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王天然:餘仁仲刊刻“九經”辨

一、疑問的提出

(一)十行本附音情實及十行本餘仁仲本的關係

十行註疏本系統中唐人作疏者,陸德明《經典釋文》多附於句下,僅《周易兼義》附於書後。《儀禮》一經較為特殊,實則用宋楊復《儀禮圖》,而將疏文、音義散入其間,與他經附於句下的形式一致。宋人作疏之四經情況不盡相同。其中《爾雅》為九行本,附音有襲用《釋文》者,有不用《釋文》反切而用直音者,可見已有宋人改竄。[1]《孟子》陸德明本無音義,十行註疏合刻本系統之《孟子註疏解經》不附音。[2]與之相似,十行本《論語註疏解經》《孝經註疏》亦不附《釋文》。[3]

十行註疏合刻本與餘仁仲經注附釋文字之間,則存在著無法忽視的密切關係。喬秀巖於《〈禮記〉版本雜識》一文中首先指出:“餘仁仲本、纂圖互注本、十行本以及閩、監、毛本為一類,餘仁仲本不妨假設為此類文字之淵源。” [4]其後刁小龍、張麗娟分別對《公羊傳》《左傳》二書進行考察,皆得出相似結論。[5]本人也曾因校勘《穀梁傳》眾本,而意識到餘仁仲刊本《春秋穀梁傳》為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祖本之可能。[6]

而《周禮》一書,目前所知餘仁仲本雖無傳本,但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中尚存餘本異文,且作為參照的重要版本如越州八行本亦存世,故也具備梳理源流的條件。張麗娟即通過詳考餘本《夏官》異文,認為:“餘仁仲本與十行本(也包括纂圖本、京本)在文字上具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7]為便於讀者理解,現據《春官》異同,列表1示意如下:[8]

由表1可見,十行本多與餘本相同,而餘本、十行本多與八行本相異。八行本、十行本這兩種註疏合刻本,在文字上多有不同,而十行本、餘本之間的聯絡則較為明顯。總之,通過以上多位學者的考察可知,十行本刊刻過程中可能利用了餘本,至少這一結論對《禮記》《公羊傳》《左傳》《周禮》而言應無大誤。

(二)疑問的提出

而從附音角度觀察,十行本中的某些特殊現象又格外引人注意。目前十行本中雖僅知《毛詩》《左傳》《穀梁傳》有宋刊傳世,[9]但據現存元刻十行本情況,前人推定除《儀禮》《爾雅》之外的十一經皆有宋刊。[10]僅由附音情況即可見出,南宋建陽書坊在刊刻九經三傳凡十一種經籍的過程中,多部經書的刊刻雖與餘本有關,但也有數種所用底本較為特殊。由上文可知,今存元刻明修十行本《周易兼義》附《釋文》於卷末,而《孝經》《論語》《孟子》三種皆不附音,可見宋刊十行本於此四書並未利用以餘本為代表的經注附釋文型別之本。

何以會有如此之不同?基於十行本與餘本的密切關係,我們有理由懷疑十行本刊刻之時,餘仁仲是否已刻成經注附釋文型別本《周易》《論語》《孝經》《孟子》四經。元人嶽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載:“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餘氏、興國於氏二本。” [11]其後《四庫提要》再申其說雲:“宋時九經刊板以建安餘氏、興國於氏二本為善。” [12]故以往學者多以餘仁仲刊刻“九經”為常識。然而不疑之處實有疑問,此常識或需重新審視。

二、餘仁仲刊經的已知與未知

(一)實物與文獻所見餘仁仲刊經

餘仁仲刊經今存《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四種,其中鐵琴銅劍樓舊藏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何休序後,刊有餘仁仲紹熙辛亥題記(1191),卷末有“癸丑仲秋重校”刊記(1193)。《古逸叢書》影刻本《春秋穀梁傳集解》,即楊守敬據日本狩谷望之影寫本重刊者,[13] 卷末亦有“癸丑仲秋重校訖”字樣。這是目前所知餘仁仲刊經及重校最明確的紀年。

實物之外,文獻中所見餘仁仲刊經還有《尚書》《毛詩》《周禮》三種。上文已言阮元校記存有餘本《周禮》異文,且刊本於清代尚有流傳。[14]元嶽浚刊經之《沿革例》中總例七則,實為襲取宋人廖瑩中《九經總例》之文,張政烺早有揭示,其說什確。[15]七則之中“考異”一則,便記有《定之方中》《巧言》《生民》等篇餘仁仲本之異文,[16]可見餘仁仲確實曾刊刻《毛詩》 ,且為廖氏在刊刻《九經》時參用。而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載金鳳翔校《十三經注疏》,所錄《尚書正義》識語曰“校建安餘仁仲萬卷堂本”。[17]金鳳翔據傅氏考證,為何義門弟子,[18]當為康熙時人。而何焯多以善本校勘群書,金氏此類校記正是師法顓門的體現。[19]此書曾經傅氏收藏,所記當可信據。且義門之弟何煌,於《尚書音義》亦有“從,餘仁仲附音義本作後”之校語。[20]多方證據可見餘仁仲確曾刊刻《尚書》,且清早期可能尚有流傳。

