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中青報:中醫如何用現代語言與科學界對話?

原標題:中青報:中醫如何用現代語言與科學界對話?

來源:中國青年報-健康中國週刊 記者:崔玉娟

卜彌格(Michal Boym,1612~1659)是明清之際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是第一個向西方系統傳播中國本土文化、中醫中藥知識的歐洲人,他深入研究了中國傳統醫學,完成了多部關於中醫的著作,圖為1682年出版的《中醫指南》一書的插圖。

近日,英國《經濟學人》發表文章《China Is Ramping Up Its Promotion Of Its Ancient Medical Arts》。這篇文章被哈爾濱商業大學副校長程偉轉到學生微信群中,引起強烈關注。程偉曾任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副校長,現在仍在該校任中醫醫史文獻專業教授,微信群中的學生都是從該專業畢業或在讀。

“《經濟學人》的這篇文章給我觸動很大。”該文指出,大力提倡中醫是對科學的挑戰,而程偉則認為:“中醫學不僅對醫療事業,而且對科學事業有獨特的價值。中醫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邏輯有其合理性。”程偉是在9月7日召開的第九屆國際醫學史大會的分論壇上陳述上述觀點的。

巧合還是必然

國際醫學史學會(ISHM)成立於1921年,這是該機構第一次在東亞地區召開國際學術會議。第九屆國際醫學史大會的主題是“全民健康:跨越文化與疆界的歷史經驗”。

參加會議的一名年輕學者、陸軍軍醫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師史如鬆發現,這次參會的學者要麼來自“一帶一路”輻射到的國家,要麼研究的主題是與“一帶一路”相關的醫學。經大會組織者證實,這並非刻意安排,會議通知一經發出,就有來自近30個國家的200多名學者報名參會。

“傳統醫學在現代社會的價值”是與會學者共同關心的話題之一。

傳統醫藥尤其是中醫藥在世界舞臺上的實際處境,與本次會議形成鮮明對比。

《歐盟草藥製品法》2011年4月後開始實施,此後所有中成藥進口必須註冊、申請許可;英國藥品管理局曾宣佈從2014年年初起,全面禁止中成藥在英國的銷售;2009年12月,日本政府也宣稱將部分漢方藥(即日式中藥)排除於公共醫療保險的適用物件之外,作為醫保藥品的日式中藥在日本可能成為自費藥,個人購藥成本大幅提高。

學界正在大力推動中國醫學研究者和實踐者與國際社會的交流。

2015年,94歲的國際醫學史協會迎來了8位中國朋友。這讓國際醫學史學會的司庫阿爾費雷多·穆薩約-索馬(Alfredo Musajo-Somma)感到興奮:“這是自1921年學會建立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多優秀的中國人加入。”他說,“很明顯,我們正在適應你們的思考方式,但是仍然很不瞭解。”

推動中國醫學史專家加入這個協會的是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技史協會醫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張大慶教授,在他看來,時至今日,ISHM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依然濃烈。目前這個學會的會員已經增加到800人,來自50多個國家。

而不可否認的是,醫學史專業在中國還是一個小眾專業。

但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本屆大會主席韓啟德院士看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對於什麼是健康,如何處置病痛既有共同的認識,也有各自的理解,由此構成了人類醫學的豐富性與多樣性。醫學史研究有助於掌握醫學發展規律,從前人的研究歷程中獲得經驗和靈感,從而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助於認識豐富多樣的健康文化,增進對於疾病與痛苦的理解;有助於認識醫療保健活動與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也有助於在現代醫療技術高速發展之時,保持警醒,維護醫學的人文價值。

絲綢之路上除了絲綢還有大黃

伊卜拉欣·沙伊克博士(Ibrahim Shaikh)現任曼徹斯特大學研究員,他曾經是外科醫生,與同為醫生的朋友納西姆·H·納克維(Nasim H.Naqvi)做了一項絲綢之路上的醫藥研究。

納西姆·H·納克維耗費數千英鎊重走絲綢之路。他造訪了絲綢之路上的博物館、考古遺址,查閱了流傳下來的手抄稿。

納西姆·H·納克維和伊卜拉欣·沙伊克的研究顯示,絲綢和大黃是絲綢之路上最早運輸的商品,因為羅馬的女人喜歡絲綢,而羅馬的男人需要大黃——他們常因酗酒引發胃疾,而中國的大黃對他們有幫助。

納西姆·H·納克維(左)體驗絲綢之路沿途國家的中醫診療。

此外,中國人還將針刺、艾灸、脈診等中醫療法介紹到沿線國家。伊卜拉欣·沙伊克認為,現在曼徹斯特的桑樹也是那個時候傳入的。

國際醫學史學會主席卡洛斯-維斯卡·特雷維諾(Carlos Viesca Trevino)在大會閉幕式上臨時追加了一個報告,他給與會者講述了一個19世紀早期的故事。

當時,西班牙國王支援了一支探險隊,將預防天花的牛痘疫苗的接種方法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探險隊隊長巴米斯(Retrato de F. J. Balmis. Grabado)曾致力於成為醫生。探險途中,他了解到中國有很多有用的藥用植物,比如決明子、木賊、半夏等,並將它們帶回了西班牙。有些藥用植物在西班牙種植,如今馬德里的皇家植物園裡,還有當時巴米斯帶回的植物物種。

