文學評論》1982年第3期;收入《耐雪堂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3]王齊洲:《〈三國志演義〉成書時間新探——兼論世代累積型作品成書時間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4]馬幼垣:《水滸論衡》考據篇,第40頁。

[5] 馬幼垣:《水滸論衡》考據篇,第43頁,

[6] 馬幼垣:《水滸論衡》考據篇,第42頁,

[7] 馬幼垣:《水滸論衡》考據篇,第39頁,

[8] 張國光:《〈水滸〉祖本探考——兼論施耐庵為郭勳門客之託名》,《江漢論壇》1982年第1期;《再論〈水滸〉成書於明嘉靖初年》,《武漢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後收入《古典文學論爭集》(武漢:武漢出版社,1987年)。

[9] 以上論文分別發表於《文學遺產》1999年第2期、《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文學評論》2003年第4期、《文學遺產》2005年第1期、《文學遺產》2007年第5期、《文學遺產》2009年第5期。

[10]例如,張培鋒《關於〈水滸傳〉成書時間的幾個“內證”考辨——與石昌渝先生商榷》(《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水滸傳〉成書於嘉靖初年說再質疑》(《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沈伯俊《文學史料的歸納與解讀——元代至明初小說和戲曲中白銀的使用》(《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張寧《從貨幣資訊看〈水滸傳〉成書的兩個階段》(《文學遺產》2007年第5期);蕭相愷、苗懷明《〈水滸傳〉成書於嘉靖說辨證——與石昌渝先生商榷》(《文學遺產》2007年第5期),《〈水滸傳〉成書於嘉靖說再辨證——石昌渝先生〈答客難〉評議》(《文學遺產》2008年第6期》)。

[11]李開先:《詞謔》,《中國古典戲曲論著整合》三,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286頁。

[12]詳見李偉實《從水滸戲和水滸葉子看〈水滸傳〉的成書年代》,《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1期;王齊洲、王麗娟《從〈菽園雜記〉、〈葉子譜〉所記“葉子戲”看〈水滸傳〉成書時間》,《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13]詳見王齊洲、王麗娟《錢希言〈戲瑕〉所記〈水滸傳〉傳播史料辨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王麗娟、王齊洲《〈戲瑕〉所記“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再析——答李永祜先生兼及學術研究的態度與方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

[14]詳見王麗娟、王齊洲《〈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15]參見王麗娟《〈水滸傳〉早期傳播史料辨析——以杜堇〈水滸全圖〉為中心》,《明清小說研究》2012年第3期;喬光輝《杜堇〈水滸人物全圖〉偽託考》,《藝苑》2012年第6期;劉榕峻《陳洪綬〈水滸葉子〉研究》,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16]詳見王齊洲《論〈水滸傳〉的早期傳播——以張醜著錄文徵明小楷古本〈水滸傳〉為中心》,《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3期。

[17]詳見王齊洲《〈三國志演義〉成書時間新探——兼論世代累積型作品成書時間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18]這期間唐順之曾丁母憂而歸裡,李開先也曾因疾歸裡。

[19]參見王麗娟《〈水滸傳〉成書時間新證》,《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20]鄭曉:《今言》卷一,李致忠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8頁。

[21]《七修類稿》初刻時間大概在嘉靖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之間(1545-1547),後又曾校勘、增刪和修訂,全本成書時間最早應為隆慶元年(1567)。參見郭昂然:《郎瑛及其〈七修類稿〉研究》,第21-22頁,暨南大學2014年博士論文。

[22]胡適:《水滸傳考證》,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第40頁。

[23] 參見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明時官刻書只准翻刻不準另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5頁。

本文總題目為《文獻-傳播學方法是解決通俗小說疑難問題的有效方法——以《水滸傳》成書年代的討論為例》,經作者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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