(二)餘仁仲刊經的未知部分

另外,宋毛居正《周易正誤》又引建安餘氏本異文數條。如履卦六三註文“志存於五”,毛雲“五作王,誤。《正義》雲'以六三之微而欲行九五之事',是解註文'志存於五'也。紹興註疏本、興國軍本皆誤作王,唯建安餘氏本作五”。又如噬嗑象辭“先王以明罰勑法”,毛雲“ 監本誤作敕,舊作勑,紹興府註疏本,建安餘氏本皆作勑”。再如隨卦釋文“故舍音舍,下文同”,毛雲“舍作社,誤。興國軍本亦然,唯建安餘氏本不誤”。[21] 故餘氏亦刊《周易》,但宋代建安餘氏以刻書為業者眾,此餘氏未必即餘仁仲。[22] 將“建安餘氏”刻書作具體的區分,實有必要。因為雖然同為餘氏,但刊刻書籍時,從底本、參校本的選擇,到體例的確定、版式的安排,允有不同。這些差異,勢必影響學者對版本系統的判斷。而建安書林,與餘仁仲年代接近之餘氏實有其人。[23]

現舉一例,即林之奇《尚書全解》餘氏本,前人多認作餘仁仲刊刻。考少穎此書林耕淳佑庚戌序(1250),言“又一朋友雲建安書坊餘氏數年前新刊一本”,原板“刊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今板本不存矣” 。林耕乙巳仲春得餘本(1245),雲“開視果新板,以'尚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安餘氏”。[24]然此本是否為餘仁仲所刊,則需要辨析。宋黃倫《尚書精義》有“淳熙庚子臘月朔旦建安餘氏萬卷堂”題記(1180),[25]堂號明確,為餘仁仲刊本應無大誤。[26]又因紹熙辛亥初刻《穀梁》時(1191),[27]餘仁仲銜名已為“國學進士”。雖不能確定此“國學進士”的性質,[28]但恐非幼弱之人可稱。然林耕所得新板《尚書全解》的刊刻,在1245年之前數年。綜合以上證據考量,此本刊刻之時餘仁仲若在世,也已是耄耋之人,故此“建安餘氏”應非餘仁仲。

如此,毛氏《正誤》所據之《周易》“建安餘氏”本,尚無法遽定為餘仁仲本。而前述異文履卦之例,六三註文“志存於五”之“五”,本多誤作“王”,唯建安餘氏本不誤。今檢作為廖瑩中本翻刻本的元嶽本,“五”仍誤作“王”。據《九經總例》及清武英殿仿嶽本《禮記》可知,廖氏刊經於餘仁仲確有刊本之經,當多依餘本,並參校眾本。而由此處齟齬亦可見出,毛氏所據“建安餘氏本”是否為餘仁仲本尚有疑問,餘仁仲是否確實刊成《周易》亦未可知。[29]

綜上,通過實物與文獻考察,餘仁仲刊經可確定者為五經三傳共七種,而這七種經書在十行本系統中皆附釋文。《周易》一經亦有建安餘氏刊本,但是否為餘仁仲刊刻尚無法確定。至於《論語》《孝經》《孟子》三種,則更缺乏餘仁仲經注附釋文字明證。且後兩書,若依餘仁仲所刻他經體例,散《釋文》於句下,皆有非常現實的困難。陸德明於《孟子》本無音義,後廖氏刊刻所附者為宋人孫奭所撰[30]。而陸德明《孝經音義》所據實為鄭注本,與後來《孝經》用御注本根本有別。餘仁仲對《釋文》與正文不同之處,多能兩存。[31]若以此例散《釋文》入《孝經》,勢必多有不合,且無法兩存。因這一問題略為複雜,本文將專闢一節加以考察。即以宋元本《孝經》附音情況為入口,討論餘氏刊刻此經之可能。

三、宋元本《孝經》附音考

(一)宋元本《孝經音義》條理

上文言及陸德明《孝經音義》註釋音義的物件為鄭注本,現對今存宋元本《音義》作一條理。國圖藏宋刻宋元遞修本《孝經音義》卷首有“鄭氏”二字,此為陸氏所據底本為鄭注本的明證。另外此本中多有“本今”云云之文,皆為後人校語。清人臧琳《孝經音義考正》雲:“凡雲本今作某,本今無此字者,向疑是後來校者之辭,非陸氏原文。” [32]盧文弨《孝經音義考證》亦云:“《釋文》依鄭注作音義,而今本則唐明皇所注,以《釋文》附之自多不合。校此書者往往雲'本今無',即入之陸氏書中,殊為混淆。” [33]則清人於此已有認識。今以宋刻宋元遞修本為據詳考,[34]實則“本今”之文多至67條。其中“本今無”者56條,皆為鄭注及其音義;“本今作”者11條,皆為御注本文字。為節省篇幅,現將兩類“本今”情況各舉五例列表2如下:

由表2可見,《釋文》“本今”之文皆後人據御注本校勘所得,絕非陸氏原文。蓋王利器所謂宋人改竄者。[35]若餘仁仲刊刻《孝經》,散《釋文》於句下,為與“本今”貼合,此67條便勢必需要刪去或改動。

其實,在宋本《釋文》中,就存在類似的刪節本實物。清人黃丕烈曾影刻汲古閣影宋鈔本《孝經今文音義》,[36]其中多無“本今無”及相應《音義》原文,但又殘存8條“本今”之文,詳見表3。[37]由此可見,此本實為貼合“本今”而形成的刪節本,但因刪改未淨,尚存本來面目。而此類單行本音義,則是在《釋文》附於《孝經》之後,這種附音方式下產生的。

上可見,無論是將《釋文》散入句下,還是單行附後,這兩種附音方式都需要對《釋文》作出較大刪改。[38]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孝經》註文的變化,即御注本替代鄭注本的結果。[39]本文將繼續考察現存宋元本附音《孝經》實物,對歷史上確曾出現的《孝經》附音形式與內容進行討論。

(二)宋元本《孝經》附音考

現存宋元本附音《孝經》實物有兩種,一為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北宋天聖明道間刊本《御注孝經》,[40]一為元翻南宋廖瑩中刊本《孝經》。[41]前者正文為經注本,卷末單附《孝經音略》三行,後者亦為經注本而附音於句下。二者恰好是上文已經述及的,兩種不同的附音嘗試。因廖氏《九經總例》明言參以“增韻”或“監韻”,即毛晃、毛居正《增修互注禮部韻略》,[42]故元翻廖本附音理應有襲用《增韻》者。現將南宋幹道五年黃三八郎書鋪本《巨宋廣韻》、北宋本《音略》、元刻後補本《增韻》、元翻廖本附音、宋刻宋元遞修本《音義》對讀,列表4如下。[43]為簡潔計,《音略》與元翻廖本附音為直音,或二者顯然襲用《音義》,便不再列出《廣韻》與《增韻》之反切。而元翻廖本無附音之例,亦不再列出《增韻》反切。

由表4可見,北宋本《音略》,序音部分因陸氏無音義,皆為新造。其中有參考當時通行官韻《廣韻》一系韻書的痕跡,[46]明顯者如第1、3、4、5、7例,以及8、9兩例下字。正文部分,有襲用《音義》者,如第10、13、14、15、16、17、18、19、20、21、22例。[47]也有參考《廣韻》一系韻書者,如第11、12例。

元翻廖本附音,序音部分有參考毛氏《增韻》者,如第1例。也有未用《增韻》而用《音略》之例,明顯者如第2、6例,以及3、9兩例上字。正文部分,有襲用《音義》者,如第10、13、14、15、17、18、19、20、21例。也有參考《增韻》者,如第16例。[48]

要之,北宋本《音略》有襲用《音義》、參考《廣韻》一系韻書兩種注音來源。元翻廖本附音有襲用《音略》《音義》、參考《增韻》三種注音來源。北宋本《音略》,序文部分實為宋人新造,正文部分多襲用《音義》,但也偶有新造之例。而元翻廖本附音所反映的廖刻注音之法,則是序文部分多襲用《音略》,正文部分多襲用《音義》,而兩部分於《增韻》皆有參考。通過考察宋元本附音《孝經》實物,我們可以確定,無論是將《孝經音義》散入句下,還是單行附後,這兩種附音方式都需要對《音義》作出較大更動,所附之音甚至具有雜糅特點。而這一面貌,正因貼合當時讀音、符合文字實際而成。

基於這種實際情況,餘仁仲若果然刊刻《孝經》的經注附釋文字,其附音方式亦無法跳出以上所舉之例。且以餘氏刊經散《音義》於句下例衡之,必然需要大量刪改《音義》原文。這實在與餘本他經條例相違,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餘仁仲刊刻經注附釋文字《孝經》之可能。

四、餘仁仲刊刻“九經”辨

(一)廖嶽條例與《六經正誤序》

若以上懷疑尚屬合理,那麼前人所謂餘仁仲刊刻九經又當如何理解?其實,這一常識主要來自元人嶽浚《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言“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餘氏、興國於氏二本”,上文已述。宋人廖瑩中《九經總例》“書本”條中,亦提及九經傳本曰“九經本行於世多矣”云云。廖嶽之表述,均需仔細辨析。

岳氏《沿革例》與廖氏《總例》的關係,因張政烺名文,已為學者習知。但二者實際上又與魏了翁《六經正誤序》有著極大的淵源,這點卻未能引起廣泛注意。[49]鶴山序即為毛居正《六經正誤》而作,開篇追述由秦燔至雕版以前經籍之流傳。自“五季而後”起,詳述經籍版刻源流,進而敘及柯山校刊經籍事,這兩部分即為廖氏《總例》、岳氏《沿革例》襲用,唯字句略有改動。現加以對比,列表5如下:[50]