事實上,在積極推動中國加入國際醫學史學會的張大慶看來,中國傳統醫學是具有中國烙印的文化標籤,而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成為中國宣傳傳統中醫藥,發揮文化和醫學外交作用的重要平臺。

1949年~1978年,WHO是中國唯一主動建立合作關係的國際衛生機構,是中國多邊衛生外交之肇始。

張大慶的學生、北京大學醫學史與醫學哲學系青年學者蘇靜靜在大會報告中陳述:“在後現代的反思中,人們對現代生物醫學日益不滿,對人工的或化學的藥物和療法感到失望,取而代之的是對自然的追求,補充與替代醫學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追捧。尼克松訪華期間,針刺麻醉技術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並激發了世界各國鍼灸愛好者學習鍼灸的熱情與願望。”

自1975年開始,受WHO的委託,上海中醫學院、南京的江蘇新醫學院和北京的中國中醫研究院先後開辦了外國醫師鍼灸班,接受由WHO派遣、通過雙邊關係(根據國家之間的文化技術交流協定)及自費的各國醫師前來學習鍼灸。

隨著國家影響力的不斷擴大,除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員,也不斷有發達國家的學員前來學習鍼灸。截至1982年12月,3個國際鍼灸班共舉辦32期,為世界五大洲90多個國家和地區培訓了586名鍼灸醫生。

衝突碰撞 對話融合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袁冰等人的研究課題是民國時期唯一國立中醫醫院——陪都中醫醫院的命運。

民國時期政府以中醫“不科學”為由,未將中醫納入正規教育體系,經中醫界努力抗爭終獲辦學資格。1929年4月,民國政府衛生部依據《管理醫院規則》,禁止中醫稱醫院。各中醫醫院按照要求改進醫院條件和人員配置,終於1938年獲得允許,可稱醫院,但要稱“中醫醫院”。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醫界積極投入到抗戰救護工作中,在陪都重慶,中醫獲得支援,於1944年5月成立民國唯一一個國立中醫醫院,但是條件簡陋、無病房、無藥房,診費低廉,這個醫院只存續了兩年。

袁冰認為,民國政府無視中醫自身特點,簡單地以西醫的醫院管理規則管理中醫醫院,“西醫醫院的優秀在於先進的裝置、規範化的診療和管理,而中醫診所的優勢在於名醫的臨床診療經驗。”

袁冰做這個研究,也是希望能為當下中西醫管理和發展存在的問題提供借鑑。

義大利人吉奧爾吉奧·贊欽(Giorgio Zanchin)曾連任國際醫學史學會主席,任職8年,今年1月剛剛卸任,他是一名神經科醫生。他說,本屆大會,他從不同領域看到了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衝突、碰撞和融合,感到非常欣慰。在他生活的地方,鍼灸讓很多義大利人知道了中醫,但是應用不多。同時,他也看到了中醫在很多領域更安全、更容易操作,比如“在麻醉方面”。“很多從事醫學方面工作的人願意來中國深入瞭解中醫”。

“中國人缺乏解剖學知識;中國的生理學知識不能正確指導臨床治療,脈學理論晦澀難懂;中國的外科學與內科學一樣停滯不前;常用藥物、放血治療、拔火罐、洗浴法、醫學術語、艾灸、鍼灸、推拿、道教的迷信儀式;中國的氣候、生產、人口、風俗、生活方式、常見疾病。”這些是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高晞在其報告《19世紀以來西方中國醫學史研究》中指出的早期西方對中醫傳播的語境關鍵詞。

高晞認為,十六十七世紀以來西方對中醫的認識,受限於當時的譯者對中醫的瞭解和譯者的中文理解力。

程偉認為,“中醫的歷史就活在今天,這麼長的積累,形成了自己的眼光。”這一點與西醫不同,但是“西醫滿足社會需求的能力很強”,越來越現代是醫學發展的趨勢,中醫如何用現代的語言與科學界對話,是程偉提出的問題。

中醫藥界的學者、醫生已經開始實踐。

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文化研究中心王思特的研究課題是《古代音樂治療醫案的現代醫學價值與文化價值》,她在報告中說,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這些案例中古老的音樂治療原理獲得了現代科學的解讀,除了“聲波治療”“誘發α波”“音樂引導想象”等價值被現代醫學揭示外,其“自然療法”的特點對現代醫學也有借鑑意義。

王思特的這場報告是分組討論中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議題,主辦方並沒有安排一個很大的會議室,但是這個話題突然爆冷,現場很多外國專家提問、探討,也出乎主辦方的意料。

國際醫學史學會主席卡洛斯-維斯卡·特雷維諾是墨西哥人,他說:“中國傳統醫學有數千年曆史,墨西哥或者說西班牙的傳統醫學也有幾千年的歷史,我們並行發展,建立體系理解世界、理解人與世界的關係,我們共同關注的重點就是健康,國家的、世界的健康,最終實現全民的健康,2017年在北京,我非常高興聽到大家的報告。”

編輯:朱蕗鋆

責任編輯:

Reference:健康生活

看更多!請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轉載請附文章網址

不可錯過的話題