由表5可見,《九經總例》《九經三傳沿革例》對五代以來經籍版刻的回顧,以及毛誼父校刊六經三傳的情況,皆檃括魏華父《六經正誤序》而成。其中有些措辭的變化還頗為講究,如廖氏以“五季之舊”易魏序之“周舊”(詳見表5乙),即以寬泛之言替換具體之語。這大概是因為《總例》“書本”後文列五代監本為“晉天福銅板本”(詳見表5戊),[52]若仍作“周舊”,恐人有前後不一之惑。

(二)“九經”內涵析論

毛居正《六經正誤》所涉經數實為六經三傳凡八種,即《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廖瑩中刊經所涉經數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左傳》《論語》《孝經》《孟子》共九種。嶽浚刊經則在廖刻九經的基礎上增刻《公羊》《穀梁》二傳,即九經三傳合十一種。不難發現,從毛氏六經三傳到廖刻九經,再到嶽刻九經三傳,校刊經書呈不斷擴充之勢。故作為凡例綜述性質的《總例》與《沿革例》,即使襲用毛書序文,也需有所變化,其中最顯著者即對“九經”的強調。

但《總例》的措辭與《沿革例》又有明顯不同,“九經本行於世多矣”一段實為統攝性描述(詳見表5《總例》乙),且並未明言餘仁仲刻足九經。同樣在此段描述中,“九經”之數恐怕也並未與所舉潭撫閩蜀諸本相聯絡。因為《總例》對諸本的描述顯然襲自魏了翁序文(詳見表5《序》乙),而魏序作於寶慶初元(1225),此時撫州本僅有六經三傳凡八種。而廖氏撰寫《總例》之時,撫州本或也只刊成六經三傳。黃震鹹淳九年(1273)《修撫州六經跋》雲:“又舊板惟六經三傳,今用監本添刊《論語》《孟子》《孝經》,以足九經之數。 ” [53]由此可知鹹淳九年撫州本方刻足九經。此時已是廖瑩中生命的最後階段,廖刻《九經》當已在此前完成。[54]換言之,廖刻《九經》之時,撫州本尚不足九經之數。又《總例》“書本”條列舉二十三本,其中稱撫州本為“撫州舊本”,也與黃跋“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相應,“舊本”顯然對應六經。由此亦可見出,廖刻《九經》時撫州本並無後刻之三經。《總例》中這段經籍版刻史回顧,關於“九經”的表述,乃承接五代國子監刊本九經而來,實為統合之辭,同時又與廖瑩中自刻經籍之數呼應,故與其他舊本經數並不直接相關。

措辭的關鍵性變化,其實發生在元初嶽浚的《沿革例》之中,此時關於餘仁仲本的具體認識恐已渺茫。據岳氏所述,當時廖刻原板也已散落,廖刻原書經其廣搜博求,方聚成全書(詳見表5《沿革例》甲)。而廖氏《總例》“書本”雲“前輩謂興國於氏本及建餘氏本為最善,逮詳考之,亦此善於彼爾。又於本音義不列於本文下,率隔數葉始一聚見,不便尋索。且經之與注,遺脫滋多”(詳見表5《總例》戊),則廖氏以餘仁仲本善於興國於氏本。後文雖然也說“餘本閒不免誤舛,要皆不足以言善也”,但此乃為己刻九經張本。玩味其意,廖氏必許餘本較優,而多據其書。[55]故岳氏在理解廖意基礎上,誤以餘仁仲刻足九經,進而演變為《沿革例》開篇首句的表述(詳見表5甲),明確將餘仁仲本與九經之數建立了聯絡。

綜上所述,岳氏之說恐無更多依據,並不可信。而以此說為根基、以往學者深信的餘刻九經這一常識,也便隨之顛覆。即使日後我們還欲證成餘氏確曾刊足九經,恐怕也不能再以岳氏之文為依據,而是需要出示更多其他力證。

五、餘論

另外,廖氏《總例》中的兩處表述,也需再作辨析。其一,如何理解“建本十一經”?[56]張政烺雲:“蓋即指餘仁仲所刻,岳氏仿刻廖本《九經》,增以餘氏《公》、《谷》二傳,是僅復'建本《十一經》 '之舊。” [57]因廖氏參考之本中有“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中字凡四本”“建本有音釋註疏”,皆可稱建本。故《總例》言及餘仁仲本,多稱“建餘氏本”“建餘仁仲”“餘本”“餘仁仲本”,以“餘”字為別。以此視“建本十一經”之稱,恐怕並非指餘本。而據目前所知,建陽地區書坊之註疏合刻本,亦即通稱為十行本者,宋刻正有九經三傳凡十一種,此本與“建本有音釋註疏”“建本十一經”的描述,最為符合。其二,如何理解“惟建本始仿館閣校書式,從旁加圈點”?[58]雖然今存餘仁仲本實物均與此描述相符,但此處“建本”當為統稱,並非專指餘本,因建刻中另有句讀正文之本。[59]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對作為常識的餘仁仲刊刻“九經”提出懷疑,更重要的是藉此反思餘本在經籍版刻譜系中的地位與影響,以及其後新舊經籍型別在版本脈絡中的不同走向。

由寫本時代進入刊本時代,經籍刊刻受到五代兩宋監本的影響乃事之主流、理之必然。而這之中,某些新型匯校本的出現,對版本脈絡的形成也有關鍵作用,餘仁仲本堪稱此類典型。[60]它的影響並不侷限於經注附釋文字這一型別內部,[61]也極為迅速地進入到註疏合刻本型別之中。幾乎與餘仁仲刊經同時,當地書坊也在進行註疏合刻的嘗試。根據上文的梳理、考察可知,餘本數種經書甫成,可能便被建陽書坊聯合刊刻的十行註疏本採用,我們今天仍舊可以從文字內容到附音形式,辨認出這一影響。

實則南宋初年建陽書坊已有經注附釋文字《周易》刊行,[62]故此類將釋文散於句下的經籍刊本,可能並非自餘仁仲始。而《論語》亦有“纂圖互注”本存世,即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李盛鐸木犀軒舊藏劉氏天香書院刊本。[63]綜合考慮劉本“慎”“敦”“廓”等字闕筆避諱情況,以及字型板式特徵,此本當為宋寧宗以後建陽地區坊刻本,可見與餘本同時而略晚。如此,我們也可略窺,當時建陽書坊嘗試刊刻經注附釋文型別本之一斑。而十行本具有與餘本密切相關、不涉其他經注附釋文字的特點,這種選擇,一方面正可說明其與餘仁仲本的親緣關係,另一方面也可說明餘本對註疏合刻本的影響是迅速發生的。

宋刊十行本十一經中未曾利用“餘本”之部分,顯然與他經不同,直到清乾隆武英殿校刊《十三經注疏》,《周易》《論語》《孝經》《孟子》註疏合刻本的附音工作方集體完成。[64]此四種經書,雖未必儲存南宋孝宗至寧宗間眾本匯校之成果,但也惟其如此,並未受到新型匯校本影響,可能反而保留了一些舊型別的面貌。[65]這種新舊經籍型別的不同走向,也直接影響了千載之下的經書讀本。[66]此類問題的思考,皆以懷疑餘仁仲刊刻“九經”為起點。藉此疑問,或許可對經籍版本譜系型別展開新論,以啟新知。

2017年5月20日初稿

2017年7月21日二稿

2017年11月25日改定

附記:為簡潔計,文中徵引諸家均省去尊稱,在此一併致敬。小文曾先後得到張麗娟、郭立暄、瞿豔丹三位先生及匿名外審專家的具體指教,謹致謝忱。而文中謬誤,責在本人。

[1]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刊《爾雅》上中下三卷,每卷卷末附“爾雅釋音”,此屬經注附釋音的早期刊刻形式。然其所附者多直音而間有反切,也並非《釋文》舊貌。

[2] 今存經注附釋文字《孟子》有元刊者二,所附“釋文”皆宋孫奭補作。

[3] 今存宋刻經注附釋文字《論語》有劉氏天香書院本,而註疏合刻本中亦有《釋文》散於句下之蜀刻本存世。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北宋本《御注孝經》卷末附“孝經音略”三行,亦屬經注附音的早期刊刻形式。

[4] 喬秀巖《〈禮記〉版本雜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第109頁。

[5] 詳見刁小龍《〈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版本小識》,《國學學刊》2010年第4期,第53-55頁;張麗娟《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7-159頁。

[6] 詳見拙文《唐宋元本〈春秋穀梁傳集解〉版本小識》,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6月,第26-27頁。近來簡逸光又有專文討論十行本所據餘本之跡,詳見《宋刻〈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註疏〉所據餘本考》,載《“十三經注疏與經學文獻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2016年8月25日-26日,第370頁。但《穀梁傳》一書因缺乏作為參照的撫州本、越州八行本,二本關係勢必不如《禮記》《公羊傳》《左傳》明晰,時至今日本人仍傾向於將它們的源流關係視為一種可能。

[7] 張麗娟《南宋建安餘仁仲刻本〈周禮〉考索》,《中國經學》第十七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7頁。此處蒙張麗娟先生提示,特此說明。

[8] 此次考察工作,參考阮元《周禮註疏校勘記》(據藝文印書館影印本《十三經注疏》所附校記及《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文選樓單行本)、加藤虎之亮《周禮經註疏音義校勘記》(據東京無窮會影印本)之校勘成果,並複核越州八行本《周禮疏》(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元刻明修十行本《附釋音周禮註疏》(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9] 《附釋音毛詩註疏》《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有宋刊十行本藏於日本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此事較早由長澤規矩也揭櫫於世,詳見《正德十行本註疏非宋本考》,此文由1934年發表的《十行本註疏考》修改而成。原文詳見《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1卷,汲古書院,1982年,第32頁;中譯可參蕭志強譯文,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4期,第41頁。其後張麗娟又指出,國圖藏有宋刊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詳見張麗娟《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第355-361頁。按,民國間趙萬里已將此部《穀梁》定為宋刻明印本,詳見《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卷一,1933年刊本,第6-A頁。

[10] 阿部隆一以為有宋刻者為十種,在此基礎上張麗娟據元泰定刻本《孝經註疏》推定為十一種。詳見張麗娟《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第385-386頁。

[11] 嶽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張鈞衡《擇是居叢書》本,第1-A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索書號:叢260/ 1181。《擇是居叢書總目》雲此書“據影宋寫本重雕”,本人所見此目為一版單頁,夾於所圖另一部張氏叢書中,該部索書號:叢260/1182 。張本卷首影刻“傳是樓”“徐炯珍臧祕笈”二印,卷末有“烏程張鈞衡石銘據景宋寫本開”刊記,並影刻“徐中子”一印。張鈞衡跋文亦明言“今得傳是樓影鈔本再刻之”,可知所據之本為徐氏傳是樓舊藏。此書嘉慶甲戌汪紹成藤花榭刊本亦號稱影宋,前有焦循序。由序文可知焦廷琥曾以任大椿、鮑廷博、汪紹成本互校。今國圖藏有一部任本,索書號:13689,存焦廷琥校記及焦循校、跋,校語多記汪本、鮑本異文,正可與此序印證。焦循跋文又云:“餘生平不喜為本子之學,然世之為本子之學者,扵各本之是非優劣非靜核之,未可偏從一本也。”也可與序文“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之意對觀。汪張二本字型行款版式大類,筆畫、版心計字數略異,文字偶有不同。如第2-A頁“淳”字,汪本不闕筆,張本闕筆;又如第12-B頁,汪本“春遇反”,張本作“舂遇反”;再如第34-B頁,汪本“蜀大本”,張本作“蜀大字本”且“大字”二字為小字雙行。雖二者並非影宋,卻也尚存舊式,故張政烺稱為善本。詳見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載《文史叢考》,中華書局,2012年,第313頁。因張本所據底本較為明確,今以之為據。需要注意的是,所圖藏兩部張本又有初印、後印之別,本文以索書號為叢260/1181之初印本錄文。《沿革例》版本除上述之外還有多種,雖貌似複雜實則較為簡單,此問題將於《〈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版本源流考》一文中詳論。

[12] 書前《提要》可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559頁。亦可見《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271頁。

[13] 狩谷望之據柴邦彥舊藏刊本影寫,原委詳見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二“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宋槧本阿波侯藏”條,載《解題叢書》 ,國書刊行會,1916年,第24頁。此本可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公佈者,網路連結: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765936 。亦可見《近世漢方醫學書整合》第53卷,名著出版,1981年。楊守敬影刻詳情可參《日本訪書志》,載《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22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第82頁。

[14] 可參張麗娟《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第140頁;《南宋建安餘仁仲刻本〈周禮〉考索》,第87頁。

[15] 詳見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315-318頁。

[16] 詳見嶽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28-B、29-B、30-A頁。

[17]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1983年,第4頁。

[18] 詳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67頁。

[19] 傅氏收藏的這部金鳳翔校本《十三經注疏》中便有臨寫義門、小山校記之部分。

[20] 詳見黃焯《經典釋文匯校》,中華書局,2006年,第102頁。

[21] 詳見毛居正《六經正誤》卷一,國圖藏元刻配清抄本,第1-B、2-B、7-B、8-A頁。本文所據為縮微膠片,索書號:03646。

[22] 餘氏書業詳情可參肖東發《建陽餘氏刻書考略》,《文獻》1984年第3期、第4期、1985年第1期。

[23] 較明顯者如宋刊《活人事證藥方》有嘉定丙子序(1216),序後有牌記雲“建安餘恭禮宅刻梓”。詳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591頁。

[24] 詳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冊,第5頁。

[25] 詳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冊,第144頁。

[26] 今存餘仁仲本《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實物,均有刊記標明“萬卷堂”字樣。

[27] 《公羊》《穀梁》同時刊刻,唯此銜名刊於《穀梁》卷末耳。

[28] 宋代文獻中常見“國學進士”之稱,不必以登第目之。

[29] 夏其峰曾記餘仁仲刊刻《周易注》《尚書註疏》《毛詩正義》《周禮註疏》《儀禮註疏》,然皆不注出處,且以餘刊《尚書》《毛詩》《周禮》《儀禮》之註疏合刻本,恐難信據。詳見夏其峰《宋版古籍佚存書錄》,三晉出版社,2010年,第1066、1069、1073、1080、1081頁。

[30] 廖刻並參文公音。

[31] 餘仁仲刊本《公羊傳》何休序後,有題記曰“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需要注意的是,餘氏刊書並未嚴格依此行事。如餘本《穀梁傳》於桓公二年經“蔡侯、鄭伯會於鄧”之範注“鄧,某地”下,引《釋文》作“某地,不知其國,故云某,後放此”。而宋刻宋元遞修本《釋文》於“厶地”下雲“本又作某。不知其國,故云厶地,後皆放此”。可見《釋文》、餘本所據底本不同,文字有異,餘氏雖宣告“皆不敢以臆見更定”,但確實偶有例外,然其主流仍是兩存異文。另外,餘本對《釋文》與正文參差之處,還通過互易《釋文》底本或本異文,達到方便閱讀的目的,這一編輯工作也並非完全忠實《釋文》原貌,但客觀效果尚能兩存異文。

[32] 臧琳《經義雜記》,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7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6頁。

[33] 盧文弨《經典釋文考證》,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80冊,第257頁。

[34] 此本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下同。

[35] 王氏據《玉海》卷四十三“開寶校釋文”條推測,《孝經音義》的改竄或在開寶五年判監陳鄂重修之時。詳見王利器《〈經典釋文〉考》,載《曉傳書齋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9頁。

[36] 詳見黃丕烈《士禮居叢書》本《三經音義》,此本據“中華古籍資源庫”公佈者,網路連結: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 shanbenjiaojua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6488945&metaData.lId=3726306&IdLib=402834c3409540be0141aa7d72035310 。

[37] 需要注意的是,第6條“本今”之文黃氏影宋本未刪,蓋因經文亦有“則子說”三字,情況與其他7條不同。

[38] 宋刻經籍中尚有於眉端標音者,如國圖藏《公羊春秋》《穀梁春秋》,詳見《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若用此種附音方式,同樣需對《孝經音義》作出較大刪改。

[39] 《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載:“(開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經》,頒於天下及國子學。至天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於天下。”王溥《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7頁。

[40] 此版本判定意見參狩谷望之、傅增湘說。詳見文政九年(1826)求古樓摹雕本卷末狩谷望之題記,可參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第28頁;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89頁。傅氏曾於1929年11月在日訪書時親見此本,需要注意的是《經眼錄》雲“己巳十一月十一日觀”乃舊曆新曆混用,1929年11月底傅氏已歸國,此處蒙瞿豔丹先生提示,特此說明。

[41] 趙萬里、冀淑英皆定此本為元相臺岳氏荊溪家塾刻本,詳見《中國版刻圖錄》,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56頁;《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頁。但因不見牌記,張政烺以此本為相臺、旴郡覆刻廖本之外者,詳見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336頁。張學謙則因刊工、藏印資訊推定此本亦為元嶽浚本,其中刊工“翁壽昌”之名同見於嶽本《春秋經傳集解》與此本《孝經》,是較為有力的證據。詳見張學謙《“嶽本”補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年第3期,第74-75頁。兩種意見皆有理據,今暫稱元翻廖本。

[42] 詳見嶽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4-B、14-B頁。

[43] 《廣韻》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公佈者,網路連結: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音略》據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公佈者,網路連結: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69328 ;《增韻》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元翻廖本附音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此表蒙匿名外審專家提示完善,特此說明。

[44] 原本文字殘損,下同。

[45]“ ”當為“措”之形訛,黃丕烈本《孝經今文音義》正作“措”。

[46] 因景德四年尚有戚綸等所定《韻略》,此前又有邱雍《韻略》,故稱。趙誠以戚綸《韻略》為《廣韻》簡本,詳見趙誠《中國古代韻書》,中華書局,2003年,第58頁。其說所據即《玉海》卷四十五“景德新定韻略”條,詳見王應麟《玉海》,廣陵書社,2003年,第847-848頁。

[47] 第22例當襲用《音義》,唯因文字實際,顛倒字序耳。

[48]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去聲十八隊佩小韻“悖”字下雲“蓋吳人呼布為步,不知非正音也。唯《韻略》作蒲昧切,是”,毛晃《擬進增修互注禮部韻略表》亦言陸德明“以布內反悖禮之悖,當蒲昧切”。詳見毛晃、毛居正《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卷四第34-B頁、卷前第4-B頁。廖氏《九經總例》批評沈氏、徐氏、陸氏(按,蓋即沉重、徐邈、陸元朗)以吳音為字母的意見,與毛氏之說一脈相承,詳見嶽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17頁。元翻廖本附音改陸氏《音義》反切上字“補”為“蒲”,實質上是糾正吳音聲母混淆清濁,故以並母字替代幫母字,體現的正是廖刻參考毛氏《增韻》的結果。需要注意的是,寧繼福曾引魯國堯《增韻》吳音化傾向很重之說,進一步指出書中所見吳音之四種表現,並雲:“毛晃大概沒有意識到這些信手而成的東西竟是吳音。”詳見寧繼福《〈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2期,第268-269頁。全稿後收入寧忌浮《〈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中華書局,1997年。

[49] 對此王國維似乎已有認識,如《宋刊本爾雅疏跋》雲“此種州郡刊板,當時即入監中,故魏華父、嶽倦翁並謂南渡監本盡取諸江南諸州”,據此推測,王氏應知《沿革例》與魏序有相似之處(以岳珂為作者則因襲舊說而誤)。詳見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第1038頁。其後張政烺、李更則明確指出《九經總例》“書本”“字畫”多襲用魏序,由之剪裁。詳見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325頁;李更《“校讎式”析讀》,《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年第2期,第61頁。可惜此問題的揭示,並未引發深入的討論。

[50] 《六經正誤序》據國圖所藏元刻配清抄本錄文,《九經三傳沿革例》及其中所存《九經總例》據《擇是居叢書》本錄文。

[51] 《擇是居叢書》本“淳”字闕末筆,需要注意的是此處為張氏影刻時避清諱。

[52] 銅板代指監本,說詳艾俊川《談銅版》,載《文中象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8-96頁。

[53] 黃震《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十二,《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明洪武翻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34-B、35-A頁。按,《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書前及《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金元編》皆著錄此本為“元后至元三年刻本”,乃沿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舊說。此本實為明洪武翻刻本,說詳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通論編》,中西書局,2015年,第58頁。此處蒙郭立暄先生提示,特此說明。

[54]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賈廖刊書”條雲“廖群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雖誇而文可採。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萆抄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為籤,然或者惜其刪落諸經注為可惜耳(按,張政烺雲疑指廖氏刪改《釋文》,並引孟森之研究,即嶽本中也確有脫落註文之例。詳見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320-321頁),反不若韓、柳文為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詳見《周密集》第3冊,楊瑞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0頁。《志雅堂雜鈔》卷下亦載“廖群玉諸書則始於《景開福華編》(按,景開或開景倒誤,此處對整理者之標點略有調整)。……其後開《九經》,凡用十餘本對定,各委本經人點對,又圈句讀,極其精妙。……所開韓、柳文,尤精好。又節一《禮》本傳,以便童蒙習讀者,亦佳。又開《文選》於建寧,其後又欲開《戰國策》及《蘇東坡詩》,以海陵顧注為祖,而益以他注,未暇入梓,而國事異矣”,詳見《周密集》第4冊,第64頁。由周氏所記廖氏刊書次第推測,《九經》當完成於廖氏刊書事業的早期。

[55] 張政烺正如此理解而云“廖刻《九經》雖據建安餘氏、興國於氏二本,而大體以餘本為主”,詳見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325頁。

[56] 詳見嶽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22-A頁。

[57] 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338頁。

[58] 詳見嶽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第24-B頁。

[59] 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劉氏天香書院《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此書卷上尾題、卷下首題“互注”下有“點校”二字)、 《四部叢刊》影印劉氏嘉業堂舊藏《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尚書》、吉林大學圖書館所藏《京本點校附音春秋經傳集解》等,正文也有句讀。

[60] 以餘仁仲本為代表的南宋建陽坊刻本,使典籍版本逐漸“偏離”五代以來的監本系統,從而生長出新的脈絡。這一過程既體現在附釋文、附疏文、纂圖互注重言重意等合刻工作產生的新形制中,也體現於匯校眾本後產生的新文字中,而且這種現象也並不侷限於經部文獻。

[61] 經注附釋文字型別內部,目前所知受其影響最明顯者為纂圖互注本、廖瑩中本。

[62] 南宋初葉建陽地區書坊曾刻有一批字近瘦金體的書籍(此字型特徵為趙萬里之總結,詳見《中國版刻圖錄》,第35-36頁。黃永年則以南宋建本均作顏體,且認為前期字型較為瘦勁,尚有浙本歐體模樣。詳見黃永年《古籍版本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5頁。二家各能把握此類版刻字型的部分特徵,描述似異而實質上可能並不矛盾),除此本《周易》外,還有《史記》、《晉書》、《唐書》、王叔邊本《後漢書》、陳八郎本《文選》、黃三八郎本《巨宋廣韻》等,均為一時之物。

[63] 又可將此類版本視為經注附釋文型別中的新型別。

[64] 這一工作所據,蓋即天祿琳琅所藏宋刊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因此本《釋文》喪親章“卜其宅兆”下雲“廣韻雲垗葬地”,“廣韻”實為“廣雅”之訛,而武英殿本附《釋文》沿誤作“廣韻”。詳見《孝經註疏》卷九,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本,第3-B頁。或以此為宋人改竄之跡而非誤字,然有黃丕烈影宋本《孝經今文音義》作“廣雅”為證,元翻廖本附音亦同,“韻”為誤字無疑。趙少鹹已在清人基礎上以“雅”正“韻”,詳見趙少鹹《經典釋文集說附箋殘卷》,中華書局,2016年,第1468頁。殿本《孝經註疏》附音為符合實際,也對《釋文》有所刪節改易。其後《四庫全書》《四庫薈要》本《十三經注疏》沿用殿本,故亦皆有附音。

[65] 如十行本《周易兼義》附《釋文》於書後,便是襲用經注本單刻音義的舊式。

[66] 我們今日仍可從常用的阮刻《十三經注疏》中(《儀禮》《爾雅》除外),看到這兩種不同的經籍型別,即因宋元十行本為阮本主體之源頭。

注:本文發表於《文史》2018年第2期,引用請以該刊為準。

責任編輯:

Reference: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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